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捍卫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批判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歪曲，列宁从1916年秋天起就在苏黎世精心研究国家问题，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国家问题的大量文献，翻阅了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的著作，在1917年1月~2月间作了《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准备写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态度问题的论文，因笔记本封面为蓝色，又称“蓝色笔记”。1917年4月从瑞士回国，因忙于革命活动，写作计划被搁置。6月，列宁曾拟了一张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书单。住在拉兹利夫湖畔后，列宁请人把“蓝色笔记”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送来，开始专心著述。此书一直到9月底也未写完，本来《国家与革命》一书共七章，第七章“1905年和190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只写了一个头，因忙于直接领导后来的十月革命没有写成。
在拉兹利夫湖畔，列宁还写了《论口号》、《答复》等文章。在《论口号》一文中，列宁指出，在历史大转折关头党必须善于迅速地掌握新的情况，改变自己的口号。应当运用七月事变以后的新的阶级和政党的范畴来思考问题，而不应当运用旧的范畴来思考问题。《答复》一文揭露了临时政府散布的所谓布尔什维克组织武装暴动的谰言。列宁指出，对于我党中央以及全党所采取的一切步骤和措施，我是要负全部的绝对的责任的。列宁列举了大量具体的事实证明，临时政府、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的首领们是枪杀和平示威群众的罪魁祸首，卑鄙无耻地诽谤政敌的行为会使无产阶级更快地了解到反革命在什么地方，并且会为了自由与和平，为了给饥饿者以面包，给农民以土地而去扫荡反革命。
列宁委托奥尔忠尼启泽和绍特曼把自己写的文章和书信带到彼得格勒，听取他们的关于彼得格勒的局势、工人和士兵的情绪、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活动情况的汇报，对中央的工作作了指示。列宁表示确信在9月或10月份，武装起义就会成功。列宁还指出俄国革命发展的几种可能的道路。
列宁转入地下已近一个月，有些报纸还是在一个劲地对他造谣中伤。同时，政府不仅动用了反间谍机关和刑事侦探手段，而且连警犬，包括有名的侦探警犬“特列弗”在内，都被发动起来搜捕尚未抓到的列宁。除了暗探和警犬之外，为了搜捕列宁还派出数百名自告奋勇当密探的人，有50名“突击队”的军官发誓：要么抓到列宁，要么以死殉职。
当暗探和警犬忙于搜捕列宁的时候，列宁正忙于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他在那异常不便的情况下秘密地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担任大会主席的斯维尔德洛夫把列宁亲手写的决议案提交表决时，他一时疏忽说道，虽然列宁不能亲自出席大会，但是他在无形之中也参加了大会，甚至领导了大会的工作。有的报纸就大肆叫嚣，拿出加倍的劲头要求立即逮捕列宁。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对形势所作的估计制定了党关于武装起义的方针。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关于列宁不出庭受审》的决议。决议强调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仅没有公正的诉讼程序，就连出庭受审者起码的安全也丝毫没有保障。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李可夫、布哈林、诺根、乌里茨基、米柳亭、柯伦泰、阿尔特姆、克里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越飞、索柯里尼科夫、斯密加尔、布勃诺夫、穆拉洛夫、邵武勉、伯尔辛。代表大会把列宁选为大会名誉主席，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柯伦泰进入“名誉主席团”。代表大会还给列宁写了致敬信，并发表声明，抗议对他进行的诽谤攻击。这次代表大会代表了约24万党员。
秋季渐渐来临，雨天越来越多，天气逐渐变冷了。康德拉提也夫娜从家里把御寒的衣服几乎都送来了。同时，秋季的湖畔已无“草”可“割”，再“割”下去，就会弄巧成拙。因此，列宁必须转移到另外安全的地方。
中央委员会经过研究，决定送列宁到芬兰去，委托绍特曼负责列宁的转移工作。开始绍特曼决定利用假护照直接过边境。但通过预先侦查发现，当局查护照很严，甚至用放大镜查看证件的照片和文字。于是绍特曼果断放弃了这种很危险的办法。最后决定：列宁充当司炉，坐火车去芬兰。
