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与实践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理论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和民族纲领、政策的萌芽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地域范围、开展活动的社会领域、活动的广度和深度都还十分有限。对少数民族的工作尤其如此。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问题文献主要集中在纲领性的论述，具体的政策还不多。无论是纲领还是政策，受马、恩、列、斯的论述和苏维埃俄国的民族工作实践的影响很大。
1922年7月，****二大在上海召开，首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确定其民族政策。大会宣言中指出：“帝国主义者们还口口声声唱什么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人类平等好听的名词，想把资产阶级掠夺无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强国压迫弱小民族的行为，轻轻隐瞒过去。”只有“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以后，才能实现平等和自决”。中国共产党现在的任务是“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在“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实现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目标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大致将苏俄革命的经验与政策搬了过来。其大致包括：民族平等、民族自治与自主、民族自决权、实行联邦制、********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合等内容。
1923年6月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言还是继续前一年的民族原则，提出尊重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即“民族自决”理论。这可以说完全是借鉴苏俄的“民族自决”理论。他们当时并没有认识到也没有时间考虑现实中外蒙古的分离运动。
不过，在接下来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中，从血与火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单纯宣扬“民族自决”可能会出现相反的结果。蒙古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遭到来自国民党及国内其他人士的攻击：共产党的“民族自决”理论，煽动蒙古人脱离中国。陈独秀对此进行反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对********进行过鼓动。他在一篇文章中将“民族自决论”解释为“无产阶级（无产者）的民族自决论”，也就是说，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民族自决”与“民族自治联邦”才符合历史的发展。
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明确了自己的“民族自决”立场。1928年6月****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1930年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的十大纲领》；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关于民族问题的规定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纲领性文件。
政权的建立，使得中国共产党有机会实践自己的民族理论。现实工作的需要使得中国共产党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江西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与理论的主要内容仍是民族民主革命、民族自决权等，但对民族自决权的解释更加清楚。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提到了一定的高度，很多文献都专门提出加强少数民族工作和对少数民族的领导问题。
1928年****六大明确把“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作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十大政纲和口号之一。把民族自决权与国家统一并提，这就把自决权当做一项原则，而不是具体的政策。1929年在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工作指示中提出，“现时在宣传的口号上却是民族自决，而不是民族独立”。这里明确地把承认自决权与民族分离区别开来。《中华苏维埃的十大纲领》第五条指出，“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一切少数民族有完全分立与自由联合之权。”这就把自决权解释为包含“分立”和“联合”两种内容。此后，《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草案》、《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等都明确阐述了民族自决权的内涵，即：“彻底的承认并且实行民族自决，一直到承认各小民族有分立国家的权利。蒙古，回回，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地域的这些弱小民族，他们可以完全自由决定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可以完全自愿的决定建立自己的自治区。”这明显地带有列宁的“为联合而分离”的色彩。
江西时期****的文献中比较明确地出现了倡导民族团结、民族联合的政策和提法。特别是在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华各民族面临危机关头，民族团结的紧迫性空前增加。****在这一方面的提法也逐渐增多。同时，随着****在各地工作的开展，更加重视在少数民族中开展革命斗争，帮助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成为****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经常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与狭隘的民族观念。
****早期民族政策与理论明显地带有苏联模式的痕迹，甚至在部分时期全盘照抄苏联模式，而不能很好地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当然，这一时期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包括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等原则的确立，为日后****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民族政策的转向
在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之前，虽然在理论与宣传上的惯性存在——“民族自决”作为列宁主义的遗产，自然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一个重要理论范畴与宣传口号。但此时发生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自决”理论中，开始剔除民族分离主义，即允许少数民族脱离中国的主张。
长征对于中国共产党与红军而言是一次极为严酷的考验，一方面他们必须在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行进，年轻的红军战士与指战员随时都有被大自然吞噬的可能。另一方面他们还必须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更为麻烦的是，他们在西南、西北等地带，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怀有敌意的少数民族群体的攻击，因为红军被这些群体视为如同国民党一样的入侵者。在这个时候，能否得到少数民族群体的支持，通过这些区域继续向前，或在这些区域建立根据地，就成为红军存亡、中国共产党存续甚至中国革命能否成功的一个重大课题。
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苦的民族工作”，一方面继承了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理论，即“为联合而分离”的政策，承认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并使之得以施行。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试图对少数民族进行阶级教育，力图改造少数民族落后的社会生活状况，以争取少数民族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中来。
