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有、子路说：“老师，季氏要攻打颛臾了。”
孔子说：“冉有啊！这件事季氏做得很糟糕，也是你的过错。你们身为季氏的铺臣，怎不劝阻他？颛臾过去被先王封为东蒙主，是神圣的祭祀地，而且它就在我们国境之中，就像一个元老，正是社稷之臣，好好的为什么要攻打它？”
冉有说：“季氏要攻打它，我们两个都不愿意。”
孔子说：“冉求！周任有句话说：‘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做臣子的要出力，不能出力就不要做官。如果国家危险了还不知道努力维护，国事颠倒了也不知道扶一下，这样的人要来干什么？而且你的话说得太错了，你想想，把猛兽放出笼子，把美玉毁在匣子中，这些让人担心害怕的事是谁的错啊？”
冉有说：“老师，你说那么多没用，现在的局势是，颛臾这个地方离费国很近，如果现在我们鲁国不取，后患无穷。”
孔子说：“冉求！君子最讨厌托辞！想做一件不可告人的事又拿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唐塞，这为君子所不齿。我听说：作为有国有家的宗亲大臣（指季氏），‘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为什么呢洇为一切本来丰富，只要分配好就不会有人受穷，合计在一起就不会少，大家都安然相处就不会乱。如果这样还不能让四面八方的人臣服，就努力修身感化别人，这样就会召来更多的人。他们来了，就会安心住下，国家就越来越兴旺。现在呢？看你们两个，辅佐季氏，谁会服他？国家即将分崩离析却不能守，还要在国内动干戈、争地盘，我恐怕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
只能跟从一个人
《论语》这段话值得用心咀嚼的地方甚多，下面列举一二：
一，季氏要打颛臾，身为季氏家臣的冉有、子路会主动向孔子通风报信。
冉有二人具有双身份，一方面是季氏家臣，一方面是孔子弟子。哪个重要呢？当然是后者。但这样长期下去，必会使他们性格分裂，因为谁也不能同时侍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主子。
孔子信神，季氏不信。季氏祭祀乱来，孔子身为鲁国大祭司，对这一点深为痛恨。季氏爱敛财，与鲁哀公一样贪得无厌，而孔子主张节用治国。孔子与季氏是无法调和的。
冉有与子路同时侍侯孔子与季氏这两个老板，一会儿跑这边，一会儿跑那边，实在为难。最后他们做出了选择：冉有好财，跟从了季氏，被孔子逐出门墙；子路爱孔子，一直跟到最后。爱孔子的人才能跟他到最后，如果仅把孔子当成一个显赫的势力而跟从，当然不会长久。爱孔子就是信那使孔子成为孔子的道，便是有信仰的人，才会长久。
季氏的克隆术
二，冉有称季氏为“夫子”，“夫子”就是老师，这事有说头。
大家知道，孔子才是“夫子”，冉有怎么也称季氏为“夫子”？这是因为冉有不但认自己是季氏家臣，还认自己是季氏弟子。看来冉有在当时到处拜师，为的只是做个人上人，并没有真的把“老师”一词当成回事。老师只用来升官发财的工具。孔子认清冉有面目后，当然会将冉有逐出门墙。
这事也同时反映，当时的家臣制度常以师生关系为包装，为的是蒙上一层神圣的道德伪装，同时避免了政治上的嫌疑。家臣称主子为“夫子”，主子称家臣为“弟子”。这样，高官的官宅成为一个养士的学堂。在这个“学堂”中当然要分科分门，于是就克隆出一个各司兼备的小朝廷。
这个养士的风气，正是始于春秋之时，是东周王朝瓦解、王权旁落的直接产物。以鲁国为例，当时鲁哀公无权，执政大臣只手遮天，国政归季氏，季氏在官宅中另设一个小朝廷，一切大事先经季氏之手，再转鲁哀公，有时甚至直接由季氏发号施令，如此次“季氏伐颛臾”，就没有鲁哀公的份。孔子爱鲁国，极力扳回这种局面，在孔子执政期间，从始自终都贯穿了与季氏的斗争。
季氏这样的执政大臣养士另设朝廷，此风自春秋始，到战国成顶峰，战国四君子都是这样干的。此风至秦，有吕不韦养士，修《吕氏春秋》；此风至汉，有淮南王养士，修《淮南子》。
