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田玄白、大概玄泽师徒为兰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方法、语言的基础，江户后期“兰学”从医学扩展到科学技术的其他领域，并在民众中迅速流传普及，甚至在幕府的扶持下成为可与朱子学比肩的官学。
大概玄泽创设的芝兰堂，是江户时代培养兰学人才的重要基地，大概玄泽亲授的学徒近100名，以所着的《兰学阶梯》作为教材。为了满足芝兰堂以外学徒的需求，大概玄泽又编写了力求简洁的《兰学佩雕》，1795年雕版刊印，深受初学者的欢迎。
大概玄泽虽然编写了颇受好评的教科书，但要阅读兰学原着，字典是必不可缺的。前野良泽和长崎翻译西善三郎都曾有过计划，试图把哈尔马的《荷法词典》改编成《荷日词典》，但均因工程浩大、困难太多而未成。此后在大概玄泽的撮合下，石井恒右卫门先把《荷法词典》译成日文，稻村三伯等人负责汇总校订，编成收词64035个的《波留麻和解》。这是日本第一部《荷日词典》，由于荷兰语用活字印刷，日语部分全靠人工抄写，整个出版过程花费了10年以上时间，1796年才得公之于世。
继《波留麻和解》之后，《译键》（1810年）、《增订改正译键》（1857年）、《荷兰字汇》（1858年）等续书仿作相继问世。与此同时，荷兰语的文法研究也出现了高潮。志筑忠雄和马场佐十郎的着作，基本属于编译性质的工具书，而真正属于日本人独立研究的着作，当推藤林普山的《荷兰语法解》（1815年）和大概玄干的《兰学凡》（1816年）。上述荷兰语辞典的编写和荷兰语法的研究，引发人们对日语构造的思索，为近代日语音韵、文字、词汇、语法、文体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参照系。
日本人掌握了荷兰语后，最先注目的是医学书籍，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是来日经商的荷兰人，大多是文化修养不高的普通船员，医生是其中绝无仅有的知识分子，日本的荷兰语翻译受其影响而染指医学；二是日本的汉医兼修儒学，属于当时的高级知识阶层，通过汉文书籍掌握海外（包括西方）的信息，具备摄取西方医学的素质和条件。
外科名着《解体新书》问世后，西医的其他相关门类也相继引起关注。
内科方面：宇田川玄随于1792年完成《西说内科选要》18卷的翻译，吉田长淑读到此书大受启发，于1812年率先在日本以西医内科开业。江户时代末期，德国名医扶费兰特的影响最大，其多种医书被译成日文，如绪方洪庵的《扶氏经验遗训》、青木周弼的《察病龟鉴》、杉田成柳的《医戒》等。
眼科方面：1799年宇田川玄真译完《泰西眼科全书》5卷，1815年经杉田立卿增订，书名改为《荷兰眼科新书》刊印；次年又经增补修订，以《眼科新书》之名再版，传播十分广泛。
药学方面：中川淳庵和桂川甫周分别着有《荷兰局方药谱》《荷兰药镜》，但均未能刊印流行。宇田川玄真所着的《荷兰药镜》（1820年），从荷兰医书中选择日本可以代用的药品，详细记载其功效和制法，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此书经宇田川榕庵增补，1828年改题《新订增补荷兰药镜》再版，对西药知识普及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宇田川玄真还着有《远西医方名物考》（1822年），1834年宇田川榕庵在此基础上出版《远西医方名物考补遗》，首次系统介绍了化学元素。
除了上述门类之外，妇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等相关门类的专业知识，也通过“兰学家”介绍到日本。可以说，在兰学涵盖的方方面面中，医学的科学含量最高，影响也最为深远。
日本的天文、地理、历法，自古以中国的宇宙观为圭臬。室町后期，南蛮天文学传入日本，但是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的宇宙观。江户前期，汉文西书舶载而来，日本人始知中国已经吸纳西方知识，在历法上屡有更新，于是出现了改弦更张的趋势。
享保五年（1720年），吉宗将军缓解禁书令，天文地理的汉文西书流入日本，引发天文学家的改历呼声。18世纪中叶，出身藩医的麻田刚立，自学中国传来的《历象考成》，对天文学产生浓厚兴趣，自制各种仪器观察天体运行，1786年作出的日食预报，竟比官方天文学家更为精确，于是幕府邀其主持改历，这项工作由其弟子高桥至时等完成，此即1797年颁布的《宽政历》。
长崎的荷兰翻译本木良永，最先把哥白尼学说介绍到日本，他的弟子志筑忠雄继承师门之学，以基尔的《天文学讲义》等为蓝本，耗费10年心血完成《历象新书》（1802年），系统译介了牛顿力学、开普勒定律、行星椭圆轨道、地动说等理论。
