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生命的需要
人是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整体，人的绝大多数欲望和冲动都是互相关联的，驱使人类的是若干始终不变的、遗传的、本能的需要，它们是人类天性中真正的内在本质，文化不能扼杀它们，只能抑制它们。因此，人们的行为受生命需要的支配，这是生命和生存的本能需要，只有满足了这种需要，才有人的生命和人的生存。
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难安静。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
——马斯洛在有效的理论中，不存在诸如肚子、嘴或生殖器的需要，而只有这个人的需要，是约翰·史密斯需要吃东西而不是他的肚子需要吃东西，并且，感到满足的是整个人，而不仅仅是他的一部分。
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必须要声明一下，我们所提到的人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一体化有组织的社会最小单元。心理学家常常非常虔诚地同意这个理论上的声明，然后又平静地开始在实际的实验中忽视它。只有理解了它是实验上和理论上的现实，合理的实验和动机理论才会成为可能。在动机理论中，包含许多具体的要点。
例如，受到影响的是个人的整体而非局部。在有效的理论中，不存在诸如肚子、嘴或生殖器的需要，而只有这个人的需要，是约翰·史密斯需要吃东西而不是他的肚子需要吃东西，并且，感到满足的是整个人，而不仅仅是他的一部分，食物平息了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而不是他的肚子的饥饿感。
如果实验者们把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看成是他的消化系统的功能，那么他们就忽略了当一个人感到饥饿时，他不仅在肠胃功能方面有所变化，而且在他所具有的大部分功能方面都有所变化。他的感觉改变了(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发现食物)；他的记忆改变了(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回忆起一顿美餐)；他的情绪改变了(他比其他时候更紧张、激动)；他思想活动的内容改变了(他更倾向于考虑获得食物，而不是解一道代数题)；这些内容可以扩大到生理和精神方面的有其他的感官能力和功能。换句话说，当约翰·史密斯饥饿时，他被饥饿所主宰，他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时候的人。
不管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际上看，把饥饿当作所有其他动机状态的典型都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通过严密的科学逻辑分析可知，追求饥饿驱动是特殊的而不是一般的。以格式塔派和哥尔德斯坦派的心理学家的方式来看，它比其他动机更孤立；其他动机比它更常见。最后，它与其他动机的不同还在于它有一个已知的躯体基础，这对于动机状态来说是少有的。
那么更直接、更常见的动机有哪些呢？通过对日常生活过程的反省，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发现它们。意识以外的往往是对衣服、汽车、友谊、交际、赞扬、名誉以及类似事物的欲望。习惯上，这些欲望被称为次级的或文化的驱力，并且被视为与那些真正“值得重视的”或原始的驱力(即生理需要)各属不同等级，实际上，就我们本身而言，它们更重要，也更常见。因此，用它们其中之一而不是饥饿冲动来作典型才恰当。
通常的设想往往是：所有驱力都会效仿生理驱力。但在这里可以公正地断言，这点永远不会成为事实，绝大多数驱力不是孤立的，不能把它们部位化，也不能将其视作当时机体内发生的唯一事情。典型的驱力、需要或欲望不会并且可能永远不会与一个具体的、孤立的、部位化的躯体基础有关系。典型的欲望显而易见的是整个人的需要，选择这类的冲动作为研究的范例会更好一些。比如，选择对金钱的欲望，或者选择更基本的欲望，而不是选择单纯的饥饿驱力，或更具体的局部目标。
从我们掌握的全部证据来看，也许可以说，不管我们对于饥饿冲动有多么深的知识，都不能帮助我们全面理解爱的需要。的确，一个更强有力的断言有可能成立，即：透彻研究饥饿冲动与全面了解爱的需要相比，我们能够通过后者更多的解释普遍的人类动机(包括饥饿驱力本身)。
这一点使我们联想起格式塔心理学家经常对单一性这个概念进行的批判性分析。其实，比爱的驱力似乎要简单的饥饿驱力并不那么简单。通过选择相对独立于机体整体的孤立的事例活动，既可以获得单一性的显现，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一个重要的活动几乎与个人身上所有其他重要的方面都有动力关系。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根本不普遍的活动呢？难道只是因为用通常的(但不一定是正确的)分离、还原的实验技术更容易对付它，或者它对于其他活动具有独立性，我们就选出这种活动并加以特别注意吗？假如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一方面，解决实验上简单然而价值甚微或意义不大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实验上极为困难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理所当然会选择后者。
综上所述，在研究人的动机需要，应选择一般的而非特殊的动机实例。对人而言，前者能更加明显地反应整个的需要。也就是说，我们面临一个与心理病理学中的症状的作用十分相似的状况，这些症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最终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在于它们最终的目标或结果是什么，在于它们要干什么或者它们的作用可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