我仔细研究发现，吕不韦、淮南子二人养士另设朝廷，都不敢明目张胆，只是说修史著书，俨然在官宅中办了一个特殊学堂，这一点也完全继承了春秋时鲁国大臣季氏“养士为弟子、官学即朝廷”的手法，丝毫没走样，因此可以照原样画葫芦，将国君架空。
冉有铁心跟从季氏，恐怕是想在政治上赌一把，等季氏为国君，他好当第二个季氏。孔子对此心怀戒备。
还有一点要说明，孔子办私学与季氏办官学不同，孔子不曾养士，更不曾克隆小朝廷，孔子办私学是为了讲学、传道，不是为了政治目的。孔子办私学，在当时是一场革命，他“有教无类”的主张打破了季氏官学的世袭教育垄断权。孔子办私学，同时也宣告了他与政治隔离的态度。从那时起，中国的教育才中政治中分离出来，具有教育独立的意义。
孔子对撒谎的人从不客气
“冉求曰：‘非不说（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汝）画。’”（《论语·雍也》）
孔子的弟子冉有说：“不是我不喜欢老师讲的道，而是我力不从心。”孔子说：“力不从心就会半途而废。现在你自己画地为牢，怪不得别人。”
冉有的情况正如孟子所说：“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不是做不到，而是你根本没去做。你没去做的原因是你以为那很难，其实刚好相反，那是很容易的。
大道的一大特点就是容易懂，容易做，亦即“易知易行”，它不会把人难倒，相反，它增加你的力量，让你觉得从此做人不难，做事也不难。
孔子本不会祭祀，但他“入太庙每事问”，也就会了。孔子本不会治国，但他“知其不可而为之”，也就会了。什么都要去做，不做怎么会？冉有说他不会，是在撒谎。吃饭你会不会？你会吃饭就会做事，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不过是那么回事，我们天生就会做事，后天的学习实为温习，等于再做了一遍。每临大事，每有小事，我们谨记孔子说的“每事问”与“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没有什么能难倒人。
撒谎是对自己严重不负责，撒谎的人力图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但毕竟他不是，因此必会导致人格分裂，临事恍惚，好像有两个人，这样当然危险。走在悬崖边上你眼花，看见两个自己，看见两个悬崖，你怎么走也是死。因此不可以分裂自己，须知人是灵肉合一的，既有真实的肉身，也有真实的灵魂，你是真实的，完全可以自己证明。
孔子说越没“文化”的人越好打交道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
孔子说：先接受礼乐之道的，往往是没文化的野蛮人，后接受的，往往是那些君子。如果要行礼乐，我宁愿跟没“文化”的人打交道。
孔子在此说的“野人”即野蛮人，有可能指当时的日韩两国人（这样说绝非歧视）。山东与这两国隔海相望，早就有来往。我们把这句话与孔子说的另外一句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联系起来读，意思就更明显了。
当时的日韩两国落后于中国，来鲁地的日韩人多是来学习中国先进的礼乐文化，颇愿受教，孔子故有此言。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篇末列出的孔子弟子名单中的“商泽、奚容”二人可能是古代韩国人，“商”、“奚”这两个姓氏我疑是韩国古姓氏，不过需要韩国方面的证明，现在姑且提出，存疑供考。
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这等于在说越没“文化”的人越好打交道。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与人交往不是凭着知识，而是凭着本心，如孟子所言“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文化、知识，这些只能蒙蔽我们的心智，于纯正的信仰十分有害。
