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七上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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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上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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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电话室的小蔡来叫我接电话,她说是一位姓关的小姐打来的。我很奇怪:难道是关芳的电话?我已经很久没和她联系了,再说,她似乎也不知道我现在的工作。我一接电话,就听出来是左楠。我说你怎么姓关了?

她说你原来不是有个女朋友叫关芳吗?我用她的姓名打电话,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你上一次还和我说起她,说她是你的老情人!我有点哭笑不得,说不要胡闹了,有事说事。她说你说实话,刚才接电话的时候,你是不是既紧张又兴奋?我说兴奋没多少,意外倒是有一些。她沉默了一下,说还有一个意外要告诉你,我怀孕了。还好她说的声音不是很大。我捂着话筒,看了看周围,有几个学生正在等电话,一边等电话一边在偷听我打电话。我敢肯定,如果让他们听到我和左楠的对话,听到老情人或是怀孕这样的字眼儿,会对他们的身心造成极大的心理刺激。在一般学生看来,老师是没有性别,也没有性生活的。我说没事,我们一起来解决。她好像很不高兴,她说你会让我拿掉吗?

我说等我到你那儿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我说我是在电话室接电话,周围还有学生在等电话呢,我先说到这里吧。可能是我的语气有点冲,左楠挂上了电话。

小蔡把话筒接过去,放在话机上。她好像知道我遇到麻烦了,偷偷地笑了笑。

因为都是年轻人,小蔡经常和我们在食堂的一张大圆桌上吃饭。她是个很丰满的女孩,我偷偷观察过她的乳房,很大,好像不是一只手能掌握的。

小蔡说起话来嗲声嗲气,她说公渡老师你欠我一块巧克力耶。我说好吧,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带给你。她说你的脸色看起来好像不太好耶。我说我一直就是这样,累的。

出门的时候,我碰到了学校的董事长。我在低头走路,所以也没和他打招呼。

中午吃饭的时候,小蔡坐在我旁边,她一边吃着巧克力一边笑着说这件事,她说你看起来魂不守舍,董事长狠狠瞪了你一眼。

我压低声音说你还是离那个董事长远点吧,他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每次一来学校就往你那儿胞,指不定憋什么坏呢!小蔡好像被我说中了心事,立刻就沉默下来。我觉得很抱歉。

我最后离开学校的时候,电话员换成了一个黑黑瘦瘦的女孩。

小蔡已经走了,据说是被坏蛋董事长弄大了肚子。

可惜了一个小女孩,生了恁大的一把好乳!一个男同事这么说。

77

那个星期我过得惴惴不安,一想到一个小生命可能要被我扼杀,我就悔恨万分。

周末休息的时候,我去学校找左楠。

她看起来没什么变化,腹部还是像带鱼那样扁平。吃饭的时候,她点了一个“八珍豆腐”,又点了“西湖莼菜汤”,好像食欲还不错。她没有说怀孕这件事。饭店里人不多,不过好像不是说这种事的场合。吃完饭出来,路过一家药店,她说想去买早孕试纸。我说好吧。

我看了早孕试纸的说明,说是用尿就可以判断女人是不是怀孕。我不明白这其中的原理,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女人据说来自火星,像是另一种生物,总是和男人有很大的不同。在我正要买的时候,左楠凑在我耳边说不用了,我是骗你的。你现在买安全套就可以了。

后来她告诉我,这是对我放纵自己、只图自己舒服不管不顾的报复。这是琪琪告诉她的办法,说可以试出男人是不是真心对待他的女人。

好在是一场虛惊。

那天晚上,我发射完子弹,躺在床上,有气无力。我把安全套褪下来,系上一个结,随手扔向垃圾筐。我总是给安全套打一个结,我不知道这种习惯是如何养成的以及为什么。她撩开被子,飞快地向里面看了一眼,还用手捏了捏。她说你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我说什么样子?

