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之痛——沼泽为什么会变成草原
1960年，红原建县，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为“红原”，意为红军经过的大草原。红原幅员8400平方公里，人口3.8万人，是阿坝州惟一以藏族聚居为主的纯牧业县。红原县县委干部陈中平告诉我，现在全县有近50万头牦牛，是整个青藏高原牦牛最多的县之一，从1995年起，每年7月这里都要举办牦牛文化节，盛况空前，影响广泛。
这盛况，我不知究竟是祸还是福。
1935年8月15日，毛尔盖沙窝会议后，中革军委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即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一方面军之五、二十二军（即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8月21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由红一方面军杨成武红四团和红四方面军二九四团组成），从毛儿盖出发过草地，26日到达班佑。至8月底，红军右路军全部过完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当年红军从毛尔盖出发向北，要穿过现红原日干乔大沼泽。日干乔大沼泽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湿地——若尔盖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均海拔3300米以上，沼泽下是亿万年积存的泥炭沼泽土，人行其上，稍有疏忽就可能遭灭顶之灾。红军过日干乔时，有不少年轻战士被沼泽永远吞噬。在整个若尔盖湿地，红军三大主力约有一万多将士长岷于此（主要分布于日干乔、镰刀坝、包座牧场和班佑等）。
过草地在红军长征史上一直被称为最艰苦的经历，一些著作和回忆录描述，过草地犹如一场死亡行军。那么，当年中央红军过草地只有五六天时间，怎么会死那么多人呢？党史专家杨继宗告诉我，主要问题是无粮造成的饥饿，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央与张国焘长达一个多月的争论，把这个地区本来就很少的粮食消耗殆尽，就是不过草地也照样会饿死人。杨继宗认为：“过草地之前，部队曾开展了筹粮工作，按要求每人应准备10天所需的10～15斤干粮。但这一地区物产不丰，许多部队远未达到要求，有的甚至仅筹到两天干粮。行程未及一半，一些单位即告断炊。草地荒无人烟，哪来补给？加上连日降雨，积水泛滥，淹没了草甸，许多地方甚至连野菜也无从寻觅。草原中有许多潴淤之水，因陈年衰草腐蚀其中，不能饮用，行军时不慎跌跤，干粮掉进毒水中，亦不能食用。有的战士不堪忍受饥渴之苦，不慎喝了有毒的水，吃了有毒的野菜，因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高原气候是第二个致命的原因。在海拔3300多米的草原上，缺氧使得健康人尚且行动艰难，红军长途行军缺乏给养，体质已极度衰弱，草地绝粮，对他们的生命更是极大的威胁。高原气候多变，昼夜温差大，红军从南方到这里，除了身上的单衣再无御寒之物。草地的8月白天多雨，晚上强劲的寒风夹着雪花向露宿的红军袭来。每天清晨，宿营地都有身披霜雪冻得僵硬的战士尸体。
这就是1935年的日干乔大沼泽。但50年后，在索尔兹伯里等中外作家眼中，它已经成了青草葱郁的大草原，索氏等甚至是带着讴歌的语调来赞美。又过了20年，日干乔乃至整个阿坝上10万公顷的沙化土地，让诗人们的歌喉失语。
但我无法失语。
建国后，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向沼泽要牧场，当地政府组织人们开沟排水、改植牧草等，加之全球气候转暖，沼泽自然趋干，面积日益缩小。现日干乔大沼泽水位下降1.2米，原先的湿地大多变成了草原，有些草原正在出现沙化。中外湿地专家考察后指出，如果这片湿地消失，美丽的日干乔将变成沙漠，成都将直接遭受沙尘暴袭击，黄河将成为真正的季节河！
红原日干乔：亚洲之肾有外伤
从马尔康东行去刷金寺，梭磨河两岸青山含翠，云气缭绕，不时能见到静寂的藏寨散落在秀丽的山水间，石制的建筑如嘉绒藏族的历史一般古朴厚重。翻过海拔4200多米的鹧鸪山口，下山就是刷金寺。我们停车加油，然后找到一家挂着“内江食店”幌子的馆子吃饭。老板姓陈，自称在西藏当过几年兵，沐惯了这边的阳光，就带着老婆过来了。老陈的馆子平街层用餐，楼上两层住宿，20元一个床位。我问这么偏僻的地方有人住吗？他说昨天才走了8个人，“都是自驾游的，开了两台车。如果到了黄金周，广东、上海和北京都有人过来，还打挤呢。”老陈厨房的凉台下是一条河，河对岸是山，山上少树。我问他，这里原先有树吗？老陈说，“原先是大森林，砍光了，当年，这里还是阿坝州州府呢，60年代才搬到马尔康去的。”说着，他砰地打开灶门的开关为我们煮鱼。听灶间轰隆隆地响，我问他烧的什么。他说柴油。我说怎么不烧柴，他说早就没柴可烧了，“一是山上没了，二是查得也紧，哪怕是山上干死了的树棒棒，也不准捡，要是给抓到了，罚得惨！”
看来，这里封山育林动了真格。
