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成功者，其实也就是为他人在陷阱上面铺盖鲜花的人。因为他成功了，难免会引得“无数英雄竞折腰”。
很多有所成就的企业家也会东施效颦，期望在与行业巨无霸的对抗中做大自己，他们会模仿着把对抗的矛头直接指向行业的最强者，但表面上看起来也有些人会出于某种其他的原因。比如，克拉克对抗微软可能出于一种放荡不羁、桀骜不驯的个性。但是，王安对抗蓝色巨人IBM，则出于一种宿怨。
1945年，王安在美国求学期间，他想在IBM公司找一份实习的工作，没想到工作没找到，反而遭遇到面试官员的一番羞辱：“IBM是美国一流的企业，我们搞的是高科技……我看你还是到哪个汽车修理厂去碰碰运气吧！”这让王安记恨在心。
其实，个性也好，恩怨也罢，算得了什么！关键还是利益。他们还是企图通过与行业老大的挑战，获得成功。第一，和行业老大对抗，可以“狐假虎威”，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第二，给自己增加压力，变巨大的压力为巨大的动力；第三，打败了老大，自己就是老大。
盘算打得很好，胜算并不尽然。
王安对抗蓝色巨人，垮了。
1975年，王安公司首次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具有编辑、检索等功能的文字处理机，这种文字处理机可在屏幕上直接显示文字，可用键盘快速修改文稿，能像普通打字机和印刷机那样印制文件。
王安的文字处理机给当时的办公室带来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从美国白宫总统办公室到企业、机构的办公室，王安的文字处理机受到了秘书和专业人员的广泛欢迎。王安公司的利润直线攀升，1977年，王安公司营业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
20世纪80年代初，王安凭借着文字处理机趁市场取胜余威，全线出击，把总部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罗威尔市，建造了一个当时很先进的计算机制造厂，并大量地吸收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的人才，着手设计小型机产品，并使该商品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王安公司除了在美国本土设立了广泛的制造和经销网络以外，还把触角伸向全球——在包括中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的分支机构，成为大型跨国产业集团。
1984年2月，在美国各大商业报纸上，王安曾连续刊登过一则商业广告：“请让我们试一试，我们就会在阁下的订单上把IBM一风吹走！”
比尔·盖茨曾说，如果王安能再一次完成其战略转型，世界上可能就没有今日的微软公司，“我可能就在某个地方成了一位数学家，或一位律师”。
可是IT产业就是这样残酷，总是一代新人换旧人，能让你迅速成名，也能让你快速衰败。王安面临的这次重要转型机遇就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PC新浪潮，当然王安的对手IBM、DEC也没有及时把握住。王安对苹果电脑公司在PC上的努力不屑一顾，他认为搞个人电脑是“闻所未闻的荒唐事”。
在乔布斯的苹果电脑风光两年后，IBM醒悟过来了，迅速跟进，急速兴起的PC市场把王安的利润最丰厚的小型机和文字处理机挤出市场。
在严峻的挑战面前，王安醒悟过来，迅速组织研发力量，以最快的速度生产出性能可靠、速度超过IBM产品的PC，但王安在不与IBM为伍的执著信念驱使下，做出了产品不与IBM PC兼容的决定。
此时原来保守的IBM反而采取了激进的开放政策，开放相应的技术标准，使得大量的PC兼容机厂商蓬勃兴起，这些PC兼容机厂商事实上也就成为了IBM松散而又有力的联盟，围绕IBM PC和IBM PC兼容机的应用软件相继被开发出来。3年后，IBM的个人电脑已经可以运行100多种软件，而王安的个人电脑却没有任何一种软件可以运行。
王安此时的对手已经不是IBM了，而是IBM们了。王安力图打破这种局面，他决定釜底抽薪，在IBM PC的两大支柱上做文章。
据有关资料记载，王安亲赴微软公司，秘密会见年轻的比尔·盖茨，称“我这次来的目的是想邀阁下一同合作”，希望微软能够放弃与IBM的同盟关系。而盖茨却笑着说：“你的美意使我受宠若惊。我与IBM合作得很好，没有什么大的分歧。而且，我们微软公司还很脆弱，还需要IBM的荫庇。”
而且王安也没有争取到英特尔成为自己的盟友，其缘由可能追溯至早年英特尔的格鲁夫对王安的一次拜访。当时，为了促销英特尔公司的产品——不是CPU，而是一种存储器，后来成为英特尔掌门人的格鲁夫前往王安的办公室。格鲁夫把存储器样品放在王安的办公桌上，然后问：“您是磁芯存储器的发明者，对于这种存储器的应用有什么高见？”王安不屑地瞅了他一眼，低头打开手上的信件，然后回答说：“如果你早先问过我这个问题，那你就不可能制造出这种部件了。”这让格鲁夫感到羞辱，而且在会谈期间王安频频接电话，屡屡打断他们的会谈。
格鲁夫在会见后填写的出差报告中写道：“我害怕的是我将被他那深沉的哈欠声所淹没。”
王安电脑垮了，为自己与大佬IBM的快意情仇付出了惨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