她说就是那样儿,软软的,像一个湿乎乎的套子。我说是这样,此一时彼一时。

满足了自己的求知欲,她把被子拉到下巴颏下面,像一只刚啃过鱼头的猫一样心满意足。

她的脑袋里老是被这些稀奇古怪的念头充满着,让她有时候喜悦,有时候悲伤。

78

第二天,左楠没有回家。

我们去一个叫做“水上乐园”的地方游泳。那是当时条件最好的游泳馆,有标准泳道。

刚到门口,左楠的传呼机响了。左楠看了看号码,说是家里的。

她去回电话。回来之后,情绪变得很低落。

我问她,她说,妈妈问她为什么没回家,又冲她发脾气了。

我安慰了她几句。

游泳馆开着暖气,但也不是特别热。窗户上,铁制的玻璃框生了锈,结满了黄色的冰溜子,像是冻起来的尿液。

我们在水里游了一会儿。

我好像有点儿累,游不动。

我站在浅水区,水面几乎漫过了我的胸口。

我看见左楠向我游过来。我已经记不清她游泳的姿势,但我当时的感觉是:她是一种很奇怪的鱼。

她抱着我站在浅水区,但这似乎并不能使她温暖,她的脸色很白,嘴唇紫色还有点儿发青。

我们好像是一对殉情的人,像一对儿被活埋的人,土埋半截了。

整个游泳场几乎没有什么人。水道尽头是一对父子,好像是在进行游泳训练。儿子不太想游,父亲一脚把儿子踹进了水里。

儿子哭着,他不停地游到岸边,想要上岸。但父亲手里拿着一根竹竿,只要儿子的手摸到水池的边,他就不停地打在他的手上。

那个孩子向我们的方向游过来。

我觉得很无聊,从水里爬出来,把浴巾铺到地上,然后扒了上去。我的生殖器萎缩得像一个婴儿,这使我羞愧。左楠在我身边坐下来,她的身体好像在发抖。我给她拿来一瓶水,递给她。她没有喝,她说越喝越冷。

我想抱她,她说这样不好,把我的手推开了。

我站起来,向水里扎了进去。

因为是浅水区,不能扎得太狠,否则会磕破鼻子。

我喜欢潜游,尤其喜欢在水底缓慢滑过的感觉,在水下面睁开眼睛,看着游泳池底细碎的马赛克和射进水里的阳光。

我一个接一个,从一条水线上面翻下去,又从另一条下面潜上来,水线光滑的塑料环碰触着我的小腿,感觉很舒服,我觉得自己是在横渡长江。

到达游泳池的另一侧,我看了看左楠。

她孤零零地躺在那里。

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水,重新向她游过去。

79

她曾经来过我工作的学校几次,和我一起过周末。

这些事被她的母亲知道之后,免不了又是一顿羞辱。

她开始忙着托福考试。

我克制着自己,不再见她。

她的托福成绩下来了,五百多分。

她的家里开始为她留学的事情忙碌。

我知道,我们的爱情走到了尽头,终于要分手了。

这是一场不插电的爱情。

从始到终,我们都是凭着热情在演奏,当热情燃烧殆尽,激情逐渐沉淀,我们还剩下什么呢?

这可怜的早衰的实在撑不下去的爱情。

我们平静地互道珍重,虚伪地说让我们做个朋友,没有欲哭无泪,没有撕心裂肺,没有承诺来生。爱情就这样,照亮又熄灭两个人的天空,像一颗流星。

我几乎想不起当时是如何表达的,回忆的时候,只感到心里一阵轻轻的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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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楠毕业之后并没有立刻出国,而是在高校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

后来的几年时间里,我和左楠见过几次面。

二胖儿兄弟从日本回来,我们在他那里聚会,见了一次面。那是我们分手之后见的第一次面,喝了很多酒。我们没有照顾到大家的情绪,把别人当成了陪衬。

又过了几年,达利画展的时候,左楠来过北京。

她说是参加一个新教材的研讨会,只待一天时间。

我们约在清华见面,聊了一会儿,她说希望到我的住处看一看。

我们来到我租住的那个房间。

房间很小,光线也不好,还有一种味道,发霉的味道。

她看起来很吃惊,说没想到我现在这样落魄,说我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我说习惯就好了,既然选择了这么活,就别给自己太多的想法。

