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国人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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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信仰访谈录(4)

和谐,当然不仅仅是政府和百姓之间的和谐,官员和人民之间的和谐,也包括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和谐。个人之间的和谐也同样遵循一个道理,即人跟人平等,人和人没有区别。所以道德的基础是设身处地,体谅别人。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道德的金律。它的出发点就是人与人平等,不要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我所提倡的“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以及延伸到“也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就是尊重别人,平等待人的意思。遵守公共秩序,就是平等的原因。高谈阔论,目中无人,排队夹塞,随地吐谈,都是突出个人,不平等,搞小特权的表现。大家都说中国人到外国旅游,往往高声喧哗,不文明,不懂得尊重别人,只顾自己,都是素质低的表现。也就是没有人与人平等的观念,不把别人看成和自己同样的人。几千年的皇权社会把中国人培养成了不平等的习惯。要么当顺民,要么当暴民。受压迫时逆来顺受,得机会时欺侮别人。我们反对官吏的特权,但是一旦自己有点权也想搞一点。官员都是百姓变的。这样看来,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是一个全民族的教育过程。我们要向孔子学习,也要向外国学习,赶上世界潮流,同时也是恢复中国良好的传统道德。

○说快乐教育

使人快乐是一门大学问,再没有什么学问比它更重要了。创造快乐的事业是最伟大的事业。我们应该看到,改革以来财富的生产增加了近十倍,可是大家的幸福感却没有十倍,甚至于还减少了。这值得我们密切注意。社会的不稳定,利益的冲突,矛盾的激化,犯罪的增加,说明虽然财富方面有所好转,但是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快乐而不光是财富。财富固然有利于快乐,但也不尽然。有时候钱多了快乐没增加。尤其是一个人收入比较高的时候,财富跟快乐并没有直接联系。我们要追求快乐,而不光是财富。我想我们已经进入到这样的阶段。我们要注意如何追求快乐。追求快乐虽然是人生第一目标,可是我们中绝大多数对此并没有研究,连一般的道理都没有人给我们讲过。从小学到大学,老师从来不讲。因为他们自己就没学过。老师往往用叫人痛苦的方法教学。这说明他自己就不懂如何追求快乐。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时代,不是财富极大化,而是快乐极大化。财富怎样极大化?简单说就是所谓帕累托改进。就是不让任何一个人受损失,而让至少一个人更富足。全社会都用这样的原则处事,财富就极大化了。快乐的极大化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就是不让任何一个人不快乐,同时至少有一个人更快乐。全社会都这样处事,快乐就会极大化。我们经过了“文革”,那是全社会痛苦的极大化。没事找事,斗别人,使别人痛苦,同时没有让任何人变得快乐一点,全社会的痛苦达到极大化。我建议,要把快乐教育放在一切教育的首位。从小学到大学,在所有的学科教育中,自始至终都要围绕快乐的目的。政府的政策必须符合快乐原则。世界上一切人际关系,小到个人之间,大到国际关系,都要以增加快乐为最高而且不可动摇的普遍原则。如果大家都能同意,我相信全世界将进入一个远比过去更为幸福的新时代。

○说财富

我们讲道德有根本的原因。因为财富并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快乐或者幸福才是最终目标。财富只不过是得到快乐的渠道之一。何况有时候财富不但没有使人快乐,反而陷入了痛苦。许多人追求财富,把自己交托给钱,做了钱的奴隶的人都会有这种经验。钱是有了,但是快乐没找到。

○说华人精神

华人不忘自己的文化和祖先。华人有很强的抱团精神。这种精神的源由,应该就是中华文化,包括语言、历史、儒教精神。我们天天都在享受这份遗产,但是并不觉得。一旦离开了它就会感到它的可贵。我在马来西亚华人协会上的演讲就是用普通话讲的。主持人是一位年轻女士,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而且能够纯熟地运用经典词汇。我想起陈水扁要“去中国化”,我不明白他怎么去得了。除非不说中国话,不用筷子吃饭,忘记孔子和炎黄,变成一个无根的人。

○说华人宗族教育

东南亚国家的华人都有姓氏的宗族组织,他们每年活动一次。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表扬奖励本宗族内学习好的子弟。孩子得到表扬当然高兴,家长的面子更有了光彩。这种一年一度的会议实际上变成一种竞赛,这对华人教育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说华人凝聚力

