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章 “官材”冯道

冯道的一生，就是一部“做官学”，他本人就是一位官场常胜将军，是一部活的教材，他一生的意义也许就是教人怎样做官，用他一生的实践在向人们宣告着官场不倒的秘密：良心丧尽＋善于投机。

冯道何许人也。大家不一定十分清楚，但他在任后汉宰相时写过一篇《长乐老自叙》，却十分有名，因为这是中国封建官场上的无耻宣言。在这一宣言里，冯道把自己的覆历表填得一清二楚，他不仅洋洋得意地罗列自己的历任各代的官职及封号。甚至还包括契丹政权授予他的“伪官”，可谓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了！宋代的大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痛骂冯道说：“可谓无廉耻者矣！”

冯道的确是一位“长乐老”。中国人说“知足者常乐”，冯道是有官就长乐；中国人说“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冯道是无官不能活，有官万事足。

冯道的一生，就是一部“做官学”，他本人就是一位官场常胜将军，是一部活的教材，他一生的意义也许就是教人怎样做官，用他一生的实践在向人们宣告着官场不倒的秘密：良心丧尽＋善于投机。

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上，做官是一门极其高深的艺术。这艺术看起来神秘，其实只隔一层纸。官场不倒的秘诀有二：一是不辨是非，良心丧尽；二是见风使舵，善投新主。

官场不倒翁的人生哲学是：有奶便是娘，有枪便是草头王。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一批“明君”、“贤相”，确实有很多正直的官吏在为民请命，在忧国忧民，确实有很多封建士大夫为国家的安定、社会的发展而呕心沥血，甚至殒身不恤；但无可否认，也确实存在着一批不辨是非、了无廉耻，不管谁当皇帝，只求有官可做的无耻之徒。这些人有时也能做一些好事，但从本质上讲，其人格是卑微的，是决不足以效法的。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研究了中国历史后指出，中国古代最无耻的时代是五代。确实，五代是一个纷乱的时代，在这乱哄哄的时候，各色人等都容易显示其本色。五代时期，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儿皇帝石敬塘，而我们要看的是，历事五代而不倒的官场不倒翁冯道。

这的确是中国仕宦史上的一个奇迹。仔细读一读《五代史·冯道传》和《新五代史》及《资治通鉴》中的有关篇章，冯道这个官场不倒翁的形象就会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冯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省交河县东北）人，生于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他的家庭，可能是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小康之家，冯道以这样的家庭出身，在当时极重门第出身的社会风气下，想跻身官场是很难的。唐朝末年，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李克用割据晋阳，独霸一方。李克用是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人，其子李存勖在灭梁前期，也还是颇有作为的。大概是因为冯道看到了这一点，才投奔了李存勖，以图求得前程。在这以前，冯道先在离家乡较近的幽州做小吏，当时，幽州军阀刘守光十分凶残，杀人成性，对于属下。也是一言不合，便开杀戒。一次，刘守光要攻打易、定二州，冯道却敢劝阻，结果惹怒了刘守光，几被杀死，经人说情，被押在狱中。由此可见，当时的冯道还是较为正直的。冯道经人帮助，逃出牢狱，逃到太原，投在晋大将张承业的门下，经张承业的推荐，冯道成为李存勖的亲信。从此，冯道踏上了仕途。

冯道起初担任晋王府中的书记，负责起草收发各种政令文告、军事信函。不久，李存勖看到朱温建立的后梁政权十分腐败，就准备灭掉后梁。晋王和后梁的军队在黄河两岸对峙，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残酷，冯道身为李存勖的亲信，却能以身作则，率先过简朴的生活。据历史记载，他“在军中，盖了一个小小的茅草屋，连床席都没有，只睡在一束干草之上”。应当说，这种精神还是值得赞赏的。

冯道也还善于处理君臣之间的纠纷。在消灭后梁的军队时，晋王的军饷十分匮乏，因为陪李存勖吃饭的将领太多，主管人员弄不来那么多供应，十分为难。大将郭崇韬对李存勖说：“供应紧张，能不能少几个陪着吃饭的人？”李存勖发火说：“我想为那些替我卖命的人弄顿食吃都不成，哪里还能当主帅呢？”郭崇韬吓得不敢作声，冯道在一边说：“粮饷供应确实困难，郭崇韬这么说，也是对大王的一片忠心啊！”这场风波就此消弥。

但李存勖灭掉后梁建立后唐以后，只重视那些名门贵族出身的人，对冯道这样的没有“来历”的人，并不重用，冯道这时当了个什么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听到父亲死后只能徒步奔丧，其困窘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直到庄宗李存勖被杀、明宗即位。他才被召回。明宗鉴于前朝教训，重用有文才的人，想以文治国，冯道这才被任命为宰相，真正发迹。

在冯道当宰相的七年间，应说做了一些好事。一天，明宗问臣下年景如何，臣下们大多说了些粉饰升平的话，但冯道却给明宗讲了一个故事，冯道说：“我当年在晋王府的时候，奉命到河北中山一代公干，途中要路过井陉。我早就听说过井陉是个很难走的地方，人马到了那里，多发生被绊倒摔伤的事，我就十分小心平安地走过了井陉。没想到过了井陉，到了平地，却被从马上摔了下来，差点摔死，我这才明白要处处小心，时时提防。我的事虽小，却可以用来比喻大的事情，望陛下不要以为五谷丰登，河清海晏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要兢兢业业，不要放纵享乐，这是我们臣下所希望的呀！”

又有一次，明宗问冯道：“天下百姓的日子怎么样？”冯道趁机进言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唐朝有位叫聂夷中的诗人，写了一首《伤田家》：‘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明宗听后，连说好诗，并命人抄录，经常诵习。

后来，唐明宗去世，他的儿子李从厚即位。从此以后，冯道就丧尽了正直向上之气，一味地为做官而做官了。明宗即位不到四个月，同宗李从珂即兴兵来伐，要夺取帝位，李从厚得到消息后，连臣下也来不及告诉，就慌忙跑到自己的姨夫石敬塘的军中。第二天早上，冯道及诸大臣来到朝堂，找不到皇帝，才知道李从珂兵变，并率兵往京城赶来。冯道这时的做法真是一反常态，极其出人意料，他本是明宗一手提拔，从寒微之族被任命为宰相，按常理说，此时正是他报答明宗大恩的时候，况且李从珂起兵实属大逆不道。但冯道没有考虑这些，他所想的是李从珂拥有大军，且性格刚愎，而李从厚不过是个小孩子，即位以来尚未掌握实权，为人又过于宽和犹柔，在权衡了利弊之后，他决定率领百官迎接李从珂。冯道身为宰相，权位为诸官之首，又兼一些官吏为他所亲手提拔，他一倡仪坚持，多数人也不好说什么。但个别正直官吏还是出言诘问。中书舍人卢导首先抗言说：“哪有天子在外，大臣反去劝别人当皇帝呢？我们是不是该去投奔天子？”丞相李愚等人也随声附和。但冯道却要大家认清当前的形势，不要固执己见。大多数人无奈，只得跟冯道一起到洛阳郊外去列队迎接李从珂，并献上了请李从珂当皇帝的劝进文书。就这样，冯道由前朝的元老重臣摇身一变，又成了新朝的开国功臣。只是李从珂对他实在不放心，不敢委以重任，把他放到外地任官。后来又觉得过意不去，把他调回京中，给了他一个没有多大实权的司空之职。

不久，石敬塘同李从珂发生了冲突，石敬塘想借恢复明宗的旗号打倒李从珂，但石敬塘兵力很单簿，不能同李从珂抗衡，为了夺取帝位，石敬塘也不顾一切，竟派使者赴契丹向契丹主耶律德光求援，并许下三个条件，事成之后，一是向契丹称臣，二是石敬塘向耶律德光称儿子，三是割让雁门关以北诸州给契丹。耶律德光正想插手中原，石敬塘主动去求，正中下怀，便约定等中秋以后倾国赴援。在契丹人的支持下，石敬塘打败了李从珂，做了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儿皇帝”。

石敬塘以恢复明宗为号召，在当皇帝后，就把原明宗朝的官吏大多复了职，冯道也被任命为宰相。不知石敬塘对冯道奉事李从珂这段历史怎么考虑，也许是因为冯道未受李从珂重用的缘故吧，反正石敬塘来了个既往不咎，冯道更是乐得当官。

石敬塘当皇帝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实现对耶律德光许下的诺言，否则，王朝就有倾覆的危险。尤其是自称“儿皇帝”，上尊号于契丹皇帝与皇后，实在是一个说不出口的事。据载，写这道诏书的官吏当时是“色变手颤”，乃至于“泣下”，可见这是一种奇耻大辱。至于派人去契丹当册礼使，更是一个既要忍辱负重，又要冒生命危险的事。石敬塘想派宰相冯道去，一是显得郑重，二是冯道较为老练，但石敬塘很为难，恐怕冯道拒绝。谁知他一开口，冯道居然毫不推辞地答应了，这真使石敬塘喜出望外。

其实，石敬塘哪里知道冯道的“苦衷”。冯道十分清楚，只有结交好耶律德光，他在石敬塘那里的位置才能保得稳，把“爸爸皇帝”笼络好了，这“儿皇帝”也就好对付了，从这一点看，冯道对于长保富贵，的确算得上有胆有识。

冯道可以说极其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外交任务。他在契丹被阻留了两个多月，经多次考验，耶律德光觉得这个老头实在忠诚可靠，就决定放他回去。谁知冯道还不愿回去，他多次上表，表示对耶律德光的忠诚，想留在契丹。越是这样，耶律德光就越觉得应当让他回去，好让他在石敬塘那里为自己办事。经过多次反复，耶律德光一定要让他回去，冯道这才显出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准备启程。

这趟出差回来，冯道可真的风光了，甚至连石敬塘都得巴结他。石敬塘让冯道手掌兵权，“事无巨细，悉以归之”，不久又加冯道为“鲁国公”，终石敬塘一朝，石敬塘对冯道是“宠无与为比。”

石敬塘的后晋政权只维持了十年多一点就完蛋了。后晋出帝开运三年，耶律德光率三十万军队南下，占领了汴京。冯道大概觉得契丹人可以稳坐中原江山吧，就从襄邓主动来投靠耶律德光，冯道满以为耶律德光会热烈欢迎，没想到北方夷狄不懂中原的人情世故，耶律德光一见冯道，就指责他辅佐后晋的策略不对。这可把冯道吓坏了，连忙换上一副卑躬屈膝的笑脸，小心服侍。耶律德光问：“你为什么要来朝见我呢？”冯道说：“我既无兵又无城，怎敢不来呢？”又问：“你这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答曰：“是个又憨又傻无德无才的糟老头！”冯道以老朋友的姿态装憨卖傻、卑辞以对，弄得耶律德光哭笑不得，就没有难为他。

不久，耶律德光见中原百姓生灵涂炭，便问冯道说：“怎样才能救天下百姓呢？”冯道见机会来了，就装出一副真诚的样子说：“这时候就是如来佛出世，也救不了此地的灾难，只有陛下才能救得！”大概爱听谄谀之辞是人的本性之一，耶律德光慢慢地相信并喜欢上了冯道，让他当了辽王朝的“太傅”。后来曾有人检举揭发他曾参预过抵抗契丹的活动，耶律德光反为冯道辩护说：“这人我信得过，他不爱多事。不会有逆谋，请不要妄加攀引。”

冯道看出契丹人的残暴统治长久不了，就开始为自己的后路着想。他想方设法地保护了一批投降契丹的汉族地方，为自己日后的仕途留下了退路。他这种做法，以至连欧阳修都认为“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冯）道一言之善也。”

在人民的反抗之下，契丹人被迫撤回。冯道随契丹兵撤到恒州，趁契丹败退之际，逃了回来。这时，石敬塘的大将刘知远趁机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后汉政权。刘知远一方面想安定人心，笼络势力，一方面冯道也因保护别人而得赞誉，刘知远就拜冯道为太师。

五代时期的政权更迭，真如走马灯一般，令人眼花缭乱。刘知远的后汉政权刚刚建立四年，郭威就扯旗造反，带兵攻入汴京。这时候的冯道，又故伎重施，准备率百官迎接郭威。他做了后唐明宗的七年宰相，尚且不念旧恩，何况只做了不到四年的后汉太师，更是不足挂齿。于是，他率百官迎郭威进汴京，当上了郭威所建的后周政权的宰相，并主动请缨，去收伏刘知远的宗族刘崇等手握重兵的将领。这些人相信了他，认为这位三十年的故旧世交，总不会欺骗他，没想到一走到宗州，就被郭威的军队解除了武装。冯道又为后汉的稳固立了一大功。

但没过几年。郭威病死，郭威的义子柴荣继位为周世宗。割据一方的后汉宗族刘崇勾结契丹，企图一举推翻后周政权。根据冯道半个世纪的经验，此次后周是保不住了，肯定又得改朝换代，自己虽已近苟延残喘之年，还是要保住官位爵禄。柴荣当时只有三十四岁，年纪不大，却很有胆识气魄。当刘崇、契丹联军袭来时，一般大臣都认为皇帝新丧，人心易摇，不可轻动，但柴荣却一定要亲征。别人见柴荣意志坚定，便愿随出征，不再多说，只有冯道在一边冷嘲热讽地“固争”，下面的对话很能刻画出冯道的心态：

柴荣说：“过去唐太宗征战，都是亲自出征，难道我就不能学学他吗？”

冯道说：“不知陛下是不是唐太宗。”

柴荣又说：“以我兵力之强，出击刘崇、契丹联军。犹如以山压卵。如何不胜？”

冯道说：“陛下能为山吗？”

这些莫名其妙的话说得柴荣大怒，他私下里对人说：“冯道太看不起我了！”

其实，冯道倒不是看不起柴荣，而是为自己在下一个什么朝代做官留下一条后路，弄一点投靠新主子的资本。谁知柴荣还真不怕邪，亲率军队，于高平之战中大败刘崇、契丹联军，以事实给了冯道一个响亮的耳光，就在柴荣凯旋之时，冯道也油尽灯枯，对在下一个王朝做官失去了信心。也许他因自己的判断失误而伤心吧，柴荣高平之战的胜利终于送了他的老命。

冯道死在自己的家里，死后无哀荣，身后境况凄凉。

马谡、魏延原可成大材

人分可变之材与不可变之材，一般说来，读书人可变而莽夫不可变。读书人因其较好的自觉能力而有良好的适应性，以此来弥补个人秉性的不足。莽夫则不同，天生禀赋，极难改变，但这些人往往天分很好，如果使用得当，其效用是其他人材难以取代的。马谡是书生，可塑性极强；魏延是莽夫，虽可塑性较差，但其天分在此，如果使用得当，原可成大材。姜维将才不如魏延，谋才不如马谡，却偏偏被诸葛亮看中。诸葛亮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驱神役鬼，无所不能。似乎是神人、至人。但实际上，无论是小说中的诸葛亮还是历史上的诸葛亮，在用人上面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刘备是明君，诸葛亮是贤相，这一对明君贤相的典型形象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文化理想，具有永恒的价值和魅力，这是无庸置疑的。但问题是，这样的明君贤相为什么最后不能统一全国，重续汉祚呢？为什么只能让后人空自叹嗟呢？杜甫诗云：“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在惋惜和悲哀的背后我们是否应该多一些理性思考？

毫无疑问，诸葛亮是人材，而且是杰出的人材。刘备在遇到诸葛亮以前，戎马半生，没有挣得落脚之地，在遇到诸葛亮之后，就能破曹操，驻荆州，取西川，建国号，其作用自然非同小可。然而，诸葛亮似乎总是一人在支撑大局，其手下也就是刘、关、张、赵几员大将，讲老实话，就是这几员大将给人的感觉也是勇气大于才能，这与曹操手下的谋士成群，猛将如云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难道真的是诸葛亮时运不济，不能像曹操那样“巧遇”人材吗？看来并不是这种情况。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其实诸葛亮有过许多人材，只是他不善于使用而已。因此，诸葛亮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材。我们谨举魏延和马谡的例子来说明。

魏延，字文长（公元？—234年），义阳（今河南）人，他之所以在三国留名，与其说是因为他作战勇敢，倒不如说是因为他落了个冤死的下场。

魏延是长沙的降将，诸葛亮当初就说他有反骨，在刘备的劝说下才没有杀他。但这只是小说家的杜撰，历史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魏延在随从刘备的南征北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显露了自己作为一名大将的才华。在刘备定蜀以前，魏延在蜀军中并无多大名声。到定蜀后，他的官职仅仅是个“牙门将军”。但善于识材的刘备看中了他，在刘备称汉中王时，魏延被破格提拔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按照当时的情况，汉中是重镇，应当以名将镇之，大家以为此职非张飞莫属，张飞也自以为非己莫属。结果却委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下级军官担此重任，导致了“一军尽惊”，使得人们议论纷纷。

刘备也完全明白这种情况，他为了树立魏延的威望，刘备特意召开群臣大会，让魏延在会上陈述自己镇守汉中的方法。刘备问魏延说：“‘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魏延的气魄使三军折服，魏延也因此树立了一定的威望。

魏延是否言过其实呢？否！事实证明魏延能堪重任，他有勇有谋，在抗曹北伐的历次战斗中，曹操的著名大将张、王双、郭淮等，均为魏延所杀。要知道，这些人是连诸葛亮都畏惧三分的。

到了建兴八年（公元231年），魏延升为西征大将军，封南郑侯。此时，魏延在各个方面都已经成熟，完全具备了独挡一面的能力。那么，为什么魏延最终没有发挥才能，反而以反叛被杀告终呢？

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与诸葛亮的性格不合。据说魏延“性矜高”，意思是说魏延有点骄傲，看不上别人，而诸葛亮为人却是“一生惟谨慎”，对那些富有开拓精神敢冒大险的建议难于采纳。对这样的人也一贯实行压制政策。魏延每次随诸葛亮出祁山北伐，都提一些出奇兵冒险的建议，如“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意思是说，魏延总是请求诸葛亮给他一万人。他要像韩信那样，从褒中出击，沿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十天之内可奇袭长安，与诸葛亮在潼关会师。魏延的这个建议当时看来应该是十分正确的，远比诸葛亮步步为营的进攻方法要好，而这一建议也是建立在对敌情、路途、后勤供应诸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的，完全有可能实现。况且，即使失败，也不会动摇北伐的根本，伤亡也不会太大。但如果成功，其意义可想而知。对于这种设想，诸葛亮“制而不许”，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初在《隆中对》中所说的两路夹击进攻中原的设想。每次都是这样，魏延的积极性不免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因此魏延发些牢骚也是极其正常的。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等等。时间一长，诸葛亮对魏延产生了偏见、成见。这可就犯了大忌。

其次是遭受了小人的谗言。在诸葛亮已经对他有成见、不信任他的情况下，最容易被人谗毁。而谗毁他的人与他又有极大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人与诸葛亮关系密切，最后又手握大权。此人便是杨仪。《费袆传》上称魏延、杨仪二人“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魏延传》上更形容二人“有如水火”。公元234年，诸葛亮在最后一次北伐中一病不起，自知命不长久，便背着魏延秘密地与长史杨仪、司马费袆、护军姜维等商量退军节度问题，做出了“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魏延不从命，军便自发”的决定。诸葛亮这样安排退军，魏延不明真相，不服杨仪，不接受其指挥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果然，诸葛亮死后，杨仪采取了“秘不发丧”的措施，当费袆去探听魏延的意见时，魏延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亲府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如果向魏延解释诸葛亮的意思，魏延未必就不听指挥。结果是魏延与杨仪开战，使蜀军乱作一团。

在战略上谁是谁非另当别论，但由于杨仪护送着诸葛亮的遗体，又拿着尚方宝剑，自然成了“正义”的化身。于是魏延便成了反贼。如果看看杨仪对魏延的态度和日后的作为也许就不难明白杨仪假公济私和实现个人野心的企图了。

当马岱将魏延的人头送给杨仪时，杨仪用脚踏着魏延的头说：“庸奴，复能作恶不。”直到“夷延三族”，才解了个人心头之恨。如果是“公仇”，何来这样的意气。杨仪杀了魏延，到了成都，“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谁知只得了一个“中军师”的不大不小的官，于是怒于声，竟然十分悔恨地说：“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三国志·蜀书·杨仪传》）这哪里有一点忠于国家的影子！

魏延在诸葛亮死后，因一时冲动而忘了大局，是不应该的。但我们在这里不是考虑论功行赏或是按律处罚的问题，而是说魏延完全可以不“反”，不听杨仪的话是不是“反”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魏延不是被杀，而是打了胜仗再回成都，向刘禅交差，情形会怎样呢？问题在于诸葛亮没有安排好。岂止是没有安排好这一件事，整个魏延就没有用好，魏延认为自己在诸葛亮的手下是“不能尽才”，可谓切中要害。如果和曹操的用人比较起来，诸葛亮差得何其远也！

从马谡的被斩更可以看出诸葛亮用人的问题。我们在看“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一节的时候，往往只看到诸葛亮执法如山而又极重情义的一面，更为他的自贬三级的自责精神所感动，却很少想到他是不是可以不杀马谡，马谡初犯是不是本来就不应该斩，是不是可以让马谡戴罪立功，是不是有可能将马谡培养成具有实际战斗经验的大将。

扬长避短是用人的要诀，从史书的记载来看，马谡其人的长处在于参谋，而不是独挡一面地指挥实际作战。对出谋略，诸葛亮也十分欣赏，有时俩人一谈就是一个通宵。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大兵南征，就是因采用了马谡的建议而七擒孟获、安定西南的。对于马谡的缺点，刘备看得最为清楚，刘备临死时，就曾谆谆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刘备当时驻兵永安，他把诸葛亮召到永安安排后事，并专门提出了马谡的问题，可见刘备在用人上的眼光要比诸葛亮强得多。但诸葛亮偏偏忘记了这一点，专门用其所短。如果诸葛亮不忘刘备的嘱咐，以马谡为“参军”。不把马谡推到主将的位置上，马谡的确可以才尽其长，发挥好自己的参谋作用。真是天才知道，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放着魏延、吴懿等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将不用，却偏偏“违众拔谡”，让马谡当了北伐的先锋官。这真是弃马谡之长而用其短，结果是“失街亭”。