她横坐在单人床上,靠着墙壁,把双腿伸出床外,好像若有所思。

她说我以为你现在睡的是双人床。

我说还是单人床,不过有时候也会变成双人床。

她说你还是那么流氓。

我说你怎么样。

她说她已经有了一个男朋友,准备年底结婚。

我抚摸着她的脸,有一种欲望在我的身体里膨胀。我抚摸着她的身体,想解开她的衣服。左楠看来不喜欢我这种表现。她哭起来,她说没想到会是这样。

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没想到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对你来说,性就是一切。

你好像并没有爱过我,你从来不关心我在想什么,你只是想和我做爱。在你看来,性就是最好的手段,可以代表语言。我说不是的,我还爱着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心虚。不过,她似乎并没有听见我这句话,她拿出电话来,拨了一个号码。接通之后,她对着电话说:会开完了,我想回家,现在就回去,你开车来接我。

挂上电话,她擦干了脸上的泪。她说这次来其实是想和你道别,因为正在办去澳洲的签证,也许就快走了。我只是想再见你一面,没有别的想法。

过两个小时,她的现任男朋友就会开车来接她。

我想我把一切都搞砸了,把一个本来是很伤感很缠绵的时刻给玷污了。我有点痛恨自己总是管不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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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一个小烧烤店里吃了一些东西,吃得有点心不在焉。她还点了啤酒,一人一瓶。

她说你现在是为自己活,而我却是为可怜的名声,是在为自己和家庭那点可怜的名声活着。

我说没人逼你这么做,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漂着。

她说像你一样漂着又能怎么样?你又会带给我什么呢?除了无休止的抱怨,无休止的空想。再说,我已经拿定主意,要给别人当媳妇了。

她说得义正词严,我无言以对。

她去了卫生间,路过柜台,她结了账。

她问我缺钱吗?

我说不缺。

她说缺钱你就说话,我工作了一些时间,攒了几个钱。再说,现在花女人的钱不丢人。

她不愧是,她妈的女儿,说起话来也够狠。我说我知道,等我缺钱的时候再找你吧。她说过段时间我还要去上海培训。我说去吧上海是个好地方。她说你缺什么东西吗?我从上海给你寄过来。我说不缺。

她跟我说这些的时候变得平心静气,好像我是她的一个穷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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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俩默默喝着酒。后来,她接了一个电话。

她的男朋友正驾驶着开往北京的汽车一路狂奔,已经到了六里桥。左楠打车走了。

出租车调转了车头,像是一条鱼似的从我身边溜走了。

我在原地跟着那辆车转了个圈。

很多的土飞起来,更增加了画面的真实感。

我冲她挥了挥手,没等车从我的视线里消失,我就转身走了。

不知道还会不会再见她,不知道还会不会再见到她。我莫名其妙地说了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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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一个作家,很穷的人,总是指望着写出一部名著。他全部的财产是一个妻子和一把手枪。除了喝酒,他总是喜欢和妻子做爱,这样他可以暂时忘掉他正在做的事。

他有一个习惯——喜欢玩弄那支手枪。在灵感枯竭的时候,他总是把那把枪顶在自己的太阳穴上,啪地来那么一下,这种声音总使他全身一振,神清气爽。

当然,枪里没有子弹,是空的。

一切看起来都无可挑剔。

他以为自己的妻子深深地爱着他,直到有一天,他在小说里构思的那些拙劣的情节在他眼前成为现实。

当他喝完酒,晕暈乎乎从小酒馆里走出来的时候,他看到他的妻子,躲在路灯的阴影里,正在和别的男人拥抱接吻,彼此都很熟练。

作家没有声张,悄悄地走了,像一条受伤的狗。

他的妻子怀揣着忐忑不安的心和被揉捏得疼痛的乳房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一切都已发生:作家已经死了,是用他的手枪。

