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死后，清政府追赠其为太傅，谥号为“文正”，并颁发上谕。官文书中这样评价曾国藩道：“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国史馆。”可见清政府对曾国藩的评价和认可之高。另外，研读其他记录曾国藩的史书，我们也能够看到当时清政府以及官场民生对曾国藩的评价。例如民国初年修纂的《清史稿》中，对曾国藩有这样的总结与评价：“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踏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于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取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历史是公正的，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曾国藩为人为官的一点一滴彰显中华历史之上，铭刻中华儿女心间。
这就是晚清名臣曾国藩的一生，可谓传奇，对后人影响奇大，绝非一言一语可以表达。
只能恭恭敬敬赞一声：曾国藩，传奇也！
中兴第一名臣
曾国藩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在当时更是一员名臣。
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父亲是一名塾师。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考取进士，曾叙任各部侍郎。这是其真正意义上可以被称为官员的官职。1853年，曾国藩借着清政府要求团练的机会，走上了自己的仕途。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积极地到处寻求力量，在其家乡湖南一带，曾国藩依靠其师徒、亲戚、好友等众多、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起了一支地方团练——湘军。湘军当时的处境非常残酷，它是一支地方官僚的私人武装，在军事素质、经济实力等方面基本上为“零”，完全靠曾国藩一手培养。但是，曾国藩毫不气馁，终于克服这种困难，最终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
湘军的军事力量等方面的工作在不断进行的同时，曾国藩还积极寻求与太平天国抗争的方法。经过认真的思考，曾国藩终于决定使用非常手段，大刀阔斧地镇压太平军，其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用刑苛酷。这在当时甚至造成了一些令人不解的说法，例如其被人称为“曾剃头”、“曾屠户”等。据说，现在南京小孩夜哭的时候，妈妈如果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会立马止住哭声。在当时，甚至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
另外，曾国藩在1870年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也令人惊恐。当时，国情特殊，曾国藩深知中国远非外人对手，所以主张采取让步，但其也知道此不能被国人所容，然而为了大局着想，曾国藩毅然决然的进行下去，但是其在出发前为自己立下了遗嘱。果然，曾国藩发布《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诫其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故此，“天津教案”后，不少人骂曾国藩是卖国贼，甚至全国舆论大哗。面对这些言论，“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甚至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处咎清议”。例如，曾国藩自己承认：“敝处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从此以后，曾国藩变成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
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然而，即使历史重演，曾国藩或许并不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做法。
……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被史学界称为“中兴三名臣”。曾国藩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以并不超绝的资质，后来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中兴第一名臣”的称号，他当之无愧。
4.一个被长期遮蔽了的人
唐太宗曾说：“一个人用铜作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它和普通的镜子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以照出一个民族的心灵。
1872年，曾国藩病死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追忆。
并不会做官
