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垦是由政府直接组织劳动者集体进行生产的农业生产形式，有很强的组织性、计划性，其产生的直接动因虽是军事需要，但从根本上讲屯垦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最初产生于西汉封建政权的边境地区，对开发边疆、促进民族融合起了重要作用，此后为历代政权所仿效和发展，但屯垦在各代存在、发展的程度不一。唐代以后，屯垦逐步盛行于内地，屯垦的军事目的也渐渐减弱，经济因素不断增强。到明代，屯垦进入鼎盛时期，屯垦遍及明政府辖区各地，成为明代一种重要的农业生产形式，也成为明政府维护其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到清代，随着封建社会日渐没落，屯垦这一农业生产形式也趋于衰落。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颁布、实施、推行了放垦蒙地、鼓励垦荒的政策，在内蒙古进行了大规模的民垦和军垦。“绥西屯垦”是民国时期军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民国时期官办的规模最大的屯垦。它是由阎锡山出面倡导并且直接领导，根据其宣称的“裁减军队，从事生产”的精神，在绥远省政府、晋绥军队、绥远垦务局的参与协作下，于1932年至1937年在绥远西部地区进行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屯垦。“绥西屯垦”的发生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它是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环境下的产物，也是阎锡山的施政思想与绥西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改变了绥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而且对整个内蒙古近代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深远影响。它的功过是非、利弊得失需要不断深入研究。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这种集经济、政治、军事于一体的统治模式能够较好地适应边疆地区的特殊情况，能够在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复杂的政治、军事环境中有效地执行生产开发、行政管理和军事控制等多项任务，能够比较有效地巩固边防，维护社会安定，并在此基础上继续经济活动。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给后人留下了可贵的启迪，难得的昭示。
历代屯垦的实践表明了屯垦在历史上产生了富有成果的积极作用。研究历代屯垦者颇众，有学者对历代的屯垦形态与当时所处的政治军事背景做了介绍与比较①；亦有学者对中国古近代的屯垦发展过程进行了比较清晰的梳理②；还有学者根据《古今图书集成》等古籍，收集整理了有关中国历代屯垦方面的资料，较为完整地记录中国屯垦发展史③。有关研究阎锡山的论著中，涉及“绥西屯垦”的研究大多是点到为止。有学者在有关阎锡山的传记中提到“绥西屯垦”，但都是简要论述，没有详细分析④；有学者在介绍山西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经济时涉及“绥西兵垦”，但也是定性分析，没有展开研究⑤。这些论著或多或少都涉及了关于“绥西屯垦”问题的研究，但所占篇幅较少，缺乏足够的史料，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细致分析。此外，一些地方文史资料也收录了相关文章，这些文章均是当时直接参与屯垦的有关人员所见所闻的追述，都比较粗略地介绍了“绥西屯垦”的经过、机构分布以及影响等。以上这些著述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有益的思路。20世纪上半叶，国内掀起了关于河套、后套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其主要代表：其一是1919年潘复主管全国水利局工作期间指派冯际隆等在河套地区所作的调查，此次调查范围广、涉及内容丰富，其特点为：以开发河套为基本理念；以河套地区沿黄河的有利于农业开垦的地区作为基本区域，其中以后套地区的调查研究为主。其二是由顾颉刚等创办的《禹贡学会》组织进行的调查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区域史研究，以河套、后套地区开垦史研究为基本线索的地区史研究成果逐渐多了起来，但是从研究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来看，以后套地区为中心立论历代河套地区开垦问题的论作居多。王天顺在其著作中不仅比较全面地介绍和探讨了河套地区人地关系演进的历史，而且侧重阐述了生态环境对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巨大影响力，这点对本书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不断深入，涌现出了大量相关论著，取得了颇为显著的成果。其中，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将其20余年学术研究成果进行汇总，较为广泛地参酌和吸收了国内外有关蒙古族近代史研究的新信息与新成果；有学者在《内蒙古垦务研究》中探讨了清末以来各盟旗的垦务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还有学者运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揭示了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的关系；亦有学者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伊克昭盟的土地开垦，探讨了开垦蒙荒对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的影响；亦有人探讨了清代及民国的垦务和土地关系；有学者对清朝对蒙政策的转变与清末新政问题进行了探讨；也有学者从农垦等方面对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政治变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均或多或少地涉及了绥西屯垦，但所占篇幅有限，缺乏深入探讨。除此之外，内蒙古大学黄咏梅的硕士学位论文《关于晋绥军在绥西的屯垦》从定性分析的角度对“绥西屯垦”的历史背景、机构设置、经过、影响进行了梳理与论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对阎锡山“绥西屯垦”的背景、经过、成效、影响及作用等进行较全面、系统的梳理与论述，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和客观公允的评价。力求弥补或推动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不足，充实内蒙古近代史和中国屯垦史研究的内容。
本书首先探讨“绥西屯垦”的历史渊源，回顾绥远屯垦的历史沿革，即从清代之前一直到民国时期绥远屯垦的历史变迁轨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绥西屯垦”的历史背景；其次，论述“绥西屯垦”的组织与管理，包括土地的管理、屯垦的组织编制、组织管理制度等方面；然后，分析“绥西屯垦”取得的成效，其中主要成效为垦区农林牧业的经营与发展，屯垦队取得的其他成效：开展经济贸易活动、实施水利与建设交通、创办文教卫生事业、建立屯垦新村及其组织等；最后，对“绥西屯垦”作了较为客观、全面的评价。笔者认为，“绥西屯垦”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它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其一，绥西地区丰厚的自然条件与悠久的开发历史为“绥西屯垦”创造了条件；绥西地区与山西在政治、经济上的不可分离关系为阎锡山在绥西组织屯垦提供了便利因素。其二，放垦蒙地是国民党政府贯彻始终的对蒙政策，鼓励放垦蒙旗土地的政策与舆论为“绥西屯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其三，阎锡山“造产救国”的主张促成了“绥西屯垦”的产生。其四，“绥西屯垦”是积极响应国民党编遣军队政策的需要。其五，“绥西屯垦”是顺应抗日需求、充实西北边防的举措。由此可以看出，阎锡山“绥西屯垦”的产生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它是在一系列复杂的自然、政治、经济背景下产生的。“绥西屯垦”客观上曾一度给绥西地区带来了暂时的繁荣。屯垦部队自1932年进入垦区进行垦殖后，不但扩大了垦地，还建立了农事试验场，试种农作物，引进农机，改良畜种；创立农事训练所，增进屯兵农业知识及技能；设农产合作社，以期农村经济流动；兴修水利，改善垦区水利条件；修筑垦区公路干线，以利交通；设学校，办医院；从生产入手创建塞外新村。特别是绥靖了地方治安，平息了河套多年来的匪患，稳定了社会秩序。从这些方面看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此外，“绥西屯垦”对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阎锡山“绥西屯垦”是时代的产物，无疑受国际国内形势影响，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一，从动机上分析，“绥西屯垦”一开始就夹杂着编遣军队、保存实力的目的；其二，从组织实施上分析，由于不注意宣传民族团结政策，出现了对当地蒙民的掠夺行径；其三，从结果上分析，由于受日军侵华的影响，屯垦的部分成果没有巩固下来；其四，从影响上分析，由于滥垦牧地，“绥西屯垦”加剧了绥西地区土地的沙化，导致当地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