1935年8月4日，红军抵达川北毛儿盖，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8月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正在少数民族番夷民占多数的区域，红军今后在中国的西北部活动，也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在少数民族中的基本方针，是在无条件的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即在政治上有随意脱离压迫民族即汉族而独立的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实际上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对他们的内奸卖国贼、土司喇嘛与他们自己的剥削阶级。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我们不能到处把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上层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
这个决议是在长征途中，党内可能发生分裂的情况下通过的，当时张国焘主张南下，在四川、西康等地建立根据地，******驳回了张的主张，在毛儿盖会议上作出了向西北进军，建立根据地的决议。
这个决议一如既往地继承以前关于民族自决的理论，也希望得到苏联、共产国际的支援。但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个决议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中断的情况下作出的，二是首次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这是中国共产党被迫独立地也是希望独立地作出的战略方针。北上建立根据地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两大战略路线，考虑到当时红军与外界消息的隔绝，这是中国共产党与******独立作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事实上，这两个决定成了中国共产党未来十年的最重要的目标与任务。
这里提出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其主要目标在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帮助唤醒少数民族的阶级意识、独立意识。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加上还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等人不可能对此作出详细的解释与具体的布置，还处于宣传阶段。
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承认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并使之得到实施，另一方面对少数民族进行阶级教育，试图争取他们加入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中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分别发布了对内蒙古与回族人民宣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
1935年12月20日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以及1936年5月25日的对回族人民宣言，显然还是坚持一贯的民族自决立场，承认“内蒙古民族”、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按照民族平等的原则，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自治的政府。同时红军与中华苏维埃政府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之结成联盟统一抗日。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对蒙、回两族人民，愿意在共同抗日、反蒋的基础上，承认其独立地位。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内蒙古、回族人民对于抗战胜利的重要性，因为蒙、回族人民的居住地已经成为日军的占领地或成为日军占领地的可能性极大。因而如果没有两族人民的合作抗日，中国就不能取得保卫中国领土的胜利。
随着日军的侵略加剧，情势日益恶化，中国共产党对蒙、回两族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在中国共产党加强对蒙、回两族的统战工作的同时，日本方面也积极开展对两族的工作。一是日本与宁夏、甘肃地方的一部分回人达成协议，援建“回回国”，试图以“独立自治”分割回部，进而达到蚕食回部的目的。另一个是借用与内蒙德王的内蒙古运动合作的名义，试图建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傀儡政权。1935年12月，内蒙古德王赴“满洲国”与关东军洽谈“日蒙合作”计划，1936年5月德王在日本的支持下成立内蒙古“军政府”。随后，德王又相继访问“满洲国”与关东军参谋部，与伪满签订“满蒙协定”。显然，利用蒙、回的“独立自治”成为日本分割中国战略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回部、内蒙古正在步“朝鲜独立”的后尘，极有可能成为“满洲国”第二、第三，正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如果还坚持回、蒙的独立，承认其成立独立政权的话，无疑将与自己宣扬的共同抗日政策、口号相悖——帮助日本鼓吹回、蒙独立，脱离中国，削弱中国抗日的力量，而增强日本的侵略气焰与势力。中国共产党无论怎样解释这种“民族自决”，都无法取得国人的理解与谅解。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国一致抗日的呼声高涨，再坚持这种“民族自决”政策与口号，无疑已经不合时宜。
这时，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又极其慎重地去除了“民族自决”口号中“民族独立”的意思。1937年2月7日，****中央在给少数民族委员会的信中，改变了政策：“目前蒙古工作的中心，应当是抗日援绥，发动全蒙的人民拥护绥远的抗战，拥护阎傅抗战。……在蒙民中清楚的说明，只有积极参加绥远的抗战，才能保证绥远战争的胜利，从绥远赶出日本的侵略，绥远的沦亡，即是蒙民的灭亡。……根据这一中心任务，应着重解释蒙汉的联合一致抗日，这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在目前宣传蒙人的独立或分裂，甚至与汉族的统治者对立，这是非常不妥当的。而且会给日本以便利。”
“民族自决”口号虽然作为口号而被继续保留着，但中国共产党已经将少数民族“民族独立”的权利等理论从其中去除出去。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少数民族“民族独立”等口号可能会削弱抗日力量。时任****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闻天在《我们对于民族统一纲领的意见》的态度再次表明了这种观点：“对国内少数民族则应承认他们民族自决权，根据平等互助的原则，巩固中华民国内各民族的联合。必须揭破日本所提倡的大蒙古主义与大回族主义的帝国主义性质，发动在日本虎口下的满蒙民族同汉族联合，共同抗日。对蒙古民族的抗日运动必须给以实力的援助。对少数回民军阀勾结日本，出卖回民利益的企图，应该给以严厉的打击。”
这种政策、态度、口号以及实践的变化在卢沟桥事变后更为显著。1937年8月15日，****中央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第三大项关于“全国人民的总动员”中就号召“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以少数民族的“民族自治”代替了少数民族的“民族独立”。此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自决权利就不再含有少数民族“民族独立”的意义。
甚至在1937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时，“民族自决”的口号也很少使用。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分化瓦解抗日势力的背景下，“民族自决”口号有可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的借口，也有可能成为汉奸建立傀儡政权的借口，这是违背抗日救国方针的。****民族理论家杨松（吴平）在1938年8月连续撰文解释中国共产党这一立场：“我们今天不主张蒙古人、回人脱离中国，而同日本帝国主义联合，哪怕蒙古人、回人也有自由分离及自由联合的权利。因为他们在目前脱离中华民国而同日本帝国主义者联合，就是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奴隶。既是违反他们本身的民族利益，也是对于汉族不利，并且违反中国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在目前中国境内各民族，只有都亲密联合起来，建立起各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驱逐日寇出中国，才能建立独立的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式中华民国。”
