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的革命是俄国被击沉的装甲舰和被击溃的队伍的产物。在远东的失败惊呆了沙皇制度。它不知道该如何去说服人民，使他们放弃自己的信念，它不知所措，或者它以铅一般的阴沉面孔对待那些跪在雪地上的、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人民凭着自己的本能的和社会的直觉，感觉到了政府的轻率和犹豫。只要大尉的那只手一动，就会发出服从他的命令来。俄国处在暴动的状态中。俄国从1904年10月到1906年1月这段时间的大事记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在这个大事记中不断地提到了如下一些地方和事件：华沙、罗兹、维尔诺、里加、梯弗利斯、库塔伊西、巴库、“华沙举行革命游行示威”、“华沙举行总罢工”、“华沙举行反战游行示威”、“巴库各油田举行总罢工”、“巴库的军队和罢工者发生冲突”、“库塔伊西省的战局”、“罗兹举行第二次总罢工”，等等。由于各地工人有不满情绪，再加上他们希望实行民族自决和独立（这是沙皇制度军事上的软弱引起的），结果在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和多民族的高加索便发生了长期而严重的骚乱。各地农民在普遍混乱的情况下掠夺庄园，占领田地。自由派对立宪改革施加压力。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1905年1月20日，基辅大学、华沙大学、哈尔科夫大学和喀山大学被当局关闭。2月4日，社会革命党人伊·普·卡利亚耶夫刺杀了莫斯科的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3月15日，华沙的警察局长诺尔肯被炸弹炸伤。在沈阳沦陷的那天，游行示威者捣毁了奇阿图拉（格鲁吉亚）的警察局。4月2日，战局扩及库尔兰。还是在4月份，高加索爆发了铁路工人总罢工。
列宁选择了1905年4月这个时间，在伦敦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残余分子”的代表大会。被邀参加代表大会的全是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拥护者。大致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了会议。列宁公开号召在党内两派之间实行彻底的分裂，不理睬从俄国传来的关于面对日益增长的政治危机而要求统一的呼声。
5月11日，一个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者杀害了巴库的省长。沙皇制度采取了自认为有效的方法：它企图转移自己敌人的注意力。高加索合法制度的削弱导致了亚美尼亚人同伊斯兰教徒之间多次的互相残杀。政府对这种野蛮的暴行佯装不知，甚至还公开地唆使他们这样干。在乌克兰、比萨拉比亚、白俄罗斯和波兰，发生了无数次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沙皇制度企图通过种族流血事件来挽救社会的不安。
6月14日，“塔夫利达公爵波将金号”装甲舰的全体船员在敖德萨举行了暴动，夺取了军舰（这个事件被永远记载在爱森斯坦的一部伟大的影片中。影片中那生蛆的肉象征着腐朽透顶的沙皇制度）。列宁这时坐在日内瓦，在编辑他新创办的周报《无产者报》（他把这份报纸叫做党的中央机关报），他十分正确地认为“波将金号”的造反以及它从俄国水域开往罗马尼亚，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引用了一个外国人关于这一事件具有特殊意义的说法：“革命控制了装甲舰，同时却不知道把它怎么办。”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领导，就干不成革命，所以他要求建立“临时的革命政府”。列宁对“波将金号”装甲舰寄予希望，他写道：“一场真正争取自由的斗争，殊死的斗争还只是刚刚开始。”他在文章的末尾写道：“革命军队万岁！革命政府万岁！”
实际上，“波将金号”在期待着俄国进一步发生事变，它开到费奥多西亚为自己储备煤。当局不发给煤，但表示愿意发给吃的。这时，效忠于政府的军队向已经开回到康斯坦察的装甲舰开了火，在这里装甲舰上的400名船员被扣留。起义的火焰越烧越旺。哥萨克、龙骑兵和警察用炮火和皮鞭来驱散游行示威者。对游行示威中牺牲者的埋葬导致了进一步的流血冲突。
日俄缔约双方通过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在普次茅斯（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会晤，于1905年8月23日在这里缔结了和约。
还是在8月，俄国政府宣布它打算召开国家杜马（议会）。在10月17日颁布的由尼古拉二世签署的专门文告中宣布了杜马的选举。与此同时，9月13日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还是在1905年，在塞瓦斯托波尔、基辅、罗斯托夫、莫斯科、萨马拉、哈尔科夫、弗拉基高加索及其他地方都产生了市苏维埃。