刷金寺海拔3000多米，明晃晃的太阳晒到身上毫无热气。我坐在门前等着老陈的鱼，一个黑红脸膛的年轻人走过来，刚才就是他给我们加的油。他问你是记者吧。我说是，递给他一枝烟。这人高鼻、浓眉，一看就知是藏人。一问，果然，他叫扎西，金川人。他说：“这山上还有个红军墓，你们怎么不去？”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他去过，山很高，墓很小，很少有人上去过，“不过，你们今天是上不去了，路太远了。”这话却被我忽略了。扎西又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当成兵，“我最想干的就是当兵，干其他事没劲。”我说你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中石油的加油工，还嫌不好？”他说没劲，天天像傻子一样守着，“当兵多好！我三哥在云南陆军当士官，10年了，威风得很。我们家乡自古就有当兵的传统。”
我想他说的是真话。金川人，其剽悍不亚于尼泊尔的廓尔喀人。
当晚，在红原我才听陈忠平说，扎西说的那座墓就是亚克夏山红军陵园，是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墓。我大喊遗憾。陈忠平说：“你没啥可遗憾的。我曾上去过，至少得走一天，早上天不亮就走，晚上还不一定回得来，那山高得不得了！”
离开刷金寺北行，起伏的丘陵替代了高山河谷，地势渐渐开阔。在黄黄绿绿的起伏中，一块刻着“黄河、长江分水岭”的石碑让我停了下来，原来已经到了海拔4125米的查真梁子。以此为界，分隔出山地与草原迥然不同的地貌。站在岭上眺望，南边山岳起伏、雪山巍峨，北边草地连绵、河流蜿蜒。其实，当年红军进入宝兴后就与藏人有交道，从硗碛、夹金山、懋功、抚边、两河口、卓克基到刷金寺，传统上属汉藏交界区，由于长期是汉藏杂居和以农耕为主，这一带的山民不少是藏汉血统，即便是藏人，很多都会讲汉话，有汉族姓名，因此红军在这一带还能少量地招兵买马和获取粮食，但一翻过查真梁子，即进入真正的游牧区，居民是纯粹的藏族，语言不通、传统的隔阂和缺少粮食等，让红军面临巨大的困难。
我从查真梁子进入草原，是5月下旬，绿草刚刚冒头不久。草地上牛多，羊少，星星点点的帐篷很花哨，后来才知那是草原农（牧）家乐。远处有长袍藏人骑着大马放牧，紧跟的藏獒像牛犊，这让我想起离开马尔康时，张健对我说，过了查真梁子，“那边就不是嘉绒藏族了，习惯上叫他们安东藏族”。
公路边的电线杆一直通往天尽头，天际线有些紊乱。草地上有成片的红柳，无数溪流浸过红柳流向北方。
前面就是红原。
红原多鸟。
早晨不到6点，窗外啁啾鸟鸣响成一片。
据县林业局湿地保护办主任、工程师刘联忠（羌族）介绍，面积10.76万公顷的日干乔湿地是鸟类的天堂，黑颈鹤、丹顶鹤、黑鹳、大天鹅、小天鹅、金雕、白尾海雕等国家一、二级鸟类都有。说到这里，刘朝我诡谲一笑，“这里的鸟是幸福的，它们还有湿地可栖。不过，我们现在更多是称日干乔草原而不叫湿地。”刘脸黑，蓄着小胡子，满脸的故事。县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陈忠平说，之所以鸟多，一是宣传教育到位，培养了爱鸟意识，二是藏胞有宗教信仰，本身就敬畏生灵。“因此，在我们这里，人类和鸟类是和谐共生的。”
但人与湿地能否和谐共生呢？
刘联忠回答我的提问时很谨慎。“湿地是几千万年上亿年形成的，但是要破坏，也就几年功夫。六七十年代学大寨，我们这里就干了傻事，在沼泽地开沟排水，自以为扩大了牧场，却破坏了生态。”他告诉我，去年7月联合国湿地国际保护研讨会在兰州召开后，国际湿地权威、德国专家冯·勃利克专程来到若尔盖和日干乔考察，评价是：位于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这块湿地是全世界最好的，如果遭到破坏，对全球气候的影响不可估量。刘介绍，红原还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地点就在查真梁子，往南流的水进入长江，往北流的水进入黄河。若尔盖草地总面积100多万公顷，涵养着黄河20%的水源，所以，外国专家公认这里是亚洲之肾。人的肾解决排水问题，亚洲之肾受到损伤，问题就严重了。”
要弄清这个问题，刘认为有必要先弄清什么是湿地。他强调，按拉姆萨尔公约，所谓湿地是指不问其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性的沼泽地、泥炭地或水域地带，静止或流动、淡水、半咸水、咸水体，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水域。
“人们当年向日干乔要牧场，主要是因极左思想的影响。”刘联忠称。在马尔康，周天乾曾向我介绍，仅曼则唐湿地及周边地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增加草场面积，累计开沟200多公里，涉及沼泽14万公顷，最终使8万多公顷的沼泽成了草原，草原的稳定性肯定不能与沼泽比。
但在许多诗人们眼中，只有青青葱葱的草原才值得讴歌，沼泽嘛，黑黪的不耐看呢！
陈忠平认为极左思想只是一个方面，关键还有人口增长的因素，“你想嘛，红军过日干乔时，这里几乎是无人区，根本不存在放牧过载问题。如果那时候日干乔有现在的40多万头牦牛，红军还会去吃草根、皮带？”陈1981年大学毕业后分进红原，“当时全县才2万多人，现在将近4万人了。仅仅才20多年时间，人口增加了快一倍！所以，人类活动对自然的损害是最大的。”