为了预防万一，列宁弄了一个假证件。叶梅利杨诺夫设法给列宁搞来了一张具名伊万诺夫的身份证和通行证。为了使证件上的相片不露破绽，列宁必须化装后照一张相片贴上去，这就要给列宁弄一个假发。在寻找假发时发生了困难，一心想逮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克伦斯基的保安机关禁止理发师向任何一个没有出示身份证的人出租或出售假发。为了避免发生任何麻烦，绍特曼弄了维堡区芬兰铁路员工戏剧组的一张证明，在一个理发馆里顺利地买了两个假发。列宁化了装，照了相。一个熟练的雕刻师在照片上面画了一个逼真的印鉴。列宁拿着搞好的身份证和通行证，看了又看，未找出一点破绽来。
8月19日那天，叶梅利杨诺夫、列宁、季诺维也夫、绍特曼和拉希亚五个人离开窝棚，沿着河湾，穿过灌木林，朝芬兰铁路慢慢地走去。走了10~12俄里的路程，已到了将近晚上9点半钟，周围一片漆黑。他们默默地鱼贯而行。叶梅利杨诺夫走在前面带路。当他们拐入一条小路时，却迷了路，遇上了一条小河，不得不涉水过去。后来，他们又走到燃烧着泥炭的地带，他们被隐隐燃烧着的灌木包围着，加上烟呛人，每分钟都有跌进脚下正在燃烧着的泥炭里去的危险。费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一条小路，最后到了迪布纳边境车站。为保证安全，列宁、季诺维也夫、拉希亚三个人隐藏在铁路基斜坡下面的树林中。过了一会儿，士官生过来巡逻，在外面望风和侦察的叶梅利杨诺夫和绍特曼受到士官生的审问。绍特曼穿着考究，未引起士官生的注意。叶梅利杨诺夫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故意和士官生辩论着。当列车进站时，列宁他们几个人乘机上了火车最后几节车厢中的一节，顺利地到达皇族车站。当晚列宁住在芬兰工人埃·格·卡尔斯凯家中。
一天之后，列宁在他人的陪同下，身穿劳动服，头戴假发，随身带着化名为康·彼·伊万诺夫的身份证前往火车站。上火车前，列宁把“蓝色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交给绍特曼，请他务必保管好笔记本，若自己被捕，就请他务必交给布尔什维克中央。上火车后，列宁扮成司炉，乘坐在司机胡·雅瓦拉驾驶的机车内，雅瓦拉叮嘱列宁只管往炉子里添火即可。火车顺利地到达白岛车站。这是一个靠近国境线的车站，待车停稳后，检查人员和士官生开始巡查乘客的证件。为避免危险，老练机智的雅瓦拉迅速把车头和车厢分开，开着车头到一个很暗的地方“加水”。直到第三次发车铃响过，雅瓦拉才开回车头挂上车厢，拉了声汽笛很快开走了。
15分钟后，列车到达捷里奥基。下车后，列宁取回“蓝色笔记”，步行15俄里到达亚尔卡拉村。在这里，列宁住在芬兰工人彼·帕尔维艾宁家，并通过房东的女儿与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中央保持联系。
因亚尔卡拉离俄国国境太近，列宁在这儿住了一段时间后，布尔什维克中央决定把列宁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赫尔辛福斯。
8月23日，列宁开始秘密居住在赫尔辛福斯，开始先住在芬兰社会民主党人、赫尔辛福斯警察局局长、绍特曼的老朋友古·谢·罗维奥（罗维奥当时作为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竞选，获得多数票而被任命为政府警察局局长）的家中，后又住到芬兰工人阿·乌塞尼乌斯和阿·布卢姆克维斯特的家中。
侨居芬兰期间，列宁仍继续进行紧张的工作。他通过罗维奥、绍特曼、克鲁普斯卡娅、铁路邮递员阿赫马拉、火车司机雅瓦拉夫妇等人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保持密切联系，指导着党的活动和斗争。阿赫马拉是铁路邮递员，每天往返于彼得格勒和赫尔辛福斯之间，每天晚上六七点钟就能使列宁读到俄国国内的各种报纸。列宁还通过罗维奥与其他人保持联系。一方面及时了解和把握俄国国内局势发展的动向，及时发出指示，另一方面从事紧张的写作活动。虽然知道列宁住在什么地方的人很少，但列宁写的文章总是及时地发表在取代被封闭的《真理报》的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上，这就引起了临时政府的注意，断言列宁就在彼得格勒，加紧了搜捕活动。一天，列宁从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侦探已在彼得格勒找到列宁的下落，并吹嘘“即日内便可拿获”列宁。列宁眯起眼睛诙谐地说道：“真可惜，真替列宁难过，多糟糕。”接着，他又开玩笑似地对房东讲：“要抓住我，得有一个比克伦斯基本事更大的人才行。”
虽然抓不到列宁，但临时政府和孟什维克对列宁的攻击和诽谤却一直没有消停，说列宁是“奸细”，“德国政府曾委托列宁鼓吹和平”等等。列宁在《论诽谤者》一文中作了驳斥。列宁认为，敌人对自己的诽谤、陷害和迫害，正说明自己忠诚而正确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而引起敌人的疯狂仇恨，布尔什维克听到的赞许声“不是在娓娓动听的赞词里，而是在粗野疯狂的叫嚣中”。
列宁在安顿下来后，又开始继续一度中断的《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写作。按照列宁拟订的计划，该书一共7章。9月底列宁写完了前6章，拟订了第7章和结束语的详细提纲。列宁曾指示出版者，如果第7章完稿太晚，或者篇幅过大，建议把前6章单独出版，作为第一分册。不久发生的十月革命风暴很快打断了列宁的写作计划。
