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俾斯麦与生俱来三样元素的精神——傲性、胆气、怨恨——当他写他的记事时，仍能节制住自己，而且节制得很有效，他的自供就变作一个令人难猜度的人的真实写照。这本书里头几乎从未颂扬过一个人。对于他的先生们与他的上司们，王公们与代表们，同事们与属员们，他都没有一句赞美的话。他就是说一个人好，也并不是不留余地的说好。罗恩是个真而又真的人，俾斯麦还要批评他两句。只有较小的人物，如斯提泛、霍伦斯泰因、施维宁格尔等，能够免于被他毁伤名誉。当他的怨恨与讥刺发作的时候，无论什么他都能说。他的主要目的自然在于摆出老君主的诸多长处，以显出少君主的许多短处。即以对待威廉一世而论，他还免不了说几句痛恨的话。我们若要知道他是怎样对待别人，怎样对待他的大小仇敌，莫如读他的一页自传，他在这里大写特写了一个完全不知名的日耳曼医师，因为在俄都时候，这个医师拙劣的疗法，非常有害于他的身体。过了三十年后，他仍然不满意于只牺牲这个医师，还要两次发怒地提及那位大公爵夫人，因为是她推荐了这个医师给他治疗。
他时作时缀地口授这三本书的内容给布赫尔，直到1892年布赫尔去世时为止。施维宁格尔医师走进去往往看见，“布赫尔一言不发，愁闷，不高兴，削尖铅笔，两耳听着，坐在桌旁，面前放了一张空白纸；俾斯麦靠在一张长椅子上，很用心地看报，一言不发，布赫尔说话更少。”
布赫尔的火气不及俾斯麦，但记性却比他好，他说：“俾斯麦往往重述一件事……他在最要紧的地方截断不说了……自相矛盾……当事情弄糟了的时候，他绝不肯承认是他的过错，他不许别人表现出同他一样的要紧——他不肯承认写信给普里姆（这是1870年间的事）。等到我请他回忆。原是我自己在西班牙首都交与这位军长的，他才承认……也许他是想到将来的历史家们，想到留下一个遗产给后代……但是他也想到现在，想到他所欲施于现在的影响。”
关于王权问题，恐怕他私下所发表的与公布的见解两相冲突。“自从1847年以来我常常保护君主制主义，我曾高举起来如同举大旗一样。但是我现在已经见过三位君主裸体，一丝不挂，这几位居高位的先生们的行为。往往并非君主的行为。但是对全世界说这两句话。会与君主制主义相冲突的。若是畏惧而不敢说，或不说实话——我也是一样的不能办到。”这个大演说家就是这样顽固到底的。因此他住在两个世界上。还要为此付出代价。他一向都是只在后台里头才说实话，现在头一次必须在前台灯光之下说出实话。到了这个时候，他的愤怒还是压住了诸多其他的考虑，所以这位有时是一个君主党的人写了一篇很出名的《威廉二世论》，这位皇帝的名誉因而受到了致命伤害。还不独他一个人受到这样的伤害。凡是写辩论反对君主制的，再没有比这一篇写得那样妙于辞令的了。
当俾斯麦吩咐他一死之后就刊行全书的时候，他便知道这部书一出来就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他的儿子们却借口于俾斯麦口传的训令，以为保护皇帝更要紧，这样可以保护自己。他们不得不在1899年停止刊行第三册，在1916年间，在威廉二世已经逃出德意志之后，他们还在设法保护威廉二世的名誉。
八、斗士的风采
“我要说我的话，这原是我的本务，压在我的良心上，好像一把手枪指着我的脑袋一样。我相信现在的政策正在引导帝国陷于大泽中，我以为莫如躲避为妙；我知道这个大泽，别人却看错了这个大泽的性质；假使我不敢说话，我就是犯了叛逆的罪……我的朋友们要我甘受一种活死人的情景：躲起来，不说话，不动……但是我虽归隐，我还能够效劳于祖国。以几个方面而言，我现在较为自由；我现时能够赞成在外国的和平宣传，这是我二十年的主要目的。”