仿佛诸葛亮是没有错的，三国时期只有“空营计”而无“空城记”，后人为了替诸葛亮遮丑，生生编出一个“空城计”来，盛赞诸葛亮的智谋。其实，即使真的有“空城记”，那诸葛亮也是“事后诸葛亮”了。

“挥泪斩马谡”的关键问题是，马谡初次为主将，失了街亭。确实应负军责，但一定要杀头吗？因为导致马谡失败的主因并不完全在马谡本身，而是诸葛亮用人不当。打了一次败仗就要杀头，当时许多重要官员都不赞成。是杀马谡还是让其戴罪立功，争论相当激烈，蒋琬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他说：“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

蒋琬提出的戴罪立功的方法，在当时是合适的。然而。诸葛亮又一次违背了众人的意见，杀了马谡。诸葛亮杀马谡时是“挥泪”的，其实，他是否“挥泪”是另一回事，关键是十万大军也流了泪：“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军爱戴马谡，为马谡之死感到惋惜。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杀一个人。能起到“严明军纪”的作用吗？能起到震慑军心的作用吗？是不是有点让三军寒心呢？

其实，对诸葛亮杀马谡这件事，历代都有不同看法。晋人习凿齿意见说：“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也。”这话说得可谓人木三分！

马谡被杀时，年仅三十八岁。在当时蜀国的文臣武将中，马谡可称得上极为难得的人才。然而，尚未崭露头角，就死于非命，实在可惜！

此前，诸葛亮从未斩杀过大将，马谡之死似乎成了一种标志，即诸葛亮已经力不从心，已经失去了入蜀前的锐气。他不能完成先帝托付的事业，似乎已经是注定的了。

人分可变之材与不可变之材，一般说来，读书人可变而莽夫不可变。读书人因其较好的自觉能力而使自己尽快适应各种角色和环境，当然，个人秉性的底色是很难去掉的，但其良好的适应性会弥补某些个人秉性的不足。莽夫则不同，天生禀赋，极难改变，但这些人往往天分很好，如果使用得当，其效用是其他人才所难以取代的。马谡是书生，可塑性极强；魏延是莽夫，虽可塑性较差，但其天分在此，如果使用得当，原可成大材。

姜维是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姜维将才不如魏延，谋才不如马谡，其材充其量不过可做偏将军而已，用这样的人做国家柱石，岂不危哉？

诸葛亮是人，不是神。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其实，诸葛亮的“一失”又岂止这一次呢？

相材晏子

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出了两个十分著名的国相，一是齐桓公时期的管仲，一是齐景公时期的晏婴。然而，管仲生逢其时、生逢其主，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而晏婴则生不逢时、不得其主，尽管有管仲一样的智慧，也不能挽救齐国灭亡的命运，是一个没有实现自己志愿的人。然而，晏婴给后人留下的东西也许并不比管仲少，尤其是他的直言敢谏、善于巧谏的精神，也许是后代无人可及的。

晏婴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国相。他节俭谦恭，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他处理朝政，多谋善断，政令简明，百姓易行；他学识渊博，辩才无碍，又善于与世推移，顺应时代潮流。他连仕灵公、庄公、景公三朝，使得齐国大治，名显诸侯。他应该算是真正的相材。晏子做庄公的大臣，起初，他经常对他进谏，他的谏言也经常被庄公采纳，每次上朝，庄公都要赐给他爵禄，增他的封地。过了不久，庄公不喜欢晏婴了，晏子的谏言也不被庄公采纳了，每次晏子上朝，都把封地和爵位退还给庄公。等到爵位、封地退完时，晏子退下来，坐上马车，深深地叹着气，随后又笑了。

晏子的仆人十分不理解地问道：“大夫为什么叹了笑，笑完又叹，反复如此呢？”晏子说：“我叹气。是为我的君王不免于难而伤心；我发笑，是为我自己有所得益而高兴，我可以免于一死啊。”

后来，庄公荒淫无耻，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就把庄公在自己的家里杀了。晏子听说了，站在崔杼的家门外，他的仆人问：“大夫要为君王死难吗？”晏婴说：“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君王吗？我为什么要死难呢！”仆人又问道：“大夫要逃走吗？”晏子说：“难道是我的罪过吗？为什么我要逃走呢？”仆人又问：“大夫要回家吗？”晏子说：“我的君王都死了，怎么能回家呢？治理百姓的人，岂能只为凌驾百姓之上，应该以国家的大业为根本：做国君之臣，哪能只为饭食，应该以侍奉社稷为根本。所以，国君要是为社稷而死，则做臣下的就应该为君死；国君为社稷而逃亡，做臣下的就应该为君出逃；倘若国君为自己的私事而死，不是国君宠爱的亲信，谁能为君王而死难，为国君而逃亡呢？况且，有人因恨自己的国君而把他杀了，我为什么要为此而死，为什么要为此而逃，又怎么能回家呢？”当时，庄公的尸体还在崔杼的家里，晏婴就要求看望。崔杼家的门开了，晏子走进去。崔杼说：“你为什么不去死？”晏婴回答说：“灾祸发生时，我不在，灾祸结束时，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死？况且我还听说，将追随国君死亡看成高尚行为的人，是不能够保全国君的；把随国君一起死亡，当作高尚道德的人，是不能够成功业的。我难道和国君的私婢一样，非得自缢以从国君吗？”

说完，晏子袒露左臂，头缠丧布，坐下来，把庄公的头放在自己腿上哭起来。哭完了以后，晏婴起身，跳跃了三下，然后走出崔杼的家。人们认为崔杼一定会把晏婴杀了，崔杼却说晏子是百姓敬仰的人，放了他，可以得到民心。晏婴才得以不死。

齐景公在位多年，早年曾想重操霸业，在受挫后就消沉起来，生活比较淫靡，内政也很腐败。有一次。他问晏子说：“你经常到市面上走，你知道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吗？”晏子回答说：“踊贵而履贱。”踊是被砍掉脚的人用的假脚和假鞋。当时，齐景公滥施刑罚，经常施以刖刑，晏子借此来劝说齐景公。

有一次，景公问晏子：“治理国家担心的是什么？”晏子回答：“治理国家最担心的就是‘社鼠’。”景公问：“为什么这样说？”晏子答道：“社是供奉土地神的场所，它用木头扎起来做内架，外面抹上泥巴制成，老鼠趁机寄居其中，如果想把老鼠清除出来，那是十分麻烦的。如果用烟熏老鼠，怕烧坏了里面的木头，用水灌老鼠，又怕损坏了涂饰。这样的老鼠是无法杀死的，就是因为土地庙的缘故。国家也有这种事，国王身边的近臣就是这样的‘社鼠’。他们在内混淆视听，蒙蔽君主，在外卖弄权势，欺压百姓。不除掉他们就会乱了国家的法纪，要除去吧，他们又受到君王的保护，被视为亲信心腹，这样的人就是国家的‘社鼠’。”

晏婴又说：“我听说，有个卖酒的人，他盛酒的器皿都擦拭得特别干净，酒店的酒幌高大醒目，可酒放酸了也没人来买。他问邻居是什么缘故，邻人告诉他说：‘你的狗太凶恶了，客人拿着酒瓶要进屋买酒，恶狗就扑上来撕咬，把人都吓跑了，所以您的酒放酸了也没人买。’国家也有这样的恶狗，就是在君王身边执政当权的小人。一些有道德有学术的贤良之士想为君主效力，这些小人就冲上前来‘咬’他们，讲他们的坏话，这就是国家中的恶狗。君王身边的近臣是‘社鼠’，执政当权的小人就是‘恶狗’，君王怎么能不被障蔽、蒙骗，国家又怎么能没有忧患呢？”晏婴善于劝谏，曾经在一日之内就三次指出齐景公的过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日三过”。

一次，齐景公到公阜去巡游，他面向北方，望着齐国，十分感叹地说：“呜呼！要是古人都长生不死，那将会是怎么样的状况呢？”晏子说：“我听说，从前上天认为人死去是好事，对仁义之人来说是永久的安息，对不仁的人来说是永久的制裁。假如古时的人都不死，齐国的丁公、太公还统治着齐国，桓公、襄公、文公将辅佐他们，大王您恐怕只好头戴斗笠，身着短衣，手拿农具，在大田之中弯腰劳作，您哪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去担心死呢？”景公觉得晏婴实在太不会讲话，听了很生气，脸都变了颜色。

一般说来，第一印象好的人往往不是好人，第一印象坏的人往往不是坏人，何也？盖因好人不善伪装而坏人善于伪装也！同样，善提意见的人往往令人讨厌，善于阿谀奉承的人总是令人高兴，但前者好而后者坏。其实，如果掌握了上面的基本原则，交友也就不难了。晏子总是责难景公，以至“一日三过”，齐国得以存续，也正是因为景公不废晏子。现实之中，如果能够弄清这个“知”与“交”的关系，成功并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没过一会儿，梁丘据驾着六匹马拉的车子，飞奔而来。景公问：“是谁来了？”晏子说：“是梁丘据。”景公问：“你没有看见人，怎么知道的呢？”晏婴说：“大热天赶着马车飞奔，重者马死，轻者马伤，不是梁丘据又有谁敢这么干！（因梁丘据得宠于齐景公，他做什么事齐景公都不会怪罪，所以才这么说）”景公说：“梁丘据与我最为默契和谐了。”晏子说；“这只能说是相同，不能叫和谐，所谓和谐应当是君甜则臣酸，君淡则臣咸，互有补偿，以求完美。梁丘据是君甘亦甘，一味奉承，以顺为正，怎么称得上和谐呢？”景公觉得他是故意在找自己的麻烦，又气得脸色大变。

过了不久，天色将晚了，景公看见西面天空有颗彗星，就召来大臣伯常赛祭祷，以消除彗星带来的灾难。晏子说：“不行，这是上天的示意。日月周围的云气变化、风雨异常、彗星出现等等，都是上天看到世间将有变化，用这些作为凶兆，来警告不敬之人的，来提醒人事的。大王若是振兴文教，接受劝谏，广修德政，即使不派人祈祷，慧星也会自动消失。可现在您饮酒作乐，不修朝政，还亲近小人，宠爱优伶，厌恶礼乐法度，排斥圣贤之士，哪里有空闲对付彗星呢？您即使能通过祈祷除掉这一颗彗星，也将还会有新的彗星出现。”这次，景公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脸色铁青。

后来，晏子去世了。景公闻讯后从宫室走出来，背过身去，流着眼泪说：“唉！当初我和先生游公阜，先生一日里三次指责我的过失，如今还有谁会这样规劝我啊！”

齐景公虽然有许多不可饶恕的缺点，但他有一样好处却是后代的君王很少能够赶得上的，那就是无论晏婴采取什么样的激烈的方式来对他进行劝谏，他基本上都能接受，最起码没有杀晏婴的头。看来，传统社会的德治有时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有一次，齐景公整天饮酒，喝得大醉，神志不清，过了三天才能爬起来。晏子十分担忧，就去见景公，问道：“大王是不是因为喝酒太多病倒了呢？”景公很不好意思地说：“是的。”晏子说：“古人饮酒，喝到心情舒畅也就行了。所以，男人们不能因为群聚欢乐而妨碍了办理正事，女人们也不能因为群聚而影响了做手中的活计。古代的规矩，男女一同聚会，轮流敬酒应当不过五次，超过了就要受到处罚。当君王的，当然就更应该身体力行，要为民众做出表率，这样才能在外没有人对国家的政治表示不满，在内没有人敢于胡作非为。如今您一日饮酒，三天卧床不起，外面对国家的治理抱怨不已，身边的近臣则趁机在内胡作非为。您这样做，对于那些依靠法制自我约束、自我防范的人，将是鼓励他们任意妄为；对于那些希望得到奖赏和称赞而以此自勉的人，将是诱使他们懒得行善。如此下去，君王背离了德行，百姓轻视赏罚，那就要失去立国之本，所以希望大王一定要节制饮酒。”

还有一次，景公请鲁国工匠为他做鞋。鞋带是用黄金制成的，上面镶银，用珠宝相连缀，鞋孔是用好的玉石制成，鞋长一尺，十分美观。

农历十月天，景公穿着这双鞋上朝。晏子入朝，景公想起身相迎，因为鞋太重，他只能抬起脚，却迈不动步子，他问晏子：“天气是不是很冷呢？”晏子说：“大王怎么会问起天气的冷暖呢？在古代的时候，圣人做衣服，讲究冬天穿着轻便而暖和，夏天穿着轻便而凉爽，现在您的这双鞋，寒天里穿上会感到很冷，重量也超过一般人的承受能力，不符合生活的常理，您做得太过分了。所以说这位鲁国的工匠不懂得冷热之度和轻重之量，破坏了人的正常习惯，这是他的第一条罪状；他使君主让诸侯讥笑，这是他的第二条罪状；浪费财物而没有实效，致使百姓怨恨大王，这是他的第三条罪状。请大王下令拘捕他，并把他交官吏量刑处置。”

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但他有些怜悯那个工匠，就向晏子求情，放了那个人。晏婴却不同意，说：“对于做了好事的人应当重赏，对花了气力干坏事的人要处罚。”景公听了，知道自己无法改变晏婴的主意，也就不说话了。

晏子走出朝堂，下令把鲁国的工匠抓起来，派人押送出国境，不准他再来齐国。

此后，景公脱下那双鞋，再也不敢穿了。

景公是个十分贪图享乐的人，他叫人修了一个名叫西曲的大水池。池塘里的水很深。塘边建起一座高大的房屋，房屋的横梁上刻着龙蛇，立柱刻鸟兽，十分豪华。景公上穿花团锦簇的礼服，下穿白色绣花的袍裙，一身五彩斑斓，腰带上缀满了玉石，头戴帽子，披散着头发，面向南站在那里，一副趾高气扬的傲慢神态。晏子来见景公，景公问道：“您知不知道，当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时是什么样子的呢？”晏子仰首不答。景公再次问道：“当年管仲称霸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晏子说：“我听说：只有精通水性的人才能与龙蛇为伍。现在您在横木上雕龙蛇，立柱上刻鸟兽，也不过就是为了建造一座房屋而已，哪有心思经营霸王之业呢？您炫耀居室的华美。炫耀衣服的美艳，一身衣服五彩俱备，腰缀玉球，披头散发，也不过一间房子就能包容了。您身为一国之王。万众之君，却不务正业，一心用在邪门歪道上，君王的魂魄早已荡然无存了，还拿什么来图谋霸王之业呢？”

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惭愧，就走下堂来，来到晏子身旁，不好意思地说：“梁丘据、裔款告诉我这所房子修好了，我这才私下里套上这身服装，实际上是想与梁丘据开开玩笑，也叫先生来此。我现在就去别的屋子换下这套衣服，听从先生的指教，如何？”晏婴说：“梁丘据、裔款二人迷惑大王，让大王做些邪恶无聊的事情，大王哪里知道实情呢？再者，如果伐木不去其根，再生的枝条还会长出来的，大王为何不就此除去他们二人，以使今后您不再受他们迷惑呢？”

有一次，景公头戴巨大的帽子，身穿很长的袍子，一副奇形怪状的样子，他上朝听政，洋洋得意地站在朝堂上，满脸盛气凌人的样子，扫视群臣，天色很晚了也不散朝。

晏子走上前，对景公说：“圣人的衣服都做得适中合体，而不过分华贵。这样他的形象可以作为民众的榜样，去引导和影响民众。他的行动合乎道德礼仪，有利于养生，百姓也争相学习他的举动仪容。现在您的这身衣服过分华贵，不能用来引导民众；盛气凌人、满脸傲慢地站在朝堂上，也不利于养生；天色晚了也不知道散朝，不符合礼制，您还是及早安息吧！”景公说：“我听从您的劝告。”随后就宣布散朝，并脱去了那身衣帽，以后再也没穿过。景公的宠妾婴子死了。景公守在尸体旁，整整三天不吃不喝，皮肤都沾在席上了还不愿离开。左右的人劝他，可是景公不听。

晏子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来见景公，禀报说：“有一位方士和一位医生，他们都说：‘听说婴子患病而死了，愿为她医治。”’景公一听就高兴了。他立即起身问晏子：“婴子的病真的还可以治好吗？”晏子说：“就他们的医术来说，他们是十分高明的。就让他们试试吧！请您沐浴更衣，好让他们请鬼神来帮忙。”

景公走后，晏子让人把婴子的尸体装殓入棺，都办妥后，他去向景公禀报说：“医生还是治不好婴子的病，现在已经将她入殓了，不敢不向您报告。”景公听后勃然变色，说：“先生假借医生的话来命令我，不让我看着，要入殓了也不让我知道，我作为国君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晏子说：“您难道不知道死去的人不能再复生的道理吗？我听说，君王行事端正，臣民跟从他叫做顺；君王行僻，臣民还跟从他叫做逆。而今大王不遵循事物正理，却做些邪僻的事情，行恶做坏事的人就会亲近您，而那些能够为您匡正过失的人与您疏远，只有精于奉承、谗言生事的人才可通达，贤臣良才却被弃绝，谗言谤语充斥您的左右，邪恶行于国内。过去先王桓公因重用管仲而称霸诸侯，因宠竖刁而走向衰落。现在大王轻慢贤能之人，却对一个妃妾的死如此悲伤。古时的圣王也有考虑自己的私情的，但他们往往适可而止，并不影响整个行为。他们为死者送葬，但不过分哀痛。如果过分了，就会使自己陷入困境，感情不能自抑会伤害身体，过分悲伤会损害天性，这些都是圣王所必须避免的。既然婴子已经入殓，就不再烦扰生者，棺材衣物的安排，不要妨害生者的生活，哭泣守丧，也不要影响生者的健康。如今，尸体腐朽而不葬。烦扰生者，感情不自抑而损伤自己的行为，过分损害天性，这是大王的过错呀。因此，诸侯宾客羞于来到我国，本国的大臣也惭于守其职，如果尊崇您的行为，就不能正确引导百姓，如果随从您的欲念，就不能保守国家。我还听说，尸体腐烂了而不能人殓，尸体发臭还不收尸，都是对死者的一种侮辱，也是生者的耻辱，这些做法违背圣明君王本性，会遭到百姓的厌弃，这种事情，是万万做不得的。”景公说：“我不知道这些道理，请遵照先生的话来处理这件事情吧！”晏子又说：“一国的大小官员，诸侯四邻的宾客，都在外面，大王举哀应当有所节制才是。”

孔子知道了这件事，评论说：“灿烂的明星，比不了昏暗的月亮，成全小事，不如废弃大事，有德者的过失，比小人的长处还要强。此话说的正是晏婴这样的人吧！”

齐景公的宠臣梁丘据死了，景公召来晏子，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景公说：“梁丘据忠诚而且爱戴我，我打算给他办个隆重的葬礼，为他修一座高大的坟墓。”晏子说：“我冒昧地问一句，梁丘据忠诚和爱戴大王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听听吗？”景公说：“我有所喜爱的玩赏之物，主管官员没能为我备办好，则梁丘据就尽其所有来供给我受用，因此我知道他的忠诚；每逢刮风下雨或黄昏夜晚找他，他必定会向我问候，所以我知道他爱戴我。”晏子说：“听了您的话，我回答就会得罪您，不回答就是没有尽到做臣子的责任，又怎敢不答呢？我听说，做大臣的只把精力放在国君身上，这是不忠；做儿子的这样对待父辈，就是不孝；做妻子的这样对待丈夫，叫做嫉妒。侍奉君王应当遵循的准则是：劝导国君亲近其父兄，对群臣要讲礼义，对人民要有恩惠，对诸侯要讲信用，这才是忠；做儿子要讲的道德是：钟爱兄弟乃至于钟爱父母长辈，对于下辈要仁慈，于朋友要诚恳，讲信用，这才是孝；做妻子应该有的品德是：使各位侍妾都被丈夫喜欢，这才叫不妒。如今，举国的百姓都是您的臣民，而只有梁丘据自己竭尽全力爱护您，那么爱护您的人为什么如此之少呢？全国的财富都归您所有，而只有梁丘据用他的私财供君享乐以示忠诚，那么，忠实的人为什么又如此之少呢？这难道不是梁丘据妨碍了您的视听吗？”

齐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十分感慨地对晏婴说：“如果不是您说，我还不知道事情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呢？”就打消了原来的想法，修明政治。于是，齐国变得大治。

有一次，景公和晏子两人悠闲地站在淄水边观景。景公突然深深地叹口气，大发感慨地说：“唉，要是能够长久地保有国家，能把它传给子孙后代，该是多么令人快乐的事啊！”晏子听了以后回答道：“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是不愿意平白无辜地得到别人的拥立的，民众也不会无端地来归附他。大王不修政事，行事不公，背弃民众，倒行逆施已经很久了，却想要长久地保有国家，难道这是可能的吗？我听说，能长久保有国家的人，都是能把事做到底的人。诸侯并立，能够自始至终为善的人被尊为长者；学习也是一样，士人一同进学学习，能够善始善终的人就会成为老师。当年，先王桓公开始任用贤才、引导推行德教时，曾使面临灭亡的国家得以生存，使已经灭亡的国家得以复生，使危殆的国家得以安定，所以民众拥护他，天下人崇敬他的功德，他率师远征讨伐暴虐，将士百姓虽然劳苦但无损于他的完美。桓公衰败，是因为他放松了德行修养而追求享乐，迷恋女色并听信谗言，百姓因为他的统治而痛苦不堪，世人也都谴责他的行径，以至死在王宫而无人报告，尸体腐烂，生了蛆虫也无人收尸。这时，他的下场比起暴君桀、纣更加可悲。《诗经》上说：‘没有哪件事和哪个人没有开头的，但很少能够做到善终。’不能善始善终的人，是当不好君主的。如今，大王对待百姓如同仇敌，见到善事就像怕烫着一样地迅速避开，扰乱国家，伤害贤良，必然遭到大众的反对。对民众为所欲为，对臣下肆行诛戮，恐怕灾祸早晚会降到您的身上。我已经年老了，不能再听候大王的调遣了，大王如果不能变更自己的行为，那么我就辞官，只求保持晚节而已。”

