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组6月25日飞抵昆明后乘坐云南地震局两辆吉普车在蜿蜒曲折的山路颠簸了三天两宿到达到西南边陲的龙陵现场。我们向国家地震局在现场的局领导和现场指挥部汇报了来意，随即划分小组开展工作，我们考察地形、地貌破坏、山体滑坡、塌方、房屋损坏等；会见了县政府和县地震机构负责人。最远处我们到达距缅甸仅一河之隔的瑞丽，实地考察遭到破坏的一个甘蔗制糖厂。每天晚上我们住在现场指挥部的帐篷里。龙陵现场的经历使得后来我在唐山地震时的宁河地震现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同身受。
从现场回昆明的途中在澜沧江畔陡峭的山路上，我们乘坐的一辆吉普车不幸发生了车祸，一位白族简姓年轻司机给予及时救助，到保山后不得不停留数天，一是为伤员检查、诊治，尹伯忠同志伤势较重，军分区医院给了我几瓶当时改称“红药”的云南白药，二是等候交通工具。7月2日我们全体人员回到天津。
当时天津局对于“京津唐”地震趋势作过发生“4.5级”的预报，也有预报人员个人预报“京津唐”地区有发生5～6级地震的可能。那种估计距离实际发生的地震震级太悬殊了，因为唐山大地震从能量上相当于3万5千多个5级地震。
地壳孕育的巨大能量使得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正在步步进逼，终于在20多天后突然向我们袭来。夜色苍茫雨纷纷 唐山大地震突然袭来
1976年7月28日凌晨，我在三楼办公室里睡得正香，房间墙角斜靠着几根基建用的钢管和角铁，这些铁器撞击声和楼房剧烈摇晃把我从梦中惊醒，我意识到地震了！此时，楼内已断电，我摸黑披着上衣匆匆直奔二楼的震情值班室，得知3时42分发生了大地震，但是不知道震中地点。在摇曳的烛光中，大家紧张地忙碌着：接电话、找图纸。住在附近的职工很快赶到。电话源源不断打进来，震后约7分钟，我接到市政府（当时称“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一个电话是市委书记解学恭同志打来的，询问地震情况，后来他又打来过一次电话。随后接到主管地震部门的建委主任杨拯民（杨虎城之子）的电话，询问震情。我如实报告说：“正在快速收集信息，地震地点、震情发展正在分析中。”我将干部职工进行分工，指定了临时负责人，组成震情信息、震灾情况和后勤安全三个大组，责成分析组组长张肇诚负责震情值班室电话和信息汇总。有的地震台站通信中断，下面的信息一时不能报来，剧烈震动又将地震记录仪器记录笔打出格，超出最大限幅，无法计算出地震参数。
当时地震局局长林启予正在天津市北郊青光地震台“蹲点”指导工作，我责令后勤火速派车去接回林启予局长。
大约在凌晨5时许，我带领抗震处长刘毓琨、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杨国军，驱车到市政府汇报。外面淅淅沥沥下着小雨，途中看到严重的房屋破坏和人员伤亡才骤然意识到情况极其严峻。我们开车来到位于和平区泰安道的市委和市政府所在地——那座解放前建成的坚固的开滦矿务局大楼，在地下会议厅见到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各委办局首长，约30人正在召开紧急会议，这实际上就是天津市第一次抗震救灾会议，警备区部队首长也在场。
解学恭同志平静地询问了关于地震的情况，我如实把我们收集到的包括北京方面的情况做了汇报。至今感到羞愧不安的是：作为地震部门没有能够在政府最需要的时候在第一时间提供出准确的信息。
市委常委那次紧急扩大会议紧张有序进行，很快从铁路系统获悉通往唐山的茶淀车站破坏严重，综合各方面情况，判定这次大地震是在宁河到唐山方向。市委领导指示我们地震部门加紧工作。我根据地震局的实际情况和地震现场的需要，提出了两个请求：一是地震局机动车辆太少，二是需要提供无线电台支持，以解决应急通信问题。解学恭同志立即责成杨拯民主任和公用局（也归建委分管）刘肖岩局长派出十部吉普车到地震局待命；由人民防空办公室的张福恒主任调派两部大功率电台支持地震局。我们紧急返回地震局后，正值林启予局长从青光地震台返回，另一名从空军转业老干部、副局长黄若影也来到机关。青光地震台的赵慧君同志凭多年的观测经验，快速正确地判定出大地震的准确方位在唐山。林启予局长遂正式向市政府作了报告。我们确定了震中位置在唐山方向，决定由我带第一支队伍立即赶赴地震灾害现场——天津的宁河县县城：芦台镇。