他关切自己的功业。就是这样联合仇视他的后任们，并联合急于报复诬蔑他的人们。在他的最后十年间，他恢复了左右舆论的力量，这是他前些年所丧失的。他这样做无非是想表明，他无论做什么都是可以的。当他由心腹人之手，把威廉一世所写的许多信函登了报的时候，他要保护他自己，使自己免遭阿尼姆的命运，他示意说若有必要，凡是刊登这样信件的人们，必须声明这种信件曾在夫里特利士鲁任由客人传看过，必定是在这里抄出来的。他又说他写给君主的私信，是他的精神产业，他还把别的秘密授予哈登。他读过这个政治记者的论说后，便请来见面，同他做朋友。
当俾斯麦起初告退的时候，他难以在德意志报章上发表他的意见。大多数的报馆恐怕同他往来受到拖累。在头几个月里，他所接见的，只是从外国来的记者，在德意志的诸多报馆中只有《汉堡改正报》请这位前任宰相登东西，这张报因此在好几年间变作帝国最有味道的机关报。他口授过许多论说，让这张报纸登载，他所授意登的更多，所以人们不久都以为《汉堡报》是夫里特利士鲁的政党报。这些年里时局曾发生过两三次危险，这个时候，《汉堡报》与《帝国官报》几乎齐名。
俾斯麦免职的那几天，接到了六千封恭维他的电信。汉堡给了他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当他在满街挂满了旗帜的路上坐马车走过时，有一个英国水手走到他的马车旁，说道：“我要同你握手！”俾斯麦平生头一次同平民握手。他从前一向未曾请过农人同他吃过饭。这时候有两个很热心的农民从申豪森来，俾斯麦请这两个人同他吃便饭——因为俾斯麦被他们的卑躬称赞所感动！赫伯特说了一句很适当的话以总结这个情景：“他们当你是他们的保护神，是很有好理由的。”有许久，这种事件不过是偶然一见的。再过两年，在1892年5月间，这个逐臣说道：“我自己骗自己之处，就是关于德意志人……他们不知道逼我批评的不是只因发一阵脾气，不是想报复，也不是想再揽大权……使我失眠的，原是为帝国的将来而烦心。”
再过两星期他是不肯说这种话的。赫伯特听从父亲的旨意，与一位继承家产的奥地利女子定亲。俾斯麦想去维也纳，参加他们的婚礼，他求见弗兰茨·约瑟夫，要求其答应欢迎他。但是威廉二世与近臣们恐怕这位前任宰相心怀叵测，威廉二世写信给弗兰茨·约瑟夫皇帝说道：“月底俾斯麦前往维也纳……去受恭维他的人们的计划好了的欢迎……你是知道的，他的诸多最得意之作之一就是同俄罗斯订立两事兼顾的密约，这是在你的背后立的，被我打消了。俾斯麦自从归隐以来背信弃义反对我与我的宰相卡普里微……他正在用尽他的手段与奸诈，尝试使世人相信是我先向他求和的。他的诸多计划中之最要紧的，就是他会请你见他。我所以敢于求你，在他尚未到我面前认罪之前，切勿见过这个不受约束的子民以使我在本国的地位稳固。”
与这封不光彩的信同时送往维也纳的还有一封，是霍尔施坦起草，卡普里微签字，给驻维也纳的德国大使的，信中说道：“倘若俾斯麦或他的家族要到你家来，我请你限制你自己的俗礼形式，切勿去参加结婚典礼。不仅是你该遵照办理，全大使馆的人员也应照办，我还可以告诉你，皇帝不肯改变任何结婚报告……我命你把这件事实告诉卡尔诺基伯爵，你认为最适宜用什么法子告诉他，你只管用。”