孔子当然是有知识的，当时就有人叹“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但孔子从不以知识与学问自夸，反而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说他不如老农民、老园丁懂得多。
谈到知识，孔子只是说“智者不惑”，知识的作用是辅助信仰，让人不迷惑。如果知识反而把人弄乱，不如不要那知识。
《论语·述而》上讲孔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于”。这是他知识的出处。生死事大，人的智慧莫过于此。如果我们能像孔子一样因而认识到那赐生命的道，便有真正的智慧了。
孔子不但爱“君子”，也爱“野人”，真正地实行了他自己亲自说的“爱人”，如果只爱君子不爱野人，就算不上爱人。孔子爱鲁国人，也爱其他诸侯国的人。他爱中国人，也爱外邦人。对当时落后的日韩诸国这些海外邦国，孔子无不爱之。我们当知孔子说的“仁”包含爱外邦人、爱外国人的意思。
关于“野人”，我再说两句。我有个朋友牛勇，在加拿大工作，他告诉我他想写一部关于北美土著的书。我回信告诉他：“在土著身上，有着上帝最开始造人时的印记，土著是人类文明的活化石，土著告诉了我们本来的样子。认识土著就是认识我们自己。要说被拯救，恐怕土著占先，因为他们没那么多文明气，是纯正的人类，堕落还未深，犯罪还未远。从某种意义上说土著是文明人的老师，西藏的藏民懂得保护圣湖，北美印第安人懂保护神山，我们却以自毁家园为乐。”以上是我回信的大意，如今我转述过来，供读者参考。这其中并没有什么深奥的知识，却是当前的必需。
请允许我再强调，真正的信仰都是简单明白的，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本原，人人天生就会，原不用学习。孔子说野人，我说土著，都只不过要人往回走的意思。这不是复古，而是要人回到正路上来。
孔子最爱“不做事”的人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乎！’”（《论语·述而》）
“颜渊问为政。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孔子曾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只有我跟你是这样的啊。”
颜回有次问孔子怎样管理国家？孔子说：“记年要用夏历，坐车要坐商朝的车，衣服要穿周朝的样式，礼乐要用尧舜时的韶舞。把那些靡靡之音抛得远远的，把那些小人赶得远远的。因为靡靡之音会使国家淫乱，小人能使国家毁灭。”
颜回最终没有做官，住在一个简陋的巷子里。
孔子赞扬说：“有德啊颜回！甘心住在陋巷里过清贫的生活。人们把他担心得不得了，谁知道他其实开心得不得了。颜回真是有德。”
孔子最爱的弟子是颜回，而颜回是一个“不做事”的人，你也可以说他是懒汉，反正有他父亲颜路与老师孔子养着他。可能颜回有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回年二十九发尽白，早死”。
司马迁把颜回放在孔子弟子的首位，这是共识。颜回能做到“三月不违仁”，与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修养齐鼓相当，已是圣人。圣人“不做事”，只做好自己。
国之四维
其实颜回也很懂治国之道，朱子说他是“王佐之才”。在与孔子关于治国的两次讨论中，颜回都问到了点子上，可见他很懂行。
一次即上文所引“颜回问为政”。颜回与孔子谈的不是俗政，他们在说有道的政。颜回问为政，等于他在问为“正”（孔子曾说“政者正也”）。孔子一听当然明白，马上解释何为政（正），孔子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孔子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提倡三代之政，不与时沉浮。