一切都很自然,没有人怀疑什么。

人们对这个所谓的作家早已没有了期待,甚至早已没有了起码的尊重。

人们都说,像他这样混日子的人,自杀只是迟早的事。

警察调查之后也证实,作家是自杀,与别人无关——手枪上满是他的指纹。

奇怪的是:这个人居然为自己准备了两颗子弹。他也许是以为一颗子弹打中太阳穴不足以致命,警察说,这个可怜的人。

警察用布垫在鞋底下面,用脚踩住死尸的胳膊,掰开死尸的手,把另一颗子弹用镊子取了出来。

如果他把这颗子弹带进炼尸炉,会有危险的,他说。

没有人知道:当作家抽出弹夹,企图把子弹装上去的时候,发现里面已经有一颗了。

他把两颗子弹在手心里捂了很长时间,然后随便拿出一颗,填进弹夹,扣动了扳机。

在不长的时间里,他的妻子又结了婚。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一天夜里,那个女人在男人怀里做梦的时候,感觉到了恐惧。她看到那个作家拿着两颗子弹向她走过来。你说,我究竟是用哪颗子弹自杀的?他问道。女人闭上眼睛,不敢再看他。

不要不承认,是你杀死了我,她清晰地听见了这么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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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楠后来告诉我,她要结婚了,就是跟开车来接她的那个人。

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她强调说。

我知道她的这种判断肯定是以我为参照物的。

即使这样,也让我高兴。每当看到女人离开我,我总是抑制不住地高兴。她们总算是聪明了一回。她们知道和我这样的一个人混在一起没有什么前途,越早离开越好,陷得越浅越好,在这一点上,那些女人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她们对我总是浅尝辄止,从来不会关心我想什么,从来不听我的表白,从来不相信我的话,她们总是希望在被伤害得千疮百孔之前,全身而退。

我对她说你不要走我是爱你的。她走得反而更快好像唯恐自己反悔。

我在黑夜里想着左楠,想着和她结婚的那个男人是何等幸福。我拉上被子,像条狗一样蜷起身子,把脸放在枕头上打着呼噜,流着涎水,呼呼地睡起来。

在咬人之前,我已经没有了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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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自己有病。我是一种瘟疫。

生活的瘟疫,社会的瘟疫,政治的瘟疫,忠诚的瘟疫,爱情的瘟疫,进步的瘟疫,懒惰的瘟疫,寂寞的瘟疫。不但自己发病,还会感染别人。

又仿佛我是一味有毒的药,与其他药物格格不入,何止“十八反”?反人参,反决明,反金银花,反黄连,反厚朴,反杜仲,反昆布,反紫河车,反莨菪,反童便,反指甲,反淫羊藿,反《医典》,反《黄帝内经》。

我幻想:一棵草可以发动一场针对《本草纲目》的战争。

我就是那种医治瘟疫的药,保持着一个人一个身体的平衡。

我是一支在风里摇晃的有着淡淡味道的草,根、茎、叶全可以入药。

我把自己的脑子像是一片叶子那样扯烂扯烂。

我把自己的指甲象饮片那样嚼碎嚼碎。

我把自己温暖的尿和粪便那样搅拌搅拌。

我把自己的头发切成段。

我用血把它煮沸。

用时间让它沉淀。

在沸腾之后冷却之前我端起来一饮而尽。医治我的瘟疫。

及由此引起的:妄想、谵言、湿热、盗汗、口臭、肾虚、阳痿、幻听、皮肤溃疡、前列腺炎、子宫脱垂、乳腺增生、癌症、霍乱、疯牛病、肝硬化、甲亢、植物神经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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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本草纲目》,这本书也是一部医典。

写作过程:搜肠刮肚,破釜沉舟,始于胡思乱想,终于乱七八糟,稿凡三易,标明为纲,列事为目,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合究竟,直窥渊海,十年成书。