大约早晨7时左右，我带领7个人分乘两辆吉普车，紧急向地震现场进发。
一路上看到大批解放军车辆和队伍浩浩荡荡沿津榆公路（即天津—山海关205国道）向潘庄、芦台和唐山方向开进。潘庄大桥已经严重损坏，车辆只能单向通行，队伍滞留约一个多小时。我们继续东进，距离蓟运河芦台大桥以西约2公里处，也是宁河地震台所在地附近时，已经看到大地震发生后的悲惨境况：公路北侧河沿的田埂上已经有了很多新坟和燃烧的纸钱，但是没有哭声，只见老乡们个个黑青着脸，凝眉呆目，匆匆前行。我们快要到达芦台大桥时，又看到有七八个从倒塌的县招待所逃生出来的男人，身穿内裤，身被浴巾，步履蹒跚迎面向西走过来。
1956年建造的横跨蓟运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芦台大桥，原来桥面上为飞天双拱，此时已被地震摧毁断裂，大桥桥身已经侧斜跌落河中。所有车辆都停留在芦台镇对岸公路一侧，我们下车在道边后看到很多地震后形成的仍在喷沙冒水的环形泥沙穴群。
解放军舟桥部队正在紧张地搭建舟桥，在蓟运河西岸岸边，我巧遇到当时主管农业的市委副书记冯勤，他是我在党校学习时的班长，他孤身一人从宝坻县赶到宁河县。我们一块步行走过舟桥，到达对岸后分手。大约在下午1时我们一行七人横穿芦台主要干道，没有看到一间完好的民房，那些土坯房在地震中埋葬了我们多少百姓啊！只有残留的门楼依然孤独地站立在雨中。我们不时能在道路两旁，街道空地上看到并排摆放的死难者遗体，七八个一堆儿，覆盖着棉被和衣物。看到眼前的惨状，我们心情极其压抑，感到难以名状的沉痛，因为我们是地震工作者。死难者也是我们的亲人啊！
在县委那座未被震倒的三层砖混办公楼前，我见到正在指挥救灾的县委常务副书记张云祥，我们在宁河地震台选址和为地震台选调地方干部工作接触过很多次，我们瞬间相对无言。我简要把我们到达现场的意图向他通报，告知他准备把地震专业队伍的前线指挥部设在与芦台一河之隔的宁河地震台站。
下午3时许，我在蓟运河畔等待林启予局长和后续队伍。在压抑、劳累和郁闷中无法顾及雨后满地泥泞，不知不觉在河边乱石堆中睡过去几分钟。
我们现场人员集结后回到芦台大桥西岸的宁河地震台，现场指挥部就设在这里，由我负责现场工作。
在距离台站约百米的途中，又突然发生了18时45分的7.1级强烈余震，我和抗震处彭国杰当时正走在泥泞的河渠道路上，站立不稳，无法行走，看到河水水面剧烈地晃动、翻滚。此后，我们在地震现场经历了数十次5级以上有感地震，地震晃动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地震现场30个日夜
市人防派来的军用无线电台和部队通信兵战士，公用局支援的机动车辆和司机陆续到达现场指挥部——宁河地震台，首先保证了通信和交通的畅通。我们架设地震仪器连续观测记录和报告地震活动情况，用电台保持同市局和市政府的联络通信。
大家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随后，现场指挥协调和人员生活成为突出问题：停电，无水，没有粮食。经请示后决定由我和地震台长刘化洲，分析预报负责人杨国军组成现场领导班子和临时党支部。刘化洲同志负责生活后勤，他是本地人，原本是宁河县粮食局系统的模范粮站站长，他去附近的粮库凭关系借到几袋面粉。头几天的生活用水是从附近一个停产倒闭的公社工厂的废水柜中取来加热后饮用，后来我们就在院里临时挖了水坑，取用地表咸水解决燃眉之急。
我们每天都将现场观测记录到的地震情况加以分析上报，综合面上情况后再提出现场意见，及时报告给上级。约一周后，后方陆续解决了我们现场的生活问题，特别是饮水、食品饼干和发电机等，部队同志带来军用战备压缩饼干，也和大家一块儿分享。
现场人员最多时达到30余人，其中有兄弟省市派赴现场参与监测考察的地震专业人员。江苏、安徽省单独在宁河县北面的板桥农场架设临时地震台，坚持了很长时间的观测记录。
我们在现场还组织技术人员，对芦台镇及其周边地区的地震宏观破坏，做了考察，绘制图件。当时，震后的灾害评估并没有作为地震部门的职责。
现场行政组织工作的压力不比业务技术工作压力小。车辆、司机、住宿、饮食生活、人员调换，每天都会遇到大量问题。特别是公用局来支援工作的司机，他们自身及家庭也有很多困难，经历了最紧张的十几天后，经请示逐步将他们放送回原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