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87年，诺贝尔就对未来有预见地写道：“当某一天世界真的变得文明时，那些尚不能工作的儿童和那些不能继续工作的老人，将会毫无疑问地享受一种普遍的国家补助金。这自然是非常公平的，而且实现这种计划，肯定会比人们想的要容易得多。”这些就是这个人的行动和思想。与此同时，他给一名申请工作的人写了下面一段关于他自己的情况：“我是一个厌世者，然而却非常善良。有很多怪毛病，而且是一个耕种哲学比耕种粮食更在行的超级理想主义者。”
“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人，就像无法接触阳光的宝石似的东西。”这是诺贝尔的一句座右铭。他无论在任何地方开办公司和工厂，都比较关心职工的利益。
诺贝尔从事炸药事业，一直以严密的安全措施为重点。他认为一点点的失误或疏忽即会招致无法挽救的严重后果，因此安全措施才是最重要的。在考虑安全问题的时候，他必定想起他心爱的小兄弟埃米尔惨死的可怕情景，想起硅藻土炸药诞生之前，全世界频繁发生的爆炸事故，强烈的社会责任心驱使他为达到安全目的而不顾经费问题。尤其是那位错把哥哥当弟弟的法国记者，把他说成是一个靠兜售杀伤力不断提高的武器发了大财的商人，真是骇人听闻，让他不寒而栗，因此反复强调“安全超前生产”。
他不同意随意解雇工人。有一次出现部分关闭博福尔斯工厂的问题，他就此事在给他侄儿海尔马·诺贝尔的信中说：“我没有充分的材料宣告一定的意见，我们是应该继续还是关闭，不过既然要发生裁减一部分职工的问题，我的意见是应竭力维持，以避免那种痛苦的办法。”
诺贝尔作为一个雇主能够真正地尊重他人的自由。保守的报纸《工人的朋友》的编辑曾请他在博福尔斯推销这种报纸，向他说：“煽动者们正在向工人灌输许多麻醉毒物，每一位雇主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应预备解毒剂。”诺贝尔回答说：“如果规定博福尔斯的工人们应读什么报纸和不应读什么报纸，那我认为这是无理由的；反过来，他们有要求我不干涉他们自由的权利。”
由于诺贝尔尊重工人的人格和关心工人的福利，据说他的公司的工人从未发生过罢工事件。
对于他的主要助手，他更加关心备至。例如，当他在1891年被迫移居意大利时，他在法国聘请的助手法伦巴赫不愿同他一道去意大利，于是他就发给他高额退休金，让他就地退休。此后，他在1893年聘请瑞典青年工程师索尔曼来意大利做他助手时，诺贝尔认为他很称职，就在他的圣雷莫别墅附近为索尔曼买了一栋别墅。对于那些平常向他寻求帮助的人，只要诺贝尔认为他们确有困难，他也会慷慨解囊，予以帮助。由此看来，他似乎没有一般资本家那样贪婪。与此相反，他对自己却非常节俭。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当然更没有任何挥霍之举。诺贝尔极其尊重作出过贡献的科学前辈。发现硝化甘油的意大利化学家索布雷罗晚年生活贫困，诺贝尔便把他请到自己在意大利的公司担任高级顾问，付给他高薪，直到他在1888年去世。索布雷罗去世之后，诺贝尔还出资为他塑像立碑，以资纪念。资本家拥有的巨额资产，诺贝尔认为来自于社会，应该回归于社会。他不主张资本家的巨额遗产由子女继承，认为那样会导致子女的腐败和社会的退化。与此同时，诺贝尔还积极主张对老人、儿童建立一种普遍的国家补助金，对失业者也应当建立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六、复杂的性格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个性极为复杂。