近代物理、化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在江户前期的本草学、朱子学中已露端倪，经兰学的刺激出现飞跃发展。1765年，后藤梨春撰着《红毛谈》，提到西方的电学知识。在此书影响下，平贺源内于1776年仿造摩擦起电机；桥本宗吉也做过静电实验，并于1811年着《电气穷理原》。
1825年，青地林宗的《气海观澜》问世，这是日本人撰写的第一部物理学着作。其弟子川本幸民加以扩充，1851年出版《气海观澜广义》，此书与帆足万里的《穷理通》（1836年）在幕末影响巨大。
化学方面：宇田川榕庵的《远西医方名物考补遗》（1834年）虽是医书，但最后三卷以介绍化学知识为主，书中出现的元素、酸素、水素、窒素、碳素、碳酸、酸化等术语，直到今天仍在日语甚至汉语中使用。
1835年，宇田川榕庵完成日本第一部化学专着《舍密开宗》，此书在研读数十种兰学原着基础上撰写而成，是日本近代化学的奠基之作。1860年，川本幸民出版《化学新书》，采用“化学”这一中国译名，颇具历史价值。
综上所述，所谓“兰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并不限于“荷兰的学问”，狭义上指通过荷兰语吸收的西方文化，广义上还包括通过其他语言（如汉语）摄取的西方科学知识。兰学的兴起固然与荷兰商船有关，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日本在此之前消化的中国文化，为西方文明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兰学传播过程中，荷兰商馆副医官西博尔德（1796—1866年）值得提及。他本系德国人，是从事医学、地理、民族学研究的学者，有志于东洋研究。1824年在长崎郊外开设鸣泷塾，进行医疗和教育，培养了高野长英、小关三英、伊藤圭助等数十名优秀兰学家。1828年归国时，因携带违禁出口的地图而遭幕府驱逐出境。
兰学的广泛传播，使得封建阵营不断分化，愿意学习西方的新知识分子阶层在形成。1832年，受过西博尔德教育指导的高野长英、小关三英以及渡边华山等优秀兰学者，与关心兰学的幕臣江川英龙、川路圣谟、藩儒安积艮斋等结成团体——尚齿会。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西洋文物，讨论政治经济，议论国外形势和防止饥饿等问题。
1837年，美国商船莫里森号护送日本海上漂流难民来到浦贺港外，幕府以“锁国”为由下令击退。对此，高野长英写了《梦的故事》，认为从人道、外交来说都应接受漂流难民；渡边华山写了《慎机论》，批评幕府下令击退美船的不当。他们的主张影响极大，因此受到幕府的监视。1839年，幕府统治者编造了高野长英等人密谋偷渡国外、密通大盐平八郎等罪名，逮捕了26名尚齿会会员。虚构的罪名不能成立，就以攻击幕府罪判处渡边华山囚于家乡、高野长英监禁于水牢，史称“蛮社之狱”。
“蛮社之狱”是幕府利用封建专制权力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残酷镇压，“兰学”的传播也遭到严重打击。1853年开国以后，日本主要通过以英语、法语为媒介的洋学来吸收欧洲近代文化，“兰学”便趋于衰微了。
在江户幕府时代，“兰学”在日本的传播局限于物质文明，只能促进表层文化的革新，一旦涉及有可能引起深层文化变革的西方现代精神文明，就难以传入日本。一时勃兴的“兰学”，在幕府的不断阻挠和镇压下，日渐式微。幕末开国以后，除了荷兰之外，与英、法、德、美诸国开展外交和贸易关系，英、法、德语取代荷兰语，成为主要学习的语言，同时大量引进欧美诸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始研究西方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出现了福泽谕吉、中江兆民、加藤弘之等一批先觉者，将“兰学”扩展为“洋学”，对于维新运动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第三节） 岩仓使节团
进入明治年代，日本在破除旧体制的同时，掀起了学习欧美，开展文明开化，传布启蒙思想，兴办近代教育的热潮。
要破旧立新，改革图强，离不开学习欧美。“兰学”、“洋学”为学习欧美开辟了道路。但是，它们所提供的西方知识是很初步的。进入明治年代，有必要对西方作更直接、广泛、深入地了解与学习。在这方面，明治政府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一批启蒙思想家着书立说，大力推动，功不可没。
为了使自上而下的改革图强得以贯彻，获得支持，明治政府很重视开发民智。学习欧美，文明开化，启蒙教育，兴办学校，都与开发民智密切相关。特别是兴办近代教育，是开发民智的主要途径。
日本在学习欧美，开发民智方面做得好，是凭借着有关的良好历史文化传统，乐于学习外国的长处，注重实际有用的知识。同时在这方面又受到历史文化传统的制约，这就是“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与“和魂洋才”。