孔子为什么要“放郑声”？“郑声”不仅是指淫乐，孔子在此借指淫政。靡靡之音为淫乐，靡靡之政为淫政。当时各国都大力推行靡靡之政，使民靡烂不堪，都是淫政。如孔子所在的鲁国，鲁定公好淫乐，曾接受齐国馈赠的美女八十人（见《史记·孔子世家》）。好淫乐必好淫政，鲁定公为了纵情享乐，与大臣季恒子“往观终日，怠于政事”。鲁国是如此，与鲁国相邻的齐国、卫国皆如此。与孔子同时的齐景公，据《晏子春秋》载，是个极好女色的家伙。而卫灵公更甚，私宠侧妃南子，不立太子，引起国家大乱，最后被弑死。
孔子与颜回论政，首先就提出要国家归正，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孔子给出的具体方案是“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这四条，另有补充说明两条，“放郑声，远佞人。”是对比着讲。
针对各国淫政，孔子正面讲了四条匡正方案，是非常有益的，下面分述之。
“行夏之时”。即用夏历纪年。
纪年是国家大事，一个国家如果采用的纪年不准，就会引起时间上的混乱，百业不兴，与外界的交流缺乏时间上的对等性。
孔子行夏之时，是具体的补救蔽政的办法，仅凭这一点，我就可以说孔子是专家。当时的纪年已陷入混乱，各诸侯国各自为政，有行夏历的，有不行夏历的。周朝的传统行夏历，才有了国家的统一。这很好懂，比如现在北京用公元纪年，四川假如不用公元纪年，首先文件就不能有效传达，谈何其他？
夏历是世界上最科学的纪年方法之一，其实它不是从夏禹时开始的，而是从黄帝时的轩辕历而来，《史记·历书》载：“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轩辕历发展为夏历，至于今而不废，长达近万年的纪年历史（黄帝距今约一万年）证明它的无误。
我们从纪年的角度看中国历史，又可以看出：凡是废去了夏历的某一历史时段，如武则天废历与王莽废历，就意味着国家的动乱；凡是恢复夏历纪年，如王莽之乱后刘秀又用夏历，国家就回到正常轨道。孔子要行夏之时，显然是力图把鲁国与当时各国拉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夏历纪年与公元纪年并行而不悖，中国从民国到现在同时使用这两种纪年没有任何冲突的地方，相反，大家都公认这样比只使用夏历更为方便。两种纪年刚好互为补充，这也证明了二者本为一体。
夏历是根据黄帝观察到的天象与夏禹治水获得的地理知识而来，公元纪年是纪念耶稣的诞生、并以此为准记录人类历史，我们把这两者综合来用，道并行而不悖。
“乘殷之辂”。即崇尚朴素的器物文明。
辂是大车。殷辂的特点是朴素耐用，比华丽的周辂好（见朱子《四书集注》），孔子说要“乘殷之辂”，也就是反腐败的意思，主要是针对以奢侈为竟的鲁国君臣，孔子此说也是对周道的匡正。
周之衰败，有很大一个原因也就是腐败，据《史记·周本纪》，“周幽王嬖爱褒姒”，“烽火戏诸侯”，行淫政，周亡自幽王始。孔子说“乘殷之辂”，意在匡正周道，行殷道。大凡一个朝代，如果以前朝为师，那么就可以走得更远。
孔子在反腐败的同时，提倡素美的生活，倡导器物文明，即“行殷之辂”。
器物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工业革命源于对器物的推崇，这与中国古代的繁荣都是一个道理：衣装、居室、车马，这“日用三宝”是人类文明的灵魂，推动人类历史的是这三样的发展。
人的生活必须有所附丽，物质生活如此，精神生活也如此。一场神圣的祭祀，祭司应穿着素美的衣装，用以敬拜上帝。由此带来礼乐。至于居室之美，更使人变成人。我们就算把一只猴子扔在故宫大殿的宝座上，它都像皇帝。居室以素美的空间把人烘托出来，是美丽宇宙的凝缩，延伸了人的视线，拓宽了人的空间，并使人安定下来，比在山林生活时更为从容，室中一桌一椅，都能让人舒坦。一瓶一花，都能让人愉悦。一床一榻，都能让人放松。至于车马，能让人去想去的地方，并随时邂逅美景。衣装、居室、车马，这三样，使我们日用为美，日常有道，是文化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