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身体虚弱、健康不佳，但他却能够在工作中做出惊人的成绩。他喜欢在偏远的地方过安静的生活。尽管是一个炸药和武器方面的发明家和工业家，他却厌恶暴力与战争，并且是一名忠诚的和平之友。
他天性谦让温顺，可是在形势的迫使下，他也曾违心地卷进激烈的纠纷与对立之中。他表露出富于想象力的诗人和作家的很多品质，但同时又具有一个天生的商人那种清醒的预见力及筹划能力。他在日常生活中，一向对陌生人采取缄默和回避的做法，但他在当时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鼓舞和他在思想与工作中的结果，曾在全世界引起过共鸣。
作为一名机警的观察者，他甚至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对他所看到的一切时常表示不满与怀疑。这个世界包含着很多他所不能接受的事物：“现实曾无情地挫伤了我年轻时心中的理想。”童年他多病的身体曾使他成为“他那个小世界里的一个陌生人，他的同伴幸福玩耍时的一个忧郁和沉思的小观众”。这个忧郁的孩子变成了实验室里的一名害羞的思想家，对很多东西感到有兴趣，但对什么都不感到奇怪。
他没有继承他父亲那种洁白的肤色和强壮的体形，却继承了他那种自信和相当粗暴的性格。他像他妈妈那样长得又黑又瘦。
但是，如果有人在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五十五岁那年看到他--当时他正处于鼎盛时期--那么，就会发现他是一位踏着短小而坚定的脚步，为了达到明确目标而匆忙奔走的人，一位略微驼背的活跃而又严肃的矮个子的人。他有着宽大的脑门，蓄着整齐的短胡子，在他的脸上充满着紧张和忧虑的表情，但在浓眉下则有一双慈祥闪烁的蓝眼睛。当他的近视眼需要的时候，他就将系着一条黑带的夹鼻眼镜夹在高凸的鼻梁上。他的服装式样不是最新的，但却像他周围的一切东西那样，总是保持着简单、实用和高质量的传统。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够表现出他是一位大名鼎鼎或者非常有钱的人，乍一看来，很多陌生人还会把他当成一个迟钝、阴郁和无足轻重的人。
他几乎是倔强地回避大批吵嚷的人群，但当与可靠的朋友和同事们在一起时，他又完全是另外一个人，表情轻松，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人们喜爱他，是因为他不摆架子，但却不能不注意到他是一束紧张的神经，人们必须通过约束自己的办法来防止触犯他。
他那略微粗鲁的声音，有时带着忧郁，有时带着讽刺的语调，而且无论谈到什么题目，他都要做出有趣的评论。他精通五种语言，在谈话时往往非常自在地从一种语言变换成另一种语言。当他提出一种反对意见的时候--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从他列举的论据中，可以看出他学识渊博、消息灵通，而且意见非常新颖。显然，他并不在乎会冲撞别人。有时他会带着闪亮的眼神，说出一些粗暴的话来，显然是想“敲打一下资产阶级”。并且为这些话的效果感到高兴。
那些通过访问或信件寻求开导的蒙昧的人将会受到他的欢迎。但对于那些来摆架子、吹牛皮的自负的人，或者来逢迎拍马的人，在客气地、但却坚决地请他滚蛋之前，他总要当场训斥他一顿。
他在各方面都是一位谦虚的人，他不时地参加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们的友好聚会，但他却避免出头露面，并且从内心里厌恶社会活动。
诺贝尔天生谦虚。既不喜欢多谈自己，也不写一切私人的日记。他不爱接受记者采访，更厌恶在报纸上、杂志上炫耀自己。尽管他在世时早已赫赫有名，但知道他的人实在有限。诺贝尔爱工作，当病魔侵袭时就爱孤独。他厌恶一般社会生活，如应酬、接待等等。如果有机会，他乐意与有才智的人们往来，尤其是那些见识较广的人。诺贝尔曾这样写道：
