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们在刘部长的建议下继续在汉堡市区游览，他说今天应该算是激战前夕了，大家要抓紧时间好好放松一下。于是，我们一行四人乘地铁去了仓储城，因为那里有许多知名的博物馆、精美的汉堡微缩景观世界、以及世界上最大的一处数控铁路模型。
整个游览过程无需赘述，倒是侯院长每到一处都大肆疯狂购物的景象令人莞尔，巧克力、香水、施瓦洛世奇水晶什么的她都不放过。我问她这才刚来汉堡，干吗急着买这些旅游纪念品呀？侯院长说先下手为强，没准儿等后面忙起来就顾不上了。
我听侯院长讲的也不无道理，于是拿出小程她们给我开列的那一大摞购物清单，也依样画葫芦地采办起来。结果到了最后，我们两位女士大包小包拎了一大堆，累得都走不动了，好歹才在乔源和刘部长的帮助下，生拖硬拽地将那些东西搬回了宾馆。
由于过于疲劳，我回到房间简单洗漱一下之后倒头就睡了，连耳塞都忘了用，可整整一个晚上，倒没听见侯院长发出什么鼾声。直到第二天早上听侯院长打着呵欠自怨自艾，我这才知道，她因为反复考虑今天跟布冯先生的会面细节，居然搞得自己一宿没睡。
刚吃过早饭，我们就汇集在708房内，一边聊天一边等待布鲁姆先生那边的消息。可一个多小时过后，没有任何音信传来。
侯院长这就有些着急了，要我赶紧给布鲁姆先生打个电话问问。我有些犹豫地说这样不太好吧，这么早就去催，好像不信任人家似的。布鲁姆先生前晚不是说过，他要先去跟布冯先生商定去他家的具体时间吗？不如我们再等等吧。
侯院长不耐烦地说还等什么？凡事都讲个先下手为强，打！无奈之下，我只好拨打了布鲁姆先生的手机——什么？关机？！我怕号码有误，仔细校对一番后，赶紧又连续拨打了几遍，结果同样令人失望。
这下子屋中的几个人就开始骚动起来。先是刘部长抄起他那个文件夹狠狠地摔到床上去，怒道：“乱弹琴！”接着侯院长从圈椅上一跃而起，瞪着一双发红的眼睛破口大骂道：“没想到布鲁姆这个混蛋还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呀，我们这就去法院告他去！”
我赶紧拽住侯院长的衣袖，说要不我们再等等吧，布鲁姆先生跟我说过他现在正在休假期间，也许人家现在还在睡懒觉呢！侯院长余怒未消地说，我可不管他休不休假的，我只知道我们既然这么大老远的来了，他不好好配合的话就别想好过了！
说完这话，她真的跟刘部长凑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起如何去当地法院告状的事来了。我见拉不住他们，只好无奈地看了乔源一眼。乔源走过来拍拍我的肩，低声对我耳语道，先让他们闹去吧，时间肯定长不了，我们静观其变好了。
二十分钟后，侯院长和刘部长果然渐渐平静了下来，脸上还都写满了失望。我小心翼翼地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们俩合计了半天，居然没有任何十足的理由和证据去告人家。这其中最关键的证据应该是那份所谓的雅尼克遗嘱，而直到今天，除了布鲁姆先生在嘴上跟我说过之外，我们之中并没有任何人见到过它的影子！
至于那些关于遗嘱中留下财宝什么的传说，也都仅仅停留在猜想和推测阶段，如果这会儿布鲁姆先生跟布冯先生一商量，直接否认有遗嘱这么一档子事儿的话，我们还真就无计可施了！你总不能拿着那张老照片和布鲁姆先生写给我的那几封语焉不详的E-mail去当追索遗产的呈堂证供吧？
不说不知道，原来这桩60年前的遗产公案如今要想做个妥善了解的话，彻头彻尾都要维系在人家布鲁姆先生和布冯先生的诚信与担当上！亏你侯院长和刘部长昨天晚上对人家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我看布鲁姆先生今天不理你们还就对了！
心中不满归不满，在侯院长殷切目光的注视下，我再次给布鲁姆先生打了遍电话，可惜对方关机依旧。侯院长这时又开始变得有些惶恐不安起来，探过头来讪讪地对我说：“那个布鲁姆看起来倒不像是个骗子，要不然也不能跟你成了朋友，对吧，兰记者？”
我心说你这话什么意思？事情搞砸了想我身上推责任还是怎么着？于是冷冷一笑道：“那也不一定，我‘到底还是年轻，容易被坏人欺骗利用啊’！”
侯院长听我揭了她的短，脸色就变得有些难看起来，正想找词儿回敬我两句，就被刘部长拉开了，他打着哈哈说：“没事儿没事儿，我以前见过的外国朋友都是挺讲诚信的，这个布鲁姆应该也差不了，我们还是再耐心等等吧。”说完，刘部长抄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哟，巴黎红磨坊艳舞表演！”侯院长听他这么一说就转移了注意力，她扭头暼了一眼电视，鼻子里哼了一声：“怎么又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终于熬过了中午，布鲁姆先生的手机依然接不通。
这时，刘部长已经斜歪到床头上望着天花板发起呆来了，侯院长也自怨自艾地在房间内走来走去，恨自己前天晚上为什么大意了，没有直接跟到布鲁姆那个老东西的家里去。见到他们一副时刻准备接受失败的样子，我的心中也不由打起了鼓：布鲁姆先生，难道您还真把我们四个人都放了鸽子不成？
乔源趁我要回自己房间去方便一下的空当，悄悄追到走廊上，安慰我说：“晓萌，其实你也不用过于担心，根据我的判断，布鲁姆先生今天一定会来找我们的，时间早晚而已！”