每个北京病人都应该看看。

87

差不多在一年以后,左楠要去澳洲。

她给我发了一封信,告诉我这个消息。

她也告诉我,她和那个人取消了婚约,俩人彻底玩完。

那哥们儿估计也是对她的能量估计不足,大意了。

我其实很想和她的亲人站在一起目送她登机,魂断蓝桥。

但我最终没有去。

一个原因是我不想去为我的老师添恶心。

另一个原因是:既然她要走,就让她干干净净地走,不留任何怀念。

她最终带着美好祝愿腾空而起,像一支利箭射向了澳洲。

她后来给我发了一些信,都是一些情况简报。

她办好了入学手续。

她找到了住处。

她丢了行李。

她切菜时切了手,还好伤得不重。

她的腰细了,腰带缩进去两个扣眼。

她和两个同性恋生活在一起,所以很安全。

在其中一个同性恋被她改造成双性恋彻底爱上她之前,她搬了家。

后来她认识了一个玩电脑的。

那个杂种为了探寻她的秘密,把她的信箱给黑了。

所有的朋友发给她的信,往往成为公开的。

我后来就很少给她写信,因为这件事让我,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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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晚上,四个人坐在一起喝酒。我和一个女人,而左楠是和另一个男人。我们两个的爱人都面貌模糊。我和那个女人吵架,然后那个女人走了。我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瓶啤酒。左楠和那个男人也许以为我走了,他们拥抱在一起,好像很开心,卿卿我我。

我的身体平躺在沙发上,那个沙发真大。他们两个也许是在做爱,听起来很暧昧。我哭了。

他们两个停止了声音,来到我的沙发前,在黑夜里凝视着我。

我还在哭泣,我把啤酒浇在自己的脸上,像是把土扔进墓穴。

然后,我被呛醒了,剧烈地咳嗽起来。

这个梦境无比真实,以至于我在一开始不能分辨。

我的身边躺着一个女人,也许就是在梦中出现的那个女人,模糊不清。

我知道,我还爱着左楠。

89

回到那座城市的时候,我经常会去学校走一走,期望能见到故人,遭遇到熟悉的、生动的表情。

但是,没有,一次都没有,学校的门口像处女的屁股一样干净,她干燥地望着我,没有气味没有湿润没有美好曲线,只是耀眼的灰白、招牌和铁门。

我坐在车里,像一条鱼悲伤地在水底滑行。

阳光普照,但我心如死水,就像湖面上没有风,没有荷叶,没有波纹,没有蜻蜓,没有游船,没有两个依偎的人,没有表达,没有爱情。

又一年的春节,我去学校的时候,发现整个学校已经被拆掉了,图书馆、教学楼、宿舍、浴室、水房、食堂,所有的东西消失得干干净净,就像它们从来不曾存在。

十年的时间,这里只剩下一片瓦砾场,杂草丛生。

90

我坐在开往那所学校的车上。

这是初秋的天气,从打开的车窗里透进来一丝风,稍微有点刺人。我的生活正走在解体的边缘。我离开熟悉的人和事,来到这里。开始另一段生命,和以前的都不一样,和以后的也绝不相同。一个寄宿学校——我今天要去的学校,我将在那里寄存生命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未来的时日,我将陷入寄宿的状态中难以自拔。我在每一个地方寄存一段自己的生命,就好像把自己的生命播撒在路上,然后等衰老到来的时候,将这些生长太久的感情,收割。

91

有人认为这个世界其实是两个世界构成的:一个被人为地将时间拨快,一个是将时间延长。一个是机器世界,一个是爬虫世界。

我在这个私立寄宿中学当上了老师,像一只巨大的爬虫,度日如年。

无论从一般意义上还是严格意义上,我都不是一个好老师。

一节课四十五分钟。作为一个好老师,你必须得占满它,让学生尽可能多地学到知识,你必须得做好准备工作。

但我做不到。备课的时候,写教案的时候,讲课的时候,看作业的时候,我经常心不在焉,总是在想一些别的事情。

讲完课布置完作业却还没有下课,那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时间。我经常习惯性发呆。