“人生有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回避一切有教养的社会，忽视与善于思考的人交流思想。最后失去了这种活动的能力，牺牲了自己获得的他人的尊敬。”
为了这个原因，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从来不让他自己成为一个乏味的科学工作者。他具有理解人类一切的本能。诺贝尔不慕虚荣的事情很多。有一次，一位编辑向他索取照片在他的杂志上刊登，他坚决拒绝，说：“在这煞费苦心和厚颜无耻大肆宣扬的年代里，只有那些具有特殊资格的人才让自己的照片在报纸上出现。”一位瑞典出版商要出版一本瑞典名人专辑，同他接洽时，诺贝尔回答说：“我喜欢订阅这部有价值有趣味的书，但我请求不要把我的照片刊登在这个专辑中。我不知我应否得此名望，我不喜欢谀辞。我天生的意愿是少给死者荣誉，他已没有感受，我们为死人建纪念碑不如帮助活着的人。”他最明确的一次发表他的论点是在有人提议为法国化学家和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举行纪念式的时候。他写道：
“我相信巴斯德自己会拒绝这种表彰的勾当，他厌恶任何用他的名义所做的标榜，因为他厌倦在事后登门拜访的人们。像这里所住的名人一样，他没有受到那些最厌恶的新闻记者们的烦扰。他们比臭虫还讨厌，如果有人发明一种药粉，消灭这两条腿的害人精，那真是再好没有的事。我相信巴斯德受到过新闻记者的注意，他们曾使他筋疲力竭，甚至宁愿抛弃科学院的荣誉。用他的名义建立一个基金会比一枚奖章更合他的意，他获得的勋章已经足够了。”
哥哥路德维希曾要求他写一个自传，他不肯从命：
“你为什么用写自传的事来折磨我呢？只有戏子和杀人犯的自传才有人看，特别是杀人犯的。不论他的‘丰功伟绩’是关着门在家里取得的还是在战场上取得的。”
由于他哥哥一再坚持，他就回信附了下面这篇传略给他：
“诺贝尔呱呱坠地之际，一个仁慈的医生就该及早结束他多灾多难的生命。”
“主要优点：平素清白，从不牵累别人。”
“主要缺点：未娶、无家室、易发脾气、消化不佳。”
“唯一愿望：不要被人活埋。”
“最大罪过：不向财神顶礼膜拜。”
“一生重要事迹：无。”
这样说是不够还是多余呢？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哪些事情才能叫做“重要的事迹”呢？
在我们这个被称为银河系的小小的宇宙漩涡中，大约运行着一百亿颗太阳，但太阳如果知道了整个银河系有多大，它肯定会因为自己的渺小无比而感到羞愧不如。
到晚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授予诺贝尔哲学博士学位，照惯例要写一份自传，这样他才写了唯一的一份朴实无华的自传：
“本文作者生于1833年10月21日，他的学问来自家庭教师，从没进过高等学校。他特别致力于应用化学，生平所发现的炸药有猛炸药、无烟炸药--又称‘巴里斯梯’。1884年，选入瑞典的皇家科学院、伦敦的皇家学会和巴黎的土木工程学会。1880年获得极星勋章和法国大勋章。唯一的出版物是一篇英文作品。此外获得银牌一块。”
说到诺贝尔所获的勋章，固然不止这些。但他认为这些荣誉多与他研究的炸药无关，因而极为淡漠。诺贝尔曾风趣地说：“瑞典政府授予他极星勋章。那是由于他的厨师的烹调本领，受到一位名人的赏识；法国勋章是由于他结识了一位部长，而且过从甚密的结果；巴西的玫瑰勋章，是因为偶然认识了一位要人。”他越说越奇，最后竟说他之所以得到波立华勋章，是因为授勋人想模仿一个名剧中授勋时的情形。这些言谈当然不能作为他获奖的事实根据，但是它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诺贝尔的谦虚精神。对于表彰他科学工作的奖章，他极为珍惜。他说：“我有瑞典科学院所赠的一枚金质奖章。我又是科学院的成员：我极重视这些奖品，在我看来，它的价值远在其他各种勋章（连波立华勋章在内）之上！”