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变化，最重要的原因无疑是国内形势的变化。日本通过操纵“满洲国”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权，分而治之，使中国国内各民族互相不睦，并产生对立，尤其是产生大蒙古主义、大回族主义等。他们利用蒙、回等族人民对大汉族主义的不满，分裂蒙、回出中国，从而达到瓦解、分裂中国的目的，甚至采取公开或秘密手段，挑拨民族间的感情，挑起民族间的仇杀。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少数民族的“民族独立”已经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分裂中国的口实，如果继续坚持这一口号，就有可能印证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分裂国家”的指控。因而****根据时势变化，调整了民族政策。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民族政策，一方面是客观形势的变化迫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复杂的形势中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正确的决策。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脱离了共产国际的全面控制，已经能够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苏联之间的关系，能够自觉地将共产国际的指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加以运用。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对自列宁以来共产国际所奉行的民族自决理论进行修订，并去除其中少数民族民族分离、民族独立的成分，改为掌握少数民族领导权的“民族自治论”，很大程度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这也成为****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之一。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根据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认为在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应该是结成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并决定在中国促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8月1日，****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是《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
《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与具体纲领。与中国共产党以往的统一战线的口号、主张相比，这次提出的统一战线是面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并非像以前那样过于强调下层统一战线或是工农兵学商的联合，而是扩大统一战线的范围为各党、各派、各界、各民族的大联合，包括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军队。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亡国灭种”这个词语的提出。这个词语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发出的文件中使用的。“亡国灭种”这个词语的运用利用了清末以来国人对亡国灭种的恐惧心理。自甲午战争以来，笼罩在国人心头的亡国灭种的恐惧一直挥之不去。甲午一役，“天朝上国”败于“蕞尔小国”，对“夷狄”的自大心理从此成为自卑恐惧；庚申之变，京津地区几乎成为平地，百万生灵涂炭，就连皇帝、太后都仓皇出逃上千里，国威丧尽，民族精神不振；巴黎和约，中国政府作为战胜国竟然收不回原本属于自己的领土；九一八事变，中国丧失了上百万领土和人口。一次又一次的屈辱强加于国人身上，国人心头“亡国灭种”的阴霾挥之不去。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提出“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再给国人敲了一记警钟——不能坐以待毙，不能因为侵略而使中国的“种”族的延续和国家的存在受到威胁。
这里将中华民族作为“种”、民族进行救亡的思想，被写入结成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央的正式文件中，由此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开始摆脱只包括无产者的民族的抽象的形象，从而使之成为更能打动国人心弦的理论。具有强有力的影响的“亡国灭种”的词汇的提出，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与理论为更多的国人所接受。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的立场由原来的一般的宣传民族自决转变成为具体的救亡图存政策，使得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能为更多的国人所理解及接受，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开始变为一支全国性的政治力量，所谓“领导中国革命”才具有现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提出的“救亡图存”、“亡国灭种”的“国”，指的是“我们四万万人民的泱泱大国”，是指“大中华民族”，这一“国”的概念，同样是基于“中华民族”这一“种族”的基础之上提出的。这一概念的提出，一改以前苏维埃中国与国民党中央政权相对立的观点，这就为中国共产党转向新的政策体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
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对于当时中国国内外形势、阶级关系的变化作了细致的分析，确定并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和各项方针、政策。
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具有更广泛和更强有力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许多策略，使得其政策、策略更具有民族性质：“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决议》要求全党“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实际斗争中，共产党要表现出“无坚不破的、最活泼有生气的中国革命的先锋队”的特质，必须要取得民族革命的领导权。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已经转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上来。
《决议》提出“把土地革命同民族革命结合起来”的观点，作为共产党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一方面继承了****以前的宣传论调，即将******看成卖国贼、“反革命”，作为革命的对象。另一方面，****一改以前过于强调“反蒋”，而提出“反蒋”与“反日”结合起来，将“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强调“反日”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同时，这一基本原则还特别强调“争取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解除农村封建压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动员千千万万的农民群众走向抗日，才能使民族革命战争有源源不断的补充。这一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未来十年工作的主要思路与重心，并得到了有效的执行，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瓦窑堡会议后，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中央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于12月27日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提出以“人民共和国”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开始自觉地以“民族”、“民族利益”“中华民族”等符号将民族资产阶级纳入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在这个报告中，******分析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这似乎是共产国际一贯的国际主义论调，报告也表现出了对苏联革命的赞扬。但这里提出“苏联人民的援助”，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这与“武装保卫苏联”、“牵制日本”的论调截然不同。