教室里很安静,学生们正在奋笔疾书,整理笔记或是写作业。我看着黑板,看上面写满的字。

下一节课来临的时候,这些字就会被擦去,成为粉末,随风而去。我作为老师的痕迹就这样被一点点抹杀,我的一部分生命也就这样消逝。

然后,下课铃响了。

我用最快的时间逃离这个地方,回到自己的宿舍,抽上一支烟。

92

在黑夜里,我站在门外,看远处山上的一点灯光。它是孤寂的,像黑夜中的灯塔。

我像是站在一艘几乎没有动力的船上,没有停靠的岸,别的船早已经帆影远去,而我却只剩下空帆。我在水上随波逐流,掠过黑魆魆的群山。

那些山,我是说那些山,它们从白垩纪甚至更早的时代就矗立在那里,孤独地矗立在那里。它们是沉默的,山的灵魂是一枚坚硬的核,总是稳若磐石。不像我们人类,总是有那么多的私心杂念。

在学校里,到处都是被杂念折磨着的灵魂,如果你晚上从他们的宿舍门口经过,你会听到每间屋子都发出灵魂的叹息。那是什么样的屋子呀?寒冷的,潮湿的,多苔藓的,有异味的,是炼狱。如果不是有友情和爱情,这里会变成一座精神病院。

我们都是当然的病号,或许我们已经是病号了。

93

校长是隐形的,你平常很难看到他的身影,只有在全校大会上你才会听到他的发言,那也是他最需要和最想出现的时候,其余的时间他不是忙着写校歌编校史,就是忙着去各个地方汇报工作请求支持。作为新生事物,私立学校在开始的那些年举步维艰,他总是说自己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学习。

校长对学校的日常管理是通过德育处和教育处两个机构实现的,德育处主抓学生和学生的思想,教育处主抓教师和教学,他们就是校长的锦衣卫,“东厂”和“西厂”。学校实行的是特务统治。主任是特务,老师是特务,班主任下面有小特务,整个学校就是特务集中营,他们美其名曰这是全员管理、对学生负责。

教育处偶尔还做些实事,德育处却是人见人烦。德育处的同志个个都是无耻老辣之人,“老狼”“鸡婆”“阎罗王”“周二虎”“高夫人”,单是这些诨名就可以让人望而生畏,他们中,既有“****五反”中练过眼、反右斗争中练过闪、******中练过骗、**********中练过胆的饱经考验的老运动员,也有大辩论中练过侃、改革开放中练过喊、市场经济后练过脸的新兵,他们团结在一起,力量无穷。在他们眼里,学生不过是一群嗡嗡叫的小苍蝇,老教师不过是老迈无用的腐儒,年轻教师不过是攥在他们手中的几个卵蛋,怕你个球!

德育处就怕学生不闹,你不闹,德育处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学生闹得越欢,德育处的重要性就越能够得以体现。所以它唯恐天下不乱。

德育处是这所学校的核心,学生和老师从来是围着它转的。在统一安排下,每个班他们都培养几个得力的内奸。他们把学生放在对立面上,停课、调查、谈话、沟通、交心就是他们的利器,他们要让学生知道:这个世界上处处充满着背叛和欺骗。

德育处还有专门抓学生搞对象的“四大名捕”,一水儿的全是在树坑和草丛里便于隐藏的小个儿,有男有女,透着那么点机灵。“四大名捕”都是早恋重灾区的班主任,每天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还要研究晚上的捉奸方案,委实够累的。

“四大名捕”的任务很有挑战性。他们要预先埋伏在墙角或是围墙外面的小树林里,一旦发现了情哥哥情妹妹跳墙了幽会抽烟了亲嘴了****了解扣了掏家伙了真想动作了,手电就啪的一声全部打着,发声喊,齐上去拿翻。

老师捉学生的奸,也算是古今奇谈。

德育处的人不单是针对学生的,老师也在他们的监视之列。任何教师和学生过分亲密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对师道尊严观念的严重冒犯,必须防患未然。

德育处后来改名为政教处,实在是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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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学校,我谁都不认识,所以很省心。门外,来来往往有很多人经过,有的人还喊着我的名字,不是妖精。但他们都与我无关。