现今诺贝尔基金会保存的他唯一的一张画像是在他去世后画的。诺贝尔生前拒绝为他画像、摄影。有一次他的侄儿伊曼纽尔·诺贝尔要他坐下来让一个著名的俄国艺术家画一幅肖像，他几次回信解释为什么他的容貌不值得画下来保存的理由：
“我已会见了画家马可夫斯基，我要告诉你。如果上帝他老人家能够大发慈悲让我年轻三十岁，使我的躯体值得花费画家的颜料和油布的话，我就会像一个听话的孩子那样坐着让马可夫斯基画像……我漫无目的在人生的海洋中四处漂流，没有值得自己欢欣鼓舞的回忆。对将来既没有令人愉快的幻想可以安慰自己，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补自己的空虚。我没有家庭可供放置这唯一的遗物，没有朋友能使我的感情得到有益的发展，也没有因恶意而招来敌人。不过我却有自我批判的习惯，通过自我批判，一切无可洗刷的丑恶揭露无余。遮掩我的缺陷的面纱也撕得粉碎，因而使我深感痛苦，这样的一幅肖像挂在一个欢乐的家庭里是极不协调的，应该丢进纸篓里去。”
当有人为称颂他的业绩，而希望将其新造的轮船命名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时，他婉言拒绝了对方的要求，他的理由是：“这实在有种种困难：第一，船属‘阴性’（在某些国家的语言中，名词有阳性、阴性、中性之分--编者注），如果任意给她变性，她一定会不高兴；第二，你说船很摩登，那么，以我这个老朽不堪的人之名为名，不是很不吉利吗？”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只是诺贝尔做给世人看的一种姿态。但是，这种“姿态”对于处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大发明家和大企业主是根本没有必要的。谦虚是诺贝尔天生的本性。他厌恶在大庭广众之间抛头露面，被公开宣传，或被拍照，或者让报刊杂志登载他的消息。他对各种名誉头衔和颂扬都不屑一顾，同时也因为他真正感兴趣的只有工作，他不愿自己的工作因这些事务而被中断。很多人为着各种不同的使命来找他。这些拜访有时使他高兴，但在更多的情况下，那些无益的访问或打搅使他感到厌烦。他举行过很多大型晚宴，招待他从瑞典和俄国来的亲属，招待他的私人朋友，招待来自欧洲各个角落、有着不同国籍的公司头头和商界朋友。包括从伦敦来的亨利·德莫森索尔、阿迪尔工厂的经理乔治·麦克罗伯特和伦德霍尔姆以及从汉堡来的古斯塔夫·奥弗施拉格在内的一些人，曾经品尝到这位单身汉的家庭中所充满着的那种文化与欢乐的气氛，尽管缺少一位女主人。其中有人曾说过：这位主人自己“非常节俭，但待客殷勤，对餐桌上的丰肴美酒感到巨大的骄傲”。他的日常生活很简朴，而对客人的招待却很周到。
诺贝尔一生坚持规定的饮食，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并且不玩牌或赌钱。他什么乐器都不会玩，也从不跳舞。同他的哥哥们一样，他对音乐没有欣赏兴趣。然而，他却是一位最能体谅人的主人，对待男客，他消息灵通、照顾周到；对待女客，则彬彬有礼、殷勤相待，并且总要为光临的每位女宾准备一份礼物或一朵鲜花。
他在斯德哥尔摩老家的亲属和他们的孩子，每逢圣诞节、结婚纪念日和生日，不管当时他在哪里，他们都会收到他寄来的一份漂亮的礼物和一封表达他深切思乡之情的信件，特别是当他妈妈在世时的圣诞节期间，情况更是这样。
在他心情良好、孤独感全然消失的时候，他就会成为谈笑风生的主角。他讲故事的时候，总用那种有趣的哲学推理的方式，使听众神魂颠倒，兴高采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