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工人小组上课是列宁联系工人群众的重要形式之一。在上课中，列宁常常向工人们提出各种问题，如他们是干什么的，在哪里工作，厂里工人的政治态度如何，他们能不能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工人们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在读些什么书等等。这样列宁在了解这些情况后，讲课就有了针对性。在讲课过程中，他力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本国尤其是工人的实际结合起来，用身边和生活中的例子来讲解，显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因而深得工人们欢迎和喜爱。尽管被繁重的工厂劳动累得精疲力竭，但工人们总是挤出休息和睡眠的时间来参加学习。后来有不少人成为坚强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如瓦·安·舍尔古诺夫后来成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组织者和活动家之一，巴布什金成为列宁的学生和亲密助手。工人巴布什金在回忆当时列宁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时的情形说：“讲稿人不用任何讲稿给我们口述这门课程，他常常设法引起我们的反驳，或是使我们展开争论。这样，我们的课程就十分活跃、有趣，使我们听了都想成为一个演说家；这种讲授法是使听课者理解问题的最好方式。我们大家对这些都很满意，经常叹服我们讲师的智慧。”
随着政治鼓动工作的深入，群众性的工人罢工运动广泛开展起来。1895年11月，托伦顿工厂的工人为抗议厂方的压迫和要求改善生活待遇而举行了罢工，列宁起草了《告托伦顿工厂男女工人》的传单，传单上列举了由列宁精心收集的有关托伦顿工厂工人劳动繁重、工资微薄、饥寒交迫的困境，号召工人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传单在工人中反响很大。
罚款问题是当时所有工人都关心的焦点问题之一。1886年当局颁布了新罚款法，对厂主对工人随意罚款、高额罚款进行限制和明确规定，对工人作出了很多有利的让步。很多工人认为应该感谢政府，感谢当局的仁政，对此感到很满足。列宁及时写了秘密小册子《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指出工人应该感谢的不是当局，而是同工厂主进行坚决斗争的自己的同伴，只有当工人发动大规模罢工和斗争，如暴动、捣毁工厂和机器、焚烧货物和原料、痛打厂主时，政府感到了害怕，才作了让步，这种自发经济斗争取得的胜利说明，工人们团结一致才有力量。同时，列宁还强调，仅仅把仇恨和愤怒发泄到某家工厂或个别雇主身上是不行的，而要“反对全体厂主，反对整个厂主阶级”，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的自由，因为政府制定法律就是便于厂主处罚工人，维持工人对厂主的依赖关系。另外，列宁还运用丰富的法律知识，告诉工人如何自觉地对付每一次罚款，如何选择斗争方式去抗争。
在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同时，列宁感到民粹主义在俄国仍有很大市场，它是马克思在俄国深入传播的一大障碍，因为民粹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持否定态度，看不到俄国社会需要和工人的斗争需求。1894年1月，列宁利用探亲之便专程去了下新城和莫斯科。在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秘密会议上列宁作了评论瓦·巴·沃龙佐夫《俄国资本主义》一书的讲演。沃龙佐夫是当时著名的自由民族主义作家，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年轻人对他很尊敬，他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坐在“贵宾席”上，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列宁到会场后，先站在通向另一房间的房门口，首先和一群年轻人说了几句令人捧腹的笑话，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集中过来，会场中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会议开始后，沃龙佐夫首先发言。他认为，俄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所走的道路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行不通。如果把“过时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搬到俄国，则是幼稚无知的表现。听了沃龙佐夫的发言后，几个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上台驳斥沃龙佐夫的错误观点，虽然他们慷慨陈词，充满激情，但缺乏逻辑力量，论证显得苍白无力，引来了台下阵阵议论和摇头叹息声。沃龙佐夫甚是高兴，用一些揶揄的话奚落了几位青年，让他们趁年轻多学点知识，几位青年面红耳赤。列宁坐不住了，他站起来用准确生动的语言，滔滔不绝地反驳了沃龙佐夫和民粹派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列宁指出，我们这一代人确实什么都应该了解认识，其中也包括真正过时的、贫乏的、常常是荒谬的民粹主义理论，尤其那陈腐的经济理论！为了今后少出谬误，报告人及诸位应坐下来认真深入地研究包括《资本论》在内的所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辩证法来充实自己的头脑。
