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时陈俊感到家里房子的砖好像都散了架，像坦克在窗下驶过。陈俊家在四楼，他最先跑到楼下，大喊地震了，大家慌慌张张都跑下楼来，情急之下，人们大都来不及穿外衣，有些女同志只穿着三角裤衩。地震后不久，为拍摄影片《震》陈俊去了唐山，那情景惨不忍睹——
我们去唐山时，住在帐篷里，条件非常艰苦，而更让人的心灵难以承受的是那一幕幕震后惨状：死的人就埋在绿化带里，一下雨，胳膊都出来了。味道很大，整天消毒，但有警卫部队。纪律很严明，有些人趁机抢东西，比如手表之类，警卫就开枪。地震中最惨的是一些大学生，地震前一天买了火车票，准备第二天回家，结果地震中被砸死了。有一个开滦煤矿的头头，回到家里，听到了被砸在废墟里的老婆孩子的对话，妈妈说，你们安静点，爸爸一定会救我们。他虽然听到了，却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么重的预制板他搬不起来。家人就这样在废墟中悲惨地死去了。他的孩子小提琴拉得很好，亲人在地震中遇难后，他一听到提琴的声音就要昏过去。葛存壮回京受阻，妻女面包车借宿
葛存壮地震时不在北京，却同样有一段戏剧性的经历。他说，那段经历一是心里受惊，二是回京受阻——
地震时，我正和北影的演员张力维在长影拍电影《雁鸣湖畔》。电影拍完了，长影给我们买好了回北京的车票，我们也收拾好了东西。那天，我们坐上车，司机已经发动车子准备送我们去火车站，正在这时，远远地，只见《雁鸣湖畔》剧组的党支部书记跑来，大声冲我们喊，你们不要回北京了！我连忙问：怎么回事？“北京地震了！”我一听，心里咯噔一声，什么，北京地震了！我惊得心中乱跳，第一反应就是要赶紧回北京去，那里是我的家啊！
赶到火车站，得到的是一个让人沮丧又无奈的消息：由于地震，长春到北京的火车已经停运了。拿着票却走不成了，我们只好又回到招待所。我抄起电话就给北影厂打（因为那时家里也都没有电话）。也许因为是搞电影的，我拿起电话时，脑子里就出现了很多画面，倒塌的楼，砸死的人群，只觉得血往头上涌，心里一阵阵地发紧。多亏那时年轻，你想30年前呢，要是搁现在，我又有高血压，非犯病不可。
我打通了北影的总机，告知我是葛存壮，现在人在长影回不去了，听说北京地震了，然后就问厂里怎么样了。那个年代都是把集体主义放在第一位的，别笑话我，当时确实是这样。当然我更惦记家里的情况。总机接线员告诉我，现在所有的人都搬到外边住了，在北影大摄影棚的广场上。你放心，全厂职工都安全。我这时的心真是忽悠一下就放下来了，好像石头落了地，但还是想能尽早回北京，于是就先坐火车到沈阳，然后便厚着脸皮求助于沈阳机场，那个年代飞机票是不能随便买的。虽然知道家中人很安全，但毕竟是一场地震，回家的心情很急切。就这样，坐飞机回到了北京。一进北影厂，看到同事和熟悉的人就打招呼，寒暄几句。然后直奔广场找自己的“家”，好不容易找到后，心里也感到酸溜溜的。所谓的家，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简陋的小棚子。那时葛优在北京郊区昌平插队没回来，我回来后就尽可能把棚子搞得好一些，因为那时正是雨季，便找了很多木板垫上。
葛存壮的归来，让妻子施文心如释重负。回忆起那段动荡不安的日子，她无不感慨系之——
地震时，葛优在插队，老葛在长春拍电影，就我和女儿在家。当时我们住在三楼。地震那天，睡到半夜我被惊醒，觉得屋子里有声音乱响，很害怕，以为是坏人入室盗窃，就悄悄推醒女儿：“你听，什么声音？”15岁的女儿马上反映说是地震，没穿鞋就往楼下跑。我本来还在犹豫要不要穿外衣，但感到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便穿着裤衩背心也跑下了楼。
在我往外跑的时候，听到对门邻居也在喊，地震了，快跑啊！我们跑出去不多久，天就亮了。我因为只穿着裤衩背心觉得非常难为情，只好蹲在地上，真是狼狈极了。因为不敢上楼拿衣服，我就求家住一楼的邻居帮个忙，邻居回家给我拿了一条裤子和一件外衣，穿好后总算敢站起来了。这时余震不断，天又下起了雨，我们就跑到厂区一座二层楼的门口避雨。那时的人真是想尽各种办法躲避地震，我看到有人搬把椅子坐在外边，打着伞。但是总这样耗着不睡觉也受不了，于是我就壮着胆子回家拿了一把躺椅和一点东西下来，当时另外一个同事也带着女儿，我们两家就在楼门口过夜。大人都不敢睡着，当时就想露宿街头的滋味真不好受，没有房子真可怜。第二天，发现路边停着一辆面包车，主人也不知哪儿去了，我们就想进去住，于是有人想办法打开了车锁，我们就住进去了。由于是夏天，蚊子特多，可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在椅子上躺着就睡着了，总算睡了一个踏实觉。后来北影厂因为自己有木头、油毡，就发给职工搭棚子。我和女儿身单力薄，只能凑凑合合搭了一个，棚子搭好后葛存壮才回来，总算有了帮手，棚子像样多了，我们把煤气罐从楼上搬了下来做饭。这时候葛优也放假回来了，又赶上下大雨，葛优就用塑料布把棚子都围起来。就这样，我们在抗震棚里住了很长时间，记得直到中秋节还在那儿住，当然这期间对棚子又进行了加工，看上去比原先的强多了。