《国家与革命》是一本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著作，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些最基本的观点，说明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国家的基本特征和作用、国家消亡和暴力革命等问题。在叙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用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来代替等重要思想后，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论证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提出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试金石的著名论断，作出无产阶级专政必将产生多种政治的预言，并阐明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及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探讨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问题，叙述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个阶段的学说。还着重批判考茨基在国家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并揭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国家观点上的区别。
在写作《国家与革命》的同时，列宁时刻关注国内形势的变化，及时给布尔什维克以指导。9月2日，列宁在《关于阴谋的谣言》中给党中央作了指示，指出反革命军队可能发生叛乱，要保持高度警惕。
果然不出所料，9月2日深夜，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的办公室灯火通明，不时传出阵阵碰杯声和笑闹声。他正召集军队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及几个政府部长，密谋策划镇压革命问题。席间，克伦斯基自吹自擂：“我任司法部长时曾建议要大力整顿秩序，任陆海军部长时又提出严肃军纪，目的是要钳制布尔什维克势力的扩张。可惜都没有被前两届政府采纳，以致酿成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机，让布尔什维克羽毛渐丰，终成大患。本届政府决不能让这个局面维持下去！今天请诸位来，一起商量如何剪除布尔什维克势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早已对政府大权垂涎三尺，认为夺权的时机到来，便冷冷地说道：“我主张前线部队放弃里加，以造成德军对彼得格勒兵临城下之势。然后以保卫首都为由，调强悍军队入城，把布尔什维克和赤化分子一网打尽！”一名部长立即附和：“将军所言极是，本人举双手赞成。我们主要的危险和对手是布尔什维克和赤化分子。至于德军尚属次要。即使丢了彼得格勒还可以迁都莫斯科。布党不除，后患无穷。”克伦斯基不知这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计，连连叫好。在推杯换盏中，一个各怀鬼胎的计划出笼了。
9月3日，科尔尼洛夫秘密下令里加守军撤出。次日，德军一枪未发便占领了里加，直逼彼得格勒。随后科尔尼洛夫便以“保卫首都”为名，抽调由其心腹克雷莫夫掌握的素有“野蛮之师”称号的第三骑兵团，由前线回师首都，同时又指使卡列金将军在顿河发难。里加在彼得格勒西南方约500公里处，是首都的门户，顿河地区在彼得格勒的东南方，是首都的后院。在控制住局势的情况下，科尔尼洛夫便露出了军事独裁的真面目，派人向克伦斯基下了最后通牒：宣布彼得格勒军事戒严，全部政权移交军队总司令，克伦斯基与临时政府成员全部辞职。
正在庆幸自己将大功告成的克伦斯基做梦也没有想到科尔尼洛夫会有这么一手，但大势已去，面对科尔尼洛夫前门揖盗和后院放火的双管齐下之计，自知仅靠自己的力量无疑是鸡蛋碰石头，便拉下脸硬着头皮求援于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
面对此局面，布尔什维克中央有两种意见，争论不下。一种主张不理睬克伦斯基，让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狗咬狗”；一种主张先支持克伦斯基打败科尔尼洛夫叛乱，两害相权取其轻。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审慎地分析了局势，9月12日他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明确指示，布尔什维克党不能凭感情和意气用事，应善于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矛盾，争取于革命最有利的局面。虽然克伦斯基血腥镇压过工人和群众，双手沾满了人民群众的鲜血，但是若让科尔尼洛夫实行军事独裁，那么革命者将面对更加凶残和强大的敌人，因此应首先与克伦斯基联手打败科尔尼洛夫，并借此机会向克伦斯基提出条件和要求，逮捕米留可夫，武装工人，乘机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执行了列宁的意见，很快发动和组织起4万多名武装工人和2万多名卫戍部队士兵开往前线。铁路工人拆毁铁路，卸掉火车头，使叛军无法快速开进彼得格勒。一部分叛乱的中下层官兵在布尔什维克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下，不愿意充当无谓的炮灰，拒绝执行命令，甚至还掉转枪口。形势陡然好转，正义之师所向披靡，骑兵团长克雷莫夫绝望中自杀，科尔尼洛夫被部下逮捕，并移交布尔什维克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