在明治初年全国学习欧美的热潮中，明治政府官员带头身体力行，其突出表现是岩仓使节团的出访。
“王政复古”政变成功后，幕府时的公卿岩仓具视成了明治政府的实力派人物，官至右大臣兼外务卿。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但幕府时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尚未废除。为了进行修订条约的交涉和进行国内的全面改革，政府决定任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率领由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为副使的政府使节团赴欧美访问。使节团成员48人，另有随行的留学生89人，其中女留学生5人。原定出访目的有二：一是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二是实地考察欧美各国，探求可供学习、借鉴的事物与经验。改约交涉刚到美国、英国就遭到碰壁，使节团便改为全力进行考察。
1871年12月23日，岩仓使节团从横滨出发赴美国。他们虽受到美国的热情接待，但要求进行谈判却遭到拒绝，就转赴欧洲；英国则以强硬态度拒绝了日本恢复关税自主权的要求；法、比、德等国还贪得无厌地步步进逼。使节团虽未达到修约谈判的目的，但向列强表明了要维护独立的决心，并加深了对西方的认识。因此，在1873年4月归国前致力于对西方的考察，先后访问了美、英、法、比、荷、德、俄、丹麦、瑞典、意、奥、瑞士等12个国家，历时近两年，耗资达百万日元（占当年政府财政收入的2%以上）。
当时，日本国内局势尚未稳定，需要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而明治政府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却亲自出国，用长时间认真逐一地考察了几乎所有比日本先进的大小国家。每到一国都仔细考察，比较研究，各取所长。考察的内容从政治、经济、法制、军事到文化、教育、宗教、地方自治和社会状况，几乎无所不包。他们连续奔波，往往忙得筋疲力尽，但总是兴致勃勃地坚持不懈。原定考察6个月，后来竞延长到1年9个月，1873年9月回国；大久保、木户应留守政府的要求，分别于5月、7月提前回国。使节团成员久米邦武根据使节们的书信等资料，编写了《美欧回览实记》100卷，于1878年出版，共2110页。这一切都表明了他们如饥似渴、真心实意地向他族学习的精神。
使节团通过对欧洲的考察，认识到致富是治国之根本，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乃是致富的可靠途径；要富国强兵，必须建立新体制；必须进行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确立“内治优先”方针，这是从小国走向大国的必由之路。岩仓使团的出访，看到了日本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加深了民族危机感，增加了必须迎头赶上西方国家的紧迫感，并找到了以内治优先，来实现日本资本主义化的具体途径。
百闻不如一见，这次考察使明治政府领导人增长了见识，转变了观念，坚定了学习欧美，推进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他们看到日本与欧美的巨大差距，鞭策他们急起直追；他们从各国的发展成就中，也看到了日本的前景，大受鼓舞。有的人出国前后判若两人，如大久保利通。出国前岩仓对他有个评语：
“无才气无学识，唯一的长处是坚决果断。”政府内发生争论，别人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他总是沉默寡言，对答无词。对于国内改革，他是渐进主义者，如在废藩问题上，木户很积极，他却有过迟疑。可是一旦认准、同意的事，他必定排除万难干到底。出国考察后，他似乎变了一个人，成为积极改革的主要主持人。与大久保接近的地方官安场保和说：“由于欧美考察旅行，公的人品变化令我吃惊。从前，只是富于豪迈坚毅的气质，考察后却具有了潇洒风度，而且识见大增。原先只是完全倾心于政治大局，对于其他事情并不留意。但回国后表示，为使我帝国对峙宇内万邦，必须建立富国的强固基础，其施政方针专在于大举奖励教育、殖产、工业、贸易、航海等事业。”
在英国考察时，大久保给人写信谈了自己的观感：“工厂的盛况早有所闻，此次考察益信传闻不虚。到处是黑烟冲天，大小工厂遍地，由此足以知道英国富强的原因了。”他在回国后，新设内务省，自任内务卿，主管殖产兴业、国内治安这两件大事，并推动其他各项改革。大久保成为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通常称这时的政府为大久保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