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亲王不合，这个人必定要用一些细腻的手段来对付。”这是俾斯麦所说的；说这话时，威廉已经当了摄政，在俾斯麦未当宰相的前四年，易主之后，他为了自己对格拉赫指出种种为难之处。那时最重大的问题是，他是否适合于普鲁士。施勒策（带着又是爱他又是恨他的心情）却不敢说他是适合的。君主是唯一的普鲁士人，能否把普鲁士交给他，让他用政治手段去摆布？第一是要先抓住威廉，现在则是要把威廉抱得紧紧的。俾斯麦对付威廉的手段就如同一个有手段的男人对付他所爱的女人一样，晓得他不能完全相信她的爱情，如同一个创造家对付一个资本家，要依靠这个资本家供给他的资本来制造新机器——因为俾斯麦就是一个建造家。在这两个人的奋斗之中，彼此又是相互需要的，在不声不响的奋斗中（这两个人的性格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的并不是为权力而只是为自制的奋斗中。在这样无穷大规模的争雄之中，每个人都各有一份功劳一份责任。我们难说哪一位更劳苦功高一些。一位是年纪较老且只有一般才智的君主，却要任用一位年纪较轻的人做宰相，还要事事迁就他，他不过是一个贵族公子，却有极高的天赋，是位才子；一位是有勇有谋的政治家，却常常要忍受一位犹豫不决的君主，读者试分析一下哪一方更为难些？那位骑马的老年人。时常不信任他所骑的那匹骏马，而那匹骏马却也时常不甘心受羁勒。
他们君臣二人讨论国事时，各抒己见，因而往往是尚未讨论出什么结果便不欢而散。每当这时两人便恨不得立刻分道扬镳。但是当彼此都不能再忍受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以此作为一种灵敏的手段），做臣子的就会告诉君主说他要辞职，君王就恐慌起来，赶紧让步。他们也有狂怒地相持不下的时候，一般文字记载的只不过是些小规模的争吵罢了。
早在俾斯麦与君主尚未得权之前，俾斯麦还在当大使时，就已预料到今天的这种情形。今天当他每日与君主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他就用比较宏观的手段处理事情。他饱阅人情世故，论及他的特长，那就是他极善于出入宫廷。有时他是一个军人，但他常常以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自居，不然的话他会使君主害怕的，君主此时已有七十二岁了。尽管君主已到了古稀之年，然而却时不时地大发脾气，有时甚至会一气之下将公文揉成一团。君主发过怒后，俾斯麦微笑着思考着这纸公文，看着揉成的那个皱褶团，觉得有意思极了，如同一位大画家看到画像上的皱纹会觉得更有趣味。俾斯麦不过是新近才学到这样的本领，那就是遇到君主发脾气时一定要保持镇静。他并不怪君主。因为他知道君主是个直爽的人，不像腓特烈·威廉那样口是心非——这位君主会欺骗他的大臣们，会拿这一位大臣打那一位大臣。威廉一世却不是这样，这位愿承担全部责任的君主会无条件地信任他的。
俾斯麦在担任国事的时候，深知君主的性情，所以他认为君主不是那种乘人之危的小人。但是君主却是花了好长时间才慢慢地了解了俾斯麦的为人，等俾斯麦在宰相一职上已作出了许多成绩后，他才把他的许多成见抛在了一边。他与俾斯麦携手办事，本是不甚情愿的，所以在开始的那几年，他的那诸多皇亲国戚和朋友们都竭力想破坏他们的君臣之交。一开始的政客们就派亲信的人去面见君主，求他免去新宰相的职务。这位老君主眼看着他的人民并未对他表示同情感到十分难过。在早些时候，有人恨他，称他为“霰弹亲王”，他却不在乎别人的态度；现在正处在所谓的自由时代，他又开始赢得这样的同情。他任俾斯麦为宰相之后四个月，有一个军官，原是君主的老朋友，写了一封信给君主说道：“人民是忠于陛下的，但是他们也会牢牢地抱住他们的权利不肯放手……我乞求上帝的恩惠，请它免去一种可怕的误会所带来许多不利的后果！”
这样的话语使他发怒，反抗使他更为执拗。他带着一种少年人的怒气写信回复这位军官，并在他认为重要的语句旁加注了两三行密圈加以强调。他回信说道：“我一向都是这样说，说我绝对信任我的人民，因为我知道我的人民也信任我！但我贬斥那些想通过我的手使人民不再信任我，不再爱戴我的卑劣行为。人人都知道有人要想达到这一目的会不择手段的。我不是已经让了四百万吗——我真的是很不幸！一个人这样利用他的权力，就是说将决算减少到这等地步，有如将所有国事都停下来不办，只配将他关在疯人院里！我来问你宪法里头有哪一条说到凡事只有政府让步而议员们决不让步？”
这是一位君主写给一个不做官的人的信，我们相信，只有在他的良心被搅的不得安宁时，他才会写出如此愤怒的话来，这位虔敬的人正是为了他的宰相同上帝争论。