列宁的发言顿时使会场热闹起来，有人打听发言人列宁叫什么名字，有人大声叫好，有人斥责列宁口出狂言。对年轻后生的“无理”宏论，举止庄重的沃龙佐夫坐不住了，由原来的倨傲敌视态度变为不得不把列宁作为一个对手认真对待。为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沃龙佐夫又提出了一大堆“科学根据”。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真正的唇枪舌战，列宁用更加尖锐的词句和一些准确的统计数字进行有理有据的反驳，慢慢地，对方的声调开始降了下来，话也说得有气无力，最后竟慌乱起来，逐渐败下阵来。最后，沃龙佐夫显得“大度”地说，他不计较列宁对他的抨击，同时承认对列宁的热情自信、渊博知识、惊人的记忆力和概括力，感到“很激动和佩服”，相信“在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冉冉升起了一颗新星”。
会后，各个青年小组热烈地议论这次辩论，“神秘的彼得堡人”舌战民粹派理论大师的新闻在莫斯科知识界不胫而走。许多人抛弃了民粹主义的幻想，接受马克思主义，列宁也因此成为包括反对派在内许多人注目的明星。
从1893年底开始，自由民粹派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谢·尼·尤沙柯夫、谢·尼·克里文柯等人在《俄国财富》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以“人民之友”和“人民思想家”自居，不仅依然固执于错误的理论，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系统”的责难，尤以所谓民粹派“思想大王”米海洛夫斯基为甚。他们宣扬，是否合乎人性应作为判断社会现象的标准，“杰出人物”可以按“自由意志”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而马克思并没有创立新的历史观，马克思的《资本论》仅仅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把逻辑力量与渊博知识、全部经济学文献以及有关事实的精细研究结合起来的范例；马克思的辩证法也不过是黑格尔三段式的重复，而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传播很快，并不是因为它的科学性，而是它给人们描绘了一个诱人的远景；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学说时并未重新审查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这样一种理论竟迷信透顶。他们还极力美化自己的一些理论，硬说马克思主义想把“每个农民都拿到工厂锅炉里去煎煮”，手工业是“人民生产”、“人民制度”，而资本主义工业是人为的，不是从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发展而来，社会主义可以直接从俄国的村社生长出来。
列宁在小组其他人的一致要求下，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下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1894年春该书出版时，列宁讲明该书的写作目的是：向尽可能多的读者解释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揭露民粹主义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小市民思想。列宁深刻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阐明了构成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基础的原理，论证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列宁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神话，但丝毫不取消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个人的活动只有符合历史规律，而且汇合到人民群众的斗争中去，才能取得重大成果；俄国社会经济制度既然是资产阶级的制度，那么，“要摆脱这个社会只能有一条从资产阶级制度本质中必然产生的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列宁十分中肯地告诫俄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要研究俄国的经济现状，“在现实的而不是可能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支撑点，才能指望自己的工作获得成就”。
在批判民粹主义的同时，列宁还同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
“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在俄国部分进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产生的思想政治流派，因在合法报刊上发表宣传马克思观点的文章而得名。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彼·伯·司徒卢威、谢·尼·布尔加柯夫、米·伊·杜岗、巴拉诺夫斯基、尼·亚·别尔嘉也夫等，出版《新言论》杂志、《开端报》和《生活》杂志，早期代表作是1894年司徒卢威写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合法马克思主义”虽然赞赏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资本主义必然取代封建主义的论断，并据以批判民粹主义，甚至一度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同路人”，但是，它声称不受马克思主义的“约束”，用改良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用经济唯物主义代替历史唯物主义，片面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来赞扬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为此，1895年春出版的《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文集收入了由列宁撰写的化名为克·伊林的文章《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文章全面分析了民粹主义的社会学观点、经济观点和政治纲领，认为民粹主义是从小生产者的立场来反对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它的纲领中带有许多空想、反动的成分，但反对中世纪制度的条文应肯定，不能全盘否定。