纵观曾国藩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的仕途仿佛一番风顺，总是步步高升，并且可以在短短几年里由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做到二品侍郎，最后做到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位列权高位重在汉人中实属第一。但是，曾国藩并不会做官。
首先，来看曾国藩从翰林院检讨做到二品侍郎的事情，这中间他花费了整整十年时间。
从现在的情势来看，当时，曾国藩的官位的确攀升得比较快。但是这却并不是曾国藩“会做官”而得来的。其真正的原因有两点：一则，曾国藩会考试。他从小念书就好，一路过关斩将，虽有小波折，但是却无大磨难。于是，年纪轻轻就中了进士。然而进士只是一个小官而已。可是，曾国藩又不懂得，也不愿意玩权术、人情，靠官升迁丝毫没有可能。但是，曾国藩会考试，所以就干脆仰赖自己的这种能力，这是其仕途升迁之根本所赖。道光二十三年，皇帝亲自主持了一次考试，曾国藩抓住了这次机会，最终名列二等第一，在120余人中脱颖而出，排名第6。因此，曾国藩升迁为从五品。
另外，曾国藩官位升得快，并且做得久，还有赖于曾国藩的脚踏实地。其实，曾国藩由从七品一下子跳到从五品，并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靠关系人脉等。别人怎样且不好说，但是曾国藩却完全不是这样。为了取得考试的成功，曾国藩夜以继日的学习，尤其在京准备考试的时候，曾国藩的学习更是疯狂到几乎不睡觉。就像他曾经写的家书中所说的那样：“君子沗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
在曾国藩的心中，脚踏实地，修身务本，格物致知是正道也。就像他常说的那就话：“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
曾国藩的官位就是这样取得的，完全有赖于自己学习的能力，为人的品格。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为官之道。他完全就是一个不会“做官”的人，他的官最多只能够被称为“为官”，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地取得。纵观他一生政治生涯，我们可以看到有三挫：一挫于“长沙官场”，二挫于“江西官场”，三挫于“天津教案”：
初次练兵，曾国藩无法融入到长沙官场，最后竟至于与长沙绿营军发生了激烈的摩擦，终只有退居衡阳。在湖北，终于可以有个署理湖北巡抚的地方实职，但是也只有七天，之后其官职就被朝廷收回成命。
在江西，曾国藩因为军饷方面的问题与江西地方官，特别是与其部下沈葆祯不和，多次发生了争执，最终闹到朝廷，而朝廷却并不因此有理而认真审查，始终偏袒另外一位，面对其的良言始终无动于衷。
江西官挫之后，有理说不清的曾国藩仕途黯然，幸好在咸丰十年的时候，由肃顺的引荐下，朝廷才勉强开恩，将其任命为署理两江总督。如此厚恩，曾国藩本该好好表示一下对肃顺的感谢，然而其却不知为何原因连一封感谢信也没有写。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些都足足说明一个道理：曾国藩不会做官。
最忌权术
现代人通过对曾国藩的研究，得出一句话，“做官要学曾国藩”。殊不知，曾国藩并不会做官。
中国的官场，流行的是权术，一个不会权术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官”。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就如，曾国藩曾说的那样：“用人之道，最忌权术”，讲究驾驭下属，最重要的是推诚布公，很是忌讳用智谋和权术笼络他人。
曾国藩是一个不愿意与权贵纠缠不清的人。即使是在曾国藩不得志的时候，他也从不让自己与朝中权贵过密交往。在曾国藩眼中，卷入高层的明争暗斗，是是非非，是一个官员保持清廉正直的障碍，其很可能让一个好官葬身于无谓的牺牲。
当然，虽然曾国藩不愿与权贵之人密交，但是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官员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也不等于其与那些“执掌”着生杀大权的官员没有丝毫交往。事实上，仕途上的曾国藩与许多高官都有出不断的关系。道光年间，曾国藩与穆彰阿关系很好；咸丰年间，曾国藩倚仗过高官肃顺；同治年间，曾国藩与恭亲王关系甚好……等等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为什么穆彰阿、肃顺等都没能善终，恭亲王奕欣一生也几经波折，惟独曾国藩仿佛受贵人庇佑，官职照升，荫福照蒙，宦海浮沉祸事似乎与他无缘？而且更令人不解的是即使掌握政权的后继人与前任有不共戴天之深仇大恨，曾国藩也可以丝毫不因“政敌轮换”、“仇人接班”等莫大尴尬而受到任何辐射和影响。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曾国藩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不管在哪，不管处于怎样的环境，其始终都坚持“自拔流俗、进德修业、陶铸世风”的原则。也正因为此，其始终都给清政府一种“四顾无人，舍其无他”的感觉，而不敢肆动曾国藩。即使，在曾国藩经历长达十年之久的“虚悬客寄”的时间里，朝廷也没有抓住一点曾国藩的把柄，从而最终只得罢休，结束了对其的苛刻考察，并放权两江总督于其。
回顾曾国藩的政治生涯，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从来都不肯迎合官场上的污浊，从来都不会唯清议而处事。不仅如此，曾国藩还我行我素，多次冒死上谏等。在曾国藩眼中，权术完全不可被用在做官之人身上。当然这只是其一己之见，而且其一生也始终如履薄冰，小心谨慎，没有一天放松放肆的。
所以，如果将玩弄权术当作会做官的标准，那么曾国藩简直就是一个丝毫不会做官的人。
所以说，现代人如果把权术当成是什么领导艺术，并想从曾国藩身上学习权术，显然是误会一场。其实，权术绝对不是高明的领导艺术，因为权术离不开欺骗。欺骗是一个人称为成功的领导的一个大忌。