当有紧急情况发生时，他每次都必定要先呼吁上帝，然后才肯将给君主的信发出。在耶稣诞辰那一天，君主送给他一条手杖，他将这比作“艾伦的棍子”，可惜这个比喻并不太妙。凡是有较大的计划等待决策时，俾斯麦总是会先慢慢地同威廉商议，随后才将决定权夺到自己手中，在尚未决定之前，俾斯麦又要很周密地观察君主的心态。他写信给罗恩说道：“君主的心在那一边。君主的感情是反对我的。”当动员令尚未发给罗恩之前：“明天一定要君主发布号令，否则一旦拖到复活节前的那个礼拜日，他的主意又该变了。”过了几年他又说道：“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啦，这样总是不停地同君主争论，我实在不想干了。”
威廉开始并不欣赏俾斯麦，俾斯麦同样也不喜欢威廉。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才能超过君主，所以往往会骄傲自满，其实俾斯麦的为人就是这样。在他少年的时候，他喜欢仔细观察他所见到的人的身体状况及气色，到了年龄稍大一些时，他就开始研究他人的学识，以便使自己知道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会胜过这个潜在的对头。在威廉当储君及以后做君主时，等到再后来他俩成为共事的君臣时，俾斯麦开始存有两种感情，若无这样的感情他是绝对不能忍受他所处的地位的。再以后俾斯麦的心态又发生了变化，开始将君主视作封建制的主人。又视君主为父。俾斯麦结婚不久曾写信给他的夫人说：“我已宣誓效忠于他的血统。”现在俾斯麦每天都与威廉接近，似乎要成为君主的保护人。他那封建制的忠诚精神，范围也越来越广。况且这种精神在一见到须眉皓白的君主的威重天颜时会变得更加浓厚。俾斯麦到了晚年会对君主说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如同父与子，当父亲发脾气或做一些任性的事时，做儿子的必定要无可奈何，只有甘心忍受。俾斯麦说这话时却忘记了在他少年时，他却并不很敬重他的父亲。
在他慢慢地使君主听他的话的那些年间，他却逐渐体恤让步于他的君主。威廉死后，他的这种感情越来越浓，正与他憎恶威廉二世相反，俾斯麦说得更加煽情，意在留给后人看。在头十几年间屡次出现危机的时候，俾斯麦常趋向于他那性情执拗的君主，那时他还有机会亲眼看见威廉的勇猛——在战场上纵横及后来几次遇到暗杀临危不惧的时候。
威廉只怕一件事，那就是王后的关于“战略方针”的批评，俾斯麦憎恶那些干预政事的女人，尤其憎恶奥古斯塔，这种憎恶是从三月间的那一天在波茨坦的仆人的大厅与她谈话时引起的。无论他怎样敬重王室都无法减轻他对王后的憎恶之情，俾斯麦有时也会很宽容女性，会说“女人也有女人的权利”，但这些都无法改变他的厌恶。
俾斯麦说过，他同奥古斯塔之间的斗争是“我生平最恶的恶战”。奥古斯塔的潜力是充分发挥于枕边与帐里的，她会对君主说俾斯麦是如何如何地瞧不起他的夫人，是如何如何地说她的坏话。除此之外她别也无计可施。如果她有任何政治观点或印象的理由来反对俾斯麦，那么即使是她打败了也是可嘉的；然而她却除了空泛的人道主义借口外。就没有任何可以摆出的理由反对俾斯麦，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她害怕再有一个1848年，在她的心目中，她认为俾斯麦会给她的丈夫带来不利的影响。然而她却没有想到三月间发生的事原是她的错误，并非俾斯麦之错。不肯听从她的计划，要保留君位给她丈夫的也是俾斯麦；她诬陷他有种种卑劣的动机，所以既不扶持他，也不肯将保存君主权利的功劳归功于他。
俾斯麦那多疑与愤世嫉俗的性格使得他总以为许多人要与他作对，但在奥古斯塔一事上，我们却要体恤他的确受了她二十六年的苦。因为他的对头是个女人，并且贵为皇后，而他却毫无抵抗的武器，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无论什么时候，君主一旦受了王后的蛊惑（君主往往是在用早餐时，被奥古斯塔为达到某种目的所写的信函所激动），俾斯麦就能看透君主的内心所想。最初俾斯麦如果问君主这是不是王后幕后所指示，他得到的唯一结果不过是“君主说一句很尖厉的否认的话。即使是真受了蛊惑，君主也会板着脸不承认的。”
当俾斯麦动员君主来反对王后时，他就会将这一剂药用许多离奇与恭维的话包起来。1865年他与君主在加斯泰因讨论奥地利条约，这一次又有许多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俾斯麦的政策。君主于是对俾斯麦说，他刚将这件事秘密地告诉过王后。俾斯麦回家，对君主这样处理国家大事感到十分绝望，然而他却预料到君主会有此等举动，将来也定会破坏他的计划。于是他坐了下来，亲笔写了一封信（因为他不信任别人办这样细致的事情），这是一篇较长的要求信，信中写道：