有人秘密地告诉俾斯麦有这样的一封信，他最初就想到送一封挑战的信给卡普里微，他想道：“我已经选好一位见证，我的右手还是很稳的，我又常练习手枪。但是当我想过之后，我总记得我是一个军官。这件事应该归一个年长的军官们所组织的名誉法庭处决。我决不能够使他同我当面决斗的。”这个巨人现在是七十七岁了，还显示出了他的狮子般的勇气。他要保护他的姓名、位分、名誉，哪怕冒生命的危险，也是要保护的，同四十年前一样。他不肯打发他的儿子去替他决斗。他要自己去，他要惨死，以结束这样受骚扰的生存状态，他常有这样的想法，这次也是被这样的思想所激动的。
他走了一条更为有深谋远虑的路。私下里他称这封“乌利亚信”是一件不要脸的事，他在报上登载一篇文章，公布与众，说道：“奥地利皇帝本来想接待俾斯麦王爵的，有人想出阴险的办法使奥皇改变了初衷。在这位王爵的从前历史里头，不可能遭受如此凌辱。”这个炸弹轰然一声炸裂。碎块飞过了德意志边界。
自从普鲁士立国以来，这个国家的君主，从未像激起过全国的人如此沸腾地反对他，因为即使以1848年而言，普鲁士的怒气其实并不是对他们的懦弱无能的君主发作的。现在半个德国都鼓噪起来了。俾斯麦一家人，从柏林经过。群众就在辇轮之下，走入车站，请老头子演说。他是个很有思虑的人，自然是不允所求；他的报复计划中，早已盘算到他到了维也纳，贵族们觉得很难为情，只好走开，德意志大使装病，睡在床上，但是他的夫人却很有胆量，替这位受了羞辱的前任宰相打抱不平。在父亲所激发的诸多恐怖与枝节之中，赫伯特与女伯爵荷安施结婚了，十年前他也曾处于同样的恐怖与枝节之中，那时候他节制自己绝不娶伊丽莎白·哈茨菲尔。
俾斯麦在这样仇视他的枪林弹雨中，好像变成少年了。他的思想如同从前那样勇敢赴战，战至最后一刻！他邀请《新自由报》主笔来看他，以便面谈。四十年来，他在这一次的面谈中第一次公开攻击政府，四十年前他有过一次在国人面前说君主无勇；现在他指责政府愚庸。“在商业条约中，奥地利自然会利用我们的懦弱与无能……以我自己而论，我对于现在在职的人与我的后任。不需负责了。全部的桥都已拆了……我们一向与俄罗斯联络的秘密线，已经斩断了。柏林没有了人格与信用。”
俾斯麦终于激怒了他的对手，因为他使他的对手们变得十分不安，甚至超过了忍受的限度。
卡普里微的机关报说道：“任何一个国家也找不出这样一个已经归隐的大臣。这位王爵的目的好像是尽他所能与我们作对，这就使已经够为难的国事变得更繁难了。这是爱国者的所为吗？王爵预备加害于祖国到什么地步，是无人能够量度的。”
第二天，俾斯麦表示他自己是一个有才能的记者。他在他的机关报里带着一种讽刺的，又好像是尊敬的口吻，对着政府放箭，他说道：“有阅历的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如现在指挥国事的那些人，自然不能担负这样无礼的一篇论说的责任。我们若猜度是他们写的，就未免太羞辱他们……当品泽尔主笔跑上讲话坊上教训王爵的时候，王爵不能不觉得这样的举动必定给人一种可笑的印象……俾斯麦王爵所更喜欢的就是有人在法庭上告他。”
凡是德意志人都有机会在《帝国官报》看见新宰相怎样急于要屈辱旧宰相。为此人们发怒得血液沸腾。从前，德意志人因为免了俾斯麦的职便相信了皇帝的天才与手段。现在人们都明白过来，威廉二世是既无天才也无手段。对俾斯麦最后的仇视感情，都被众人所发出来的欢呼声驱除了，在德意志，无论哪一个既不戴皇冠又不穿制服的人，都未曾受到过这样的欢迎。
