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县噩梦
“老天咋就不长眼哩，做梦也想不到会被淹成这个样子。”陕西华县下庙镇西甘水村72岁的老人李全巧一边挖荠荠菜一边自语。想到痛处，老人不觉泪眼昏花。
这是记者在去华县重灾区途中遇到的第一个受访者。李全巧老人所经历的痛苦，其实有着一定代表性。去年8月间的一场大水，将她所栖身的老屋——一座土木结构瓦房彻底摧垮，儿子新建的三间砖混结构房屋也未能幸免。
从老人断断续续的描述中记者了解到，整整一个冬天，李全巧一家八口人暂住在邻居房顶政府发放的救灾帐篷里，一双脚都被冻肿了。“水来得太急，衣服、粮食、家具都来不及搬，就全沤在水里了。即便是现在，房前屋后的庄稼地里，还是进不去人，淤积着腥味扑鼻的积水，玉米绝收，苹果树、梨树、花椒树被洪水浸泡，基本上全死掉了。”
和李全巧一家遭遇一样，西甘水村村民吃的全部是政府救济的粮食，穿的基本上是民政部门发放的捐赠衣物。尽管寒冷的冬天终于熬了过去，但像往年一样紧张忙碌之中充满喜悦的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大水清退之后，几乎所有的庄稼地都因积水太多无法下种，加上部分土地盐碱化，看这个架势，至少上半年是要空等了。”一位40多岁的王姓村民忍不住插话说。
沿村间土路颠簸前行，沿途景象颇为凄惨：道路两旁的农田积水业已退去，凝结成龟背纹般的硬块；很多果园仍然浸泡在积水中；沿街房屋，正面泥渍已被清除，但侧墙、内壁上还残留有清晰的洪水遗渍。深蓝色的救灾帐篷穿插在生机暗淡的村庄里，这一切景象时时提醒着人们，这里曾遭遇过洪水肆虐。
“大量收购枯死果树，价格面议。”类似这样的招牌，在采访车途经的每一个村子都可以看到。道路两旁的村户门前，堆积最多的也是剁成细节的果树枝干。十字大队武万杰一个上午已经拉了满满两架子车的果树枝条，这位侍弄四亩果树已经四个年头的中年男子眼圈泛红地说，前两年忙着上肥料，剪枝条，挂果才一年，就都毁在洪水中了。攀谈中，他身旁的妻子不停地给记者使眼色：“谁都不能和他提果树，他总是回不过神来，越想就越心痛，毕竟一大笔贷款泡在水里了，家里还有两个正上学的孩子。”
废墟上的希望
下庙镇胡村小学的规模，超出了记者的想象。13顶帐篷搭在遭洪水摧毁的校园废墟上，全镇21个行政村中一半村落的690名学生在这里求学。“还有两顶帐篷没有撑起来，实在是没有空地了，教室太挤，两人课桌现在三人共坐。”教龄32年、51岁的李玲霄校长抱怨说。
去年的洪水，将这所占地40亩拥有83间教室的高级小学几乎夷为平地，剩下的只是9间危房、一扇大铁门和一间门房，如今门房成了教师休息室和校长办公室。谈话中，适逢课间休息，不时有教师进来倒热水。“学校能够为老师们提供的，就剩下给教师们烧口热水了。”李玲霄说，从去年10月中旬开办起帐篷小学，集纳9所初小的30多名教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工作。
同恶劣环境相比，至今让李玲霄心有余悸的还是在洪水中抢救校产。“那天雨下个不停，一路上都是往县城转移的村民，赶到学校时，村落的人基本上已经走空了，想到刚刚才到位的几千本教材，央求一位村民帮助转运，装载着电教器材和书本的机动三轮才驶到大路上，后面的水就一浪浪地扑来，想起来都觉得后怕。”李玲霄说，来不及转运的16部投影仪和刚添置不久的电视机最终还是泡在了水里，而帮助学校抢运书本的村民更是一点家产都没来得及带出来。
连续一周，李玲霄都觉得心情很好，因为国债划拨的100万元校园重建资金已经到位，如果不出意外，今年7月31日前，新校园就可以竣工投入使用。几天来，承建方陕西省第六工程公司的两名工程师一直在同她协商新校园的设计。“其实也没啥好设计的，我就是想让他们把楼建高些，最好能经得住洪水，有过去年的经历，难免有些怕，万一今年再发洪水呢？”
事实上，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只是图纸设计，由于洪水滞留时间长，用施工单位工程师的话说，“挖两锹土，就可见水。”因而需要开挖两道二米左右的深坑用以抽排水。“可是学生上课不能受影响，校园里已经没有合适搭建帐篷的地方了。”李玲霄又一次犯难了。
难以承载的痛
从胡村小学北望，正前方就是渭河大堤，直线距离不足500米，驱车向东北方向行驶约1公里地，就是去年渭河支流罗纹河决口处，西北方向则是石堤河决口处，处在夹槽地带的下庙镇无疑是洪水重灾区。
在下庙镇所属村落与村民攀谈，很多当地群众对去年一场“小水”酿成的“大灾”百思不得其解。援引此前官方的说法是，比之1954年三门峡大坝未建成之前那场流量达7660立方米的洪水，去年洪峰流量仅有3570立方米/秒，简直可以说是“毛毛雨”，但去年水位却比1954年的水位高出3.95米，流速慢10倍，每小时3公里的流速，简直像是“闲庭信步”。归根结底，是同潼关高程抬高有关。