他们的忙碌与我无关,他们的喧哗与我无关,他们的争论与我无关。我很寂寞,孤单单的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交谈。我想,来个貌若天仙的美女好吧,我会打破愁眉苦脸和她敷衍几句,但是没有。

于是我又想,来个丑一点儿的女同事也好吧,可以谈谈文学什么的。仍旧是失望。

我想实在不行来个男的我也会跟他谈谈腐败或是女人什么的。我等了很长时间也没人来,除了孤独感。我说实在不行写写字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所以在教学之余,我开始零零碎碎地记录一些东西。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文字,很多都诞生于那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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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我认识了穆江。他建立起我们活下去的勇气。

穆江是我的同事。他和我毕业于同一所学校,是我的师哥,这使我们比别人更容易熟悉起来。

那时候,我们刚看完一部电影《莫扎特》,对天才儿童莫扎特印象深刻,于是就命名他为莫扎特江。他很喜欢这个称呼。首先,他是音乐工作者,是神圣的音乐教师;其次,和莫扎特一样,他很瘦,惊人的瘦,一颗巨大的头颅长在他瘦弱的肩上;再次,他面色苍白魂不守舍,总以为自己是个忧郁的王子,总认为自己是个莫扎特一样的悲剧人物,充满了宿命,每天都以为自己第二天就会死去。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如此概括:每天,他像一个有气无力的石像,坐着单位的班车来来去去,半死不活。

他一天大概有二十五个小时在睡觉,他说自己是个睡美人。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说自己是睡美人,这是不是有点变态?看着他柔软的鬈发和不经意的兰花指,我想他大概性心理有问题。他告诉我:在八岁之前,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女孩儿。他玩女孩才会玩的游戏,和女孩混在一起,蹲着撒尿,他觉着自己就是个女孩。上小学之后,因为要上男厕所,他才对自己的性别重新进行了定位。但看起来不是很成功,他还是有点女里女气。他的腰肢像女人一样柔软,可以将身体弯下去弯下去,把自己折叠起来,他的机灵的大眼睛会从裤裆里向你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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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扎特江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有洁癖的人。

他只用从化学实验室拿出来的烧杯喝水。

不管那里面曾经盛过什么,发生过什么反应,他只用烧杯喝水。他认为烧杯是离肮脏最远的容器。每打碎一个,他就会到化学实验室再拿一个,没有烧杯,他几乎不喝水。

他从来不用别的杯子喝水,从来不用。

他更不用别人的杯子喝水,从来不用。

即使他经常在头发上沾着棉花,脚指头顶着破洞,起床之后从来不叠被子,数钱时习惯用手指蘸满唾沫,他也会说自己是个绝对有洁癖的人。

他很注重自己的艺术家形象。每次睡醒之后出门之前,他都要用手把头发叉一叉,再叉一叉。

他对着镜子弹掉奶酪一样的眼屎,他充满****和温柔的大眼睛才开始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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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牙缝非常之大,像是马的牙齿,在一颗牙齿掉了之后,他还镶了一颗金牙。他的牙缝里每天都会被塞进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要看他吃的是什么。有时是一根芹菜,有时是一根茴香,有时是一根稻草。如果你善意地提醒他的话,他会把这个东西用牙签挑出来,放到嘴里嚼嚼,然后再吐掉,他可不是一个喜欢浪费东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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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扎特江是一个充满父爱的人,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的孩子,有一次他换日光灯,日光灯从他手里直直地飞下去,碰到坚硬的地面,成了一堆白色的碎片。

他的孩子看着这一地的碎片,好像被吓呆了,不哭也不出声。

莫扎特江飞快地把孩子抱出去。

他知道日光灯里装的是汞。汞俗称水银,重金属,可以挥发成有毒的气体,会使人急性或慢性中毒。

对这件事,莫扎特江大约担心了十五年的时间,直到他的孩子后来考上大学,没有表现出任何发育不良的症状,他才真正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