据刘联忠介绍，“六七十年代在日干乔湿地里活动的人很少，现在里面差不多有1万人了。”这1万人还得加上多少万头牲畜呢？刘说日干乔湿地以泥炭为主，最厚深度达到19米，“那是多少万年的积存物啊！”而开沟排水后，长出的牧草牲畜并不喜欢吃，且有毒性。陈忠平认为，草原是生物进化的结果，人为去改变，肯定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
在日干乔，我寻访到常年驻在湿地工作站的苏拉木（藏族）工程师。苏工认为，对于日干乔已经沙化的部分，“治愈是不可能的。简单地说，草场一旦沙化，你不可能再在上面植草。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涵养水土，不让沙土流动。我们从2003年开始试验，选了4万亩草场，县里投入5万元，效果比较好。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缺钱，工作站有8个人，只要有钱，我们还可以做更大规模的试验。再有，黄河改道后废弃的河床也成了沙化源。另外，草原鼠害也是个大问题，它们把草根啃断，把沙土拱出来，很可恶。”
确实，行驶在红原大草原上，成千上万的鼠洞和鼠堆让人头皮发麻。苏工所说的鼠害主要是高原鼠兔和鼢鼠。我在若尔盖的唐克见到了那东西。我认为它已经不是鼠，外观大得像小狗，腿粗得像棒球棒，我跟着它追，结果它闪电般逃进洞里去了。苏工说：“这里的鼠太凶了，它们打洞翻沙，年复一年地破坏着。”
但是千百年来，草场并没被鼠类破坏，为什么？
“那是因为有鹰和其他猛禽，所以红原人爱鸟，现在把牧民的猎枪统统收了，就是为了保护鸟和动物。”陈忠平说。
刘联忠给我算了一笔账：“如果要让日干乔恢复到六七十年代以前的模样，工程款需要4512万元，这笔钱看似不多，但它不包括湿地上居民的搬迁。那笔账是动态的，多少牲畜、多少房屋，谁算得清？”那么，以日干乔现有的状态继续下去，将来风沙会刮到川西平原，甚至成都、重庆吗？
“肯定不会！”刘联忠和苏工都表示，“红原、若尔盖两县从1999年开始堵沟蓄水，进行湿地保护，效果明显。近年日干乔的生态在好转，但仍需大的投入。我们不明白，作为亚洲之肾，这里的湿地比东北的扎龙保护区大若干倍，也重要得多，但投入却几乎没有，这是为什么？”
那么，阿坝州草原四县（即若尔盖、阿坝、红原、壤塘）的沙化面积究竟有多少？据2004年该州第三次荒漠化沙化土地监测的调查，全州沙化总面积17.37万公顷，有明显沙化的土地13万公顷，比1999年增加75%，涉及154个乡，沙化点1706个，虽与全州422万公顷草场比这不是个大数字，但仍应引起高度重视。我不能轻易判断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沙化悲剧会在这里重演，但这里毕竟是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和黄河上游的水源区，怎能怠慢？
对松潘草原研究达30年的杨继宗告诉我，如今人们将这里的草原分得很细，诸如日干乔草原、壤塘草原、若尔盖草原、热当坝草原等，“其实原先并不这样分，红军过草地时，这里统称松潘大草原，面积大概有三万五千平方公里。解放初期，整个松潘大草原的牲畜是60万混合头，80年代发展到156万混合头，现在已经发展到293万混合头，你说草原的压力比红军长征时增加了多少倍！”
红原瓦切乡副乡长黎雪峰（藏族）认为过度放牧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乡里才号召有条件的牧民实行圈养。圈养的好处是明摆着的，我们乡的示范户叫柴美多艺，他搞了圈养，效果很好。我们现在一头牛产奶约30斤，国外是80斤。国外多是圈养。现在全乡虽有天然草场149万亩，但上级要求退牧还草40万亩，全乡光牦牛就有5.33万头，不圈养，草场的压力太大了。但真要改变牧民们祖祖辈辈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工作很难做呀！”
黎雪峰的话让我感慨。一个瓦切乡，牦牛存栏即达解放初期整个松潘草原存栏数的十分之一，但其面积不到当年松潘草原的百分之一！几千年来，包括红军过草地时，人的活动与草地是匹配的、平衡的，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祸事就会接踵而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分析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沙化（今伊拉克两河流域一带）时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小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啊，常常把第个结果又取消了。”
这样的告诫，阿坝的草原人已经认识到了，他们正在行动，办法是“填沟还湿，治沙还湿，限牧还湿，火鼠还湿”。但他们苦恼的是资金。
如果真到有了钱时再来治疮，代价更大。但没钱，这疮又该怎么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