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春秋》贬其文，不予专讨也。灵王杀齐庆封，而直称楚子。何也？曰：庄王之行贤，而征舒之罪重，以贤君讨重罪，其于人心善。若不贬，孰知其非正经？《春秋》常于其嫌得者，见其不得也。是故齐桓不予专地而封，晋文不予致王而朝，楚庄弗予专杀而讨。三者不得，则诸侯之得，殆贬矣。此楚灵之所以称子而讨也。《春秋》之辞，多所况，是文约而法明也。
问者曰：“不予诸侯之专封，复见于陈、蔡之灭。不予诸侯之专讨，独不复见庆封之杀，何也？”曰：《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诸侯之不得专讨，固已明矣，而庆封之罪未有所见也，故称楚子以伯讨之，著其罪之宜死，以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贬主之位，乱国之臣，虽不篡杀，其罪皆宜死，比于此其云尔也。
《春秋》曰：“晋伐鲜虞。”奚恶乎晋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礼而死于火，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曰：礼而信。礼无不答，施无不报，天之数也。今我君臣同姓，适女，女无良心，礼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庆父之乱，鲁危殆亡，而齐桓安之。于彼无亲，尚来忧我。如何与同姓而残贼遇我？《诗》云：“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彼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晋不以同姓忧我，而强大厌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谓之晋而已，是婉辞也。
问者曰：“晋恶而不可亲，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耻而称公有疾也？”曰：恶无故自来，君子不耻；内省不疚，何忧何惧？是已矣。今《春秋》耻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于文，而甚于昭公。受乱陵夷，而无惧惕之心。嚣嚣然轻诈妄讨，犯大礼而取同姓，接不义而重自轻也。人之言曰：“国家治，则四邻贺。国家乱，则四邻散。”是故季孙专其位，而大国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归。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耻其困，而耻其所以穷。昭公虽逢此时，苟不取同姓，讵至于是？虽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辅，亦不至如是。时难而治简，行枉而无救，是其所以穷也。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子赤杀，弗忍言日，痛其祸也。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屈伸之志，详略之文皆应之。吾见其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亦知其贵贵而贱贱，重重而轻轻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恶恶也；知其阳阳而阴阴，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诗》云：“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仇匹。”此之谓也。
然则《春秋》义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达之，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视其温辞可以知其塞怨。是故于外道而不显，于内讳而不隐。于尊亦然，于贤亦然。此其别内外、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则世逾近而言逾谨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以故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春秋》之道也。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为辞，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闻，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闻诸侯之君射狸首之乐者，于是自断狸首，县而射之，曰：‘安在于乐也？’此闻其名而不知其实者也。”
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己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与？
问者曰：“物改而天授显矣，其必更作乐，何也？”曰：乐异乎是。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而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乐者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成者，本末质文皆以具矣。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舜时，民乐其昭尧之业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时，民乐其三圣相继，故《夏》。夏者，大也。汤之时，民乐其救之于患害也，故《韶》。韶者，救也。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乐之一也，其所同乐之端不可一也。作乐之法，必反本之所乐。所乐不同事，乐安得不世异？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汤作《》而文王作《武》。四乐殊名，则各顺其民始乐于己也，吾见其效矣。《诗》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乐之风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当是时，纣为无道，诸侯大乱，民乐文王之怒而咏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为乐。谓之《大武》，言民所始乐者武也云尔。故凡乐者作之于终，而名之以始，重本之义也。由此观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应天；制礼作乐之异，人心之动也。二者离而复合，所为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