在马来西亚,马六甲最值得一看的是明朝士兵的坟墓。郑和下西洋时,几次经过马六甲,留下许多士兵,据说有几千人之多。他们几乎都死在了异国他乡。他们为了生存肯定要从事耕作或别的生产活动,进而组织家庭。他们思念家乡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死后会嘱咐子孙不忘祖国。他们特殊的身份使得他们死后的葬地得到保护,一直绵延至今。马来西亚独立后,当地政府曾经打算铲平这些墓地,被华人社会坚决反对。最后华人社会硬是集资把这块地买了下来,得到永久的保留。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说明中华民族有非常强大的内聚力。更可贵的是华人虽然自己抱团,但是不会伤害别人。可能得益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五钱理群:坚守自己的信仰,又尊重别人的信仰

前记:著名文学家钱理群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发扬鲁迅精神,对塑造中国人品格做出巨大贡献,在广大青年中有着深远影响。钱理群老师是中国人信仰的传播者,既是现实批判者,又是理想播种机。1998年,王少农曾在北大百年校庆时作《太学赋》,献给了钱理群老师、乐黛云老师、季羡林老师、费孝通老师、授业师长王博老师等先生们。1999年撰《太学春秋》一文,细述了认识钱老师的经过。钱理群老师充满激情,听钱老师谈信仰是一种享受。

○说精神危机

有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一直至今还要坚持启蒙主义呢?这就涉及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在我看来,人性是善恶并存的,问题是一个社会是引导人性向善的方面发展,还是诱导人性向恶的方面发展?“文革”就是把人性中的恶诱发出来,使其恶性发展。“文革”对人的毒害,主要是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诱发人的动物性的嗜杀性。“文革”中许多群众暴力事件是令人发指的,各地对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及其子女残酷打击,还有大规模的武斗,不同意见的群众相互残杀。一方面,进行所谓理想主义的教育,把年轻人都训练成极端的堂吉诃德;另一方面,又进行阶级仇恨教育,培育“夺过鞭子揍敌人”的“阶级感情”,把年轻人训练成狂热的“阶级斗争的战士”。“文革”一开始,就把学校里的校长、老师,都宣布为敌人。这回堂吉诃德面对的不是风车,而是“十恶不赦的妖魔”,他(她)们怎么不会挥舞着铁戈、长矛刺杀过去,致“敌”于死命?这对中国国民性的伤害是十分巨大惨烈的。最近二十年,把人的欲望不加限制地诱发出来。欲望的魔一旦被放出来,也很可怕,人们越来越多疯狂追求私欲,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不断,无情的利益争夺变得你死我活。我经常在想,一个不知道爱、不知道怕的民族太可怕了。一个社会常靠两个东西维系:“爱”之外就是“怕”。小时候,老一辈的人常说,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做坏事,将来要遭报应,这是粗俗的宗教观念,却无形中维护了社会道德的一个底线。举例说,也许假冒伪劣产品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但假冒伪劣也有一个限度,就是不能伤害人的生命。我买的这件衣服是假货,穿了没有几天就破了,这当然坏,但不会因此让我丧命。这就是底线,超过线就是“伤天害理”,为社会所不能容忍,这都是约定俗成的,即所谓“盗亦有道”,做坏事也是有规矩,有约束的。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底线被突破了。那么多的让人丧命的假药假酒,那么多的让农民颗粒无收的假种子,什么事都敢干,没有任何约束。我们经常用“无所畏惧”这个词来赞扬人,但我想,如果整个民族都无所畏惧,这就病入膏肓了。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破了,那么这个社会就难以维持下去了。我想这个道理大家是都知道的。我们正面临着这样严重的民族精神危机,民族道德的危机,人心的危机,在我看来,这是当下中国最根本的问题。要纠正,恢复元气,引上正道,是很难很难的,而且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这是从根本上制约着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其问题的严重性、危险性、迫切性,其影响的深远,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我甚至想,这可能就是我们对后代子孙所负欠的最大的债,如果我们不及早偿还,将永远受到良心的谴责!因此,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在我看来,鲁迅的这一思想,在今天的中国,是有现实意义的,它昭示了启蒙主义的新的迫切性。很多朋友都热衷于中国制度的变革和建设,这确实是当今中国的迫切任务。但如果仅有单一的制度变革、建设,没有相应的国民性的改造,就会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

○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我们高喊民主、法制,但对民主的理念、法制的实质,都缺少理论上的深入讨论,更不联系中国的实际。对中国自身的历史实践经验,在“割断传统”、“全盘否定”的思潮下,自然少有理论的科学总结,许多宝贵的思想遗产因此被遮蔽、强制割断;对历史的失误,一方面只限于道义的谴责,另一面又几乎没有进行理论的科学批判。因此,我们回顾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也许在翻译阐释,某些历史研究,专业研究上,有所成就,或有可观的成就,但理论创造和建设,却是十分的稀薄,至今也没有出现真正的理论家。与此同时,却充斥着伪理论、伪学术。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的理论职责,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失责。

