蒋介石通过发动“中山舰事件”，把汪精卫排挤出国后，不久又取消了汪精卫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而以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央主席。1926年7月4日，蒋介石又通过国民党中央会议，自兼中央主席（由张静江代理），并任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于是党权、政权、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威福之盛，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对此，国民党左派何香凝、陈友仁等极为不满，要求改变现状，并希望共产党帮助。这时中共中央的态度是“联合左派并中派，向反动的各派进攻；我们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而不能希图消灭中派……有时还需要扶助中派”。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把蒋介石划为中派，视汪精卫为“左派唯一首领”，赞成“将党权和军权分开，请汪精卫回粤，党权交于汪精卫”。以为只要汪精卫到了广州，“事实上便成了左派的中心，政治的中心，并且是党的中心”，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陈独秀还认为，“迎汪”有三个好处：一可以增加国民政府的力量；二可以缓和蒋与各实力派的矛盾冲突；三可望整顿广东政治。
1926年7月，浙江、安徽、湖北、江西、江苏5省国民党党部及上海、汉口特别市党部联衔电请“汪主席销假视事”。不久，其他各地区、各单位党部都发出电报，要汪精卫回国就职。尤其是革命根据地广州，“不仅在一切民众运动中，就是在所有军队中，甚至蒋之根据地黄埔军校学生，亦不满现状，而提迎汪口号。群众的情绪，都要求国民政府有一个新的改变，即要求恢复政治上左派的指导权”。
汪精卫对此沾沾自喜。他于1926年8月下旬，写了一封“自请复职”的信到广州，在国民党中引起了反响，何香凝等“主张将此信提出，借此请汪复职”。“迎汪”的问题，遂正式提出。
蒋介石对此十分反感。他致电黄埔学生说：“迎汪比倒蒋还坏。”并悻然表示：“我以为党政军只能有一个领袖，不能有两个领袖。”“如果大家要汪先生回来，我便走开。如果大家要我不走，汪先生便不能回来。”“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了国民革命的势力。”他两次派人赴上海找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要求共产党“勿赞成汪回”，帮他维持总司令地位。但共产党人明确答复蒋介石：“我们赞成汪回。”
1926年10月15—26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会上25个省市党部和海外10个总支部联名提出“请汪精卫同志销假回部主持大计案”，遭到张静江的反对。张静江暗中受蒋介石唆使，申言他的主席地位“决不能动”，“请汪复职，是不啻拥汪倒蒋，余誓以去就争”。又“申言汪系个人的事，不能过于张皇”，还“扬言提出欢迎胡汉民以为抵制”，最后还以“不知何处可以寻汪”为借口，反对派代表团出国迎汪。但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团结一致，迫使张静江公布了蒋介石“同意”迎汪的电报，“迎汪案”才获全票通过。会议还决定派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褚民谊、简琴石5人为“迎汪”代表，前往巴黎欢迎，并敦请汪精卫“眷念党国，即日命驾回粤”，从而掀起了“迎汪复职”的第一个高潮。
中共中央在这一阶段的活动中，竭力主张“蒋汪合作”，以汪限蒋，反对“迎汪倒蒋”。192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致信广东区委，认为如果以汪倒蒋，必然会使蒋介石离开北伐，或“逼走到反动方面去”。如果利用群众迎汪情绪，继续坚持汪蒋合作，便可“逼蒋左倾”，使蒋“不得不对民众让步”。并指出，让汪精卫出来有三个条件，即：（一）是蒋汪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仍保持蒋之军事首领、总司令地位，愈加充实蒋之实力，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助小军阀倒蒋；（三）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
上述精神也反映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中。会议在发给各级党部的通告中说：“蒋介石督师前方，党务、政治任务繁重，汪同志亟宜销假，共同负责。”在给汪精卫的电报中也说要他同蒋“共肩党国巨任”。会议在通过“迎汪”案的同时，还通过了《电慰蒋总司令决议案》，向蒋说明：“因工作之扩大，筹划之需人，特决议促汪精卫同志销假，与执事共负党政重责。”可见“迎汪”与“拉蒋”并行，“迎汪”是为促成蒋汪合作。
1927年年初，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蒋介石在南昌别树一帜，军事独裁面目进一步暴露。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开展反对独裁，提高党权的活动中，都视汪精卫为取代蒋的“最适当的党务和政治领袖”。所以当武汉行动委员会在《党务宣传大纲》里明确提出“促汪精卫销假复职”后，以湖北的武汉地区为中心，又掀起了“迎汪复职”的第二次浪潮。