“倘若陛下认为办这等重要的国事须要格外地小心细致，使我又想提起刚才陛下告诉我的话，如有冒犯我恳请陛下饶恕我。我同陛下一样相信王后陛下会对您所告诉她的严守秘密；但是由于过分信赖血缘上的亲戚，从科布伦茨却有许多消息传到维多利亚王后或太子与太子妃那里，或传到魏玛或巴登，我所严守的秘密就会一下子泄露开来。仅此一件事就足以使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不再相信我们，这会破坏全局的。这样破坏的结果，将是不可避免地要同奥地利交战。”
“倘若必要宣战，这是由事情本身的状况和君主的责任所决定的，而并非由那些包藏的祸心所致，奥地利也不会给陛下以最后可以承认的权力。倘若我想陛下以前者的原因而宣战，那我会带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和较为自由的心态。我请求陛下相信我不仅仅是为了有利于陛下的事业起见，也是为了有利于陛下的高贵人格起见而作此想。也许我的顾虑是毫无意义的，即使真的是这样，陛下喜欢不顾我的顾虑，我该想是上帝在指导陛下的心，我决不会因此而不尽全我的职责。但是我还是想要让自己的良心满意，我恭敬地请求陛下是否可以让我发一电报，传信差回到萨尔茨堡。只要借口说有紧要的内阁公事，就可以传他回来。明天一早，可以派遣另一个信差，不然仍派遣那个追回来的信差，也无不可。我深信陛下有宽恕的美德，所以我也相信陛下即使不同意我的提议，也会宽恕我的，我之所以这样忠诚不二地为君主做事，不仅仅是要尽我的职责，更是要使陛下的高贵人格得到满意。”
五十年前，一位政治家认为有必要要给一位君主写这样的一封信。如果不是依靠这位政治家，这位君主将不过是历史里头的一个充数的罢了！当我们一面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们难道不作这样的想象，一个出入宫廷的人不是求得荣华富贵就是乞求君主的恕罪吗？此时由于在加斯泰因进行的事情，写这封信的人盘算了许久，他希望会有个圆满的答复。他奋斗了许久，终于获得了君主的同意。无论是上帝或是良心、责任或是国事的需要，全与这许多国事无关。他不过是一个棋盘上的好手，走了几步让人琢磨不透的棋，将他的对头赶人一个角落里要吃掉他。当他正在同他的主人磋商条款的最棘手的问题时，他感觉这样不停地与君主争论实在让他备感心力交瘁，眼见他的计划遭到破坏，因为这一切都已被宫廷的闲谈所泄露殆尽。他想到一个计划就这样的被闲言碎语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倘若奥古斯塔将这个秘密告诉了维多利亚王妃（太子妃），王妃就会传到她那英国母亲那儿去（指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英国女王就可以写信给维也纳或德累斯顿，就可以用外交手段或由仇敌之手，破坏全盘计划。我们能责怪俾斯麦越来越瞧不起君王吗？我们所诧异的就是他仍是一个君主党！
因为在所有的亲贵中几乎没有一个是扶助俾斯麦的。腓特烈常常会反对君主的小心谨慎，他也是受制于他的夫人的（夫人的知识比他高）；他将许多极好的英国观念介绍给普鲁士，却既无力量又无勇气同国人抗争以使国人接受。只有一次他显得很凶，那是在俾斯麦颁布法令限制新闻自由之后，一次太子与太子妃出巡，在但泽受到公众的欢迎。在市政厅的欢迎会上，他壮着胆子说道：“可惜我到这里的时候，正值政府与人民不和，我听说这件事后非常诧异。所以此时的法律我并不清楚，事先我也没听说此类事情。”
君主读到他儿子的这篇演说（普鲁士各报都有刊登）很是生气，并不是因为太子做民主党的演说家，而是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接受过纪律的军人，相信这样一来，服从命令本是陆军的基础，如今这一点也濒临危险的边缘。十年前他自己诚然也处过这样的位置，但是却从未让他的愤怒走出自己的屋子之外。他记得当克里米亚之战时，他也是默默无语地服从命令，他的儿子今日竟当众宣布异议，这令他更为愤怒。俾斯麦在干什么！君主现在这样发怒，宰相是很容易劝动君主重重惩罚太子。君主有权传太子回来，将他迁调以示惩罚，甚至于将他幽禁在炮台里，对于这些俾斯麦全都想到了。但是俾斯麦却反过来劝说君主宽赦太子，他是不是要讨好太子呢？不见得！俾斯麦或许是这样想的，一旦加罪于太子，反倒给太子添了光荣！君主很喜欢从《圣经》中引经据典，俾斯麦对君主说：“您对付这位少年需要极为小心。当您在发怒的时候，切勿贸然决定一件事情，一切都应从国家大事为重，假若少年的弗里兹同他的父亲发生争执，人们会更加同情儿子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论，太子是应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他就是用这些小心谨慎的字句。调停了父子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