晏子去世已有十六年了。一天，景公请群臣一起饮酒作乐。席上，他乘兴起身射絮，脱靶而没有射中，但堂上却响起一片喝采声，好像从一个人嘴发出来的一样整齐。景公顿时显得十分不快，他叹了口气，随手把弓箭也扔掉了。

这时弦章来晋见，景公很有感慨地对他说：“弦章啊！自从晏子去世后，再也听不到别人说我有什么过错了。”弦章回答说：“现在，大臣都极力地奉承您。大王喜欢穿的衣服，他们就跟着穿：大王乐意吃的食物，他们也就跟着吃，就好比那透明的尺蠖一样。吃了黄颜色的东西，身体就变成了黄色的，吃了绿颜色的东西，身体就变成绿色的。”景公听了感激地对他说：“说得对，我不能听信谗谀之人的花言巧语了。”就赏给弦章五十车鱼。

弦章从宫中出来，看见给他送鱼的车子堵塞了道路。弦章上前抚摸着赶车人的手说：“当年，晏婴多次谢绝了国君的赏赐，是为了帮助国君，所以对国君的过错从不隐瞒，今天的大臣是为了取得利禄而拼命讨好国君。我要是接受了这五十车鱼，就违反了晏子行事的原则，而迎合了谗谀之人的欲望。”弦章坚决谢绝了景公给他的鱼。

君子说：“弦章廉洁的行动，正是继承了晏子遗留下来的好品德啊！”

晏子的这种作风甚至影响到了他的车夫的妻子。晏婴身为齐国宰相，公务十分繁忙，常常出使各国。每次外出，为了显示齐国的威风，自然要仪仗隆重，侍从众多，驷马高盖，威风凛凛，然而，晏婴本人却总是显出十分谦恭的样子。

晏婴的车夫，坐在高高的车盖下面，却趾高气扬，扬鞭策马，甚为得意，一付小人得志的样子。他不仅在外边这样，就是回家后，也还是骄矜自得，旁若无人。他的妻子见他见识短浅，没有出息，不知进取，想催他上进，就多次与他争辩，他却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其妻常于门缝中，窥视其外出御车时的姿态，见其仍旧意气满腹，骄横无比，就非常生气。待他归来后，其妻就跪拜说：“贱妾不才，不能侍奉贵人，请您让我走罢。”车夫听了，非常惊异，询问道：“我身为相御，进出威风无比，你难道还有什么不满意，你何出此言？”其妻答道：“晏婴身材短小，不足六尺；外表平庸，容貌若愚；却能身相齐国，名显诸侯。妾观其出，他总是那么谦和自恭，显得宁静沉稳，抱负深远。如今夫你身高八尺，体魄雄伟，却为人仆役，为人驾车，不图进取，不以为耻，反而得意扬扬，自以为满足，我觉得你不是个有出息的人，因此请求离开您。”车夫听了他的妻子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羞愧不已，决心改正。从此以后，每逢驾车外出，他总是竭力克制自己，谦和待人，以彰晏婴之德。时间久了，晏婴颇感奇异，就询问其中的缘故，车夫便以实相告。晏婴见其妻出言不俗，御者也还算有志向，便举荐他做了齐国的大夫。

晏婴对齐景公的劝谏实在是无时不有，无处不有，无奇不有，竟然还始终得到了齐景公的信任，不仅没有被杀头，还能得以善终，身后荣誉无量。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此，晏婴也应该算是够幸运的了，比起那些一言不慎就被杀头灭族的大臣，他还能要求什么呢？

实际上，晏婴的为相之道仅仅是以柔克刚，他只能用阴柔和缓的办法来阻止齐景公的一些很不适当的行为，至于更多的，他恐怕就做不到了。

景公饮酒作乐日夜不分，一次，他喝得寂寞，半夜里他想把酒宴移到晏子家。

前导官到晏子家敲门说：“国君驾到！”晏子身穿上朝时礼服，站在门口问：“诸侯该不会有什么变故吧？国家该没有重大事情吧？如果不是这样，大王为什么不在正常的时候而深更半夜屈驾来找我呢？”景公说：“美酒醇香，美妙的音乐，我愿与先生共同享受它。”晏子回答说：“铺设座席，摆放祭品，都有专人负责，我不敢参与。”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他遭拒绝后，便命令手下人说：“转移到司马穰苴家（当时齐国的大将）去。”前导官到了镶苴家门口敲门说：“国君驾到！”穰苴披甲戴盔，手持兵器站在门口，问景公：“诸侯莫不是有军事行动了吧？大臣中莫不是有人反叛了吧？如果不是这样，大王为什么深更半夜屈驾来此找我呢？”景公说：“醇香的美酒，美妙的音乐，愿与将军一同分享。”穰苴听后说：“铺设座席，摆放食物，有专人负责，我不敢陪同。”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他再遭拒绝后，便命令手下的人说：“到梁丘据（齐景公最宠爱的佞臣）家去。”前导官到了梁丘据家敲门说：“国君驾到！”只见梁丘据左手拿着琴，右手提着竽，边走边唱前来迎接。景公一看就乐了。他说：“太好了，今夜我可以痛饮了。如果没有晏子、穰苴这两位大臣，谁来帮助我治理我的国家呢？要是没有梁丘据这位大臣，谁来与我一起尽情享乐呢？”

也许，晏婴的这些做法还是受到了管仲的影响。当初，管仲、鲍叔牙和召忽三人受命辅佐三位公子，召忽不愿意。说：“百年以后，国君下世，如果有违反国君的命令而废弃所立并篡夺君位的。就是得了天下，我也不愿活着了。何况，参与齐国政务，受君令而不能改变，侍奉所立的君主而保他不被废除，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管仲说：“我的想法不一样，我们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岂能为一个人而死呢？只有国家灭亡、宗庙被毁、祭祀无人这三件事才能使我死亡，如果不是这三件事，我就要活着。我活着对齐国有利，我为什么要死呢？”管仲的境界是很高的，晏婴虽然有管仲的遗风，只是没有管仲的志向。

君子说：“圣贤的君主，都有益友、贤臣辅佐，而不用苟且贪乐的大臣。这点景公比不了圣明之君，但他对各种大臣都能重用，所以也就仅仅能够维持国家不被灭亡而已。”

显然，晏婴已经没有了管仲的宏图大志和雄才大略，他不可能像管仲那样从整体上替齐景公规划大业了，但他又确实能够尽心尽力地辅佐齐景公，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也只能是仅仅保住齐国不至于灭亡罢了。晏子生逢末世，我们也不能对他有更多的要求。

在后代也有许多皇帝能够接受大臣的劝谏，虽然不像齐景公对晏婴那样宽容，但知错能改，也就难能可贵了。

在中国古代的官制中，给事中就专门负责审核皇帝所下达的命令是否合适，如果不合适，就有权力驳回。宋高宗绍兴年间，这一职务由耿直的王居正来担任。有一次，皇帝想特别地赏赐一下太医。因为太医王继先给皇帝看好一些病，当时很受皇帝的宠幸，为了奖赏他，宋高宗决定提拔他的女婿担任浙江的税务官，圣旨传到了王居正的手中，却不能通过，予以退回。宋高宗十分生气，召见宰相，问道；“你们也经常请医生看病吗？”宰相们回答：“是的，我们都请过医生看病。”宋高宗又问：“那么，你们是怎么酬谢医生的呢？”大臣们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但只好据实回答说：“有时送酒，有时给钱，有时给绸。按病的大小、治疗的效果如何给予相应的报酬。”宋高宗听了，就加大声音说，“我在宫中用了医生反而不能酬谢吗？我的圣旨就不用再下了，你们告诉王居正。让他自己起一份下达就行了！”

宰相们小心翼翼地退下来，他们赶快去见王居正，并劝他说：“圣上的意思就是这样了，这不是什么大事，这是件小小的事儿，你就不要坚持了吧！”王居正不置可否。请求面见皇帝。于是，宋高宗召见了他，十分生气地重申了以前的话。王居正一点也不害怕，并且反驳说：“臣子之家给医生的报酬和朝廷给医生的酬谢是大不相同的，一般人家是按医生的功劳大小给予报酬答谢，但宫内就不可了。王继先这类人，用自己的微末之技求得了皇上的俸禄，享受着做官的荣耀，难道不正是为了使用他们的医术吗？一旦他们失职，重则处以刑法，轻则赶走！就算医疗有效，也仅仅是能应付本职而已，赏赐他们的钱财，想必已经很多了。但如果因此使国家平白无故地增添一个官职，那就很不恰当了！我不想让陛下轻易开这个门路。”

宋高宗恍然大悟，说：“你说得对呀！”当天就下令收回成命。古人云：有仁君方有直臣，这似乎是是一条定律。那么，什么是仁君呢？其实只要允许别人提意见，不因为提意见而随便整人、杀人也就够了。

名相品格

在中国的宰相谱中，吕蒙正似乎并不十分出名，但实际上他无论是私德还是公德都大有过人之处。他以刚正宽厚的品格三度为相，享尽天年而寿终正寝，这在中国宰相中是极其少见的。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官僚多如牛毛，但绝大多数是随生随灭，如同芸芸众生一样湮没无闻。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的只是极少数，尤其能够进入名相行列的人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但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名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刚直。看来，刚直的性格是成为名相而流芳百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宋朝初年的吕蒙正就是这样一位名相。

吕蒙正（公元944年—1041年）字圣功，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进士第一。累迁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曾经为相，与赵普同为宋朝初期的宰相。赵普是宋朝的开国老臣，但他十分推许吕蒙正。淳化年间，吕蒙正被降为吏部尚书，后来又复相。他主张内修政事，结好邻邦，弥兵省财，后来曾出判河南府。真宗即位，进左仆射。在宋朝建立宋以来，曾经三度为相的只有赵普与吕蒙正两人。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宋太祖赵匡胤突然去世，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在太监王继恩的帮助下，在什么“金匮之盟”的舆论支持下，抢先一步继位，史称宋太宗。宋太宗的继位是兄终弟及，不太符合传统的子继父业的习惯，因而在朝野上下引发了不少议论，宋太宗为笼络人心，取得新的支持力量，便大规模开科取士。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宋太宗一次开科，便录取了五百名进士，数量之多，是前无古人的。吕蒙正就是在这次考试中获得了进士第一名的。

由于这个特殊原因，宋太宗对这一批进士当然要特别重用。吕蒙正以进士第一名的身分，被授作监丞，升州通判，赐钱二十万，并允许如遇到对百姓不利的事情，可通过驿站直接向皇帝报告，并在不长的时间内迅速升至宰相。一般说来，吕蒙正当然只有对宋太宗感恩戴德的份，但他却常常触犯龙颜。

下面这段吕蒙正与宋太宗的对话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有名的。有一次，宋太宗元宵灯节设夜宴，显得非常高兴，吕蒙正等人侍宴。宋太宗大概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做得已经很好了，似乎没有耐心等待别人的吹嘘，自己先按捺不住地自吹自擂起来。他说：“五代之际，生灵涂炭，周太祖从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率军南归，百姓惨遭劫掠。当时地上有火灾，天上有彗星，看到这些的人都感到十分恐惧，纷纷说天下不会再有太平之日了。现在，朕亲理政务，万事和谐，朕常常感念上天的赐福。不过，现在国家安定，人民富庶。才知道治乱全在于人，并不在于天啊！”

赵光义的这番话并不能说完全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只是当皇帝的不应这样狂妄自大，他很想得到大臣们的应和，但在座的大臣们听了却很不舒服，结果大家都不说话，局面很是令人尴尬。这时，吕蒙正站起来说：“天子所在的京城，各种人才物产都聚集在这里，所以才显得十分繁华，但在京城外几里的地方，就有许多人因冻饿而死去，还有很多人不得饱暖，天下还没有像陛下说的那样繁荣。愿陛下放远目光，戒骄戒躁，励精图治，那是天下百姓的福份。”宋太宗自讨没趣，脸色变得很难看，不再说话。吕蒙正却一脸正气，回到座位上。后来，大家都称赞他敢讲真话。

有一次，宋太宗曾打算派人出使朔方，让宰相物色既有才干、又能担此重任的人。吕蒙正向宋太宗推荐了一个人，宋太宗很不喜欢那个人，不同意他去。过了些天，宋太宗再三询问使臣人选问题，吕蒙正仍然推荐那一个人。宋太宗很不高兴，朝廷中有那么多人，你为什么偏偏要推荐那个人呢？这岂不是要故意跟我过不去吗？他对吕蒙正说：“你怎么这样固执？”吕蒙正说：“不是臣固执，而是陛下没有体谅到臣的良苦用心。这个人可以为使臣，其他的人都比不上他。臣不想讨好迎合皇上而贻害国家。”君臣的态度都很激动，群臣大气不敢出。最后，宋太宗采纳了吕蒙正的意见，派他推荐的人去出使朔方。事实证明，吕蒙正推荐的那个人确有才干，很好地完成了使命。

吕蒙正的性格还十分宽厚。他是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进士第一名，因受宋太宗的赏识与重用，他从通判升州（今河南唐河县西南）到任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成为宰相，仅用了十二年时间，当时也不过四十二岁。引起别人的嫉妒，是理所当然的事。

吕蒙正刚入朝堂时，有个人指着他说；“这小子也是参政？”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侮辱，凭着他当时的权力也完全可以处置这件事，但吕蒙正假装没听见，从那人面前走了过去。和吕蒙正一起准备上朝的同僚，对吕蒙正都很敬重，听了这话后，愤愤不平，非要问清楚那人姓甚名谁，吕蒙正连忙制止说：“如果知道了他的姓名，那么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还是不知道为好。”

对待别人的恶意诽谤和陷害，他也能处之泰然。有一个名叫张绅的人，是蔡州（今河南汝南县）知州，因为贪污被吕蒙正奏准皇帝免去官职。有人对宋太宗说：“张绅家境富裕，不会去贪污的，这肯定是吕蒙正挟私报复张绅。吕蒙正贫寒之时，曾向张绅借钱，张绅没借给他，他便怀恨在心。现在吕蒙正任宰相，便有意加害张绅，以泄心头之恨。”宋太宗听人这么说，也怕冤枉了好人，没有经过调查，便下命恢复张绅的官职。吕蒙正知道以后，没有向宋太宗进行辩解，他相信事久自然明白。

淳化二年（991年），吕蒙正因为直言敢谏而被罢相。此后考课院重新考察官吏，发现了张绅贪污的证据，宋太宗便将张绅贬为绛州（今山西新绛县）团练副使。淳化四年（993年），吕蒙正复出为相，宋太宗觉得当初错怪了吕蒙正，便对吕蒙正说：“那张绅果然犯了贪污罪。”宋太宗本来觉得吕蒙正肯定会表白自己的冤屈，并称赞皇帝的圣明，但吕蒙正不辩也不谢，什么也不说，只当没有发生过这件事。

吕蒙正早年的经历是十分曲折艰苦的，他的一些故事被编成戏文演唱，广为流传，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说的就是当初吕蒙正的父亲有好几个宠妾，对妻子刘氏（吕蒙正的生母）渐渐疏远，刘氏因此与其发生矛盾，于是，刘氏和吕蒙正被赶出了吕家。离开吕家后，刘氏发誓不再嫁，生活非常艰苦，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后来，吕蒙正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后，家境当然与以前大不相同了。但吕蒙正不计较父亲当初的行为，他把父母接到家中，同堂异室而居，照顾得十分周到，重新成为一家人。对于这一点，时人和后人都称道不已。

在廉洁自律这方面，吕蒙正也是十分突出的。他深受皇帝的信任，可以说是一言九鼎，因此，就有许多人到他那儿以求升迁，对这样的人，吕蒙正巧妙地予以回绝。有一次，朝中有人向他献上一面古镜，自称能照见方圆二百里以内的东西，希望送给吕蒙正。吕蒙正笑着说：“我的脸只有一只碟子那么大，怎么用得上这照见方圆二百里的镜子呢！”在不动声色中打消了送礼者想因此来谋求升官的念头。

吕蒙正还大有识人之明，并有古人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风度。吕蒙正识人、荐人，是不论亲疏远近的。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吕蒙正告老还乡，回到洛阳，颐养天年。大中祥符年间，宋真宗东封泰山，西祀汾阴，祭拜宋太宗赵光义的永熙陵。经过洛阳时，两次到吕蒙正家中看望。宋真宗想寻找一些人才，便问吕蒙正：“你的这几个儿子中，谁可以担当重任，能有大用？”吕蒙正回答说：“臣的这几个儿子都不中用。但臣有个侄子，叫吕夷简，现在在颖州（今安徽阜阳县）任推官，他具有宰相之才，可有大用。”宋真宗记住了吕夷简这个名字。后来，吕夷简果然成为宋代的名相。

一个叫富言的人同吕蒙正有来往，他十分佩服吕蒙正的学识，就想让他看看自己的儿子怎么样。有一次，富言对吕蒙正说：“我的儿子已经十几岁了，我想让他进书院读书。”吕蒙正答应了，并让富言把儿子带来让他看看。吕蒙正一见富言的儿子，便吃惊地对富言说：“这孩子将来的名位会和我一样，而功勋会远远超过我。”于是吕蒙正让富言的儿子与自己的几个儿子一起读书，富言的儿子叫富弼。富弼后来曾两次任相，也是宋代的名相。

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的名相比较起来，吕蒙正虽然没有什么卓越的功勋，但那是由于他所处在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造成的，而他的刚直宽厚的品格，却是其他一些名相所不具备的，他也正是以此名世的。

王导糊涂得真是不容易！王导其人虽然辅佐了东晋元、明、成三帝，但自己仓无储谷，衣不重帛，谁说王导真的糊涂？王导纵容不法，甚至无视叛乱，谁说王导不糊涂？该糊涂处糊涂，不该糊涂处不糊涂，是乃真明白！

吕蒙正曾封莱国公，享年六十八岁，赠中书令，死后谥曰文穆。当然，吕蒙正的际遇有一定的特殊性，就是他生在极其尊重士人，“不杀士大夫”的宋代，如果是在别的朝代，吕蒙正也许早就呜乎哀哉了！

东晋的开国功臣王导在这方面做得恰到好处。王导（276年—339年），晋代琅琊临沂人，出身士族，有胆略。在洛阳时与琅琊王司马睿友善。永嘉元年，晋怀帝任命司马睿为安东将军，出镇建业（今南京），王导相随南渡为安东司马。

永嘉五年（316年），后汉攻占长安，西晋灭。当时，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王导联合南北士族，拥司马睿称帝，称晋元帝，都建业，史称东晋。五马渡江以后的东晋宗室零落，内外军政大权旁落毫无实力。

王导在创建和维护东晋政权上，费尽心机。没有他，东晋很难建立，即使建立也会分崩离析。

当时江南是三国孙吴政权故地，西晋灭孙吴后，南方士族受到排斥，便一直对晋室和北方士族心怀不满。这样，王导处境其实很难，外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压力，内有南北士族纷争。其实王导才是东晋政权的实际缔造者。以他的权势完全可以称帝，而他竭诚尽忠地维护晋室。

王导值得称道的地方并不仅在于忠诚，而且在于此人比当时许多人具有更高明的政治眼光。他深深地认识到，司马氏宗族虽然衰落，但存着在弥合各种棘手的社会矛盾的功效，北方侨姓只有在晋朝旗号下才有理由在江南立足。南方士族也只有在晋室的旗号下才能抗拒来自北方的各种压力。王导维护晋室，实际是维护稳定的政治局面，是高瞻远瞩的表现。他注重笼络南方士族，调和南北士族的矛盾，历仕元、明、成帝三朝，在极艰难的情况下完成济三朝的伟业。

终东晋一世，糊涂之风盛极不衰，“居官无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王导的的糊涂策略是根据东晋具体的情况而制定的，这并不说这种策略事事处处都有效，但有的时候其效用往往是妙不可言的。当然，这是一种十分微妙的策略，非有大智慧者不可使用。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糊涂之材还真的不少，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就列举了能够无为而治的七位大臣。

汉初曹参继萧何之后为汉惠帝时宰相。他继续推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为了使国家政治、经济政策能够一脉相承，曹参对萧何制订的一切措施往往不做任何改动，他自己很清闲地沉醉在酒乡之中，什么事也不管。他的属下饮酒，曹参不但不去禁酒，就是属下办事稍有小误，也往往代为遮掩。属吏感德，但朝中大臣，往往感到不解，有的便把曹参的作为，报告了惠帝。惠帝查问此事，曹参忙伏拜在地。顿首谢罪，问惠帝道：“陛下自思，您的圣明英武，可比得上高祖？”惠帝道：“朕怎敢与先帝相比！”参又问道：“陛下察臣才，与故丞相萧何比，谁优谁劣？”惠帝不知参所问为何，还是答道：“恐不及萧丞相。”参这才说道：“陛下所言圣明，确实如此。从前高祖及萧丞相定天下。法令、制度都已完备，今陛下垂拱临朝，臣等能守职奉法，遵前制而不令有失，便算是能继承前人了，难道还想胜过一筹吗？”惠帝听了以后，才了解了曹参的真正意图，说：“朕已知道你的意思了，请退下休息吧！”

曹参病死，主持相府整整三年。曹参为政，竟得讴歌。他本人原来就擅长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这倒还在其次，关键是汉初在经过了长期的战乱之后，也正需要休养生息，所以，萧规曹随，无为而治，似乎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曹参，实在是由于刘邦和萧何任人得当的明智。

东晋王导也是一个十分有头脑的人，他的性格有些与当时的名士相近。他历仕元、明、成三帝，主张治理国家，应清静无为。到了晚年，他尤其注意不要过多地处理政事，当别人误解他的时候，他总是说：“现在的世人都说我无所事事，但后人一定会思念我无所作为给国家带来的稳固和安宁。”

