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去秋来，天气由热变凉，工厂已恢复生产，社会秩序逐渐复原。遭地震毁灭的唐山虽然仍是大众的话题，但毕竟地震、抗震棚已经一步步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遍布四野抗震棚陆陆续续地被拆除，曾为我家抗震棚出过力的那几根木方，后来真成为师傅结婚家具上的栋梁之材。当然，震情解除后，仍有些零零散散的抗震棚固执地牵引着人们的视野，在上下班的路上偶尔能见到那些久未有人光顾、也懒得有人理睬的抗震棚，它们在风吹雨打中一天天地残破，最终随着城市全面整容而彻底淡出都市的面庞。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北京城里四合院中落脚的抗震棚大多非但没有因为地震警报的解除而完成使命，反倒几经翻修而长久地存留下来，成为住房面积紧张、经济条件也拮据的市民们改善拥挤居住条件的惟一途径。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地震闹得最凶的时候，这些在北京城内大杂院、四合院中被人们见缝插针搭起的抗震避难棚，理直气壮且别无选择地占据了院落中的必要空间，破坏了历史名城传统院落的合理布局和结构，但震情缓解之后，这些碍眼更碍事的简易棚却真正派上了用场，住房拥挤不堪长久以来一直是无数百姓挖空心思企盼解决的难题，抗震棚的出现则“歪打正着”地为住房狭小而一筹莫展的困难户拓展出有限的居住空间。
如今，多少年过去了，无论是北京城外已经消失了的各式各样的抗震棚还是城内院落中至今遗存的“院中房”，都能勾起我对当年的那场地震和抗震棚的记忆。一场巨灾已经过去数十年，但灾害的后效应却往往要久久延续、存留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使传统四合院面目全非、文化韵致荡然无存的抗震棚，不啻为1976年唐山大地震余波的历史记忆和岁月遗骸。
而压在心头化不去的阴影更是唐山。
大震后的一段日子，“地震”成为人们聊天必及的话题，而“唐山”更成为大家谈资的要点——因为它是这次大地震的中心地带，经历了大震的唐山已不是一座城市，而变为一片废墟。其时，社会上关于唐山的传说耸人听闻：唐山发生了八级、九级、十级甚至更高级的地震；路面裂开了一个大口子，汽车掉下去了，口子又合上了；几层的大楼，一转眼就成了预制楼板堆放处了；煤矿全完了，矿工都闷在井下了，几万人哪；从地上的裂缝就可以看到地下的煤矿；城里死了几十万人，近百万人，一百多万……流言四起，越传越恐怖，使我们这些原本没拿地震当回事的年轻人也开始心里打鼓、疑神疑鬼。一遇风吹草动，人们马上就会想到是地震，真有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味道。护厂队的俩队员去“方便”，其中一个家伙如厕练慢功，另一个捣蛋鬼等在外不老实，边等边敲敲打打，动静闹大了些，厕所里的那位愣头青以为真是地震来了，“练慢功”的心被吓飞到九霄云外，不顾一切地窜出来……成为工厂里广为流传的笑料。抗震期间还出过其他笑话：一位师傅在工厂值班，要孩子当晚把所需的物品送去。天已经大黑了，男孩骑车飞驰在北三环路上，不宽的路中央上方悬挂着一盏盏昏暗的路灯，七八月天，路两旁齐刷刷一人高的玉米地，零星的农民土房，显得偏僻、阴森，男孩有点紧张，尽量把车骑在路中间。不久，一只只蹲在路上的猫引进了他的警觉，走不远就会碰到一只，一会儿又是一只，一路上，他着实遭遇了不少只猫，看得他心里直发毛——这动物都出来乱跑会不会是另一次地震的前兆呢？见到父亲，他把一路所见一说，父亲哈哈笑着帮他解开了疑虑，原来是由于庄稼地里有各种昆虫，不少驱光的昆虫一到夜晚就会聚集到灯光下，猫不过是就着灯光捡点便宜——吃昆虫，所以每盏灯下至少会蹲一只等晚餐的猫。这是当时三环路夜晚的一景，与地震没有必然的关系。夸大事实的流传、不负责任的小道消息使全社会的神经都绷得很紧，“一触即发”，更重要的是在于人们的地震科普知识贫乏，加之当时老百姓得不到准确的震情信息，怎么会不主观臆想、猜测，以致人心惶惶呢？
大震过后，燕赵大地上崛起了最年轻的城市——新唐山，而那座在地震中变为废墟的老唐山依然留在我心灵的底片上。多少年后，演员赵丽蓉操一口唐山话活跃在舞台上。那让人熟悉的、有些怪腔怪调的话语在使我忍俊不禁的同时，更会勾起我对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回忆，进而深深触动我心底的痛——地震毁灭了唐山，吞噬了20多万条人命，许许多多的人因这场大灾难而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