至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理论基本形成，****也基本完成了从“工农武装割据”、“武装保卫苏联”向“反日救国”、“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的政策性转向。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并扣押了******及其随从。尽管海内外学者、政治家对“西安事变”中的人物形象及其作用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分歧，卷帙浩繁的文献为研究者的观点也提供了各种支持。但无论怎样，他们几乎都认同这次事变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意识到当时中国唯一的希望在于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共赴国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他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6项条件，包括保证重组国民党，释放上海的爱国领袖，停止“剿共”战争，以及团结抗日等，并派出******等人赴西安调解争端，从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诚然是国内外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不能否认****在其中的关键性作用。****在认清形势后，在民族大义与两党恩怨的权衡之间，关键时刻力挺“放蒋”，选择民族大义，这成为国共双方谈判顺利进行的关键性一步，从而也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
25日，******回到南京后，对张学良先审后扣，亲日派重兵进逼西安，一时间，西北上空战云再次密布，国内和平再次受到威胁，新的内战的可能性再次加大。******、******、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审时度势，提出争取对策，为争取和平、遏制内战危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最终促成了国共双方和谈的成功，保持了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局面，避免了再次发生内战的可能。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将民族大义放在第一位的中华民族的脊梁，从某种意义上说，****此举挽救了中华民族。
1937年2月，国民党为了调整内外政策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为了表示抗日救国的诚意，发出《****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表示如果国民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下的“五项国策”，****愿作出“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承认苏维埃政权是国民政府的一个地方政权，这是****六大以来政治路线最重大的转折。这是****在原则上作出的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央的政策是从团结全国抗日救亡的历史任务出发，全党的同志都应彻底了解中央的政策，团结在中央政策的周围，为民族阶级利益而斗争，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全部胜利而斗争。”
四、凝聚中华民族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在1936年8月25日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提出重振孙中山“三大政策”，恢复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等口号：“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着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够在国民党中迅速形成一种支配的势力……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嘱的‘始终’，坚决地担负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责任，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一道，坚决地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为发展中国国民经济解除最大多数人民的痛苦而斗争，为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及其民主国会民主政府而斗争。”
这是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来****首次公开提出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旗帜。自1927年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对“三民主义”采取批判态度的，在这里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再次成为****遵奉的口号，并成为****建立上层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合作的政治纽带。
显然，中国共产党已经注意到使用三民主义等民族主义符号来团结国民党员。****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为旗帜号召建立“民主国会、民主政府”，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一个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人民民主、经济发展的共和国。在民族危机面前，****意识到聚合民族精神需要加强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而“孙中山”、“三民主义”等已经成为聚合中华民族力量的重要符号。
193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发言中，******再次强调，****在现阶段同意并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并断言，虽然****的民主革命纲领与革命的三民主义是不相同的，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
****在时隔一年之后，重提遵守三民主义的问题，事实上这是****在寻求与国民党再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政治基础。虽然在******心目中，革命的三民主义，包括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只是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只是朝着社会主义这个大目标努力的一部分。但这是****对民族认同的符号——“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再次提出。共产党已经意识到三民主义这面旗帜对于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扩大同盟者，减少反对力量，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重要性。因而，在社会主要矛盾变成********之后，三民主义不仅成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而且也为共产党所接受。只不过****并没有全盘接受之，而是有所取舍，并对之进行改造与重新诠释。
同时，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在民族危机面前，必须充分注意以民族认同的符号来加强民族意识。1937年4月，国共双方共祭黄帝陵，双方都暂时抛开意识形态而采用民族主义的符号——如“中华民族”、“黄帝”、“始祖”等，以为抗日救亡。1937年4月6日《新中华报》发表了中央苏维埃代表林伯渠“参加民族扫墓礼”的消息，******亲撰《祭黄帝陵文》：
维中华民国廿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遣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黄帝之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社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河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官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烈祖；实鉴险之，皇天后土。尚享！