东晋另一位宰相谢安也是非常有胸怀和见识的人，他主张不必事必躬亲，他志向远大而性情疏阔，在轻松愉快中就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唐宰相房玄龄、杜如晦辅佐李世民治国安邦，形成了唐初贞观之治的局面。然而，史书上对他们功劳的记载远不如他们实际上所建立的多。他们虽然对前代的制度多有改革，但他们也有着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一面。

宋初赵普为宋太祖的宰相，他注意收拢人心、团结官吏，尤其是对待官吏的过错，他特别注意要慎重对待，甚至主张不予处理，以宽容的态度来顺其自然。每当收到士大夫之间相互告发和揭短的文书，不看一眼就扔进提前准备好的两个大瓮中，装满了就烧掉。这就防止了官吏之间勾心斗角、危害国家，保证了大宋江山的稳固。这好像是不负责任，但实际上对维护当时的安定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宋代的李沆也是一位大智若愚的贤相，每当各种建议呈报上来时，他都不批准，而主张不变祖宗之法，并对人说：“我以这种方式报效国家，也就足够了！”

曹参、王导、谢安、房玄龄、杜如晦、赵普、李沆七位顾命大臣，虽身处显位，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然而，为了国家从不哗众取宠，从不宣扬自己的名声，真不愧是贤明的宰相！当然，更不能说他们是无所作为的宰相。

房弼：疏忽大意，被人所害

以己观人，就是以己心度他心，以个人的经历、学识、观点、内心思想为标准、为参照来判断他人的思想活动。

北魏节闵帝时期，尔朱荣把持朝政，另一个大臣贺欢带兵攻打尔朱氏，以清君侧为名，因此能得人心，聚集了正面力量，最后功成，杀了尔朱荣一家。

尔朱荣的弟弟尔朱世隆在外省为将，招兵买马准备报仇雪恨。他的一个部将叫房弼，当时任青州刺史，是一员著名的猛将，对尔朱氏一家向来忠心耿耿。他招集部下，欲割手臂以血为盟，齐心协力、尽心尽力去帮助尔朱世隆。

都督冯绍基是房弼的助手，深得房弼的信任，但他却一心想辅佐节闵帝，便想伺机除掉房弼。一天，冯绍基对房弼献计说：“现在天下大乱，人心不齐；要表现真诚之心，如果冒着严寒，割心前之血为盟，岂不是更能得天下人之心？”房弼是个血陛之人，直肠子，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就招集所有部下和当地老百姓，当着众人的面，在冰天雪地里，亦裸着上身，气壮声雄地叫冯绍基动手。

看着冯绍基微微发抖的手，房弼禁不住笑了，骂道：“快动手，老子冷着呢！”冯绍基一鼓劲，举刀割房弼胸前时，稍一用力，就把房弼杀死了，带着人马投奔节闵帝。

对手下人判断不准，把奸贼当作忠臣看，房弼吃的亏可谓大矣。对不善识人者来讲，这便是前车之鉴。

秦桧：不计小过，为我所用

对待人才不能求全责备，要“重大节，恕小过”，只要人的重大节操没有逾越界限，小节即使有所出入也是无所谓的。若是弃之不用，有些不安分的人才便会趁机作乱，让你后悔莫及。

宋朝的时候，奸臣秦桧当权，有个书生模仿他的笔迹，以他的名义写了封信去拜谒扬州太守。太守发现这是一封假信，就将这封信送给了秦桧。秦桧见了这人，反给他一个官当。有人问秦桧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此人有胆量以我的名义写信，就不是一般的人物。如果不用一个官职将他束缚住，他就会逃到北方，或者逃到南方去为我们的对手效力。”

狡猾的秦桧为了不使自己日后陷入诸多麻烦中，任用有过之人，可见其奸诈。但是，心怀天下之忧的范仲淹采取了与秦桧截然不同的方法，结果自然也大相径庭。

宋仁宗时，韩瑜任陕西安抚使，范仲淹任陕西宣抚使，共同抵御西夏。有姓张、李的两个青年，想为韩瑜和范仲淹出谋划策，又不好自荐，就刻了一个石碑，将自己的才干德行吹嘘了一番，让人抬着这个石碑从韩、范二公面前经过。韩、范二人见了，反而起了疑心，没有重用他们。后来，这两个人就逃到西夏去了，化名张元、李昊。西夏国主元吴听说了此事，十分好奇，就请他们去面谈，发现两人果然有才。元吴非常高兴，将他们视为谋臣，后来这两人成为大宋西部边境的大患。

“重大节，恕小过”是正确用人的一个重要方略，合理使用，会收到重赏严惩所达不到的效果。物无全美，人无至善，美中有不足，长中亦有短，如何正确对待人才的短处和小过，可以说是用人者得失成败的关键。

袁绍：侮辱谋士，失去天下

汉南天帝建安五年，袁绍和曹操决战于官渡。两军对垒，曹操军粮将尽，于是修书一封，急派使者前往大本营，令许昌的官员速运送粮草到官渡前线。不巧曹操的使节在途中被袁绍军捉住，押解给袁绍的谋士许攸。许攸搜出了曹操缺粮的告急信，就向袁绍报告这一重要情报，说：“曹操屯兵官渡，与我相峙已久，许昌必空虚；若分一军星夜偷袭许昌则许昌可破，而操可擒也，今操粮草将尽，可乘机两路夹击之，获得全胜！”袁绍说：“曹操诡计多端，这封告急信是诱兵之计，不可从。”许攸说：“曹操南来与我决战久矣，粮草告急属实，今若不乘机取许昌，必反受其害。”

正说话间，忽有使者自袁绍的大本营邺郡来，呈上袁绍的谋臣审配的信，说许攸在冀州时，滥受民间财物，且纵令子侄们收取民间杂税为己有，已经把他的子侄下狱。袁绍大怒，指着许攸大骂道：“滥行匹夫！还有面目向我献计！你与曹操有旧，想今你受他财贿，为他做奸细，今天来骗我！本当斩首，今权且留一颗头，快滚出去，今后不许见我！”

许攸所献之计实为高策，他退出后，仰天叹曰：“忠言逆耳，竖子不足与谋！吾子侄已遭审配之害，吾何颜复见冀州之人乎！”就要拔剑自刎，左右夺剑劝曰：“公何轻生至此？袁绍不纳直言，后必为曹操所擒，公既与曹公有旧，何不弃暗投明？”一句话点醒了许攸，于是许攸投奔曹操去了。

曹操听说许攸来投，欣喜若狂，来不及穿上鞋子，赤着脚跑出帐外迎接许攸，曹操把许攸迎入帐内，跪地向许攸求拜。许攸慌忙扶起曹操曰：“公乃汉相，我乃布衣，何谦恭如此？”曹操说：“你是我的故友，岂敢以名爵相分上下！”许攸说：“我不能择主，屈身袁绍，他言不听，计不从，今特弃之来投奔于你，望收用我。”曹操大喜道：“你肯来我处，帮我成大业，我正求之不得，请快献破袁之法。”

许攸和曹操青年时期就是朋友，这次投奔受到如此礼遇，非常感激，就向曹操献破袁之术：“我有一策，不过三日，使百万之众不战自破，明公还肯听否？”曹操喜出望外，说：“愿闻良策。”许攸说：“袁绍军粮辎重，尽积乌巢，由蠢将淳于琼把守，他是酒色之徒。公可选精兵诈称袁绍的将领带兵到鸟巢加强粮草保护，乘机烧其粮草辎重，则其军不出三日自乱矣！”

曹操闻计大喜。第二天，亲领五千兵马，打着袁军的旗号，军士皆束草负薪，人衔枚，马勒口，黄昏时分向乌巢进发，深夜突进乌巢，袭击守卫的袁军，放火烧了袁军的粮草，活捉了袁军守将淳于琼。曹命割去耳、手指以辱之。袁绍大军闻乌巢失守，无粮草接济，全军大乱，曹操乘胜追击，官渡之战袁绍大败，曹操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一个人才有时远胜于千军万马。袁绍刚愎自用，对谋士许攸的计谋不但不采纳，反而侮辱他，而曹操则礼贤下士，采纳了许攸的计谋，袭击袁军粮草基地乌巢，袁军大败。《三国演义》对此评论道：本初（袁绍字）豪气盖中华，官渡相峙枉叹嗟。若使许攸谋见用，山河争得属曹家？袁绍辱士失天下，为后人所嘲笑。这就是不善识人，乱猜疑造成的后果。我们应引以为戒。

王维：偶遇韩干，苦心育才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用人方面，人们也常注重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而忽略那些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人才。这也是选才中的一个误区。即“能识同体之善，而或失异量之美。”在中国历史上，能失“异量之美”的人少之又少，而关于“识同体之善”的例子却数不胜数，例如王维识别韩干一事。

著名的唐代诗人、画家王维，字摩诘，原籍祁，后随父迁居蒲州。他17岁时就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诗篇《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即“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太极元年，20岁的王维写出了长诗（（？各阳女儿行》；开元初中进士，担任了掌管音乐的“大乐丞”。以后官职不断升迁，最后做到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他在绘画方面，有一超越前人的“绝技”。对于山水画，以前的吴道子着重于线条的勾勒，对于色彩特别是线条和色彩的结合，似乎并不注意；展子虔、李忠训等工细严整，特别注重色彩，给人的印象是色彩异乎寻常的绚烂、华丽。而王维不施色彩，专用墨的浓淡渲染而成。这一水墨画效果，不但显得清幽淡远，而且很适于表现山川烟润的神韵，别有一种洒落的情趣，更富有诗情画意。所以宋代才子苏东坡称赞王维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王维晚年时居住在蓝田别墅。在那里，他欣赏农园风光，赋诗作画。一天，王维正在描绘一幅山水画，突然从院子里传来一阵呵斥声。他出门一看，原来是家人们正围住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斥责。“怎么回事？”王维问。管家忙跑过来解释：“这个孩子是酒店来送酒的，不知好歹，在地上乱画。”王维一听“乱画”，不由地凑过去看。只见小孩子以碎石做笔，在地上画了不少人物，还有车马之类，虽不严谨深刻，倒也形象动人。王维一询问，才知道这个孩子名叫韩干，是酒店的小伙计。他酷爱画画，便趁刚才送酒等人的机会，把沿途所见画了下来。王维把他略加打量一番，认为他虽然幼稚，但颇为机灵，又如此用心、好学，便把他领到自己的画室，让他参观各种画幅，还问了他一些绘画方面的事。韩干如旱苗得雨，如饥似渴地观看着每幅作品，还一再表示他大开眼界。王维很喜欢他，就问他愿不愿意跟随自己学画。韩干感到喜从天降，眼含热泪，俯地而拜，还说了些感谢与不负师恩的话。随即，韩干辞去了酒店的差使，搬到王维院中。

王维对韩干寄托着很大希望，把自己多年来的绘画经验毫无保留地一一传授给他。韩干凭其聪明才智和异常的勤奋，在不少方面渐渐表现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气势。王维十分满意，就又把他推荐给大名鼎鼎的画马专家曹霸，让他进一步深造。十多年后，韩干的画马技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偏材之人只能赏识跟他们质地相同的人，只能“识同体之善，而失异量之美”。王维不是兼材，他在绘画和音乐方面很有造诣，但其他方面则稍逊一筹，所以他只能识别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但像王维这种人才，正因为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有较高的见解，所以他们所识别的人才必定是后起之秀。故而偏材并非一无是处。所以，一方面用人者要扬长避短，合理任用人才；另一方面，用人者避免自己犯“识同体之善”的错误。

狄仁杰：荐贤为国，非为私也

在用人方面，有时重用一个贤能之士，而这个贤能之士由于他的善于识人，由于他的才智和德操的广泛影响，加上他的心胸宽广，重视人才，就会以其为中心，而聚积起一个人才群落，使事业享用不尽。宋代的范仲淹是如此，唐代的狄仁杰也是如此。

唐代的狄仁杰，为武则天的宠臣，他也是个公心举荐人才的贤臣。狄仁杰多次在朝廷上直面谏诤，武则天也不得不每每曲意从他。

武则天一次问狄仁杰：“我想得到一个贤能之士来重用，你认为谁可以呢？”

狄仁杰说：“我不知道陛下要用来干什么？”

武则天说：“我想用来作将相。”

狄仁杰说：“若说文章学识，为人谦和，那么苏味道、李峤两人都可以作相。但若必须选卓然超群的奇才，那荆州长史张柬之是最佳人选，虽然他年龄偏大，但确实为宰相之材。”武则天得到狄仁杰的推荐之后，就提拔张柬之作了洛州司马。但过了几天，武则天又让狄仁杰推荐。

狄仁杰就说：“我前次向陛下推荐张柬之，陛下还未用呢。”

武则天就说：“我已经提拔他了。”

狄仁杰则说：“我推荐的是宰相之材，并非作司马之材。”

随后武则天就提拔张柬之为秋官侍郎。经过极短时间的考验，终于任张柬之为宰相。

狄仁杰还先后举荐了姚崇、桓彦范、敬晖等数十人，全都位至重臣，大有作为。

因为狄仁杰举荐的人很多，有人就讥刺狄仁杰说：“天下桃李都出自你的门下呀！”

狄仁杰则说：“荐贤为国，非为私也。”

狄仁杰的这个回答是很深刻的。荐贤举士如果是为谋私，那肯定是为了给自己树立私党。如果为国荐贤，唯贤是举，就没有任何可担忧的。

如果人人都把为国举贤当作干事业的当先要务，那么就没有一个人会怀才不遇，也没有一个人才会滞散于乡野而不得施其能、展其志，干任何事业都不会缺乏智力资源。“非无贤才、患不知人”的担忧，也就会释然自解。

刘邦：不信谗言，重用陈平

在任用人才时，人们往往把他人的评价当作一个重要的参考，殊不知，这可能会使人偏听偏信，从而扭曲事实，是非混淆，让人才蒙受不白之冤。其实，惜才爱才并不仅指善待人才，从生活的细微处关心人才的成长，还意味着不要因为某些谣言而否定人才，努力去了解他的最为真实的一面，有时甚至要接纳他的缺点和不足。

刘邦就是一位十分惜才爱才的君主。当有人中伤陈平时，他并没有轻易相信，而是坦诚地和他交谈，从而澄清了事实，避免了偏听偏信所造成的后果。

据《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阳武户牖乡有一个名叫陈平的人，年少家贫，博学多才。他自幼与兄嫂住在一起，其兄在家种田，让他外出游学。陈平长大以后，眉清目秀，体魄健壮。有人问陈平：“你家里这样穷，你吃的什么长得这样健壮？”他的嫂子非常讨厌陈平不管家里的事情，不帮哥哥种田，因此说道：“身体那么好有什么用？”陈平的哥哥听到妻子这样说弟弟，很不高兴。

陈胜、吴广起义后，在陈称王，并派周市去平定魏地，封魏咎为魏王，和秦军在临济交战。陈平就告别了兄长，带领一群年轻人加入了魏王咎的反秦队伍。魏王任命他为太仆，他多次向魏王献良策，魏王不但不予采纳，反而听信有些人散布陈平的坏话。陈平知道后便离开魏王逃走了。

后来，陈平听说项羽在黄河边上与秦军作战，于是便又投奔了项羽，赐爵为卿。殷王反楚，项羽封陈平为信武君，打败殷王受降而归。过了一段时间。楚汉战争爆发后，殷王反楚投汉，项羽因为陈平是定殷的将领之一，所以要杀害他。陈平得到消息后，急忙把将印和项羽赐金封好，命人送给项羽，独自佩剑逃走，去投奔汉王刘邦。

陈平经好友魏无知的推荐，得到了汉王刘邦的召见。经过与其交谈，刘邦知道陈平很有谋略，是个奇才，于是就拜陈平为都尉，并兼任自己的侍卫和参谋，监督军队。

灌婴对汉王刘邦这样重用陈平感到不满，便在汉王面前说陈平的坏话：“别看陈平相貌堂堂，长得漂亮，他也不一定有才能。听说他在家中同他嫂嫂私通，品行不端；先跟魏王，魏王不容，后又投奔项羽，项羽不用，才来归汉。现在大王授陈平重任，命为监军。我们听说他曾经收受诸将的钱财，谁送得多他就对谁好，谁送得少就对谁不好。像这样反复无常的乱臣，你应该警惕。”

汉王刘邦召见陈平责骂他说：“听说先生过去侍奉过魏王，不合意又到项羽那里，现在又到我这里来了。请问，守信用的人怎能这样三心二意？”陈平非常坦率地回答说：“魏王咎非常固执，不纳忠言，我才投奔项王；项羽志大才疏，任人唯亲，他所信任的人。只是他的本家兄弟子侄，姻亲好友，即使无能也把他们当成栋梁之材。对于其他人，即使是天才、奇才，他也不予重用，所以我就离开了项王。听说汉王重视贤才，任贤使能，所以我才来投奔于你。离开项羽时，我把他赏给的东西和钱财，全部送还了他，现在我两手空空，不接受别人的钱财我就无法生活，这难道是我的错吗？如果大王认为我的计策有可取的，就把我留下；如果听信别人的传言而不用我的计策，请大王准许我回家。这些金钱都还未用掉，我原封交回好了。”汉王刘邦听后，觉得陈平的话很有道理，便向陈平道歉，又赏赐了陈平许多钱财，并拜他为护军中尉，让他监督和考察所有的将官。从此，诸将不敢再说他的坏话了。

后来楚兵攻汉，切断了汉兵退路，把汉王刘邦围困在荥阳城。时间一长，汉王非常忧虑，问陈平道：“天下这样纷乱，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呢？”陈平回答说：“项羽对人表面上恭敬仁爱，所以那些廉洁讲礼的人大多数归附于他。但他对于有功之臣的论功行赏，却太吝啬了，因此也有不少有才之士不愿跟随于他。现在大王你傲慢少礼，廉洁之士不来；然而大王你能给有功的人以重赏，那些贪财之人都来投靠你。如果你能把双方不足的地方去掉，吸取双方的长处，天下就可平定了。然而大王不尊重人，不能得廉洁之士。楚国的骨干之臣，不过是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等几个人罢了。大王只要出重金行反间之计，离间他们君臣的关系，项羽又刚愎自用，猜忌心强，必定内乱，自相残杀，那时出兵攻之，就一定能够灭掉项羽。”汉王刘邦认为陈平这一计策非常好。

陈平很有奇才，为何三易其主？很值得人们深思。陈平去魏王那里谋事，魏王非常固执，不纳忠言，所以陈平又投奔项羽。项羽志大才疏，任人唯亲，不讲政策，使人才无用武之地，因此，陈平无奈便又投奔了刘邦。但是，因为陈平三易其主，引起了不少谗言，遭到怀疑，什么“品德不正”、“三心二意”、“反复无常的乱臣”等等。幸亏刘邦能够调查研究，问个明白，要不陈平只得告辞回家了。刘邦重用了陈平，陈平为辅佐刘邦灭掉项羽、建立汉业起了重大作用。

管仲：违背常情，侍君有疑

能够制定法律，建立规章制度，并会富国强兵的人，称之为法家，管仲与商鞅，就是典型的法家。管仲不但能建法立制，富国强兵，且在识人方面有独到见解。他与齐桓公之间有一段精彩的识人对话：

管仲生病，桓公见他病得不轻：赶紧请教治国之道，管仲建议桓公不用易牙、竖刁、启方三个无用的大臣。

桓公说：“易牙杀自己的儿子给我吃，这个人不能信赖吗？”

管仲说：“爱自己的儿子乃人之常情，他对自己的儿子都那么残忍，对君王又有什么不敢做的呢？这人的忠心可疑。”

桓公说：“竖刁自宫以便能服侍我，这个人不能信赖吗？”

管仲说：“爱自己的身体也是人之常情，他对自己的身体都那么残忍，对君王又有什么不敢做的呢？这一点也要注意。”

桓公说：“启方服侍我已经有十五年了，丝毫不敢懈怠，他连父死都不敢回去奔丧，这个人不能信赖吗？”

管仲说：“爱自己的父亲乃人之常情，他对自己的父亲都那么残忍，对君王又有什么不敢做的呢？”

管仲死后，桓公接纳管仲的建议，把易牙等三人流放远方；过了三年，桓公觉得国家治理得不够好，又把三人召回。过了一年，桓公病重，易牙等三人趁机作乱。重病的桓公被易牙与竖刁软禁，活活饿死在病榻上。饿死之后，三个月不给安葬，尸体上都长满了虫子。桓公的惨死，应验了管仲所说的话。

管仲当年曾为齐桓公兄弟竞逐王位而刺杀齐桓公未成，齐桓公不但没把管仲杀了，还任管仲为相，可见齐桓公在用人方面有一定的气度与见识，难怪他能成为霸主！可惜的是，他仍和很多人一样，理智被小人的奉承服侍蒙蔽而付出惨痛的代价，可见这种软性的、温情的人性攻势对一个人心志的腐蚀力量有多大！或许可以这么说，凡是人，都需要这种逢迎服侍，因为这种服侍逢迎让人感到舒服，齐桓公也是人，当然也有这种需求！只是任何人只要显露了这种需求，危险就来了！而且权力越大，危险就越大！

管仲对人才的任用有独到的观点，他对易牙、竖刁、启方的评语更是一语中的，发人深省。至于对三位小人的观察，从行为推论动机及心态，颇有可取之处，值得多加体会。

管仲有五点识人的方法值得参考：

（1）察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意思是：认识了一个人的喜好与厌恶，就可以知道他的长处与短处；观察一个人交友的详细情况，就可以知道他是否是好人了。

（2）举所美，必观其所终；废所恶，必计其所穷。意思是：提拔于人，必须观察其是否能有始有终；废除坏人，必须预防其穷凶极恶。好人要坚持美德，诚非易事；坏人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就会原形显现，干出恶劣的事情。

（3）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意思是：骄傲的人必定自满，这种人不会进步，个人素质停步不前，不是可用的人才。