下庙镇什字村南汉明老汉说，1968年的特大洪水他也经历过，可是没法同去年的洪水比，看上去来水不大，水流也缓，但是没有想到洪水后劲却大，说来就来，从两道支堤破开两道口子，倒灌进来，多少人的希望被淹没在水下。
在什字村颇有声望的68岁吝润生老人早年在外打过工，被村民公认为见识很广，他说起灾区重建时观点显得很是特别。“灾后，政府给村民提供了很大支援，这从情感上给予了温暖，但是对于村民实际来说，最需要建立的还是信心。”吝润生列举说，大部分的农田依然浸在水里，即使有水退下的田地，几锹下去还是见水，而且已经有田地出现盐碱。和这些眼见到的困难相比，最难以解决的事情，还在于下庙镇大部分农田都在支堤以外，从地势上讲，支堤外的田地同支堤内落差至少2米，如果要恢复生产，需要投入怎样的精力和资金，不难想象。但是经过这样一场洪水，人不免担心，万一今年还有洪水发生，那么，所有的付出仍是一场空，终究不能在汛期前赶上收获季节。
持这样观点的村民不在少数。
村民们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有专家此前分析认为，黄河流域从2002年开始又进入十几年一个周期的丰水期，今年的降雨量较去年还要有所增加。
顺路直上，记者再次来到去年渭河洪水期间曾决口的罗纹河堤口，未及近前，耳边就传来机器的轰鸣声。一位施工者说，这里将重建一座更大规模的水闸，两旁的堤坝也将加宽加高，增强防洪泄洪能力。
三门峡之争
事实上，早在三门峡问题论证期间，就有人反对。认为“治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工作，但这种声音毕竟只是少数人发出的。作为大坝的受害方，陕西本着“淹一家救万家”的大局精神，服从中央的决定，为三门峡大坝确实作出了牺牲：舍弃两座县城21个乡镇248个村庄和100万亩耕地，移民28.7万后又陆续迁回，这种痛苦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是难以体会的。
为了权衡三门峡上下游利益与平衡陕西和河南、山东的关系，国家一直在努力探寻一条鱼和熊掌兼得的两全之策。
1964年，由******总理主持的治黄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就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按原设计运行、维持现状；另一种主张拆除三门峡大坝。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治理黄河规划即使过去觉得很好，现在看不够好，也要修改。”“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对关中平原会有很大的影响。不能只顾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为了下游，宁肯淹关中。”
1969年6月，陕、晋、豫、鲁四省会议再次在郑州召开，明确提出“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原则和“合理排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的水库运用方式。
之后，每隔几年就有类似的会议举行。
直至2003年10月11日，由水利部召集陕、晋、豫三省相关部门和部分专家学者就“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问题再次召开专题调研会议。
会上，“保库”派和“毁库”派观点极为对立。保库派认为：三门峡水库建成40多年来，下游没有发生一场洪灾，这期间曾成功避免6次凌期决口的危险，这就是大坝的功劳。
持反对观点的陕西代表认为小浪底水库落成后，三门峡大坝的历史使命已彻底完成。力主将三门峡大坝拆除，至少实行“空库敞泄”，这样可以使淤积在三门峡大坝内的泥沙逐渐排空，从而降低潼关高程，从根本上解决渭河河床抬高的问题。
而大部分专家认为，小浪底水库是依托三门峡大坝建成的水利枢纽，只有和三门峡水库联用将黄河下游防洪标准由60年一遇提高到千年一遇，利用75.5亿立方米的调沙库容拦沙，才可以保持黄河下游20年不淤积抬高。黄河防凌需要35亿立方米的库容，小浪底只能解决20亿立方米的库容，剩下15亿立方米的库容需要三门峡来解决。若现在将三门峡大坝毁掉或实行空库敞泄，用不了10年，小浪底将成为第二个三门峡。若这两个水库都不存在，黄河下游的水患将会再次成为河南、山东两省近两亿人民的心头之患。
三门峡水库究竟何去何从？
这一切，有待历史来鉴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