俾斯麦快到八十岁时才征服了德意志人。他当议员时是反对他们的；他当普鲁士宰相时曾同他们斗争过，他当帝国宰相时，是帝国议会的仇敌；在他自己家里，在他的乡下田地里，他常与同阶级人们往来，与市侩们不接近，而且与知识界也不接近。他所熟知的人，既无教授，生意人，亦无美术家，只有政客与贵族。至多不过两年间，或者当他在乡下当田舍翁的时候，他才开始与人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为他们的利益而努力。
现在，当他从维也纳走到启星根，过往之处，人们无不成群结队地欢迎他；所过的市镇无不恳求让他们为他公开举行一个欢迎会；他所征服的或压制的德意志部族，萨克森人与南德意志人，都对他表示致敬。
在他出现的时候，市镇与大学，市民们，附近的乡下人们，教书先生们，女人们，孩子们，都塞满了旧市场。校长在路得堂里欢迎王爵。当他走出大宽街的时候（这是九十年前法兰西军队驻扎之地），他看见已经摆了许多桌子，桌子上放了许多葡萄酒、啤酒，人们正在那里痛饮，在那里奏乐，德意志省会的居民们都在这里等候他，他们的意向是很浪漫、很热心的。他的身材最高，穿了一件长的黑色褂子，在群众中走来走去，演说了六次，没有一次有空话。他指着贝利青根的石像，引用（从歌德的剧本中）贝利青根所说的话。从前因为一位钦使说他是一个强盗，羞辱他，他就回答这个钦使说道：“假使你不是我的皇帝的代表，无论是怎样劣质的赝庸皇帝，我也是要尊崇你的，我会使你把‘强盗’”两个字吞回去。你若吞不回去。也要塞住你的喉咙！”最后说道：“一个人可以忠心地亲附他的朝代，他的君主，他的皇帝，而不必相信这位君主的，这位皇帝的全部的策划智慧。我自己就不相信，以后我要宣布我的意见。”群众听了，发狂似的喝彩。
这些是令德意志人喜欢的腔调，当夏夜无事的人们坐在宽街上喝酒的时候，说这种话是不需要负责的。当俾斯麦上了马车之后，马车因为人挤不能走，成千上万的人都要同他拉手。老头子却预备同他们个个都拉手。在几个小时里或在几个星期里，他的怀疑主义不再发作了。他自问，这样的平民说话是否较为真挚较为深厚，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阶级。当他有权有势的时候，他的阶级妒忌他，陷害他，最终推倒他。当群众欢迎他时，有学生们的饮酒会，有提灯会（火把会），使他走过南德意志如同战胜凯旋一样，这样的亲近，这样的热心，使他的心里一直在思考着问题：把政权交于这样的人民之手，是不是较好的政策呢？迟至今日，只因受到了不公道的待遇，俾斯麦才明白过来，但是他错过了许多机会。这是他第一次对民众演说。这是他从德累斯顿至慕尼黑一路所演说的话。有时在市政厅与饮啤酒的地窖里头说，有时从露台上说，有时在大地上说。这个老头子在这些演说辞里，说出了他的已经太迟的警告：
“我们在立宪君主制之下过活，这种制度的精华，就在于君主的意志与统治者的深信合作。把议院的努力降低到现在的程度，也许是我自己不知不觉的贡献。我却并不想使议院永远处于这样低的水平线上。我很愿意看见议院再获得稳定的大多数，没有大多数是不能得到所希望的势力……代表议会的永久责任是批评，节制，警告政府，而且在某种环境之中，还要指导政府。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帝国议会，不然的话，关于我们民族发展的持久与结果，我将非常放心不下……从前我致全力于巩固人民的君主制思想。我在宫廷里、在官界里饱享感谢与欢迎，但是人民却要拿石头打我。今日人民欢呼着欢迎我，而宫庭的人们与官界却不理我。我想着，这就可以称为造化揶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