（4）凡论人而还古者，无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无智士焉。意思是：不懂得学习前人的东西，而一切从自己开始，绝不是高人智士。

（5）钓名之人，无贤士焉。意思是：凡是借用前人或名人声誉的人，肯定不是贤人。

总之，观察人才要注意其做事的动机、坚守社会道德的水平和本身所具有的素质。只有掌握了这些内在品质，才能比较确切地分析和预测他的可用程度。也就是说，用人者应学会由现状推知未来，由本质预测发展。

英雄法——论材辩能的方法

“英”和“雄”是两种素质的人才。二者皆属偏材。且概念涵义及其区别甚大。虽然如此，作为一种素质或才能。它们却是紧密相连的。若想取得成功。二者缺一不可。但英才和雄才可以各有偏重。且“英”的比重应该大于“雄”的比重。因为“英”与“雄”的比重的多少，是决定一个人胜负的先天因素……“英雄”观。即使在当今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中依然有其用武之地。他告诫领导。德才兼备的人是少数。在识人时，切不可求全责备，过于苛刻。

聪明秀出谓之英

胆力过人谓之雄

英以其聪谋始

雄以其力服众

【原文】

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若校其分数。则互相须。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后乃成。

【译文】

草木中精华秀异的叫作“英”，野兽中特别优秀的称作“雄”。文武才能出类拔萃的人，取名“英雄”。因此，人伦中才智出众的称作“英”，胆力过人的称作“雄”。这是称谓上的大致区别。如果比较这两种素质的比重，就要相互配合。“英”与“雄”各有二分，相互各取对方一分作为补充，然后才能各有成就。

【原文】

何以论其然？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聪谋始，以其明见机，待雄之胆行之。雄以其力服众，以其勇排难，待英之智成之。然后乃能各济其所长也。若聪能谋始，而明不见机，乃可以坐论，而不可以处事。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虑变。若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可以为力人，未可以为先登。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断事，可以为先登，未足以为将帅。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体分不同，以多为目。故英雄异名。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

【译文】

为什么这么说呢？聪明属于“英”的气质，如果得不到“雄”的胆力，其学说见解就不能够实行。胆力是“雄”的天分，如果得不到“英”的智慧，其事业就没有智慧的保证，就不能够成功。因此，英才出众的人，以他的智慧发现机会，以他的聪明预见事物发展的趋势，凭借“雄”的胆力使其主张得以推行。具有雄杰禀赋的人，以他的胆力慑服众人，以他的勇敢排除困难，凭借“英”的智谋获得成功。然后“英”和“雄”的优势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如果聪明，就应该在事情的开端就开始谋划，但如果不能够识别时机，那么就只能坐而论道，不能有具体的成就。如果有足够的聪明，既能够在开始时就有谋划，也能够识别时机，但在勇力方面不足以付诸行动，如果是这样，就只能够按常规办事，不能够应付突然出现的局面。如果只是胆力过人，但勇气不能够配套并行，这样只可以成为有力气的人，却不能够成为出类拔萃的领先人物。如果只是力气过人，在勇气方面也能够付诸行动，但在判断事物的智慧方面有所欠缺，这样的人可以成为先锋，不足以成为将帅。因此，聪明可以从开始就预知未来，智慧足以识别事物的关键，胆力可以决断定夺，然后才能成为英才，张良正是这样的人。气力过人，勇敢足以行事，智谋也足以判断事由，才可以成为雄才，韩信正是这样的人。英和雄的成分在一个人身上表现不相同，以其所占比重的多少来称作英或雄。但是，无论英还是雄，都是偏至之材，只能够担任人臣。所以英可以为丞相，雄可以为将领。如果一个人身兼英才和雄才，就能够成为领袖人物，刘邦、项羽便是如此。

【原文】

然英之分以多于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分少，则智者去之。故项羽气力盖世，明能合变，而不能听采奇异，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陈平之徒皆亡归。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归之，两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则英雄多少，能自胜之数也。徒英而不雄，则雄材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则智者不归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

【译文】

然而，英的气质应该多于雄的气质，英的成分不能少。如果英的气质少，有智谋的人就离去，所以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也有顺应时事的明智，却不能够听取采纳不同的意见，有一个范增不用，因此陈平之类的人物都离他而去。高祖身上英的成分多，所以能够招揽群雄，英才也归附他，两种人材都得其所用，因此刘邦能够最后安定天下。英与雄气质的多和少，是决定胜负的先天因素，只有英而没有雄，雄才就不会服从；徒有雄而没有英，有智谋的人就不会归附。所以，雄才可以得到同样的雄才，不能够得到英才。英才可以得到英才，但不能得到雄才。因此，一个人身上兼有英才和雄才。就能够招揽和驾驭英才与雄才。能够支配英才和雄才的人，就能够成就大的功业。

【原文】

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若校其分数，则互相须，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后乃成。

【译文】

我们把植物中长得特别奇异秀丽的称为“英”，而把动物中长得特异突出的称为“雄”。文武才能出类拔萃的人，我们称之为英雄。在各种人才当中，才智出众、聪明敏捷的一类叫做“英才”，而胆力过人的一类叫做“雄才”，这是在名称上大体的不同。如果要考察“英才”与“雄才”这两种素质在人的才能中所占的比重，那么就应该让二者相互配合。如果“英才”与“雄才”各有两分，那么就各取对方的一分加以配合，这样协调配合之后它们才能各自发挥出作用。

【原文】

何以论其然？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聪谋始，以其明见机。待雄之胆行之。雄以其力服众。以其勇排难，待英之智成之，然后乃能各济其所长也。

【译文】

为什么这么说呢？聪明的人，具有“英才”这种资质，但却没有“雄才”所具有的胆力，他的学说与见解就得不到推行；有胆力的人，具备“雄才”这种资质，却不具备“英才”的智慧，他的事业就无法取得成功。因此，英才出众的人，用他的智慧来出谋划策，用他的聪明来预测事物发展的趋势，这时只需再借助于雄才的胆略力量，就可以使他的主张、计谋得以推行实现。具有杰出雄才的人，用他的胆略力量来压服众人，用他的勇敢来排除一切困难，这时只需再借助于英才的智谋，他就可以建功立业了。这就是说英才与雄才需要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互相弥补对方的不足。

【原文】

若聪能谋始，而明不见机，乃可以坐论，而不可以处事。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虑变。若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可以为力人，未可以为先登。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断事，可以为先登，未足以为将帅。

【译文】

如果一个人的智慧足以出谋划策，但却没有预知事情发展状况的聪明才智，那么他只会不切实际地空谈，而不能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聪明才智，既能在事情开始时就有所打算，又能在事情进展过程中见机行事，却没有足够的勇气将其付诸行动，这样他只能按照常规办事，却无法应付变幻莫测的形势。如果一个人力气过人，却没有做大事的勇气，那么他只能成为一个大力士，却做不了战场上的先锋。如果一个人力气过人，又有将思想付诸行动的勇气，却没有足够的智慧去进行判断，那么，他可以成为先锋，却不能当将帅。

【原文】

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

韩信是也。体分不同，以多为目。故英雄异名然皆偏至之才。人臣_之任也。故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刘邦、项羽是也。

【译文】

因此，一个人必须既要有足够的智慧在事情开始时就进行谋划，又要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在事情进展过程中随机应变，还要有出众的胆力进行决断定夺，然后才能成为出众的英才，张良正是如此。一个人既要气力过人，又要有足够的勇气敢于去行事，还要有足够的智谋去进行决断评判，然后才能成为杰出的雄才，韩信正是如此。英才和雄才这两种资质在一个人身上所占的比重是不同的，我们根据这两种资质在人身上所占比重的多少来命名这个人。所以，我们称一些人为“英才”，而把有的人称为“雄才”。但是无论是英才还是雄才，都属于偏才，只能担任大臣的职务，所以英才可以担任丞相，而雄才可以担当将领。如果一个人身上兼具英才和雄才两种才能，就有可能成为领袖人物，刘邦、项羽正是这样的人。

【原文】

然英之分以多于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分少，则智者去之。故项羽气力盖世，明能合变，而不能听采奇异，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陈平之徒皆亡归。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才归之，两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则英雄多少，能自胜之数也。徒英而不雄，则雄才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则智者不归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

【译文】

然而，在一个人身上，“英才”的比重应该大于“雄才”的比重，英才的成分绝对不能少。如果一个人身上英才的成分少，那么有智谋的人就会离他而去。所以尽管项羽力大无穷，也具有随机应变的机智，却不能听取不同的意见。身边虽然有范增这样的谋士却不会使用，致使陈平等人都离他而去。汉高祖刘邦的“英才”资质多一些，所以群雄纷纷服从于他，英才也都归顺于他。这两种人才，刘邦都能得心应手地使用，所以他才能先后吞灭秦国，打败楚国，安定天下。一个人身上“英才”与“雄才”比重的多与少，是决定他胜负的先天因素。如果只有“英才”而不具有“雄才”，那么具有“雄才”的人就不会服从于他；只有“雄才”而不具有“英才”，那么有智谋的人就不会归顺于他。所以只具有“雄才”的人能得到同样有雄才的人的辅佐，却得不到具有出众英才的人。只具有“英才”的人，能收服同样具有“英才”的人，却得不到具有超群“雄才”的人。因此，一个人只有兼具“英才”和“雄才”两种成分，才能同时驾驭“英才”和“雄才”两种人才。只有能够支配“英才”和“雄才”两种人才的人，才能成就丰功伟业。

【事典】

开国雄才与固权英才

正所谓创业容易守业难，能开国并不是一定能固权，而固权往往比开国更难更重要。中国的封建王朝真是怪，要么是宦官专权，要么是外戚执政，政权总是在这两个轮子上转，一姓政权要想天长地久，那真是千难万难。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中国人其实非常解放，无不敢想。无不敢干。西方许多国家的王室维持了四五百年甚至一两千年，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生来就容易做开天辟地的梦，许多人还真的心想事成，否则，中国历史上哪来的那么多的朝代呢？

然而，开国要有“道”。若回过头来看看，就会发现权力的转换有这样一条重要的“历史规律”：始作俑者未必成功，后继者才能完成大业。

中国历史上，陈胜、吴广首倡起义，但来势虽猛，却很快被秦军镇压下去，陈胜、吴广也随之身亡。在陈胜、吴广起义的旋风里，项羽、刘邦分别拉起了各自的队伍，在抗击秦军的过程当中，“壮大了人民队伍”，最后灭亡了秦朝。后来楚汉相争，刘邦战胜了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在反隋的农民大起义中，翟让、李密领导了瓦岗军，窦建德曾建夏国，杜伏威等人也领导了一支强大的起义军。这三支义军都未得到天下，倒是后来反隋的关陇贵族李渊、李世民父子既镇压了农民起义军，又推倒了隋朝，建立了唐朝。元朝开国也是如此，成吉思汗虽具雄才大略，也只是统一了蒙古各部落，称为大汗，到了其子孙的手里，才灭了金国和南宋，统一了中国。明朝的建立跟汉朝、唐朝的建立极其相似。韩山童、刘福通首举义旗，创建红巾军，声势浩大，元朝为之震动，但不久便败亡了，倒是其部下朱元璋率领义军一部度过难关，获得了发展，既推翻了元朝，又打败了陈友谅的另一支义军，最后建立了明朝。清朝的建立跟元朝十分相似，清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也像成吉思汗一样，只是统一了各个部落。但他虽称清太祖，实未统一全国，真正的清朝的开创者，是他的后代。其实，如果把汉朝看作西汉和东汉两个部分，不仅西汉建国是如此，东汉建国也不例外。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军把王莽的大军打得一败涂地，但最后成功的不是首倡起义的王匡、王凤和樊崇等人，而是随之起义的汉室宗亲、南阳豪强地主刘秀。刘秀后来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攻灭了义军，重建了汉朝，称之为东汉。

如此算来，中国古代竞有一大半王朝是以这种方式建立的，为什么始作俑者很难成功，而后继者却易于成功呢？其实，这并非上天不公，而是改朝换代的一种规律。看透了，其原因也很简单，这就是始作俑者雄气十足，而少英才：一、始作俑者往往只能对旧的王朝作猛然的一击，大多不能持久，起义队伍要经过一个分化重组的过程。二、始作俑者往往不是能够做政治家的人，只能振臂一呼，逞血气之勇，缺少一个淘汰选择的过程，因缺少经验，所以易于败亡。相反后继者有三条优势，其一是旧的王朝已受重创，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易于将其击垮；其二是继承了前人的经验，不必再走前人的弯路：其三是领导者多是从艰苦的斗争中磨练筛选而来，具备了英与雄两种品格。因此，也就易于取得成功了。

那么，开国帝王要做的第一件事和最主要的事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固权。所以，固权乃开国帝王第一义也。

开国皇帝何以比其他后继皇帝更需固权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是开国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混进开国队伍的可能，如不清理，将来会酿成大祸。其二是开国期间有许多人手握重兵而又威望很高，如不诛杀，则功高震主、才大压主和权大欺主三位一体，将来必成后患。

至于第三点，则要计之长远，为子孙谋划了。关于这一点，朱元璋的“棘杖”之喻可谓意味深长。史载朱元璋要赐死开国功臣李善长时，太子朱标曾向朱元璋进谏说：“皇父诛杀的人太多太滥了，恐怕有伤和气。”朱元璋听了，默无一语。第二天，他又把太子叫来，将一根长满刺的荆棍扔在地下，要太子捡起来，太子面有为难之色，朱元璋笑道：“我让你拿着棘杖，你认为棘杖上有刺，怕伤了你的手，若是把棘刺除去，就可以不必担忧了。我现在诛戮功臣。便是替你把刺去掉，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用意吗？”谁知太子却是一位饱读圣贤之书的书生，听了父亲这话，大不以为然，反而叩头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这话明摆着说朱元璋是一个昏暴的君主，朱元璋大怒，当即提起身前的几案击打太子。幸亏太子在惊慌中抛出负子图，使朱元璋忆起了与马皇后背负太子同陈友谅作战的艰难岁月，太子才免遭杀戮。

在中国历史上，为巩固权力而杀人最多的开国皇帝，恐怕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属了。朱元璋兴蓝党和胡党大狱，杀人数万。开国功臣诛戮殆尽，确实避免了异姓王的造反，但他算尽心机。却无法避免骨肉相残。燕王朱棣起兵造反，终于夺了建文帝的权，对亲族诛戮之残酷，可谓史无前例。

历史不是一匹驯服的马，像朱元璋那样彻底地杀掉功臣。很难维持长久；像东汉光武帝刘秀那样“以柔治国”，未杀一个开国功臣，而是与之结为姻亲，但裙带的柔情终于抵挡不住旺盛的权欲，还是招致了外戚和宦官专权的巨大弊端；那么舍其两极，取其中间，采取又打又拉，拉、打结合的办法是否可以呢？中国的历代王朝中也做过不少这样的尝试，似乎也不太成功，怎样才能避免杀戮和混乱呢？难道历史就是用鲜血和权力的“棘杖”组成的吗？

孟子说：“不嗜杀者能一之。”其意是说以仁行事才能得天下、保天下。但这一万古不变的信条，在历史上实现了多少呢？

进退自如的旷世英才

刘邦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如张良；输粮草、保供给，治国安民，不如萧何；亲临前线，挥兵杀敌，不如韩信。其实，张良的作用远不止此，他决不仅仅是军事家，更重要的是独具慧眼的政治奇才，进退自如的旷世奇才。

曹操曾说：“乱世用其才，治世用其德。”在用人方面，刘邦确有过人之处。开国之初，刘邦曾和韩信等群臣议论过各位将领的才能。刘邦问韩信说：“你看我能不能统率百万大军呢？”韩信说：“不能。”刘邦又问：“能否统率十万军队呢？”韩信说：“不能。”刘邦生气地说：“依你说，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能带一万就不错了！”刘邦反问道：“那么，你能带多少兵呢？”韩信毫不客气地回答说：“至于我么，越多越好。”刘邦既不解又气愤地问：“既然这样，为什么我做皇帝。你只能做将军呢？”韩信回答说：“陛下虽不善将兵，却善将将。”刘邦自己也曾总结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如张良；输粮草、保供给，治国安民，不如萧何；亲临前线，挥兵杀敌，不如韩信：但其长处就在于善于“将将”。

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极其注意收罗人材，能否收罗住人材，在其有无德行，但能否认识人材，却在于其智识了。所以，得人在其德，知人在其智。仅能得人而不能识人，则所得皆庸才；只能识人而不能得人，则人才皆为他人所用。所以，得人与知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在用人上面，却以知人为首。无其才而使当其任，必遭摧折：有其才而不使当其任，则必不能久居。无其德而使居其位，则必败亡；有其德而不使居其位，则必远遁。若在征战之事、权力之争中，一旦知人有误，必有大祸，这样的例子，也就不必再举了。

真正的智者决不是那些拘泥于教条的人，而是那些善于与世推移的人。然而，要想与世推移，又谈何容易，那是必须有才识的。汉朝的张良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楚、汉相争时期，刘邦曾被困在荥阳，他为了争取各方的支持，让郦食其为他出谋划策，计谋一出，立刻遭到了张良的坚决反对，他就是从社会发展、形势变迁和人事转化三方面来分析和确定当时的策略的。可以说，刘邦之所以能够胜利，全在于张良的这一分析和预测，否则，必败于项羽之手。今天看来，这场在政治预测方面的交战犹自惊心动魄。

张良、韩信、萧何被成为“汉初三杰”。然观张良之智，远在其他“二杰”之上。韩信为吕雉擒杀，自不待言，就是萧何，也是小心翼翼，要不时地想个办法，作点姿态，甚至有些是自污的事情，以去除刘邦的疑心。惟有张良，功盖韩、萧，而从不担心疑忌问题。更有意味的是，张良早年刺杀秦始皇，后来追随刘邦灭秦兴汉。晚年却闭门学道，从赤松子云游天下，实是进退自如的旷世奇材，实是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一人。

张良身体经常有病，从来没有单独带领过军队，而是作为出谋划策的大臣，经常随从汉王。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项王把汉王重重包围在荥阳城里，汉王忧心如焚，与郦食其商议怎样去削弱楚国的力量。

郦食其说：“过去商汤讨伐夏桀时，封夏桀的后代于杞：周武王诛杀殷纣王时，封殷纣王的后代于宋。现今秦朝残虐无道，用杀伐灭亡了六国，使六国后代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陛下您如果重新拥立六国的后代为王，这些人必然会争着拥戴陛下您的大德大义，情愿做为您的臣子和姬妾。大德大义风行于各诸侯王那里，您就可以西南称霸，楚国也必定整肃衣冠，毕恭毕敬来朝谒您。”

汉王说：“很好。赶快催促刻六国王印，先生出发分封时就可以带印前往了。”郦食其的这番话，即使在现代读者看来，似乎也觉得合情合理，但经张良一分析，我们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如果按郦食其的话去做，那就大势去矣！

郦食其还没有走，张良从外边来谒见汉王。汉王正在吃饭，说：“门客中有人给我献上一个削弱楚国力量的计策。”就详细具体地把郦食其的计策告诉了张良，说：“子房，你看怎样？”

张良说：“是谁给陛下出这样的计策？陛下的事业完了。”

汉王说：“为什么呢？”

张良说：“我请借您面前的筷子，为您指画形势。过去商汤和武王讨伐夏桀王、殷纣王而封他们的后代，是有把握置桀王、纣王于死命，现在陛下您有把握置项羽于死命吗？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谋的第一个原因。周武王进入殷朝，标榜商容的里门，到箕子门前抚车轼示敬意，修封比干的坟墓，现在陛下您能做到吗？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谋的第二个原因。把殷纣王积粟之仓钜挢里的粮食都发散出去，把殷纣王储财之所鹿台的财物都分发出去，用以接济贫穷的人，现今陛下您能吗？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的第三个原因。在殷朝的战事一结束，就停罢军用的车辆改作乘人之用，把刀枪剑戟都倒着装载，表示不再用了，现今陛下您能这样做吗？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的第四个原因。把军马散放在华山的南边，表示没有什么用处了，如今陛下您能这样吗？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的第五个原因。把运输军需用的牛马都放牧在桃林塞的原野上，表示天下不再有运输与积聚，现在陛下您能这样做吗？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的第六个原因。而且天下的游说之士，离开自己的父母，抛弃了祖坟边的热土，离开有交谊的老朋友，跟从陛下您，只是日夜盼望能得到很小一块土地。今天去拥立六国的后代，没有土地去封有功劳的人，游说之士各自回去给自己的主公干事去了，跟自己的家人团聚，与老朋友会面，谁还跟陛下您去夺取天下呀？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的第七个原因。楚国不强还倒罢了，强则六国必屈服跟从楚国了，陛下您去哪里寻找在您面前称臣的六国后代呢？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的第八个原因。如果您用这个计谋，陛下的事业就完了。”

刘邦听了。停止吃饭。把嘴里的饭也吐了出来，骂道：“这小子，差点坏了我的事业。”下令催促销毁六国的王印。

张良的这番话实在是太厉害了。前半部分还倒罢了，后半部分尤为振聋发聩，幸亏刘邦能及时醒悟，如果不听张良之言或是晚听张良之言，别说打败项羽，建立汉朝，恐怕自己也已死无葬身之地了。

张良的政治预测可谓是极其正确的，就在他说了这番话不久，占据齐地的韩信就派使者来见刘邦，要求封他为齐地的假王，刘邦一听，勃然大怒，觉得韩信不赶快来救援自己，还趁火打劫，要挟封王。但后来听了张良的劝说，竟封他为真齐王，从而稳住了韩信，打败了项羽。如果按郦食其的计策封了齐国的后代，那韩信早就背叛刘邦。由此可见，汉朝的兴亡成败，有一大部分是捏在张良这位政治预测家的手里的。由此来说，张良岂止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说他是一位独具慧眼的政治奇才，亦无过誉之嫌！

人材与长城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谁是真正的长城？这长城不是深沟壁垒，不是险关要塞，而是人，是真正的将材。

