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元年（1260年）4月，忽必烈继位后，立即召集八思巴、刘秉忠、郝经等谋臣，以及木哥、塔察儿、蒙哥都等亲王在开平大安阁研究开国制度。
忽必烈说：“郝爱卿与诸臣研究了历代的制度政策，向本汗上书《时务五事》，对本朝建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请郝爱卿自己说吧！”
郝经说：“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使国家而居朔漠，则无事论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陆行宜车，水行宜舟，反之则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汉食热，反之则必有变。以是论之，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然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
忽必烈说：“多年以来，我们以汉法治汉地，成果显著。尽管有人说什么‘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朕亦未曾改变。今日建国立政，自当总结历年经验，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众卿不要害怕累朝勋旧从中作梗，也不要说什么这是‘臣仆之谋，亡国之俗’。只要有利国家民众，朕定当一意行之。”
塔察儿说：“多年以来，我们东道诸王已与当地人民亲如一家，治汉地必用汉法，绝大多数亲王也能理解。但毕竟有些人对既得利益比较留恋，如诸王分封制、怯薛制、斡耳朵制、朝会颁赏制等，如若立即取消这些制度，恐怕也会引起一定麻烦。”
木哥说：“阿里不哥、牙剌等就是对我们实行汉法不满。西北诸王海都等一直拒不入朝，恐怕也与此有关。如何让他们理解陛下的良苦用心，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忽必烈笑了笑，说：“我在《即位诏书》里，不是说要‘祖述变通’吗？对于成吉思汗以来行之有效、又受大家欢迎的制度与办法，我们不仅不会改变，而且还要更好地坚持下去。塔察儿王爷所说的那些制度，就正是我们要‘祖述’的制度。请诸位放心，这些制度一百年不变！”
八思巴说：“贫僧翻阅史书，记得辽朝曾实行南面官、北面官制度。‘用汉制治汉人，用国制治契丹’，对于不同的民族实行不同的制度与办法。我们国家比起辽朝来不知要大多少倍，不仅幅员辽阔，而且民族众多。在不同地区与民族实行不同的制度与办法，恐怕也是势所必然吧？”
忽必烈说：“还是大师见多识广，学识渊博，经他这么一说，我们这‘祖述变通’的方针岂不是行之有据、言之有理吗？”
刘秉忠提出：“大汗上应天命，下合民心，建国立政，自当祖述变通。既需稽考古典，也需参考辽、宋旧制，更要参以时宜，变法改制。其机构建设，当参考唐宋辽金，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并立，以成我朝一代之法。”
忽必烈宣布道：“我朝廷建制可参照辽金略有变更：设中书省以总宏纲，枢密院以总军事，御史台负责监察百官。外设宣抚使分领路府州县，平天下庶务！授刘秉忠光禄大夫，位太傅，参领中书省事，与许衡卿一起制定本朝制度、朝会礼仪。任命王文统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姚枢为左丞。以廉希宪为陕西、四川等路宣抚使，商挺参议司事。以王盘、董文忠为燕京路宣抚使。粘合南合、张易为西京路宣抚使。”
众臣谢恩。
中统元年（1260年）5月中旬，刘秉忠在开平大安阁向忽必烈建议说：“蒙古自成吉思汗以来，一直以月圆为月，以草青为岁，以12生肖纪年。这也是当时诸事草创、文治多缺的一个表现。如今圣上即位，就应根据中原王朝的一贯做法，建元表岁，纪时书王。”
1260年农历五月十九日忽必烈正式向全国臣民颁布《中统建元诏》。
宣诣官宣布：“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群下。朝廷草创，未遑润色之文；政事变通，渐有纲维之目。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年，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煥皇猷，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惟即位体元之始，必立经陈纪为先。故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仍以兴利除弊之事、补偏救弊之方，随诏以颁。于戏！秉录握枢，必因时而建号；施仁发政，期与物以更新。敷宣恳恻之辞，表著忧劳之意。凡在臣庶，体予至怀！”
忽必烈即位不久，就改变了蒙古族以月圆为月、以草青为岁、以12生肖纪年的传统。依照中原王朝的惯例，正式确定当年为正统元年，意即中原正统。它表示了忽必烈统一中国、实现“天下一家”的意愿。从此，蒙古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