彼得堡苏维埃的第一任主席是非党人士格·斯·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律师。在赫鲁斯塔廖夫一诺萨尔于11月26日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列·达·托洛茨基被选为主席。托洛茨基原姓勃朗施坦。1879年10月26日，他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个镇子上。从很早的时候起，托洛茨基就是一个造反分子。他曾经反对不学无术的地主父亲，还反对镇子上犹太人的那种家庭生活方式。这位有才能的青年17岁时来到了尼古拉耶夫，在这里他见到了一批正在寻找新的道路的革命者。和所有反对专制制度的人一样，这些革命者也分为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列夫·勃朗施坦属于前者。年轻的亚历山德拉·索柯洛夫斯卡娅竭力想使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他起初表现得很倔犟。但是在迎接1897年的新年晚会上，列·达·托洛茨基向朋友们宣布他转入了马克思主义者一边，然后就举杯致词，大骂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想把枯燥无味、残酷无情的东西带到日常生活关系中去的人。他的这番话是冲着索柯洛夫斯卡娅讲的。后来他同她结了婚，她为他生了两个孩子，在她以自我牺牲的精神的坚决要求下，他于1902年跑到了欧洲，从此同她永远断绝了往来。
非常有才能的、自相矛盾的和自私自利的托洛茨基（这是他在从事革命著作写作时用的笔名）起初是把他写的一些评论和文章从西伯利亚寄给俄国侨民在欧洲出版的一些定期出版物，其中包括列宁的《火星报》。托洛茨基从西伯利亚跑出后，身无分文却穿过了整个欧洲，渡过拉芒什海峡，在一个清晨他敲了几下乌里扬诺夫夫妇在伦敦的那所简朴住宅的门。克鲁普斯卡娅打开门后惊叫道：“笔杆子”来啦。托洛茨基以自己的才能争得了这个外号。托洛茨基回忆道：“他们让我喝茶，好像是在厨房里，这时列宁正在穿衣服。”
在西伯利亚时，托洛茨基曾埋头钻研西方经典作家的作品和俄国的革命文献，他读了大量的19世纪俄国伟大的长篇小说家和批评家的著作。他还阅读和分析尼采和易卜生的作品。他后来回忆道：“从西伯利亚跑出来后的途中，我在车厢里把《伊里亚特》读了很多。”他渴望了解西方文明。于是列宁领着他在伦敦游览，让他参观一些名胜。托洛茨基写道：“我不记得他是怎么说的，但是他讲话的语气是这样的：这是他们的著名的威斯敏斯特。‘他们的’指的当然不是英国人的，而是‘敌人的’。列宁无论是讲到英国博物馆的建筑，还是讲到高质量的报纸《泰晤士报》，总是说这是‘他们的’，也就是‘敌人的’。”列宁大概感觉到了年轻的托洛茨基具有很强的接受能力，怕他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他们的”文明，所以才这么讲。
在以后的三年中，托洛茨基的笔杆子使他登上了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突出地位。现在，1905年的这场革命给了他以纵情发表言论的机会。他于2月份回到俄国后，由于他那火焰般的演说家的天赋和写作才能，很快他就处在了社会震荡的震中。1905年10月，当革命发展到最高潮时，26岁的托洛茨基成了革命的领袖。
11月初，列宁离开瑞士，途经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福斯，在离国五年多之后，干11月7日（或者8日）回到了圣彼得堡。他出国时是一位年轻的鼓动家和组织家，回来时已经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了。回来后，他宁愿使自己居于次要地位。10月27日，布尔什维克的日报《新生活报》创刊号在彼得堡出版了。列宁的夙愿实现了，因为他在《怎么办？》这部著作及其他一些著作中曾认为出版党的日报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期间，列宁撰写文章，出席党委会的会议，制定布尔什维克的土地政策，接见党的工作人员，11月14日他还在彼得堡苏维埃中就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工人反对同盟歇业问题发表了一次讲话。警察发现了他的踪迹，于是他于12月6日同克鲁普斯卡娅一起转入秘密状态。
1905年的革命显示出在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当然区别还没有明朗化——无论是对托洛茨基，还是对列宁，都不能够贴上一个明确的标签。但是托洛茨基在这个期间首先是一位争得了群众的领导者，而这时列宁则首先是一位组织工作者。托洛茨基需要的是讲坛，列宁需要的则是办公室。托洛茨基想要的是追随者，列宁想要的则是能够工作的、善于执行任务的行政工作者。托洛茨基认为，属于哪个政党，这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他宁愿起一个离开狼群而孤独存在的狼的作用，而不愿服从于任何集团，也不愿靠文字鼓动和口头鼓动使任何集团服从于自己。列宁则为争取本党对其他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权而进行着狂热的斗争。不过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很软弱。他们的组织甚至连个骨头架子都算不上。需要把一根一根的骨头结合起来，然后再使之具有血和肉。所以1905年时，列宁在俄国并不起最重要的作用。他的时机还未到来。
革命在互相配合和聚集力量方面还显得不够。政府在同日本缔结和约后，感到自己能够用钢铁、子弹和皮鞭来制服本国人民了。但是，抗议的运动在被淹没于血泊之中以前，在莫斯科发展到了极其英勇的程度，莫斯科的工人在五天之中一直同政府军进行着街垒战。最后，沙皇把谢苗诺夫团从彼得堡调到了莫斯科。在炮火的镇压下，起义者才被迫屈服。