王昌龄《出塞》诗说：“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谁是真正的长城？这长城不是深沟壁垒，不是险关要塞，而是人，是真正的将材。

在春秋战国时期，地理位置最不好的就是赵国了。为什么呢？因为赵国不仅要像别的诸侯国一样来同其他诸侯国进行你争我夺的殊死搏斗，关键还要应付来自北方匈奴民族的骚扰和入侵。赵国为了这一切，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光修筑长城就有数千里长，后来秦始皇修长城，就是在赵国长城的基础上连接延伸而成的。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也是为了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而采取的一项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也非常成功的改革。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赵国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将领，这个人就是李牧。

李牧是赵国北部边境上的良将，他曾在雁门任太守，防范匈奴。他因地制宜，设置官吏，从集市上收得的税收都交给将军官署，作为部队的经费。每天杀牛来犒劳士兵，让部队练习骑射，对报警的烽火台也管理得十分经心，还派了许多密探去探听匈奴的情况，士兵的待遇也很优厚。

李牧规定：“匈奴要是进犯，我们马上收兵进入城堡，有谁敢不听军令去抓敌人的，就处斩。”这样一来，由于连年不出战，匈奴认为李牧胆小，连赵国守边的部队也认为自己的将军胆小懦弱。于是，赵国上下议论纷纷。

赵王听信了众人的议论，便责备李牧，李牧依然如故，赵王生气了，把他召回，派别人来代替他带兵。一年多后，匈奴两次来人侵边境，将领领兵出战，但屡次失利，损失了许多士兵、百姓和牛羊，边境上的百姓不能种田和放牧。赵王似乎明白了李牧的道理。

后来，赵王又请李牧出来守边。李牧在家关起门来，一般不外出，听说赵王又要起用自己，就坚决推托说自己有病，不能担任这一职务。赵王强迫他出来带兵。李牧说：“如果您一定要起用我的话，我还是得使用先前一样的办法，如果您允许了我，我方敢奉命。”赵王答应了他的要求。

李牧又按照过去的规定办事，整整一年匈奴一无所得，然而终究还是以为李牧的胆子小。边境上的将士由于每天都得到李牧的赏赐，却没有机会为他出力，心里都感到着急，都愿意与匈奴决一死战。

于是，李牧就选出了战车一千三百辆，战马一万三千匹，勇敢的将士五万人，善射箭的士兵十万人，指挥他们进行作战演习。李牧首先让百姓把牲口都放到城堡之外去放牧，满野都是百姓的牛羊。匈奴就有小股敌人人侵，李牧的军队假装被打败，让匈奴掠去了不少百姓和牛羊。匈奴单于听说此消息后，就带领大队人马进犯边境。

李牧没有正面迎击敌人，而是多次布下了奇特的战阵，张开左右两翼的军队来围攻敌人，大败匈奴人，杀伤了十几万匈奴骑兵。结果，单于被打得落荒而逃。

经过这一仗，有十几年匈奴不敢靠近赵国的边境。

李牧的这种方法有点建立根据地的味道，但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方法应该是最为安全有效的，李牧因此而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将，也是一道真正的长城。但后来他因为遭受谗毁而被杀掉了，赵国不仅失去了北方的长城，也失去了整个国防的长城。从此以后，赵国就逐渐地被秦国蚕食，直至灭亡。对于这个教训，宋朝的苏洵在著钟摆论文《六国论》总结得十分明确。但历史往往是由教训组成的，自毁长城的士做法又岂止赵国之一时、一国呢？

雅量之材

器量有大小。器量之大小决定其才具的大小。量大者不可小用，量小者不可大用。识人的捷径，就是看其度量的大小。

魏晋风度历来是为人们所向往的，但要想效法，又谈何容易。在《世说新语》中且节叫做“雅量”，专门记述魏晋时期某些士人豁达大度的气量的。据说，在这方面，最突出的要数谢安等人。

谢安做事从容不迫，处变不惊。有一次，他和朋友们一起坐船在海上游玩，忽然，狂风骤起，白浪滔天，船被颠簸提东倒西歪，船上的人都吓得面无人色，紧紧抓着船舷，动也不敢动，只有谢安面不改色，依然如故，还迎着风浪吟唱呼啸。船夫倒是有雅趣的人，以为谢安在这样的风浪中行船很高兴，就继续费劲地向前划船。这时狂风恶浪越来越猛，船夫却只顾划船，别人都害怕提实在不行了，但又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要求回去，这时谢安才不紧不慢地说道：“像这样的天气，还要把船划到哪儿去玩？”船夫这才掉过船头往回划。大家对谢安遇难不乱的气度非常钦佩，从此知道，将来治理国家是非谢安莫属了。

东晋宁康元年（373年），简文帝司马昱死，孝武帝司马曜刚刚即位，早就觊觎皇位的大司马桓温，便调兵遣将，炫耀武力，想趁此机会夺取皇位。他率兵进驻到了新亭，而新亭就在京城建康的近郊，地近江滨，依山为城垒，是军事及交通重地。桓温大兵抵达此处，自然引起朝廷恐慌。

谢安是典型的“风流宰相”。谢安少有大名，隐居不仕，多次辞去征召，只与妓女一起游山玩水，时有“东山不出，天下奈何”的赞誉。四十多岁才出来做官，但又好音乐，即使居丧期间亦不废。因其气度恢弘，履险若夷，多次为国纾难，遂为名相。

当时朝廷的重望所在，是吏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二人。而王坦之本来就对桓温心存胆怯，因为他曾经阻止过桓温篡权。简文帝在弥留之际曾命人起草遗诏，让大司马桓温依据周公摄政的先例来治理国家，还说：“少子可辅最佳，如不可辅，卿可自取之。”王坦之读了草诏，当着简文帝的面就把它撕碎，愤怒地说：“天下是宣帝（指马司懿）、元帝（指司马睿）的天下，陛下怎么能私相授受呢？”简文帝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就让王坦之改诏为：“众国事一禀大司马，可仿照当年诸葛亮、王导辅助幼主之故事。”这样一来，桓温才没有当上皇帝。现在，桓温带兵前来，京城朝野议论纷纷，认为桓温带兵前来，不是要废黜幼主，就是要诛杀王、谢。王坦之听了这些议论，怎能不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呢？

谢安则不同，他听了众人的议论，不以为忧，神色表情一如平常。实际上，谢安曾经应聘做过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司马，桓温十分了解他的才干，明白谢安才是他篡权的最大障碍。果不出所料，桓温此来确是想借机杀掉王坦之和谢安。不久，他便派人传话：要王坦之和谢安两人去新亭见他。

王坦之接到桓温的通知，不知如何是好，就去找谢安商量办法。谢安却神色不变，态度安详，和往常一样，好像没有什么杀身之祸等着他。王坦之说：“桓将军这次带兵前来，恐怕凶多吉少。现在又要我们两人去新亭见他，恐怕是有去无回，如何是好？”

谢安笑道：“你我同受国家俸禄，当为国家效力。晋室江山的存亡，就看我们这一回的作为了！”说完，谢安牵着王坦之的手一起出门，直去新亭，朝廷官员也有许多人相随同去。

到了新亭，众人见桓温兵营阵容严密，队伍肃然，心情就更加紧张起来。刚走进桓温大营，几位稍有声望的官员。惟恐得罪桓温，马上远远地向桓温叩拜，战战兢兢，脸都变了色。王坦之也吓出一身冷汗。他勉强移着脚步走到桓温面前。向他行礼，慌乱中竟然把手版都拿倒了。只有谢安态度自若，不拘形迹。他稳步走到桓温前，不卑不亢地对桓温说：“明公别来无恙？”桓温虽然知道谢安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但未料到他居然能如此处变不惊，自己反倒有些吃惊了，连连说：“好，好，谢大人请坐，请坐。”

谢安从容就座。这时，王坦之等人惊魂未定，还在浑身哆嗦。谢安在席间，说东道西，谈笑自如，所言之事，左右逢源，桓温和他的谋士们找不到岔子，无法下手。而谢安却在闲谈时观察左右，早已看到壁后埋伏着武士。他见已经到了应该说破的时机，便转身笑着对桓温说：“我听人讲：‘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意思是说如果诸侯有道德的话，那么四邻都会帮你防守，是用不着自己到处设防的）。’明公又何须在壁后藏人呢？”这是对桓温的绝大讽刺，他显得极为尴尬，急忙说：“在军中这已经成了习惯，恐怕有突然事变，不得不如此啊！谢大人这么说，就赶快撤走吧！”

谢安又和桓温谈笑了大半天，他那么风度翩翩，安详稳重，使桓温始终不能加害于他。而王坦之却一直呆若木鸡，一言不发，待到和谢安一同回建康时，冷汗已把里衣都湿透了。王坦之与谢安本来在治国、为人等方面两人都是齐名的，但经过这次风波，两人的优劣便分出来了。

不久，桓温生了重病，却还想向朝廷要“九锡”（按：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礼器，后世权臣篡位前，常先赐九锡），便派人向朝廷请求。因为他再三催促，谢安只好让吏部郎袁宏起草。袁宏文才很好，起笔立就，谁知谢安偏偏故意找茬，吹毛求疵，要他一改再改，改了一个月还没改成。袁宏虽然文才极好，但在“政治”上却是个糊涂人，他觉得十分奇怪，自己怎么连个诏书都写不好，便暗中问仆射王彪之，究竟应该怎么写。王彪之说：“像你这样的大才，何用修饰，这是谢尚书故意要你一改再改，他知道桓公病势一天天加重，料定长不了，所以借此来拖延时间。”袁宏这才大悟，懂得了谢安的用心。由于谢安不动声色地用了拖延策略，致使后来桓温的野心未能得逞便死去。

谢安曾以八万之众破前秦近百万大军，又在不动声色中挫败了桓温，屡安晋室，实在算得上是有雅量的人。后世学者，恐怕只能徒望其项背！

守成之材

俗谓创业难，守成更难。萧规曹随，陈陈相因，似乎缺乏开拓进取能力。然而，有时萧规曹随不仅是必要的，也是休养生息，以求新的发展的最佳途径。

现代汉语中有一个由历史故事而来的成语，叫做萧规曹随。现在，这个词的一般含义是陈陈相因，无所创建，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但这个成语的来历，却是意味深长。汉惠帝二年（前193年）七月，丞相萧何病死。吕后、惠帝遵汉高祖遗嘱，召齐国国相曹参入朝，要他继萧何之职为丞相。曹参奉诏入朝，面谒吕后、惠帝，接了相印，人主丞相府。

当时朝臣们都私下里议论，说萧何、曹参二人，与刘邦一起起家，同是沛吏出身，原本十分友好，后曹参战功甚多，封赏反而不如萧何，两人遂生隔阂。现在曹参为丞相，必然会因前嫌，对人事做大的调动。为此，相府里的各级官员，都感前途未卜，人心惶惶。谁知曹参接印数日，依然如故，且贴出文告，一切政务、用人都依前丞相旧章办事。官吏们这才放下心来，守职理事。

数月之后，曹参已渐渐熟知属僚，对那些好名喜事、弄文舞法的人员，一律革除，另在各郡国文吏中，选那些年高忠厚、口才迟钝者，补上空缺。自此，关在府中，日夜饮酒，不理政事。

有些和曹参关系密切的官员、宾客看到这种情况，都感奇怪，入见曹参，问个明白。然而，只要见到曹参的，还没等到发问，便被曹参邀入席中饮酒，一杯未完，又是一杯，直到喝醉方止，所以没有人能够明白曹参的真正意思。俗话说，上行下效。参既喜饮，属吏们纷纷仿效。相府后面有个花园，经常有些下属聚在园旁，饮酒为乐。饮到半醉，或舞或歌，声音传到了很远的地方。曹参明知。却装聋作哑，不加理睬。有两个侍吏实在看不下去，以为曹参不知，便寻机找了个借口，请他往游后园。曹参来到园中，赏景闻声，兴致渐高，遵命侍吏摆酒园中，自饮自歌，与园旁吏声相互唱和。侍吏见此，感到莫名其妙，也不好再问。

曹参不但不去禁酒，就是属下办事稍有小误，也往往代为遮掩。属吏感德，但朝中大臣，往往感到不解，有的便把曹参的作为。报告了惠帝。惠帝因母后吕雉专权，残酷地杀了戚姬，毒死了戚姬的儿子如意，心感愤怨和绝望，遂躲入宫中，不理朝政，借酒消愁，沉溺闺房，消遣时光。及闻曹参所为，心想：“相国怎来学我，难道因我年幼，看我不起？”正在惠帝猜疑之时，恰逢中大夫曹窟入侍。曹窟乃曹参之子。于是惠帝便对曹窟说：“你回家后，可替朕问问你父：高祖新弃群臣，皇帝年幼未冠，全依相国辅佐。现在。你的父亲为丞相，只知饮酒，无所事事，如何能治理天下？不过，你要记住，不要说是我让你问的。”曹窟辞别归家，把惠帝所说的话都告诉了他的父亲。曹参听后，竟然勃然大怒，不问是非，取过戒尺，打了曹窟二百下，而且边打边说：“天下事你知多少？还不快快入宫侍驾！”

曹参何材？守成之材也！俗谓创业难，守成更难，因此，守成之材亦为难得。萧规曹随，陈陈相因，似乎缺乏开拓进取的能力，实是休养生息，以求新的发展的最佳途径。在守成中发展，应该是大材所为，这也比急躁冒进难得多，好得多！

曹窟挨打，既觉委屈，又不理解，人宫后，向惠帝直说了此事。惠帝听后，心中更感到疑惑，翌日朝后，便将曹参留下道：“你为何责打你的儿子曹窟呢？他所说的话，都是我的意思。”曹参忙伏拜在地，顿首谢罪，问惠帝道：“陛下自思，您的圣明英武，可比得上高祖？”惠帝道：“朕怎敢与先帝相比！”参又问道：“陛下察臣才，与故丞相萧何比，谁优谁劣？”惠帝不知参所问为何，还是答道：“恐不及萧丞相。”曹参这才说道：“陛下所言圣明，确实如此。从前高祖及萧丞相定天下，法令、制度都已完备，今陛下垂拱临朝，臣等能守职奉法，遵前制而不令有失，便算是能继承前人了，难道还想胜过一筹吗？”惠帝听了以后，才了解了曹参的真正意图，说：“朕已知道你的意思了，请退下休息吧！”曹参回去后，依然照旧行事。百姓经过大乱后，只求安宁，国无大事，徭役较轻，便算太平。所以曹参为政。竞得讴歌，歌云：“萧何为相，较若画一，曹参成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汉惠帝五年（前190年）八月，曹参病死，主持相府整整三年。

曹参本人原来就擅长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汉初的社会在经过了长期的战乱之后，也正需要休养生息，所以，曹参的萧规曹随政策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十分吻合的，与当时吕后专权、皇帝无能的朝廷状况也是十分吻合的。而这一切，似乎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曹参，实在是由于刘邦和萧何的明智。

改革者的悲剧

在传统社会里，中国的改革者似乎总没有好下场。这无论从政治的角度还是从人情的角度似乎都说不过去，然而，这确实是铁打的历史事实。

在传统社会里，中国的改革者似乎总没有好下场。这无论从政治的角度还是从人情的角度似乎都说不过去，然而，这确实是铁打的历史事实。

何以会如此呢？有些人把古代中国难行改革的原因归结为老百姓不愿改革，其实，这很不公平。古代中国的改革，历来跟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这倒不是说改革不涉及到百姓，而是说改革实在都是上层社会的事，与百姓的关系不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来是统治者对待百姓的态度。

中国的改革往往是由当权者首先推行的，同样，也是由当权者首先阻止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不管老百姓是否愿意，是否给老百姓带来了好处，老百姓都要被动执行。当然，好的改革措施会受到百姓的欢迎，坏的改革措施会受到百姓的抵制，但无论如何，百姓的好恶很难影响到统治集团的态度。改革的失败，往往来自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

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改革家之一的商鞅就是这样的。商鞅是卫国人，起先在魏国做小官，魏惠王没有重视他，他听说秦国招纳人才，就跑到了秦国。

秦国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它远处西北边陲，本来很小，名不载诸侯之籍，但它总是从其他诸侯国招纳人才，利用这些人才使自己的国家一步步地强大起来。在秦国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重大的历史发展是由秦国本国的人才推动实行的，秦国的这种开放的态度以及君主的进取精神，终于使秦国吞并了六国，统一了中国。

但到秦孝公这一代，秦国还不算很强大，东邻魏国就常欺负它，以至侵占了它的很多土地。秦孝公想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就发布了一道命令，招贤纳士，凡能使秦国强大的人，封高官、赏土地。商鞅好刑名之学，属于法家一派的人物，他琢磨着秦国只有用法治才能迅速富强起来，自己到那里可能有用武之地，就跑去见秦孝公。他为了弄清秦孝公的真实心理，不敢一见面就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是先试探性地进行交谈。前两次，商鞅给秦孝公谈儒家的帝王之道，结果秦孝公大感厌烦，昏昏欲睡。这样，商鞅就弄明白了秦孝公是要以法兴国，于是，在第三次会谈时，他抛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变法。这一下子把秦孝公抓住了，两人谈了三天三夜，也不觉疲劳。

秦孝公当即任命他为主管变法的官员，进行变法。

商鞅为了取信于民，先耍了一点小手腕。他在国都南门外立了一根大木，下令说：“谁若把这根大木扛到北门去，就赏他五十金。”那木头以中人之力就可搬动，而五十金之赏却非常之多，时人以为有诈，不敢搬运。后有一个粗鲁人见赏金很多，就扛到了北门，结果真得到了五十金的赏金。商鞅借此在民众中树立了威信。

于是，商鞅分别在秦孝公六年（前356年）和秦孝公十二年（前352年）实行了两次变法，内容包括：

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法，其他家须告发，否则连坐。

二、奖军功，禁私斗。凡有军功者，不论其出身贵贱，职位高低，均可按功升官，按功分封土地。各城邑之间不得相互械斗，违者以严刑处罚。

三、奖耕织，鼓励发展农业，增加人口。凡种地收产多者，可获奖励，反之，则抄没其家，罚作官奴。

四、轻罪重罚。如把灰倒在道上，就要在面上刺字涂墨。

五、实行县制，集中中央的权力。

六、承认土地私有，鼓励开荒。

七、统一度、量、衡，以便加强统一管理，集中财富。

在这些变法措施中，有两条极其重要：一是军功无等级，使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二是承认土地私有，使秦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迅速成为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公元前340年（秦孝公二十年），秦国向魏国发动战争，在商鞅的策划之下，秦国大败魏国，收回了黄河以西的失地。商鞅因大功被封于商地，领有十五座城邑，号为商君。

商鞅变法除了法令过于苛刻之外，基本上是符合百姓的利益的，所以百姓并不反对商鞅。商鞅之败，在于秦廷内部的权力之争。变法之初，有许多旧贵族就激烈反对，原因很简单，其中的一些条令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关键的还是那两条：军功无等级和土地私有。但因秦孝公的支持，他们还不敢怎么着，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旧贵族势力就诬告他谋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在秦国无容身之地，为什么呢？因为商君之法规定，住店要有证件，而作为潜逃之人的商鞅哪里有证件，只好跑到魏国，魏国人要杀他，他又只好跑回自己的封地，在封地组织了一支军队，抵抗旧贵族前来逮捕他的军队。由于寡不敌众，兵败被擒。

商鞅最终遭受的刑罚是“车裂”，即把他的四肢系在马车之上，让马车把他的躯体生生地撕开。其刑罚之酷，令人发指。商鞅虽死，其法还在。秦国并未因此衰落下去，而是一直沿用商鞅之法。一直发展起来，在一百年之后统一了中国。

宋朝的王安石变法虽无商鞅变法之激烈，结局也比商鞅好得多，但似乎更有意味。

先说其法反复以及新、旧两党的交替罢黜任免。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提出并推行了一些变法措施，诸如在青苗农贷、农田水利、省兵置将以及向中央集中财力等方面有所变革，这些措施确实是根据宋朝当时的社会积弊而提出的，其用意和动机无疑是良好的。实施的效果虽不能尽如人意，但毕竟有一些积极的成果。然而在朝廷内部，特别是一帮大臣之间，围绕新法形成了主张变法的王安石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的旧党，两党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斗争。

这两党交往了好几个回合，一会儿新党上台，贬斥旧党，一会儿旧党上台，抑制新党，再加上势利小人投机钻营，使得新、旧党斗争几乎完全变成以废、立新法为幌子来进行争权夺利的权力斗争。尤其是新党中的章悖等人，更是残酷迫害司马光的旧党一派，好多人被流放贬斥至死。事情到了这一地步，至于新法真正的利弊得失，哪里还有人去考虑。

新法时兴时废，完全成了党派权力之争的借口和由头，已无什么实际意义。最后，新法还是被完全废除。早在新法被完全废除以前，王安石就被弃隐居了。他还算是幸运的，没有遭受太大的人身迫害，得尽天年。

但问题是后人对王安石的看法。凭心而论，王安石实在是一位政治家、改革家和一位正直而十分有学问的大臣，但后人对他的评价实在令人感到心寒，且不说无聊之人作了一篇《拗相公饮恨半山腰》，被收在“三言”之中，把王安石骂了个狗血喷头，糟蹋得不成样子，就是王安石以后的许多正直、有修养、有学问的大臣也没有人说他是个好人，几乎众口一辞地说王安石变法是宋朝的一次灾难，是上天灾异的显现。王安石的新法像任何新生的东西一样，必然有许多不尽合理的地方，但何至于连人带法一起否定呢？尤其是对他的人格的侮辱，实在让后人觉得心寒！

由王安石变法而引起的党争对于变法的特点来说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那就是中国的变法绝非坏在老百姓的手里，宫廷内部的争权夺利才是使变法夭折的主要原因。离我们最近的戊戌变法更是如此。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光绪十六岁，按照传统，光绪“亲政”，慈禧太后也做出姿态，“撤帘归政”。但实际上，朝廷的军政大权仍是把持在慈禧的手里。光绪“亲政”之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关键时刻，清朝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帝国主义得陇望蜀，其势在彻底灭亡中国，尤其是中日海战的惨败，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彻底看清了中国与世界的局势，认识到不变法就要亡国的必然趋势。于是，首先在知识分子中间掀起了一股倡导变法的热潮。