当女儿长大后，一次聊天中我问她，你觉得自己的经历中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她居然说是地震。我不解，问为什么，她说不用上学啊。是啊，那时家家都有抗震棚，孩子们互相串门也方便，也免了做作业之苦。
1976年7月27日，电影《金光大道》剧组在河北省蓟县拍完在当地外景地的最后一个镜头，然而就在准备转场赴北京继续拍片之际，在距该外景地不足100公里的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
“文革”中后期，在那“横扫一切”的疾风暴雨刚刚收敛的单色岁月，根据作家浩然同名小说改编、带有特殊时代印记的电影《金光大道》（上集）上映后一炮打响，成为家喻户晓的银幕力作，红遍全国。于是，全剧组人员再接再厉，准备继续拍摄《金光大道》的中集和下集。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的前期准备，1976年5月，影片《金光大道》（中集）开拍。万没想到，此次拍摄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影片男主角高大泉的扮演者张国民，对多事之秋的1976年，留下了非同寻常的记忆。
1976年春天张国民和剧组的几位主要演员在北京讨论、修改剧本期间，关于江青“红都女皇”的“传闻”在社会上悄然而起。回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后，大家对从北京听来的“传闻”议论纷纷。不久，吉林省就开始追查，最终锁定“谣言”的根源在长影《金光大道》演员剧组，遂吩咐组长梁音组织召开调查会。演员们都到齐了，梁音组长发言了：“现在外面有些关于‘红都女皇’的传言，影响到咱们这儿，你们都听说过没有呀？反正我是没听你们说过。”梁音的开场白一下定下了组里“没有人散布过谣言”的调子，大家赶紧“就坡下驴”，一致否认曾听过、议论过“传闻”。
虽然调查未果，但上面依然查得很紧。剧组刚到河北蓟县外景地拍戏，长影就来人了，还带着两个“公安”。大家顿时紧张起来，在片中扮演鼓吹“发财致富”村长张金发的演员马精武嘀咕着：“完了，准是来抓我的，就我这嘴，把不住门。”然而最终被警察抓走的是河南话剧团的演员、在片中扮演邓久宽的杨守林——因为在“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他从北京回河南，在当地参与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被挂上了号，河南省公安厅专程来抓他押解回河南。看到正直地杨守林即将被带走，仓促之间，张国民急忙跑去买了两条烟，马精武拿出自己的茶叶，一并默默地塞给了杨守林。杨守林被带走了，张国民和组里的演员站在大门口，目送着远去的汽车，都为他揪着心，不知等待杨守林的会是怎样的厄运。
这一年的7月下旬，天气异常闷热，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汗味儿。27日那天，《金光大道》剧组在“桑拿天”中抢拍完成蓟县外景地的最后一场戏，准备第二天转景赴北京前门外的鲜鱼口胡同继续拍摄。打前站的同志捎信说，那里的一切都准备好了。
夜已深透，但闷热依旧。虽然顶着酷暑拍了一天戏，疲惫不堪，但张国民却一直难以入睡。他冲过凉，躺在床上，将手中的扇子不停地摇动，但身下的床板仍很快就浸满汗水；夜更深了，当眼皮酸胀得睁不开，摇扇子的手臂也沉重得抬不起来的时候，他才终于枕卧着热汗睡去。凌晨三四点钟的样子，睡梦中的张国民突然听到“轰隆—轰隆”的响声。朦胧中，他以为是附近坦克师的坦克驶过，可随之，一股巨大的力量就把他从床上弹了起来甩到了墙角，大地开始剧烈地颤动起来。“地震啦！”有人惊呼。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想往外跑，可大地在剧烈地晃动，根本站不起身，迈不开步。也许是因为当过兵、反应敏捷的缘故，情急中张国民一把将同屋住着的马精武的5岁的儿子马川揽在怀中，冒着呛人的烟尘从二楼冲到了楼外。这时，马精武也跑到了楼外，看着抱着马川、满身满脸尘土的张国民，马精武感激得说不出话来。这时候，天已蒙蒙亮了，随处可见倒塌的房屋和受伤的百姓，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人们不知所措。感受到刚才那无比恐怖的震荡的人们，有的已近乎魂飞魄散，吓得不会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