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不遗余力地宣传社会主义，并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近代中国思想变动的原因》、《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下之实业》、《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平民主义》、《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释疑》等。李大钊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理论探索，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等问题上，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而且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他从政治、法律和经济三个方面对这种制度进行了分析，“照政治方面言，必须无产阶级专政，方合其目的”；“照法律方面言，必须将旧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废止之，扫除之，如私有权及遗产制，另规定一种新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将资本财产法、私有者改为公有者之一种制度”；“从经济方面言，必须使劳动的人，满足欲望，得全收利益”。显然，李大钊实际上初步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三个基本特征。为了澄清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李大钊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自己对它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见解。如：有人误解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为一物；有人误解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一物；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消灭了竞争；有人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家庭；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穷苦的，不是享福的，等等。李大钊针对人们的误解，一一作了明确回答。他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绝对相反，“社会主义者是要求政府有一种权力，使之伸张，以保障每人享受极大量的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所用的手段与范围等均不同”；“社会主义亦有相当的竞争”；“社会主义并非破坏家庭，实欲立国家内的家庭，比现在之家庭两趋完美”；“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这里，李大钊对未来社会主义蓝图进行了描绘。他的很多论断，到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有见地的。“李大钊通过撰写和发表的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对在全社会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氛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且为创建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奠定了必要基础。
李大钊利用指导进步社团的机会，极力向青年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组织青年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他注重系统地收集马克思主义著作，以满足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需求；还利用高等院校讲坛和在北京大学校内外演讲的机会进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起，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经济系和法律系同时开课，开设《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举办《现代政治讲座》，主讲《工人的国际运动》、《印度问题》、《人种问题》、《现代普选运动》等专题。他还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兼课，积极向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利用讲坛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由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积极活动，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日盛一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十分突出地传播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时代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处在国际争端的焦点，国内矛盾激化的社会里，社会历史观更容易被人接受，并运用它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
然而，十分难能可贵的是，李大钊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和宣传层面上，而是及时将其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运动用于中国社会变革的伟大实践，使这一先进的思想理论转变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中国社会的重要手段。而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他对中国革命面临的一些系列重大问题所作的富有成效的探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全力推动中国工农运动和国民革命。所以说，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起，就是将其视为理论与方法统一的世界观，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将其作为观察和改造国家的工具”。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在《废娼问题》一文中，初步提出了“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在理论上又进一步论证了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于是否认现在的经济组织，而主张根本改造。”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李大钊再次明确阐述了“根本解决”思想，“‘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依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这就是李大钊“根本解决”的思想，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也反映了他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思想特征。这一思想“构成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原理而提出来的改造中国的最初方案，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的理论建树”。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其196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序言》中阐述李大钊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时指出，“李大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解释者”，“最先承担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使它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不仅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且还对未来即将发生的变化作出了预言”。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就极富创见地产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必须与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
1924年，他再次明确提出：“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李大钊的“根本解决”和从中国“实境”出发的思想，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奠基的意义。虽然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毛泽东最早于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提出的，但从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看，它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是合一的，即首先来自于李大钊所主张的从中国的“实境”出发，实行社会“根本解决”的思想与主张之中。它不仅规定了中国社会革命的最终目标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对中国社会经济组织进行根本改造，实现社会主义。同时也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基本途径，即以阶级竞争为政治手段，以“直接行动”取得最终的解放。显然，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最早的先行者，如他较早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问题，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及作用，等等。换言之，正是李大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之路向，并为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