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要求变革社会的一次大的举措。《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正直知识分子极大的愤怒，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一千二百多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拒和、迁都，是为“公车上书”。这次上书，不仅使清廷的顽固大臣感到震惊，还使妄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看到了中国人的觉醒，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但因清廷等级森严，“公车上书”的奏章没有送到光绪的手里。康有为等人十分气愤，在二十多天后，又写了一篇万余言的长篇奏章，经过辗转反复，光绪终于看到了这篇奏章。光绪对康有为提出的许多观点十分赞赏，并发出“上谕”，实行改革新政。当然，这种“上谕”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如果用来罢一个人的官或是杀一个人的头则可，要想改变积年陈旧的封建官僚体制，实行所谓的新政，那就如清风吹泰山一般地无济于事。

康有为见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又于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愤然上书。在八九年以前，康有为就曾向光绪上书，一直如石沉大海，他想起多次上书的经历，心中十分愤慨，在此封奏章中，他措词十分激烈，指出日本国会及报纸天天讨论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而中国却无动于衷，再不变法图强，中国亡国有日。但这一奏章又被顽固大臣压住不报，光绪没有看见。后来，奏章传开，在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报刊杂志都加以介绍摘转。光绪也从报纸上看到了这篇奏章，深为感动，就要马上召见康有为。

恭亲王奕禄坚决反对召见康有为，其理由是引用祖宗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得召见。光绪无奈，只得派了翁同稣、李鸿章以及荣禄等人对康有为进行问话，其中翁同稣是光绪的老师，属于主张变法的一派。他把康有为的答辞如实地报告了光绪，光绪再次为康有为的理论和态度所深深地打动。他下令收集康有为的著作文章，自己认真阅读，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坚定了变法的信念，并特别下诏，凡康有为的奏章，随到随送，不得扣压。

光绪急于变法革新，但实权却操在慈禧的手里，光绪实际上是个徒有虚名的皇帝。为了能够推行新法，他多次向慈禧太后索要权力，甚至有一次说出了这样的话：“太后若不给我权力，让我变法强国，我宁愿不做这个皇帝，也决不做亡国之君。”

当时的形势是变法的呼声极为高涨，而朝中的守旧派却紧紧靠在慈禧太后的周围，不愿变“祖宗之法”。为形势所迫，慈禧不得不暂时放一点权力给光绪，让他先变一变法，等变不成功，她再以收拾残局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整治光绪。这种做法，要比她死命阻挠变法高明得多。于是，慈禧太后在加以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同意光绪试行变法。

中国的变法者往往都是十分幼稚的，光绪和梁启超等人获悉慈禧太后同意变法，惊喜若狂，以为变法就可成功了。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了《定国是诏》，这实质上是变法的宣言书，诏书斥责了顽固守旧的官僚，指出变法图强是救国的必由之路，还对顽固官僚空有救国之言而无救国之实的虚伪情状进行了揭露。

这道《定国是诏》既表示了光绪变法革新的坚定信念，也使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感到了极大的震惊。从这一时刻开始，光绪帝接连不断地下诏进行变革，慈禧太后则在调兵遣将，准备用武力扼杀革新运动。

光绪在六月十一日下诏以后，于六月十六日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召见了康有为，破了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成例，并且长谈达两三个小时。在这次召见以后，光绪不仅对变法更加增强了信心，对变法的内容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样，光绪就坐在他的龙椅之上，大发革新诏书。

从下达《定国是诏》起至变法彻底被镇压的一百多天里，光绪共下诏书一百一十多道，有时一天竟达五、六道之多，其改革内容包括：设立学堂、学习西学、派人出国游历学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鼓励修铁路、开矿业及农工商业；奖励新发明、新著作；撤驿站、办邮政；裁减官员、精减机构、改订规章条例；改革军队训练、对海陆军用新法操练；改革财政、制订财政预算；准许旗人自谋生路等。

毫无疑问，这些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措施对于增加中国的国力是有用处的，但其中许多措施触及了封建守旧派的观念和利益，也是确实的，因此，这些措施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愤怒，他们鼓动慈禧太后坚决地消灭改革。

慈禧太后一则对改革本身不同意，她是封建守旧派的代表，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思想和素质，更重要的是，她绝对不愿意放弃权力，如果光绪的改革继续深入发展下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朝野之上赢得了人心，她就再也无法控制朝政了，因此，慈禧太后决不允许光绪的改革获得成功。在“百日维新”中，许多守旧大臣对维新措施拒不执行，不仅当面“劝谏”光绪皇帝，还压住诏令不往下传，或是扣住奏章不送上达。一怒之下，光绪就罢了许多人的官。在处理一次扣压奏章不报的事件之中，光绪一下子就罢了六个大臣的官，造成了轰动一时的“罢黜六堂官”事件。

当然，慈禧太后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光绪的警惕，她躲在颐和园里，对光绪的一举一动全都清清楚楚。早在下达《定国是诏》的时候，慈禧就连下三道“上谕”，罢了翁同稣的官，使光绪失去了左膀右臂，并命凡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须到太后面前谢恩，牢牢地掌握了人事大权。

在“六堂官事件”之后，慈禧更是加紧密谋，准备以武力挟制光绪。慈禧让掌握军队大权的荣禄调派军队，包围北京。于是，荣禄把当时清朝最为精锐的几支陆军调到了北京的周围，一是把聂士成的甘军调驻天津，一是把董福祥的武毅军调驻长辛店。慈禧还派亲信重兵严密护卫颐和园。这样，慈禧就有恃无恐了。

有意思的是，相对于慈禧太后的十万雄师，而光绪的改革者只是几个文弱书生。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授予了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四品官位，担任军机处章京，做文书工作，人称“军机四卿”，再加上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过六人。而这些人一点军政实权都没有，只能今天上一个奏章，明天上一个奏章，连光绪的面也见不上。而光绪呢？今天一个诏令，明天一个诏令，至于能否实行，天才知道。这种变法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固然是巨大的，但在实际操作上，无异于儿童过家家，大人一来，小孩就只有散伙了。

光绪对于慈禧太后的阴谋一无所知，只是从每日朝见慈禧太后的感觉中，觉察到大势不妙，于是，他写了几道“密诏”，要康有为到上海办报馆，实是要他去避难。等光绪密召杨锐入宫，向他说明紧急情况，要他设法时，杨锐惊慌失措，竟冒出了一句书生气十足的话：“这是陛下的家事，应当同你家里人商量。”至此。光绪已完全绝望，他慌急、焦躁、愤怒，但却一筹莫展。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只能坐以待毙。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厌弃科举，赞赏龚自珍、黄宗羲等人的思想，积极从事变法活动。谭嗣同是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的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思想进步，学识渊博，性情激烈执着，善于行动，是革新锐进之材。

但他还想作一番努力，当时，袁世凯正在北京，光绪就于九月十六日召见了袁世凯。在光绪看来，袁世凯对维新变法一贯表现得较为积极，他想争取袁世凯的军队，也许会有挽回败局的希望。在与袁世凯面谈时，光绪对他备加称赞，并大升其官。袁世凯先是一惊一喜，随后就恍然大悟，明白了光绪是想利用自己。袁世凯权衡了各方力量之后，立刻跑回天津驻军所在地，向荣禄告密。荣禄得讯，当晚就乘火车从天津赶往颐和园，向慈禧报告。

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来，光绪慌忙跪地迎接，慈禧太后声色俱厉地把他训斥了一番，以光绪的名义下了两道“上谕”，宣告光绪退位，自己重新训政。慈禧把光绪囚于瀛台，又捉住了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并将他们杀之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从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发布《定国是诏》始，到九月二十一日慈禧重新执政，前后共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又因光绪二十四年是戊戌年，故又称“戊戌变法”。

这场维新变法运动就像变戏法一样失败了。帝国主义列强看到这种情况，知道中国政治更加腐败，便又大举进攻中国，而国内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也轰轰烈烈，在这两股力量的夹击之下，慈禧集团无力应付，但又对列强宣战，后来被迫逃出北京。这时的光绪帝虽是一囚徒，对时局却有清醒的认识。他仍希望暂时稳住帝国主义列强，待国力强盛之后再图良策，但终未被慈禧接受。一九零零年八月，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只好慌忙逃走。出逃时，她挟持光绪，把光绪最为宠爱的妃子兼同道者珍妃活活推入井中害死。第二年，慈禧又挟持光绪从西安返回北京，这时的光绪，在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逐渐地成熟起来，更加坚信中国只有变法图强才能免于被帝国主义列强灭亡的命运，他一直念念不忘变法，并一直希望在慈禧太后死后自己能重掌大权，重行新法。但是，他始终没有搬倒慈禧这座压在头上的大山，历史始终没有给他机会。

他本想熬死慈禧，谁知自己竟因忧郁过度而英年早逝，于一九零八年病故，享年三十八岁。

历史上还有许多改革家的命运也是一样，这里就不一一陈述。

如此看来，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是一个祭坛，而改革家则是这个祭坛上的祭品。这个祭坛因充满了悲剧色彩而变得异常的凄壮。

项羽：“英才”不足，猜疑范增

“英”的素质之重要，以至于会影响到人的一生，所谓“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钧材而好学，明者为师。比力而争，智者为雄……圣之为称，明智之极明也”。刘邦、项羽各有成败，道理就在这里。刘邦文韬武略，壮志在胸，而且“英”的才能较多一些，使韩信等雄才臣服，张良、萧何、陈平等英才也全部归顺于他，所以能吞秦破楚，统一天下。而项羽虽然也同时具备英才和雄才，但他的英才相对的较少，致使自己自以为是，不能广泛采纳意见，使陈平等谋士纷纷投向刘邦，自己则落得乌江自刎的下场。

正当韩信在北方连连得手之时，项羽亲率大军前来围攻荥阳。刘邦心中忧闷，对陈平说道：“天下纷纷攘攘，究竟何时得了？”陈平答道：“大王所虑，无非是为着项羽。我料项羽手下，忠臣不过范增、钟离昧数人。大王如肯舍得大量金银财宝，贿赂楚人，进行反间，他们君臣间必然相疑，然后乘机进攻，破楚也就容易了。”刘邦道：“金银何足惜？只要能灭掉强敌就好。”说完，即命左右取出黄金四万两，交给陈平，由他使用。

陈平听命退下，遂派人拿了一些黄金，照上法前去办理。只两三天，楚军中果然流言四起，说是钟离昧等因功多赏轻，不得分封，将要联汉灭楚。项羽本来就好猜疑，听到传言后果然起了疑心，把钟离昧等看作贰臣，不再信任，只对范增依然如故。范增建议速攻荥阳，以防刘邦逃逸。项羽便亲督将士，把荥阳团团围住，四面猛攻，不肯稍缓。刘邦见荥阳已难固守，便派人去楚营求和，表示愿以荥阳为界，东面归楚，西面归汉，双方平分天下。项羽当然不肯答应，不过，因汉使已经前来，也就只好派人人城作答。于是陈平便借此机会设下了一个圈套，来骗楚使。

且说楚使人得城来，去见刘邦，刘邦却按陈平所教，佯装醉酒，只含糊问了数语即将他打发出来。陈平将楚使送到客馆，也即告退。楚使坐了片刻，见一班仆役抬了牛羊鸡猪和美酒佳肴向厨房走去，心中格外纳闷，暗想汉王为何对我这样优待，竟要以如此丰盛的物品招待我？正思忖问，陈平走了进来，向楚使询问范增的情况，并问有无范增的亲笔信。楚使道：“我是奉项王使命而来的，并非亚父（项羽号范增为亚父）所派。”陈平听了，十分惊讶。遂不再多说，起身告辞而去。不一会儿，就见有人跑到厨房，命仆役们将所有物品全部抬走，并且听他自言自语地说道：“既然不是亚父派来的，怎配享受这样丰盛的宴席。”楚使更觉纳闷。东西抬走后，好一会儿不见动静，直到日影西斜，才见有人拿来酒饭，放在案上，请楚使用餐。楚使见菜中只有蔬食，并无鱼肉，且饭馊酒酸，不禁大怒，虽肚中饥肠乱呜，也不肯再吃，当即不辞而别。

他一口气跑回楚营，将所见所闻全部报告了项羽，并且说范增私通汉王，应加防备。项羽发怒道：“我早有所闻，总是不信，哪知他果然通敌！这个老匹夫，想是活得不耐烦了！”左右忙替范增排解，项羽这才勉强忍住，不再发作。

范增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仍是一门心思要为项羽设法灭汉。他见项羽为了议和而放松了攻城，心中很是着急，便去见项羽，督促其从速攻下荥阳，并且把当年鸿门宴上的事重提了一遍，说若我不逼人。

人就要逼我，如果再让刘邦逃脱，将后悔莫及。项羽被他这样一说，忍不住气闷，便勃然道：“你叫我速攻荥阳，我并非不想依你，但只恐不等攻下荥阳，我的命却被你送掉了！”。范增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好干瞪着眼看着项羽。他忽然想到平时项羽从未向他说这种话，这必定是有人进谗的缘故，因而忍耐不下，朗声说道：“天下事大体已经定了，愿大王好自为之，休中了敌人的奸计。我已衰老，本该引退，今请求赐我残生，让我归葬乡里算了。”说完，掉头径出。项羽也不挽留，听任范增回到本营。

至此，范增终于绝望，遂派人把自己的历阳侯印绶送还项羽，草草整装，即日东归。他一路走，一路想，自思几年来一心为楚，不想却落了这样一个下场，不由得气闷交加，寝食不安。一个年过七十的老人，怎经得起这样的打击，结果未到彭城，就背发恶疮而死。

项羽因一时猜疑而失去了范增这样的辅弼之材，使自己愈加势单力薄，终因兵败而自刎于乌江，这就是“英才”不足所导致的直接恶果。

班超：临危不乱，果断出击

英才和雄才都只是偏至之材，只有身兼英才和雄才才能成就大业。历史上许多成功者都是既有英才又有雄才。

班超年少的时候就胸怀大志，由于家贫，他曾受雇为官府抄写文书，以养家糊口。一次，在抄书的时候，他弃笔长叹道：“大丈夫应当效法张骞，立功边疆，封侯万里之外，怎能久困于笔砚之间！”同僚们都笑他痴心妄想，班超感慨地说：“你们怎能理解我高远的志向啊！”

东汉永平十六年，班超如愿以偿，投笔从戎，随都尉窦固赴西北出击匈奴。不久，窦固赏识他的才干，派他与从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班超一行人来到西域鄯善国都城。鄯善国王开始时对他们十分恭敬，后来突然冷淡起来。班超琢磨可能是当时与汉朝为敌的匈奴从中破坏，便对他的部属说：“你们察觉到没有，鄯善王在有意怠慢我们。智者能在事情发生之前看出苗头，况且现在事情已经非常明显了！一定是匈奴的使者来了，鄯善正在犹豫不定，考虑与汉朝结好还是与匈奴结好的问题。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防鄯善王倒向匈奴那边。”

班超叫来鄯善国的人，问道：“匈奴使者到来数日。现居住在什么地方？”这些人见班超消息这么灵通，便乖乖地说了实话。班超立即召集随行的36名部下一起饮酒。酒酣之际，他激动地对大家说：“各位与我一同不远万里来到西域，就是为了博取功名、富贵。匈奴使者来到不过数天，鄯善王就疏远了我们。他若倒向匈奴，不仅会影响我们两国的关系，就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只能留下尸骨喂豺狼了。请你们考虑一下，现在该怎么办？”部下们都表示愿意听从他的安排。班超坚决地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今之计，只有出其不意，乘夜火攻匈奴使者，趁其慌乱之时，歼灭他们。处置了匈奴使者，我们必能镇住惊魂未定的鄯善人。这样，鄯善人只有同我们汉朝和好，我们也可以建功立业！”

有人担心出乱子，建议与从事郭恂商量一下。班超断然拒绝说：“是好是歹，就在今天决定。郭从事不过是个庸俗的文职人员，一听这事，必然恐惧惊慌，那反而会泄露了我们的计划。”

当天夜晚，天黑得出奇，班超率领部属摸到匈奴使者的营房，命令十人在屋后埋伏，并与他们约定，一见火起，就鸣鼓呐喊助威，其余的人，都手持弓箭，夹门埋伏。沙漠里夜风很大，班超亲自顺风放火，顷刻间，匈奴营地火势冲天，鼓声动地。匈奴人从梦中惊醒，一片混乱。班超身先士卒，冲杀进去，连斩三人，他的部下也奋勇杀敌，共斩杀三十多人，其他百余名匈奴人，都葬身在火窟之中。

第二天，班超把事情告诉了从事郭恂。郭恂开始时惊惶失措，继而又怒形于色。班超知道他的心思，连忙对他说：“您虽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也不会独占这个功劳的。”郭恂听了立即转怒为喜，与班超一起去见鄯善国王。国王一见到班超拿出匈奴使者的首级，惊恐失色。经过班超好言劝说、安慰，国王决定与汉朝结好。

消息传到京城，明帝刘壮下诏，赞许班超的气节与胆略，任命他为正式军司马，继续留守西域。在班超的身上，既有“英”的成分，又有“雄”的成分，“英”与“雄”相济，才能有勇有谋，做事更易获得成功。

诸葛亮：虚张声势，布疑惑敌

诸葛亮可谓是一个出奇的英才，他精通兵法，善于“虚张声势，布疑惑敌”，搞得敌军人心惶惶，从而不战而败。

魏、蜀在争夺汉中的斗争中，诸葛亮接连用计，使曹操惊疑心怯，拔寨退30里，寻找空阔处扎营。诸葛亮笑着说：“曹操虽知兵法，不知诡计。”遂请刘备亲渡汉水，背水结营。刘备问计，诸葛亮说：“可如此如此。”

曹操见刘备背水下寨，心中疑惑，使人来下战书。诸葛亮批来日决战。次日，两军会于中路五界山前，列成阵势。曹操出马立于门旗下，两行布列龙风旌旗，擂鼓三通，唤刘备答话。刘备引刘封、孟达并川中诸将而出。

曹操扬鞭大骂“刘备忘恩负义”，是“反叛朝廷之贼”！刘备说：“我乃大汉宗亲，奉诏讨贼。你上弑母后，自立为王，僭用天子銮舆，非反而何？”曹操大怒，命徐晃出马来战。刘封出迎。交战之时，刘备先走入阵。刘封敌不过徐晃，拨马便走。曹操下令：“捉得刘备，便为四川之主。”大军齐呐喊杀过阵来。蜀兵望汉水而逃，尽弃营寨；马匹军器，丢满道上。曹军都争相抢夺，乱了阵脚。曹操急令鸣金收军。

众将说：“我等正待捉刘备，大王何故收军？”

曹操说：“我见蜀兵背汉水安营，其可疑一也；多弃马匹军器，其可疑二也。可急退军，休取衣物。”于是下令说：“妄取一物者立斩。火速退兵。”

曹兵方回头时，诸葛亮号旗举起，刘备中军领兵便出，黄忠左边杀来，赵云右边杀来。曹兵大溃而逃，退守阳平关。

曹操与诸葛亮的交锋中，多次为诸葛亮欺诈而败逃，每次临战时，曹操多恐惧诸葛亮用诈。曹操在汉水一战中之所以输给诸葛亮，不是因为曹兵力量不足，而是由于曹操用兵之策与诸葛亮相差甚远。也就是说两人的智谋与智慧，还差得很远。

最能够反映诸葛亮智慧的要数“空城计”。

诸葛亮首次伐魏，失利街亭，不得不另行安排。

司马懿占街亭后，召集众将。他对郭淮说：“今街亭已失，诸葛亮必走。公可速与子丹星夜追之。”郭淮接令，出城而去。

司马懿又对张邰说：“汝可从小路抄箕谷退兵。吾自引兵当斜谷之兵。若彼败走，不可抗拒，只宜中途截住，蜀兵辎重，可尽得也。”

张邰受计，引兵一半去了。

司马懿下令：“竞取斜谷，由西城而进。西城虽山僻小县，乃蜀兵囤粮之所，又是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总路。若得此城，三郡可复矣。”

于是司马懿留申眈、申仪守列柳城，自领大军望斜谷进发。

而此时，诸葛亮分拨已定，先引五千兵退去西城县搬运粮草。忽然十余次飞马来报，说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往西城蜂拥而来！

当时诸葛亮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5000人马，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剩2500人在城中。众官听到这个消息，尽皆失色。诸葛亮登城望之，果然尘土冲天，魏兵分两路往西城县杀来。

诸葛亮传令，教“将旌旗尽皆隐匿；诸军各守城铺，如有妄行出入，及高声大语者，斩之！大开四门，每一门用20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如魏兵到时，不可擅动，吾自有计。”诸葛亮于是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司马懿前军哨到城下，见了如此模样，皆不敢进，急报与司马懿。司马懿笑而不信，于是止住三军，自己飞马远望。果见诸葛亮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宝剑；右有一童子，手执麈尾。城门内外，只有二十余百姓，低头洒扫。

司马懿看毕大疑，便令军中，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

次子司马昭说：“莫非诸葛亮无军，故作此态？父亲何故便退兵？”

司马懿说：“诸葛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日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汝辈岂知？赶紧撤退。”

于是司马懿率领两路兵退去。诸葛亮见魏军远去，抚掌而笑。

手下众官无不骇然，问诸葛亮：“司马懿是魏国名将，今统十五万精兵到此，见了丞相，便速退去，何也？”诸葛亮说：“此人料吾生平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此人必引军投山北小路去也。吾已令关兴、张苞二人在彼等候。”

众人都惊服道：“丞相之机，神鬼莫测。如果依照我们这些人的意见，一定弃城而逃走了。”诸葛亮说：“我兵只有二千五百，如果弃城而走，一定不能远遁，难道还不被司马懿所擒吗？”