我连忙问他凭什么有这份自信？乔源微微一笑，耐心解释说：“前天晚上侯院长诈布鲁姆先生说要上法庭时，我注意他脸上那一副害怕的表情应该不是假装出来的。由此我们应该可以得出两个基本判断：要么是雅尼克的遗嘱现在不在布冯先生手上，而是存放于某个立场中立的机构，比如公证处；要么是布鲁姆先生怕我们通过官方追查下去的时候，可能会牵扯出他或布冯先生其他方面的某个大麻烦。”
我听后半信半疑地说，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们也只好走着瞧了。
半小时后，我的手机忽然铃声大作，我急忙拿起来看，只见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湖畔宾馆前台的一个号码。我赶紧接通了，结果刚说了一声“Hello”，马上就听电话那边传来了布鲁姆先生熟悉的浑厚男中音，他说：“密斯兰，我现在在宾馆大门口等着你们。”
大家在听到这个久候的好消息后，脸上的阴霾终于一扫而光。当我们一起走出房间、急急火火乘电梯往楼下赶的时候，侯院长特别关照大伙儿说：“这次我们对那个布鲁姆可要客气点儿，千万别把人家再给吓跑了！”我朝乔源会意地撇嘴一笑——她这是在说谁呢？
二十分钟后，我们一行五人，乘坐着布鲁姆先生的奔驰轿车行驶在汉堡的大街上。布鲁姆先生刚才已经给我们解释过，他的手机在昨晚回家上楼时不小心摔坏了。其实只要他的人到了，这点小事故显然已经微不足道了。
路上，侯院长和刘部长一反常态，在车后座上连番与布鲁姆先生亲切交谈；可能受到了侯、刘二人的感染，布鲁姆先生今天的情绪也明显好转，逐渐开始健谈起来。这下倒苦了我这个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翻译，脑袋转来转去地给累了个够呛。
汽车在路上开了一段之后，转到了一条沿河的宽阔大道上，布鲁姆先生向我们介绍说，这就是全欧洲最美丽、最富有传统特色的街道——易北大道，说它总共有十公里长的路段，沿着易北河从阿尔托那穿过诺伊米勒直到白沙屿顺流而下。“看到道路右边林荫中的那些别墅了吗？”布鲁姆先生说，“许多知名人物曾经在这里住过。比如门德尔松和勃拉姆斯。”
“什么？与巴赫和贝多芬并称为‘三B’的大音乐家勃拉姆斯，原来也是一位汉堡人吗？”我颇为好奇地问。
“对，他可是我们汉堡的骄傲啊！”布鲁姆先生自豪地说，可他接着指着不远处一座浅绿色的豪宅叹了口气，“不过，我们汉堡人中也有败类，比如住在那里的是格尔德·海德曼。就是他，在1983年伪造了臭名昭著的《希特勒日记》。”
在大家的啧啧议论声中，奔驰轿车已经驶过了这条最具汉堡特色的大街，接着右转拐上了一条略显空旷的小道，又行驶了大约一公里左右的距离，终于停在了路边树林环绕中一座孤零零的浅黄色小别墅门前。布鲁姆先生说：“我们到了。”大家听后正要下车，他却忽然又拦住了我们，“对不起朋友们，请稍等。在你们去布冯先生家之前，我有几件事想提前跟诸位说明一下。”
我们有些疑惑地用眼光交流了一下，点点头表示洗耳恭听。
“首先，我今天只能把你们送到这里，不能进屋去了。”
“啊，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这个嘛，唉——”布鲁姆先生叹了口气，“实话跟你们说吧，我昨天早上跟布冯先生的谈话进行得不是很愉快，他似乎并不赞同我……”
“怎么，他又变了卦不愿意你带我们来这儿吗？”
布鲁姆先生无奈地点点头：“是呀，我们两人狠狠地吵了一架，不过他最终还是勉强答应了。但我今天实在是不方便再次造访了。不过正如你们侯女士前晚所言，我今天把你们联络到一起，应该也算是完成任务了。我手头正好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需要去完成，等你们结束了跟布冯先生的谈话，可以自己乘坐出租车回宾馆去吗？”
“这没问题，”我一口答应下来，又追问道，“可布冯先生为什么不愿意见我们呢？”
“这也正是我要跟你们说明的第二件事，”布鲁姆先生语调低沉地说，“一个多月之前，布冯先生在一次意外的火灾事故中受了重伤，现在正在家中疗养。希望你们在见到他时，千万不要流露出异样的神色，以免影响布冯先生的心情和治疗。这个要求你们能满足吗？”
我连忙把布鲁姆先生的话翻译给众人，大家听后都满怀同情地连连点头。侯院长大声说：“兰记者，你告诉布鲁姆放心吧，就说我们一定会注意礼貌的！”
我听后暗自摇头，就您还奢谈什么礼貌呢，先把您的大嗓门降下来一点儿可以吗？可摇头归摇头，我还是把侯院长代表大伙儿所做的这个承诺翻译给了布鲁姆先生，他听后欣慰地笑了。接着我又想起一个问题：“可是布鲁姆先生，我不会讲德语呀，怎样才能跟布冯先生进行交流呢？”
“这你不用担心，我们大部分德国人都是会讲英语的。”布鲁姆先生说到这里，微笑着跟我开了个玩笑，“当然，我们的英语发音可能还要跟你好好学习一下。”
布鲁姆先生的恭维话让我很受用，于是我不辞辛苦，把这句本来没有必要翻译的话，也逐字逐句地翻给大伙儿听了。
这时布鲁姆先生已经走到别墅的黑色铁门前，他背朝我们，一只手抄在风衣口袋里、另一只手按响了门铃，几声过后，一个沙哑而阴冷的男声传了过来：“谁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