从1927年2月中旬开始，各机关团体发出“请汪销假”的电报接连不断，要汪精卫回国主持党国大计的呼声逐日高涨。湖北省党部的电文中说：“当此革命怒潮高涨之日，目前需要无过于领袖集中共任艰巨，以建立有权威之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俾能指挥全国革命运动，以竟总理之遗志，而竣革命之全功。”湖北省总工会的电文中，称汪精卫为“党国领袖”、“革命民众之导师”，并赞美他“自去岁辞职以后，中枢失主，民众惶然。望先生之复职，如久旱云霓，劝驾文电，如飘飞雪片”。湖北省农民协会的电文也把汪精卫说成是“我全国革命民众最景仰最佩服之伟大革命领袖”。从这些电文中可以看出这次迎汪高潮的内容有了改变。其政治含义，已有以汪代蒋、以汪倒蒋的意思。因为在电文中，对蒋介石的政治地位已有所贬低，而把汪精卫比作“革命中枢”和“党国领袖”。人们把汪当做蒋的“克星”，天真地把制服蒋、扭转大局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这暴露了武汉革命阵营的弱点和不足——并没有真正找到制止蒋介石的武器。
当时正在积极准备与武汉革命政府摊牌的蒋介石，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他一方面到处派人打听汪精卫在欧洲的行踪，托李石曾等设法阻止汪精卫回国；另一方面对汪精卫唱起了悦耳动听的赞歌，继续发电“请汪同志销假”，“赶紧回来，共维大局”。同时，又倒打一耙地说：“现在许多人故意造出一种空气，使得他不能够出来销假。”1927年二三月问，蒋介石、张静江等人，连连发表讲话，称汪为“总理生平最尊敬最敬爱的同志”，“我们要同总理一样尊敬他，敬爱他”，“精卫同中正关系是如手如足的”，“如果我中正个人想把持党，不要汪同志出来，中正便是没有人格，谁都可以杀我的”。3月17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全文谓“季兄先生钧鉴：前电谅达，未接复电为念！如不来，则弟惟有辞去一切职务，以谢党国，何如，盼复！中正。”同时写信，“请促”汪立即回国。据汪精卫自己说：1926年12月后，连接中央及蒋介石同志的电报，催促回来。1927年2月间，蒋同志又来一个电报，说你如果再不回来我也走了！那时心里十分难过，不能再读书，后来再接一个电报说党要分裂了，于是兄弟不能不回来！
汪精卫归国前夕，国民党内的营垒已经分明，武汉和上海已经是势不两立。蒋介石之所以一反常态，认冤家为亲家，其目的是要接过“迎汪复职”的口号，与武汉革命势力相抗衡，并引诱汪一起反共。他们看到，汪有一顶“左派领袖”的桂冠，可以影响一部分国民党军政要人，汪虽然表面很“左”，但骨子里是要“提防共产党”，“自始即不满马克思之学说”，到一定时候也要反共的；而且，汪还有很深的“领袖欲”可供利用。因此，要汪回国与他们一起反共，以便“彻底解决，断此亡党毒腕”。
汪精卫自“中山舰事件”被排挤出国后，表面上装出一副“不问他事”的超脱样子，但一直郁郁不得志，时刻窥视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于国事的发展绝不稍弛其注意”。“迎汪复职”的浪潮和蒋介石请他出山，正是他东山再起的好时机。对于回国后，去上海还是赴武汉，汪精卫当然自有打算，他的目的地是武汉，在上海仅作短暂停留。这从他一到上海就马上致电武汉中央和国民政府“请示工作方法”的举动，就可以看出。
1926年11月下旬，汪精卫不顾盲肠炎刚开刀，身体未痊愈的情况，匆忙带着陈璧君及曾仲鸣启程回国。途经柏林，卧床不起，高烧发到40℃，不得不折回巴黎。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经德国、波兰至莫斯科，住了5天，会见了斯大林，然后乘火车至海参崴，再乘苏联邮轮回国。
4月1日，汪精卫抵达上海。当汪精卫坐船一到吴淞口，宋子文就登船相邀“到上海住几天也无不可”。蒋介石会晤汪精卫时说：“你切不要到武汉去”，“总要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讲”。为了拉汪与他一起反共，蒋介石发表“致国民革命军各级将领”的通电，表示迎汪复职的“诚意”。电文说：
汪主席病假逾年，不特全国民众渴望仰慕，党国政要亦蒙受重大影响。中正曾迭电促驾，今幸翩然出山，恍若大旱之获甘霖，莫名欣慰。
汪主席为本党最忠实同志，亦中正平日最敬爱之师友。关于党国大计，业与恳谈。中正深信汪主席复职后，必能贯彻意旨，巩固党基，集中党权，完成革命，以竞总理遗志。
凡我将士，自今以往，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率各军，一致服从。
汪精卫对蒋介石的这一番肉麻吹捧，付之一笑。他深知蒋介石口蜜腹剑的为人，但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他也发了一个电报说：“愿以党员的资格，为党工作”，“推崇过甚，万不敢当。”
1927年4月1日开始，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李石曾等10多人与汪精卫会晤交谈。在会谈中蒋介石等人提出：马上发动政变以“分共”，吴稚晖还提出一个弹劾共产党的“呈文”，主张用“非常之手段”“十分紧迫”地“处置”共产党。汪精卫表示了反共倾向，说共产党要在中国实行列宁式的共产主义，“共产党一定要消灭国民党”的，莫斯科的政策也“是预定的，断不能为了我国民党有什么变更的”，苏俄只不过是“把我们国民党当工具”。他认为国共两党“不容继续相安”，“联俄与容共政策，为应付时代和环境的一种政策”，“时代与环境变了，政策也即随之而变化的”。他同意“分共”，以解决“党事纠纷”，并发誓说：如果武汉政府罢免蒋介石的职务，“我亦与大家共同反对”。但是，在分共的方式和时间上，汪精卫有不同主张，他不同意马上“分共”，强调在军事全局解决以前，“党员纵有意见，不可冲突”。