○说正视历史

每个民族在回顾二十世纪时,都有一些不堪回首的回忆:这是民族的耻辱,也是精神的隐痛。敢不敢揭露这样的全民族的精神创伤,正视其中淋漓的鲜血,正确地总结沉痛的历史教训,这是一个民族是否真正通过苦难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说二十一世纪伊始

二十一世纪伊始,当许多人处于绝望、虚无中时,我又回到这一命题上来,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这样的警告:“寻找支撑自己的‘归宿’,这本是人的一种本能的欲求;当个体生命因虚无主义而陷于极端悲观、绝望、孤独时,是很容易被充满自信的强有力者的坚定、决断所吸引,进而被其俘虏的。一个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的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的人格的。”

○说民族主义情绪

过去的中国,一般认为中国人是一个讲中庸之道的民族,不容易狂热,中国人像热水瓶,是一个温和的民族。但是在二十世纪,这个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一种狂热当中,这种狂热在中国传统中并不多见,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国民性。原因就在于二十世纪中国始终处于想赶上、超过西方先进国家的民族渴望中,或者说,我们民族始终处于一种被包围的状态,被围状态形成突围心理,所谓高速度、好大喜功都是由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而产生的。

○说母语危机

(与精神危机)同时存在的还有中国母语的危机。这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危机,更是人的存在危机:当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一无所知,对其所蕴涵的深厚的文化,厮守在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产生疏离感、陌生感时,就是在实际上失落了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地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成为‘无根的人’”。

○说自省

我所有的言说,都不是为了批判别人,当然更不是用以维护某个既定的秩序,而只是要反省自己,摆脱内心的黑暗,是一种自我清理、清洗、清算与警示,以便有一天清醒、干净而坦然地去见“上帝”。

○说生命的高峰体验

“单纯与明净”正是这几十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学术境界,人生境界!尽管我在与先生(指王瑶先生)相处十多年间,这样的状态仅见过这一次,但就是这瞬间印象却几乎照亮了我此后的学术与人生道路:无论处在怎样的外在与内在的困境之中,只要一步入学术的幽林,就安静、平息下来,进入生命的沉潜状态。如我在《与鲁迅相遇》的“后记”里所说:这“不是对现实痛苦的回避,而是使这痛苦更加刻骨铭心,并超越一己的痛苦,思考国家、民族、人类的大问题,感受人生的大悲欢,生命因此得到了升华与自赎”。在这样的生命的高峰体验中,自我心灵就达到了单纯与明净。

○说独特的生命体验

在融入了大自然之后,精神家园的内涵也就更为丰厚。在那一个早晨,(我)独自坐在屋前的平台上读书,突然发现,更准确地说感受到了寂静:“它无声,却并非停滞,在无声中有生命的流动:树叶在微风中伸展,花蕊在吸取阳光,草丛间飞虫在蠕动,更有人的思想的跳跃和飞翔。这就构成了一种寂静之美”,而我的生命又进入了从容、沉潜的状态:这或许就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非常之美的。

○说重建精神家园

重新认识你脚下的土地,重建你的精神家园。对理想主义也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提倡一种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首先是坚持理想主义,同时又理性地估计与正视理想主义实现的有限性,这背后其实是包含了鲁迅先生所提倡的韧性精神的,就是认准一个目标,就不计效果地、不问收获地、持续地、一点一点地做下去。既清醒于个人作为的局限,又相信历史合力的作用,也就是鲁迅说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说理想

我们需要的理想,是自发的,是我们内在生命所要求的,独立自主选择的真正的信仰、信念。我们需要的理想同时是开放的,而不是独尊独断的,它坚守自己的信仰,又尊重别人的信仰,贯注着“思想、信仰自由”的精神。

六唐晓渡:信念会给一个人带来方向

前记:唐晓渡老师是当代著名文学家,多年推动中国诗歌的关展,支持中国诗词的复兴。作为诗人,唐晓渡老师异常关注人的精神生活与信仰生活。王少农于1995年受教于唐晓渡老师,有幸成为门下弟子。唐老师对诗歌、对精神世界、对信仰的追求与认识,深刻地影响了一代诗人。唐晓渡老师的诗学,是王少农“通过诗歌认识信仰”这一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2009年11月20日,唐晓渡老师回答了王少农提出的问题。

王少农:老师,什么是诗人的信仰?诗人信仰什么?

唐晓渡: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信仰,包括以诗本身为信仰。很难设想一无信仰的诗人。好像是惠特曼认为,对诗人来说,信仰泛神论最为恰当,我赞同他的观点。

○说信念

信念会给一个人带来方向,至少它要求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