列宁对革命的想象完全不是这样。1905年6月或7月在日内瓦时，列宁曾沉溺于幻想——关于革命战争的幻想。列宁作为一位具有军事气质的政治家，他曾制定了进攻的计划。他所想象的情况是这样的：沙皇被推翻，专制政府“被打倒，但是没有被打死，没有被击毙，没有被消灭，没有被连根拔除”。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它转向人民，表示愿意给人民以“充分的自由”。“人民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完全的共和制的自由，成立农民委员会彻底改造土地关系。临时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人……
“其次，——立宪会议。如果人民发动起来了，人民……（虽然不是一下子）能够成为大多数（农民和工人）。从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
“黑暗势力疯狂反抗……”
“农民把一切土地关系、全部土地掌握在自己手里。那时就实行国有化。”
“战争……或者是资产阶级推翻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或者是这个专政之火燃遍欧洲，那时……”
列宁在这里停了下来。俄国“燃烧欧洲”。对于这个前景，列宁没有去进行想象。他的愿望到此为止。“燃烧”这个词和“燃烧”这种思想是列宁的革命战略的基础。他以“火星”来为自己的第一个报纸命名。或者是俄国的火星燃起欧洲的革命，或者是欧洲的革命把火星抛到专制俄国的社会干柴上。
除了革命，任何东西都不能使列宁受到鼓舞。当1905年8月皇帝接见各省地方自治局的代表和宫廷各派的代表答应召开杜马时，列宁鄙视地称这些代表是“带白手套的革命者”。他告诫工人们要提防沙皇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背信弃义。他号召自己的党抵制杜马和杜马选举。他担心民主改革会对那些小的革命团体产生影响。他断言，能够保障杜马以选举自由的“只有组成革命大军，把沙皇军队中有生气的、正直的力量全部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战胜了沙皇势力，建立了临时革命政府以代替沙皇专制政府的武装人民才能做到这一点。”列宁的赌注是：不是获得一切，就是一无所得。列宁看到了自1905年11月他回到彼得堡后的俄国现实，他以自己所固有的洞察力立即就了解到不会顺利地获得一切。所以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自己那个很小的党派方面，而不是苏维埃方面。
1905年12月，列宁从彼得堡到芬兰去参加党的代表会议。1906年1月他来到莫斯科为抵制杜马选举而进行宣传鼓动。2月份他在彼得堡出席了党的代表会议。2月底他又去到芬兰。3月份，他回到了莫斯科，在那里进行秘密的党的谈判。3月中，他在彼得堡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核心”的会议。4月份，他在斯德哥尔摩主持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5月份，他勇敢地使用别人的名字（“卡尔波夫”）回到俄国，而在1906年的其余时间中和在1907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他常常来往于俄国和芬兰之间，他还到伦敦和斯图加特出席了一些代表大会。列宁的一位党内同志列·伊·卢泽尔回忆了他在一次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列宁向20名与会者作了报告）同列宁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况。卢泽尔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们这些参加党的青年还在相当程度上受着民意党人时期那种革命浪漫主义的影响。”
1907年11月，列宁终于离开俄国，自愿地到国外去居住。在国外度过了九年半的岁月之后，即在1917年4月，他才回到俄国。1908年1月初，他在斯德哥尔摩和柏林度过了一段时间后，在日内瓦住了下来。
1907年6月27日，列宁从斯提尔苏甸（芬兰）写信给母亲说：“我回来时非常疲乏……在这里休息得太好了，游游水，散散步，清静安闲。清静安闲对我来说比什么都好。”列宁在思想上感到很疲倦，这是错综复杂的党内纠纷和1905年的革命时间虽然很短、但经验教训却令人痛心的自然结果。沙皇制度的覆灭延期了11年。在这段时间中，上一世纪末开始的工业的蓬勃发展在继续；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实行了土地改革，其目的是要造成一个地主—资本家阶级和削弱宗法制的“村社”。列宁显然预感到了这些事件。他在1905年底或1906年初写道（下面的话第一次发表于1926年）：“因此，在这个阶段里，自由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加上一部分中等农民）组织反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加上欧洲无产阶级则组织革命。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在另一个地方号召人们不要忘记：我国革命的完全胜利要求俄国无产阶级要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起来。
1906年7月7日，当射击已经停止时，列宁在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机关报《回声报》上高呼道：“特列波夫之流先生们，祝你们成功！请开火吧！请把奥地利和德国的部队招来对付俄国的农民和工人吧！我们赞成扩大斗争，我们赞成国际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