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自我、复杂的社会生活以及自然和客观现实，都可以被自我实现者以哲人的态度接受，这自然而然地为他的价值系统提供了坚实基础。这些接受价值，在整个日常的个人价值判断中占很大一个比例。他所赞成或不赞成的，他所反对的或提倡的，他所高兴的或厌恶的，往往可以理解为这种接受的潜在特质的表面衍生物。
自我实现者的内在动力不仅顺理成章地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基础（因此至少从个意义上看，充分发展的人性是全球的、跨文化的），而且还提供了其他决定因素。这些决定因素包括：他与现实的特别适意的关系，他的社会感情，他的基本需要满足的状态，他所特有的对于手段和目的的区分等等。
自我实现者对待世界以及他们的实践活动的方式，会产生一个极为重要的后果：在生活的许多方面，冲突、斗争以及选择时的犹豫和矛盾减弱或消失了。很明显，“道德”很大程度上是不接受或不满意的副现象。在一种异教徒的气氛里，许多问题好像没有道理，并且淡化了。其实，与其说解决了这些问题，倒不如说把它们看得更清楚了，它们原本绝非一些本质固有的问题，而只是一些“病人制造的”问题，例如，打牌，跳舞，穿短裙，在某些教堂里接受祝福或忏悔，喝酒，只吃某些肉类或只在某些日子里吃肉。对于自我实现者而言，不仅这些琐事变得无足轻重，而且整个生命进程在一个更重要的水平上继续发展，例如，两性关系、对身体构造及其功能的态度、对死亡本身的态度等。
我不由想到，通过更深层次的探求之后，所谓的道德、伦理和价值的许多其他东西会成为一般人心理病态下毫无道理的外体现。一般人被迫在许多冲突、挫折和威胁中做出某种选择，价值就在选择中表现出来，而对于自我实现者，这些冲突、挫折和威胁都消失或者解决了，就像关于一个舞蹈的争论会平息一样。他们觉得两性表面上不可调和的斗争不再是斗争，而是快乐的协作；成人与儿童的利益其实根本没有那样明显的对抗性。对他们来说，不仅异性间和不同年龄间的不和是如此，天生的差异等等也是如此。我们知道，这些差异都是焦虑、惧怕、敌意、进攻性、防御和嫉妒的肥沃的温床。但实际上，它们似乎并非必然如此，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对差异的反应就很少属于这种不值得追求的类型。
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师生关系。我们研究对象中的教师的行为方式非常健康，这是因为他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异于常人。例如，他们将它理解为愉快的合作，而不是意志间的冲突，对权威、尊严的威胁。他们以自然的坦率代替了做作的尊严，前者很不易受到威胁，而后者很容易甚至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冒犯，他们并不试图做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样子，也不搞威吓学生的独裁主义，他们并不认为学生间、师生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他们也不会摆出教授的架子，而是保持像木匠、管道工一样普通人的本色。所有这一切创造了一种没有猜疑、小心翼翼、自卫、没有敌意和担心的课堂气氛。在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其他人际关系中也同样如此，当威胁减弱了，这些类似的对威胁的反应往往也就消失了。
悲观绝望的人和健康乐观的人在原则和价值观的许多方面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于自然界、社会，以及自己隐蔽的心理世界的感知和理解有着深刻的区别，这种感知和理解的组织和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人的价值系统。对于基本需要满足匮乏的人来说，周围世界充满危险，既像是生活在莽林中，又如同生活在敌国领土上，在其中既有着他可以支配的人，也有可以控制他的人，这像任何贫民区居民的价值体系不可避免地受低级需要支配和组织。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人则不可能这样，由于基本需要的充分满足，他能够把这些需要满足看得无所谓，并全力以赴地追求更高级的满足。这就是说，两者的价值体系不同，满足的需要也必然不同。
在已经自我实现了的人的价值系统中，其最高点是绝对独一无二的，它是个人独特的性格结构的体系。这种情况非常清楚、不容置疑，因为自我实现就是实现一个自我，绝不会有两个自我是完全相同的，只有一个雷诺尔，一个布拉姆斯，一个斯宾诺莎。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研究对象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同时个人化的程度却又更高，他们更加鲜明地成为他们自己，他们也不像任何常人对照组的成员那样容易彼此互相混淆，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但又迥然不同。他们同迄今描述过的任何一类人相比，都有着更加彻底的个人化，同时又有着更加完全的社会化，有着对人类的更深刻的认同。假如最社会化的人本身也最个人化，假如最成熟的人同时又不失孩子的天真和诚实，假如最讲道德的人同时生命力又最旺盛、欲望最强烈，那么继续争论这些区别还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