唐山大地震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灾，无论从人员伤亡到财产损失都给人类留下了无比深刻的教训。面对地震预报这个目前世界各国地震学家尚未成功破解的难题，面对各种各样威胁人类健康生存的自然灾害，究竟怎样做才可能降低灾难的危害程度呢？30年前发生的唐山地震，一下子就震乱了社会的平静，震慌了百姓的心绪，面对大灾全国上下乱了方寸，几亿国人患上了地震恐慌症，这与人们对地震知之甚少，全社会防震抗震知识的宣传微乎其微，缺乏应对突发灾难的能力有直接关系。弹指之间30年过去了，如今时代发展了，科技进步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今非昔比，但在地震知识普及、防灾救灾方面，全社会宣传的力度和对灾难的应急能力如何呢？如果再次出现类似唐山大地震那样的巨灾，又会是怎样的情景呢？这恐怕依然是曾经历过那场大灾的人们这么多年来的担心和疑虑。
电报局里人头攒动，大多是有亲朋好友在唐山的人们。结果是一样的——我们听到的，是一样的回答：都是一片废墟了，就算有人接电报，往哪儿送？
30年后见到了黄越，她还是十四五岁时那副憨厚实在的模样，嘻嘻哈哈，质朴随和，乐天知命。她已经从唐山调来北京了，因为她的夫君在北京成就了事业——她的先生叫王拥军，年轻的脑内科专家，全国青联委员，先是在宣武医院当脑内科主任，后来出国当了一段访问学者，回来出任天坛医院的副院长。王拥军大概也应该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而黄越，我时不时就会和她开玩笑，我说，幸亏我妈邀请你和你爸一道回家乡，不然你今天的“荣华富贵”全是一场空啊。黄越当然总是开心地哈哈大笑，回应道：“就是就是，要不说梁阿姨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呢！”
黄越的父亲黄忠民，唐山矿冶学院的教授，和先父应该是中学同学，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曾经拜过“把子”，但亲如兄弟是千真万切的。从少年时代，他们就在一条街里泡。现在那条街还在，是我的家乡广西北海临近海滨的那条老街，现在已经成为了游客们观赏旧中国南洋风格街巷的观光地。在旧中国，先祖父的生意做得颇大，当时是北海市的商会会长。据先父说，祖父为人任侠豪爽，仁慈忠厚，每到饭口，家里总是要摆两桌席的，一桌，家里人吃，一桌，待客。于是，每到用餐时间，先父及其姐姐们的好友、同学，有凑热闹的，也有“吃大户”的，反正总是来至家中，吃饱喝足再说。少年时代的黄忠民，家境如何我不知道，但没少置身其中凑热闹，这是他直到晚年还常常回忆的旧事。唐山地震后，黄忠民黄越父女滞留北京，好几次和我家人一道用餐时，忍俊不禁：“啊啊，真没想到，几十年后，还是要当你们陈家的老食客呀！”
黄忠民叔叔和先父一道读高中，高中毕业后正逢内战烽火燃起，两人似乎还有一段携手投奔共产党游击队的事迹，后来为什么又没有干下去，不详。解放后，先父从广州的大学里读书毕业，分配到北京人民大学教书，而黄叔叔，则到了唐山矿冶学院。北京唐山相隔不远，两位“发小儿”一次次见面的场面，还在我脑海里历历如昨。黄叔叔性格活泼，粗声大嗓，不断地开玩笑，先父虽也风趣，但好像总是要保持一点兄长之风。黄叔叔一到家中，两人谈笑风生，议古论今，即使是在政治高压的时代，也百无禁忌。大约到了60年代，我们全家看到了一张寄自唐山的照片，是黄叔叔和“小陆”阿姨的结婚照——那时的结婚照简朴得很，没有西装革履婚纱曳地，只是一个中山装一个列宁装，肩贴肩如革命战友模样而已。越一年，又寄来了一张照片，中山装、列宁装中间，是一个胖头胖脸的大娃娃，这就是黄越了。
1976年初，先父结束了江西“五七干校”的劳动生活，回到了北京，因为工宣队要抓“落实政策”的典型，他也沾了“典型”的光，算是把几十年“特务嫌疑”的帽子给摘了。尽管全国人民还沉浸在“天安门事件”的压抑中，我家的气氛却优先宽松了起来。大约已有十几年没有返乡的母亲便设计着要趁暑假之机带着我妹妹回乡省亲。母亲是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的，父亲有些不放心却又不敢向工宣队告假，于是便去信询问黄叔叔是否愿意一道同行。这邀请正中黄叔叔下怀，暑期一到，黄叔叔即携黄越来京，与我的母亲妹妹，一道衣锦还乡去也。
那年我27岁，已经在京西煤矿当了8年工人了。3年前在井下出了工伤，被矿车撞折了腰，一休就是一年。工伤后没法下井了，被派到辅助部门率领老太太们筛沙子。恰逢“四人帮”们开始搞“阴谋文艺”，写“反走资派”题材的小说，要请几个工人阶级的“笔杆子”来捉刀。尽管我那时还背着“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嫌疑，但毕竟有点舞文弄墨的特长，似乎还是可以利用的。于是，把我派到北京城里，参加有关的文艺学习。这于我，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当时我的女友，亦即后来的妻子正在山西临汾做“工农兵学员”，暑期探家回京。我趁机泡在城里，名为公差，实为恋爱。妈妈妹妹又回乡去了，刚刚被“解放”的父亲则忙于“斗批改”，要好好表现表现。我岂不正好天天泡在女朋友家中做实习的东床快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