因为他看到革命形势还在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力量很大，怕立即“分共”，反致陷党于“粉碎糜烂”，又怕蒋介石利用“中监委率领一班军人将党打得粉碎”，独吞果实，于己不利。因此，他甚至表示立即“分共”，“我宁自杀”或“将我枪毙”。他也不同意采取“非常处置手段”“分共”，强调党纪法统，主张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说“党纲非一成不易之物，如党纲有不适应，决非不可更改，然更改必须依据党的纪律，非可以个人自由行动，亦非可以武力迫成”。汪精卫的这种态度，被其他人称之为“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当时“与会人士则与汪氏激烈辩论，辩至最高潮时，吴敬恒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甚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
蒋、汪等人经过多次秘密会谈，于5日达成了协议：由汪精卫负责“疏通”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于4月15日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讨论“分共”，以解决“党事纠纷”。密谈还取得了如下初步“谅解”：
关于解决危机的途径和主要办法：“最后乃依汪精卫氏之主张，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其主要办法，即于4月15日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求解决。”
关于在开会之前的暂时应急办法，汪精卫赞成以下几条：（1）由汪精卫负责通知陈独秀，“暂停”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各地共产党员的“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2）武汉政府所发命令，“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得拒绝接受；（3）责令党政军各机关团体的“最高级长官”、“主要负责人”，取缔、制裁“在内阴谋捣乱者”；（4）“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阴谋团体”，加以取缔。这个协定，一向被认为是蒋、汪合伙反共的主要依据。从内容上看，蒋、汪间似乎已经取得默契，可是事实的发展却与此大不一致。
从上述协议看，汪精卫的反共倾向已定，只是时间问题，而“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是汪精卫坚持的方针；而对蒋介石来说，拉汪参与反共的目的是达到了，但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问题，不是蒋介石所期望的。
为了执行“应急办法”第1条，汪精卫与陈独秀“协商”，结果在4月5日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说：无产阶级独裁制，依据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不致发生”。宣言还竭力为蒋介石的反共行为辩护，说什么：“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宣言还说：“国民党最高党部之议决已贴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要求两党同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开减合作”，“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
汪、陈宣言的内容和作用是不好的，可是在蒋介石竭力拉拢汪精卫共同反共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宣言公开重申“国共合作之旨”，宣称“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则是有一定意义的。这对陈独秀来说是有拉汪反蒋之意，而对汪精卫来说则是他不同意与蒋合作马上反共的政治表态。所以，4月5日，国民党首领在上海再次开会时，汪精卫受到吴稚晖的一顿臭骂，说汪接受了以“联共”代替“容共”的原则，等于承认了国共两党“共同治理”中国。汪解释说：“此系误会。”吴骂汪投降了共产党，“狗不如”，要他“滚蛋”，并讽刺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汪精卫“痛哭流涕地说，他自己也是反共的，只不过是方法不同而已”。李宗仁当时主张把汪精卫软禁起来，不能“放虎归山”，让他去武汉。宋子文得悉后，怕难于向武汉政府交代，于当天夜里，偷偷把汪送上“江丸号”轮。汪精卫于次日凌晨不告而别，悄然离沪赴汉。蒋介石沮丧地说：“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汪精卫在赴武汉途中曾写信给李石曾，再次重申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来“解决党内的分歧”，“舍此实无出路”。并说明，他与蒋介石等人尽管有分歧，但“道义感情，一切如故，弟敢信天壤问，更无一物能摧毁我等之道义感情也”。
对于汪精卫与蒋介石等人的“分歧”，了解内情的李石曾有过确切的解释，他说：“汪精卫先生的主张，与吴稚晖先生不同，汪注意于党的组织纪律，而吴则注重以革命手段行之。”但是，汪“注重在党纪，不是牢牢的不肯分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