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一群特务、宪兵和警察蜂拥入内，特别是由于叛徒的告密，李大钊不幸被捕。
10.面对敌人的审问和酷刑——坚贞不屈
李大钊被捕之后，在二十多天里，“始终坚贞不屈，气节凛然”，并“在监狱里坚持宣传共产主义，受到全监犯人的敬爱”。面对敌人的审问，他没有泄露一丝党的秘密，没有体现一毫的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动摇，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李大钊被捕的4月6日下午的14时，接受第一次审讯。据1927年4月7日《顺天时报》报道，李大钊“态度尚极镇静”，被问及为何住在苏联大使馆西院旧兵营时，李大钊巧妙地回答，“因与俄人有友谊关系，且喜该处清静云云”。4月7日下午13时30分，李大钊被第二次审讯。“李大钊接受审讯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彼自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及该党之工作，但否认最近对于北方有何密谋。”李大钊在审问中的形象“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在审问中，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对于敌人问及的许多事情，称一概不知，以至于当局无可奈何地向报界承认，“李无确供”。之后，虽又对李大钊进行多次审讯，但都无结果。
李大钊在法庭上和家人见面时，显得很平静，可谓是一种伟大的超越自我和任何个人私利的精神的体现。据大女儿李星华回忆，她和母亲及妹妹在法庭上见到李大钊时，他“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脸上表情非常平静，既不愉快，也不伤心，似乎他的心并没有放在我们身上。而是一种另外的伟大的力量笼罩了他的整个精神，显然这就是他平日对我们所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使得他如此安静和沉着”。
在李大钊的“供词”中，几乎回答了审讯中提出的所有问题，其中包括“（国民党）特别市党部有几处及其组织内容”，“北方区共设市党部若干处”，“（国民）党中派别及分合情形”，“你所抱之目的及近年经过情形”，“革命步骤”、“（国民党）与苏俄如何接洽”，北京国民党组织的情况、活动经费来源和收支情况，“南北军政各情问如何传达”和传达方式，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内幕如何”、“CP是何符号”，等等。李大钊的供词是坦率的，同时也是巧妙的，充满智慧的。他固然如实讲出了国民党市党部在全国和北方建立的情况，但当时奉、直军阀控制的地区仅局限于北方，即使张作霖知道了国民党在广州、上海、汉口设立党部及其大体组织情况，亦对之无可奈何。
对于北方国民党地方组织‘区党部’、‘区分部’情形，李大钊则以‘说不清’对之。这就使奉、直军阀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也无法确知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活动实情。他固然讲到了国民党一度在北京地区工作的要员的姓名，但同时说到这些人现在均已离京南下，有下落者在革命政府中任职，无下落者便无从追踪查找。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没有谈到“共产党”，在“供词”中亦尽可能不谈或少谈这方面的问题。
即使敌人再三追问：“你是左派首领，左派与共产混合，当然你就是北方共产首领？”李大钊则干脆回答：“我是左派首领。惟我所主张共产主义与一般人所主张不同。我是拥护农工利益，要完成中国国民革命。”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在与敌人进行周旋，以自己公开的国民党左派的身份来体现其革命志向，同时避免节外生枝，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为了保护一起被捕的革命青年，还特别希望当局对这些青年宽大处理，所有的责任都由自己来承担。在生死危急时刻，李大钊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心中所想到的只是如何为革命保存力量。
11.面对敌人的绞刑架——视死如归
李大钊被捕后，各方人士纷纷设法营救李大钊同志。深知李大钊作为北方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开展付出的努力的北方铁路工人组织了劫狱队，计划劫狱行动。消息传到狱中，李大钊表示坚决反对，他说：“这种行动自然是工人们、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和对于党、对于我的爱戴，但今天完全没有可能实现这种计划：因为不只是囚室武装警卫，即监狱亦处于重重武装戒备中，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中共北方党组织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取消了劫狱计划。
李大钊是国立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九高校的教员，故九校的校长深感营救的责任之重，于1927年4月9日召开九校校长校务讨论会，商议共同营救李大钊的办法。10日，九校推选出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为九校代表拜访张学良，提出了九校的意见：“（一）未放学生请速放；（二）认为情节重大之学生，请从轻发落，取宽大主义，不再株连；（三）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四）李大钊之妻女，请即释放……”
1927年4月15日，公民李公侠致书张学良，请求宽赦李大钊。《世界日报》报道中列举了十条宽大理由，其中第八条说：“且李氏私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终日伏案面究各种学问……”。4月16日，白眉初、李时、武学易、李采岩等三百余人联名呈请释放李大钊，“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所受之辛苦，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故公民等以同乡关系，愿保留李大钊之生命……”
北洋军阀政府也曾在杨度等人的努力下，以“政治讨论会”的形式召开代表会议，杨度和梁士诒作为代表，约司法总长罗文干一同会见张作霖，主张将东交民巷事件中所逮捕的人“移交法庭”处理。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在北洋军阀政府内部中对李大钊的处理意见亦不统一。有人认为：“共产党在北方显有扰乱阴谋，则依照军法处分，自属适当”；也有人认为：“所逮捕者悉为文人，并非军人。虽密谋赤化，虽属颠覆国体行为，唯文人与军人究不能相提并论……不可高压而迫其走险。”
中国南北方的新、旧军阀在李大钊事件中的态度则更多地倾向于严办。据当时《顺天时报》载，“自李大钊被捕后，张作霖曾电张宗昌、韩麟春、孙传芳、吴俊升、张作相、阎锡山、吴佩孚七人，征询意见。五电严办，一电法办，阎无复电。”其中，奉系军阀的一个重要头目张宗昌由山东前线拍来电报，称李大钊是北方革命领袖，是“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之后，面对苏联驻华使馆旁旧兵营逮捕事件，蒋介石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在反革命势力的怂恿下，张作霖不顾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下决心杀害李大钊等人。
由于担心民众闹事，张作霖不敢对李大钊等人进行公开审判，而是选择了秘密的军法会审。4月28日，在北京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里秘密进行军法会审，整个会审没超过七十分钟，即仓促地对李大钊等二十人宣布判处死刑。下午13时许，李大钊等被秘密地用六辆汽车拉到西交民巷的看守所处以绞刑。“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道路“两旁均有宪兵警戒”，“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不变，从容就义”。
在李大钊逝世三十周年之际，陈毅赋诗以示纪念：“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辱。先驱好肝胆，松柏耐岁寒。”李大钊以其无私无畏之革命精神，谱写了一首共产主义者壮丽的人生篇章，其献身革命的崇高气节，成为中国共产党员永远学习的典范。生死观，是人们对待生与死的根本态度，亦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产阶级的人生观是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珍惜实现生命的价值，并以大无畏的精神对待生与死。李大钊的一生“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但从其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能够自觉地以辩证的、唯物的观点对待生与死，以“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而“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一生，向世界阐释了共产主义者光明磊落的生死观。
12.辩证对待生与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