******声情并茂的祭文，不仅仅要远绍先祖功绩，更重要的是要以维护先祖“黄帝”之业绩为号召，以聚拢民心，誓死与日寇决战。其文辞中无不透露出一种维护国土、挽救民族的决心与自信心。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祭祖，并且是以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名义祭祖，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空前的。祭文中提出了“始祖”、“吾华”、“民族”、“列祖”等词汇，在文中较多地使用关于祖先、民族等词汇，并且明显地以追溯祖先丰功伟绩来整合人心，而不像此前一贯强调的阶级、阶级斗争等口号。考虑到这时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象征的“始祖”等符号的运用已经十分重视，而不像此前在国人面前表现得过分强调阶级、意识形态面目出现。中国共产党已经注意到必须以民族意识、民族主义来整合社会力量。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开始。15日《****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号召：“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坚韧不拔的努力奋斗。……我们伟大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23日在《****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发出号召：“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们！所有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们！现在是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大家紧密的联合起来，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
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强调血缘关系的“中华民族”、“黄帝子孙”。这类文献在党的文献中频频出现，表明党在承认以“革命的三民主义”（后来被解释为“新三民主义”）为纲领的前提下，高扬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以之作为整合民族力量的重要武器。
在整合民族力量，加强民族意识方面，******十分注意加强民族自尊、自信意识。文化上“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提出就是例证。******在《论新阶段》中对此作了经典性的描述，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后来，他又提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在这里，******特别注意中国文化的“民族形式”，他在描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特征时，将“民族的”特征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大特征的首要特征，可见******对“民族的”特征之重视。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转向“民族化”的最重要的表现。在******看来，发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强化民族凝聚力与发扬民族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注意到民族文化与传统在加强民族团结、聚合力量上的重要性，从而逐步注意宣传中华民族的传统与光荣的历史。
由于肯定人民大众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作用，其所赋予“民族的”特征特别强调“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种“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往往诉求于民间形式，从而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的”与“大众的”两大特征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也与******一贯强调的重视对下层民众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启蒙、教育、引导与培养路线是一致的。
在******的号召下，在抗战中形成的，充分体现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的“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化发展方向，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工作者与基层干部的重视，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中得到贯彻执行。抗战时期出现的大量经过改良的戏剧、戏曲、说唱等表演形式，在广大农村中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这种努力方向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文化的发展。
五、“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抗战胜利后，各党派在“建国”的浪潮中，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与要求，中国共产党也从要求驱除日本帝国主义，转向要求复兴中华民族、重建民族国家。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国家建构思想，与以******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进行激烈的竞争，两种民族主义观的竞争最终以“********的命运”的形式在中国展开决战。在这场决战中，中国共产党占了先机——党的干部已经为实现民族主义目标创造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有效地动员了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使他们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马列主义理论逐渐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文化结构之中，共产主义转而成为全民族所认同的文化和价值。
1949年10月，新生的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中国人民彻底赶走了侵略者，以共产主义为象征符号的中华民族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构：“国家的政治统一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挥文化整合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深入到每一个社会角落，深入到深层的文化结构，‘共产主义’转而成为全民族所认同的文化和价值。‘共产主义’代表了统一的文化价值观，进而成为超越性的千年盛世信仰。”自此，“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从而为整个民族国家所接受。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这一句话让多少代中国人念念不忘、萦绕在心，又让多少中国人为之热血沸腾！新的民族国家所以能让人热血沸腾，让一个又一个海外漂泊的游子踏上归国之途，就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满足了人们的民族主义情感。晚清以降的历届中国政府，包括清政府、北京政府、南京政权都无法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稳定的政权，也无法真正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无法满足中国人要求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处的心理愿望，更无法驱走自1840年以来留在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一百多年的屈辱与失落。******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所有的中国人相信自己已经当家做主，中国已经真正站起来了。
一百多年来，只有******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满足了国人的民族主义愿望，满足人们要求改变中国在国际上弱国、穷国的形象。清朝皇帝、袁世凯、孙中山和******都不能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分裂、战争与近百年的屈辱之后，******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