5.解放思想第一人
曾国藩留下来的思想影响深远，比如今天的中国所实行的独立自主、自强不息、以和为贵的外交指导思想，在精神上确是相承于曾国藩的和戎自强。
换句话说，这就是“解放思想”。那么，曾国藩也就是近代解放思想第一人！
陶铸世风
曾国藩说：“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苦。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前，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这样一针见血的话，足以看出曾国藩解放思想的勇气。曾国藩致力于陶铸世风，因为他认为当时时局最大的问题莫过于世风。
曾国藩生长于清朝没落时期，世风靡靡，让人寒心。作为当局一官，曾国藩认为要想拯救国家，就必须要先改变人们的思想，而培养人才等都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在曾国藩心中，要想改变世风，就必须要“得人”。曾国藩曾说过这样的话：“今日所当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维将乱，将欲维持成法，仍须引用正人。”“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耿耿精忠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换购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一有补。”真可谓对政局、时风和人才之间的精辟见解。
当时，政界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说共同办事的官员互相推诿责任，不愿多做事，不肯为朝廷分忧，遇到一点小事就请旨打报告，以便把矛盾上交，落得个脱责一身轻；官员们怀着斤斤计较的心态，很多情况下，不顾大局、不识大体，只顾眼前利益，而从不为全局考虑；官员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只知道应付差使，敷衍了事便罢，办理公事也不肯认真，更不敢认真；在办理公务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而装模作样、不懂装懂，多粉饰太平，说一些无关痛痒、无关紧要的事请，而丝毫不敢向政府报告忧患之所在，为此甚至不惜假话连篇，而毫无心虚、脸红之感。等等的事情多不胜数。对此些“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的行为以及行为背后的心理等，曾国藩心痛而总结如下：“京官退缩、琐屑；外官敷衍、颟顸。”
进一步，曾国藩发现之所以世风如此，其害人的毒瘤之根源来自最高统治者。所谓什么样的父母多造就什么样的徒弟。通过观察分析，他看到了表面上看似崇尚敬慎的皇帝，实际上只是看到了小的问题而失去了大的要害；表面上看似崇尚信古的皇帝，本质上是食古不化，拘泥于时弊，仅看到了虚华的表面和礼节等，而本质上并无领会古人古圣言论之精髓；表面上看似胸怀广大的皇帝，实际上是骄矜在骨，“黜陟大权，朕自持之”，“娱神淡远，恭己自怡”，进而导致文臣疲沓，武将袖手的惨剧。而这些谨而不谨，尚而非尚，形似而神非等的皇帝作风实在是一个国家的悲哀，实在是身为权臣者的悲哀。
世风萎靡，社会动荡，各种事变层出不穷。广西事变之后，痛心疾首的曾国藩连连上疏，《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等等，他用自己的一腔热血疼惜国民，呼吁同僚，呼吁清廷要“挺”起来。在紧张的政治情状下，这些上疏无疑是一声声呐喊，不容置疑的态度，尖锐的直指，当即在靡靡世风中产生了巨大的轰动，引起许多人的共鸣。
关于陶铸世风，曾国藩想了，而且做了。曾国藩以自己的努力，带动一二人之努力，以造就人才为己任，通过人才的陶冶来陶铸世风，同时注重发展教育以倡导世风。而曾国藩坚持不沉于流俗，敢于以一人之力，与当时的不良世风来作斗争，这是最关键的。
解放思想
曾国藩解放思想的真正意义在于：自拔于流俗，引领流俗，变革世风。
大才子梁启超本目无余子，却对曾国藩屡屡称颂不已。他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成就震古烁今，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
曾国藩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他的解放思想的作风影响到了许多有识之士。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深感曾国藩感染的梁启超这样评价曾国藩转移习俗之功劳时曾说：“即曾文正生雍、乾后，举国风习之坏，几达极点，而与罗罗山诸子，独能讲举世不讲之学，以道自任，卒乃排万险冒万难，以成功名，而其泽至今未斩，今日数踔敦笃之士，必首屈指三湘，则曾、罗诸先辈之感化力，安可诬也！由是言之，则曾文正所谓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者，必非不可至之业，虽当举世混乱之极点，而其效未始不可观，抑正惟举世混乱之极，而志士之立于此漩涡中者，其卓立而湔拔之，乃益不可已也。”
的确如此，曾国藩在改造思想的工作中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不仅如此，其还培养了一批思想解放的人才。仍以梁启超为例。受曾国藩的影响，梁启超也多致力于培养自己的学生，而每每勉励自己的学生的时候，梁启超总会谈到曾国藩。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将曾国藩改造社会风气的思想传播出去，在光绪三十一年时候，对曾国藩的《原才》一文进行总结，以《德育鉴》发表传播。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