列宁指出，司徒卢威对民粹主义的批判是从客观主义的立场出发的，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出发。客观主义只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对资本主义作抽象的超阶级的解释，过分标榜客观性，在证明资本主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把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宣扬为合乎理性的全人类利益，把资本主义的进步冒充为普遍的永恒的进步。针对“合法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的攻击，列宁系统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党性与科学性一致的原理，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
当局检查机关在审查《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文集后认定，这本文集有“动摇现存社会制度的有害倾向”，尤其克·伊林的文章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坦率、最完整的纲领”。因此把这本文集列为禁书，予以没收销毁，最后这本文集保存下来的仅仅有一小部分。
为了密切与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的联系，了解西欧工人运动的情况，1895年2月中旬，在有列宁参加的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维尔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成员的彼得堡会议上，决定派遣一名代表出国。由于人选问题存在分歧，决定由彼得堡和莫斯科各派一名代表出国。列宁作为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代表被派遣出国。
当时列宁正患肺炎，4月底他以病后疗养为名申请出国被批准。当局立即就列宁出国一事通令过境线各卡注意，国外的俄国间谍机关也奉命对列宁的活动和国外关系进行严密监视。
5月，列宁取道奥地利直奔瑞士的日内瓦，目的是会晤“劳动解放社”的领导人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成立于1883年9月，它翻译并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要著作，出版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和文集，还专门为工人出版通俗小册子，特别是出版了普列汉诺夫撰写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民粹派的错误理论。另外，还拟订了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纲领草案，在理论上为社会民主主义奠定基础，向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因此，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在俄国革命者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在日内瓦，列宁设法找到了在萨马拉时熟识的好朋友阿·亚·舒赫特一家。舒赫特不主张到普列汉诺夫家去，因为他的住宅已经受到俄国密探的严密监视，不少俄国来访者回国后就遭到了政府的逮捕。但是，当普列汉诺夫听到从俄国来了一位被沙皇处死的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亲弟弟时，十分高兴。
会晤按事先的商定在兰多尔特咖啡馆举行。列宁在一张圆餐桌旁会见了这位比他大14岁，在他心目中一直享有崇高威望的革命家。列宁向普列汉诺夫介绍了喀山和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情况，普列汉诺夫也应列宁的要求讲述了70年代民粹派宣传活动的情况。会谈中，列宁拿出两本从彼得堡带来的书交给普列汉诺夫，一本是胶印版的小册子《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本是文集《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他们的交谈引起了一个“顾客”的注意。事不宜迟，普列汉诺夫建议列宁到密探较少的苏黎世去，并商定在那里的一个劳动解放社成员阿克雪里罗得家碰头。
列宁很快来到了苏黎世。在阿克雪里罗得的提议下，他们去距离苏黎世不远的阿福尔特恩乡间度过了一个星期。列宁以他那异常的博学和充沛的精力给劳动解放社的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普列汉诺夫在给妻子的信中讲，列宁“很聪明、很有教养、很有口才。在我们革命运动中有这样的年轻人，真是万幸”。会谈的结果，双方对重大的革命理论和战略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劳动解放社也采纳了列宁的建议，将在瑞士为俄国革命者定期出版《工作者》丛刊。通过这次会面，列宁更加坚定了筹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决心。
为更多地了解当地工人运动的现状，6月列宁去了巴黎。在那里，列宁会见了马克思的女婿、法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拉法格。他从拉法格那里了解到恩格斯病得很重，经不起打扰，因此取消了去伦敦拜谒这位科学社会主义巨匠的计划。另外，列宁在巴黎阅读了格·列弗兰斯的《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纪要》一书，并作了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