空城计可以说是诸葛亮首次伐魏谋略上的一步铤而走险的绝棋，它是失街亭后的直接后果。尽管是步绝棋，诸葛亮善于用智玩险，险中取胜，也成为千古美谈。

在这里，诸葛亮的成功在于，他首先抓住了司马懿多疑的本性，故布疑阵，让司马懿疑中计，不得不退兵保全；二是诸葛亮一生谨慎，在外人看来，不可能自己守一座空城；三是诸葛亮沉着、冷静、临危不乱，琴声有道。这使人感觉到诸葛亮心中有数，就连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也不得不上当。

朱元璋：引蛇出洞，智败友谅

明太祖朱元璋不仅有胆，而且有谋，所以才能成就帝业，兴国安邦。刘邵说，“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看来事实的确如此。当然，朱元璋在打天下时也是用尽心思，为了一统江山，他也绞尽了脑汁，使出了各种计谋。

元末明初，陈友谅在攻陷太平，占据了长江上游之后，就派人来约张士诚一同进攻建康。有人劝朱元璋亲率大军前往迎战。朱元璋说：“敌人知道我率军出征，用一部分军队牵制我，而大军顺流而下直趋建康，半日内就可到达；那时我的步兵骑兵急急赶回，行军百里再去作战，这是兵法所忌的。”于是召见康茂才，对他说：“两股敌人合到一处，危害必定很大。如果先打败陈友谅，那么张士诚那边就会闻风丧胆了。你能迅速地把陈友谅的军队引到这里来吗？”茂才答：“我家有个守门的老汉，过去曾服侍过陈友谅，要他去，一定能取得陈友谅的信任。”于是就命令这个老汉前往送信。

守门老汉乘着小船，直达陈友谅军中，假冒是康茂才的使者，许诺在陈友谅来进攻时，康茂才一定做好内应。陈友谅果然相信，喜出望外，并问康茂才现在在什么地方。老汉回答：“现在负责守卫江东桥。”陈又问桥是什么样的，老汉回答：“是一座木桥。”于是陈友谅赏给他一顿饭，把老汉遣回。临行前叮嘱说：“我很快就到，到了后，以叫‘老康’为信号。”

老汉回来后，报告了上述情况。朱元璋说：“陈友谅将要落人我的圈套之中了。”于是就命人迅速拆掉木桥，换上铁石结构的桥，一夜便完工。命令冯胜、常遇春率领三万兵力埋伏在石灰山旁；徐达的军队等候在南门外；杨璨驻守在大胜港；张德胜、朱虎率水师驶出龙江关外。朱元璋总领大军在卢龙山，命令旗手们把黄色旗帜隐伏在山的右边，把红色旗帜隐伏在山的左边，并告诫他们说：“敌人来了就举红旗，听到鼓声就举黄旗，这时，全部埋伏的军队都要立即发起攻击。”当天，陈友谅果然率船队东下，到大胜港时，水路狭窄，又遇上杨璟阻击，即退出大江，直乘船冲向江东桥。到桥边时，发现桥都是铁石筑成的，感到惊疑。连呼“老康”，没人答应。陈友谅此刻才发觉其中有诈，于是立即分出水师千余人奔向龙江，派出万人兵力登岸修筑栅栏，来势很猛。这时正值酷暑，朱元璋预感一定要有大雨，就命令各路大军就地起炊吃饭。当时天空一点云也没有，但过了一阵，忽然从西北刮来大风，下起瓢泼大雨。此时红旗举起，众将士竞相冲向前去拔除栅栏，陈友谅指挥军队上来与其争夺。战斗刚开始，大雨恰好停止。朱元璋命令击鼓，鼓声震天动地。这时。黄旗举起。伏兵发起攻击，等在南门外的徐达部也赶来参战，水陆并进，内外合击，陈友谅的军队大败。朱元璋的大军乘胜追击，一举收复了太平。

纵观历史，凡是开国之君，无一不是“英才”与“雄才”都具备的人。正因为他们勇力过人，智力出众，才能统领百万之师，平息叛乱，一统天下。朱元璋不仅是乱世中的枭雄，也是善于计谋的奇士，所以他才能坐上皇帝的宝座。也可以说，是他的“英才”和“雄才”让他有实力与他人竞争，让他战无不胜。

项羽：匹夫之勇，难成气候

项羽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里生动而形象地描绘了他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司马迁指出：秦失散政，陈胜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如果项羽没有本事，就不能在3年问率领楚军与齐、赵、韩、魏、燕五国军队灭秦。他分天下以封王侯，这时政由羽出，自称“西楚霸王”，这是近古以来未尝有的。因此，司马迁将为他写的传列入“本纪”，置于秦始皇的“本纪”之下，这是说他继秦而有天下，是当时全国最高统治者。这也是对项羽推翻暴秦的功勋的充分肯定。

项羽是淮北下相人。参加反秦队伍时才24岁。他身长八尺余，力能扛鼎，吴中子弟都畏服他。

项梁响应陈胜，率领吴中8000子弟兵反秦，深得项羽力助，屡破秦军。项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轻视秦军。秦增强章邯兵力以攻项梁，大破楚军于定陶，项梁战死。章邯认为楚地兵已不足忧，便引兵渡河击赵，大破赵军，围赵王于巨鹿。章邯北上，是犯了重大错误，其实楚军还有项羽和刘邦所领的两支精锐部队，这使楚军得以重整旗鼓。

楚王怕秦灭赵后楚势孤，便议派兵救赵。因宋义曾预言项梁骄兵必败，楚王认为宋义知兵，便任他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领兵救赵。大军进抵安阳，宋义却下令停止进军，一直逗留了46天。项羽对宋义说：“秦军围赵王于巨鹿，应急领兵渡河，楚军击其外，赵军应其内，必破秦军。”宋义不同意说：“今秦兵攻赵，战胜则兵疲，我乘其疲取之；秦兵败，我则引兵西向必破秦。故不如让秦赵拼搏，我坐收渔人之利。冲锋陷阵，我不如你；运筹决胜，你不如我。”于是宋义下令：“敢违命者，皆斩！”派其子宋襄相齐，亲自送到那个地方。回来后又召集诸将领欢饮。这时，天寒又逢大雨，士卒冻饥。项羽入帐愤然对宋义说：“本应戮力攻秦，今却久留不行。今年歉收民贫，士卒食不饱，军中缺粮，却饮酒作乐，不去渡河与赵并力攻秦，而说‘乘其疲’。秦军强大，赵国新立，赵国必败。赵败秦更强，有何疲可乘？且楚军刚被秦军所破，王坐不安席，以倾国之师委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体恤将士而忙于儿子的私事，非忠于国家之臣！”项羽即于帐中斩宋义，以号令军中说：“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密令羽杀之。”诸将慑服，不敢吭声，都说：“立楚是将军家，将军诛乱。”便共立项羽为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之子杀之，又派人向怀王报告，怀王只好正式任命项羽为上将军。

项羽杀宋义，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使英布先率兵渡漳水击秦。项羽随即率全军渡漳水，“皆沉船，破斧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到则围秦将王离，九战九胜，绝其粮道，大破之，杀秦将苏角，虏王离。秦将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在巨鹿之战中，楚军勇冠诸侯军。当楚军冲击秦军时，各诸侯将皆从壁上观。楚将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各路诸侯无不人人恐慌。破秦军后，项羽召见诸将，他们进入辕门，都膝行而前，不敢仰看。项羽于是被公推为上将军，诸侯军皆由他统领。

接着，项羽屡败秦军，并利用其主将与赵高的矛盾，促其投降。于是率大军人关。这时，刘邦已先人关占领咸阳，因刘邦只有兵10万，而项羽兵40万，彼此力量悬殊，只好从属于项羽，天下权力终归项羽。

项羽在战争中是英雄，具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丈夫气概，但在政治上却是十足的侏儒。这是因为，项羽虽然身兼有“英雄”，但他“雄”才能多于“英”才。

秦之速亡，是用暴政来满足其无穷的私欲，凭暴力来统治天下，结果适得其反，使人心厌秦恨秦，不亡何待？项羽推翻了暴秦，他没有做争取秦人的工作，使秦人心服归附，而是以屠杀为能事，把秦人推向其对立面。西楚霸王恃其有战无不胜的江东八千子弟为核心的楚军，东征西伐，想凭着武力占有天下。

由于国耻家仇，项羽恨秦是必然的。但“成大事者不计私怨”，为了有利于图天下，即使不共戴天之仇也要忘掉。而项羽。不论是在战争中，或是破城后以至经过的地方，甚至对降军俘虏，一概加以屠杀。如项梁派项羽攻襄城，襄城将士坚守，数攻不下，项羽破城后，全部坑杀；项羽攻破咸阳，也照样屠城。可见其“英”才的成分少，只知蛮勇，凭暴力行事，不考虑到其政治后果。因此，项羽人咸阳后又犯了一系列的政治错误。

一是不定都咸阳而东归。咸阳当时已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可以号令天下，因此有人向项羽建议说：“关中山河险阻，土地肥沃，在此建都可以称霸。”项羽舍不得离故乡而心思东归，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有哪个能看见呢？”带着掠取到的珠宝和妇女东归，建都于彭城。而彭城缺乏建都条件，后刘邦趁项羽外出征伐，一举便把它攻破了。

二是分封诸王，孤立自己。项羽想自立为王，便先封诸侯为王。他对诸侯说：“天下初起义反秦时，都立原六国后以伐秦。而冲锋陷阵，3年间灭秦而定天下的，都是靠将相诸君与羽之力。义帝虽无功劳，也当分地封之。”诸将都赞成说：“好！”于是项羽乃分天下，分封18人为王，自立为西楚霸王。以前秦鉴于周国分封，使诸侯各自扩张势力而弱周室，造成尾大不掉，促使天下分裂，互相讨伐，故废分封而改为郡县，加强了中央集权。项羽不继承秦建郡县制度而沿用周的分封制度，尔后诸侯王纷纷叛变使己孤立，这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是杀义帝。诸侯王各到其封国后，项羽以“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为借口，派人迁徙义帝到彬县，过江时将义帝杀害。义帝是项梁为号召楚人反秦而立，他确无功，迟早会被人除掉。但他是楚国人的象征，楚国人对他是有感情的。当时秦虽被推翻而天下尚未稳定，项羽不利用这象征以号令天下，反而杀之，是一大失策。后来刘邦为义帝发丧，以此为口实，声讨项羽之罪，动员楚人反对项羽。

项羽犯了一连串政治错误，皆因仅凭暴力之故，仅凭暴力行事是难成气候的。领导者的粗暴对外来讲会招致各种反对力量，对内来讲则会众叛亲离。一个领导者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又怎能成得气候建立功业呢？

吕尚：不拘形式，务求实际

古代大型书典《太平御览》中讲道：“草之将精者为英，兽之将群者为雄。”“英雄”一词实际上是“英”与“雄”的合称。草中的精灵叫做英，比如人参、灵芝，兽中力强声壮的叫做雄，比如老虎、雄狮、猎豹。引申过来，人才中的精灵人物，也有英与雄的区别。以学识智慧策谋著称的，叫“英才”；以勇力胆识武略见长的，叫“雄才”；这文武两种人才就是英与雄的大致分界。

英才长于思考，是行动的号角，事务活动的大脑。这首先体现在行动的源起上。思想是创意成真的原动力，是整个后续行动的先驱。这些都是英才的特质。吕尚就是一个英才。

吕尚一生多谋善断，长于用兵，工于奇计，因此，周代及后世的兵家和谋略家，皆尊他为祖师。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善于治理国家的政治家，这可以从齐国的发展中看出来。

周武王姬发即位，拜吕尚为国师，尊称为尚父。

一次，周武王问：“我欲轻罚而重威，少行赏而劝善多，简其令而能教化民众，何道可行？”

吕尚答道：“杀一人而千人惧，杀二人而万人惧，杀三人而三军振者，杀之。赏一人而千人喜，赏二人而万人喜，赏三人而三军喜者，赏之。令一人而千人得者，令之；禁二人而万人止者，禁之；教三人而三军正者，教之。杀一以惩万，赏一而劝众，此明君之威福。”

武王心领神会，时时慎于刑赏，力求令行禁止，使周朝政治愈益清明。

与此同时，商朝统治集团的核心发生了激烈冲突和分裂，大贵族王子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启惧祸出逃，太师疵、少师强怀抱礼乐重器投奔周。国人见商纣王不可救药，均侧目而视，缄口不言。

看到灭商时机业已成熟，周武王赶忙询问吕尚：“殷大臣或死或逃，纣王是否可伐？”

吕尚已知兼得天时、地利、人和，毅然答道：“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谋后行者昌，先行后谋者亡。且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

武王闻言，决意兴兵伐纣

出师前，周武王命卜祝占卜吉凶，得兆不祥。一向迷信的群臣贵族十分恐惧。吕尚偏重人事，而轻枯草朽骨之验，力劝武王勿失良机。他说：“顺天之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智者将不以为法，愚者将拘泥之。若乃好贤而能用，举贤而得时，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借卜筮而事吉，不祷祀而福从。”

武王奋然而起，遍告诸侯：“殷有重罪，不可不伐！”遂以吕尚为主帅，统领兵车三百乘、猛士三千员、甲士四万五千人，出兵东进。

周军行至中途，屡遇风狂雨猛、雷电交加时日，甚至拔树发屋。折旗毁乘。吕尚见上下交互不安，便把这肃杀之征巧释为对殷商的天怒之象，借助虚无缥缈的天地鬼神来推行人事，理直气壮地打出吊民伐罪的旗号。

时当天下鼎沸之际，遇有一方发难，便有八方响应。周军东进途中，各地诸侯纷纷前来会师。

周军前歌后舞，士气高昂。十二月，从孟津渡过黄河，直扑商都朝歌。

吕尚自作前锋，亲率虎贲和兵车冲击商军。商军虽众，却无斗志，居然阵前倒戈，引导周军杀回朝歌。

纣王见大势已去，惶惶然登上鹿台，蒙衣自焚而死。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五百余年的奴隶制国家，至此灭亡。此战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

商纣王死后的第二天，周武王与吕尚等人召集祝捷大典，将伐纣义举上告天神。然后，散鹿台所积之钱，发巨桥所囤之粟，用以赈济民众，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丘，用以取悦殷商贵族，斩纣王宠妃妲己，归后宫妇女，以示曲体民心。

克商以后，周军四处出击，征伐殷商的盟邦，基本上控制了原先商王朝统治的主要地区。周武王班师回到镐京，正式建立了周王朝。

殷商灭亡的第二年，周武王病死，其子即位，是为周成王。吕尚因功劳卓著，受封海、岱之间（今山东）广大地区，都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建立齐国。齐国的疆域东抵海滨，西及黄河，南达穆陵关，北至无棣县。周成王传命吕尚：“五侯九伯。您都可以实得征讨。”从此，齐国享有专擅征伐的特权。

吕尚受此殊荣，欣然整装就道，东赴齐国。途中遇见一位高士，提示吕尚说：“常言道，时难得而易失。贵客寝食甚安，恐怕不像就国之人！”

吕尚骤然醒悟，事关邦国命运，岂容片刻玩忽！于是，他午夜穿衣命驾，飞驰而东。及至齐国，恰逢莱侯兴师犯境，与齐争夺营丘。倘不是吕尚后来择善而从，快马加鞭，几乎遭误国的厄运。

吕尚根据齐国土地辽阔、物产丰盈的自然环境，以及生产水平相对先进和异族势力较为雄厚的经济、政治条件，及时确立了治齐的重大策略原则：“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

吕尚为齐国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使之在较长时期内一直突飞猛进，遥遥领先于其他诸侯国家和地区。

西周时期，齐国是周王朝在东方的最重要支柱，到了春秋中期，周王室衰微，齐国最先崛起，成为纵横中原、左右天下局势的“五霸”之首。直至战国时期“田氏代齐”之后，齐国依然跻身“七雄”行列。

吕尚靠过人的胆略和远见卓识，治国用兵不拘形式、务求实际，具有开国创业的精神。由于他注重发挥治国之士的聪明才智，保留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全面发展农工商各业，结果，远近人民相率归心，齐国迅速强大起来，创造出发达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

品质观人法

人的本质并非像正邪善恶一般泾渭分明，而是充满矛盾的。有时。虽心地善良，却不愿解囊相助。或舍己为人。之所以会这样。就要看当时是哪种性情占了上风。“品质”之理，旨在阐释人之本性，对于识人来讲，也有其值得借鉴之处。

仁出于慈

有慈而不仁者

仁必有恤

有仁而不恤者

【原文】

夫质有至、有违，若至胜违，则恶情夺正。若然而不然。故仁出于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厉必有刚，有厉而不刚者。若夫见可怜则流涕，将分与则吝啬，是慈而不仁者。睹危急则恻隐，将赴救则畏患：是仁而不恤者。处虚义则色厉，顾利欲则内荏，是厉而不刚者。然则慈而不。仁者，则吝夺之也。仁而不恤者。则惧夺之也。厉而不刚者，则欲夺之也。故日。慈不能胜吝，无必其能仁也。仁不能胜惧，无必其能恤也。厉不能胜欲，无必其能刚也。是故不仁之质胜，则伎力为害器。贪悖之性胜，则强猛为祸梯。亦有善情救恶，不至为害：爱惠分笃，虽傲狎不离，助善著名，虽疾恶无害也。救济过厚。虽取人，不贪也。

【译文】

一般来说，人的本质有正反两个方面，如果正面无法战胜反面，那么反面——即恶的一方面就会压倒正面——即善的一方面，听上去这种情况好像是正确的，实际上并非如此。一般人认为仁义这种品质来自于慈爱的性情，但也有充满慈爱之心却不讲仁义的人；一般人认为讲仁义的人一定非常体恤别人，但也有讲仁义却不体恤别人的人；一般人认为办事严厉的人性情一定非常刚直，但也有办事严厉却并不刚直的人。如果看见可怜的人会流泪，而到了施舍财物的时候却吝啬起来，这就是只慈爱却不讲仁义的人；如果看见别人处境危急就会产生同情，而需要前往救援时却畏缩不前，这就是只讲仁义而不体恤别人的人；如果讲大道理时神情严肃，而一旦受到利欲引诱，内心却非常脆弱，这就是严厉却不刚直的人。因此，慈爱却不讲仁义，是因为他吝啬的丑恶性情占了上风；讲仁义却不体恤别人，是因为他恐惧怕事的丑恶性情占了上风；办事严厉却不刚直，是因为他贪图利欲的丑恶性情占了上风。所以说，如果一个人的慈爱不能压过吝啬之心，他就不会讲仁义；如果讲仁义却不能克服恐惧怕事的心理，他就不会去体恤别人；如果外表严厉却不能战胜利欲的诱惑，他就不能做到刚直不阿。因此，如果不讲仁义的性情占了上风，那么即使他的能力再强，也只会使他作茧自缚；如果贪婪的性情占了上风，那么他就会用这种勇猛的性格去做坏事。有时也会发生性情善良的人救助坏人的事情，但这种善举还不至于会变成坏事；如果两个人彼此之间有深厚真挚的感情，那么即使偶尔互不尊重，也不会导致两个人彻底决裂；如果是为了帮助善良的人，为了把正义的事业发扬光大，那么就算以极端严厉的态度对待坏人，也不会有大的害处。

【事典】

吴起：吸吮脓血，赢取人心

在人类社会中，爱与敬是最主要的道德规范，“爱心”一词更是近年来十分流行的词语。通过对一个人在“爱”与“敬”这两方面的实践情况，就能够预测其在社会活动和所从事的行业中的人际关系是通达还是闭塞。

“敬”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能使人们分清等级差别，但过于严格，会使人际关系疏远、淡漠。而“爱”能使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日趋亲密，这种情真意厚的爱可以说是更高层次的敬。在“敬”与“爱”中，如何掌握两者的比例，对于用人者来讲，显得尤其重要。虽然“宽严相济，恩威并举”的管理手段人人皆知，但在运用中却不太好把握分寸。上级与下级之间既不能称兄道弟，亲密无间，也不能无话可说。形同路人。

对人才来说，有爱心，尊重别人的人，易于得到别人的支持和帮助，有利于事业的发展。对用人者来说，对待下属以爱多于敬为更妙。“得民心者得天下”，能以爱心待下属，下属则会拼命回报。

吴起，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原为卫国人，出仕魏国，担任魏军统帅，以能与士卒同甘共苦而闻名，他的衣着食物与最下层的士兵都没有什么区别。宿营时，他的卧榻也与士兵一样不铺席褥；行军时也不骑马乘车，一样步行，而且还亲自背负干粮，替士兵分担劳苦。

有一次，一个士兵身上长了个脓疮，作为一个军队统帅的吴起，竟然亲自用嘴为士兵吸吮脓血，全军上下无不感动，而这个士兵的母亲得知此消息时却哭了。有人奇怪地问道：“你的儿子不过是个小小的兵卒，将军亲自为他吸脓疮，你为什么哭呢？”

士卒的母亲叹道：“吴起将军也曾替这孩子的父亲吸吮脓疮，后来打仗时，他父亲格外卖力，终于死于战场；现在他又这样对待我的儿子，看来这孩子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了！

这就是爱多于敬的感染力量。但在爱的同时，又必须少不了敬，否则上下级关系亲密有余，严肃不足，会不利于推动工作。因为毕竟有的下属存在许多缺点，有爱无敬，会纵容他们，造成纪律松散，自然会干扰工作。

如果敬多爱少，过于严肃，过于紧张，除了主张相同的廉节人士能归服、遵从外，其他带有若干懒散思想作风的人就可能因畏惧严格的管束而投靠他处。这也是用人者应该注意的地方。爱能使上下齐心，彼此同力；敬能够严肃礼节，端庄行止。有爱无敬，不足以严肃纪律；有敬无爱，又不足以抚慰人心。爱敬双重，爱大于敬，则既得人心又不乱纲纪，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以此行于天下，有谁能敌？

郭林宗：感化恶人，去祸远灾

人的情感往往能够左右人的行为。对人不要过分地表示出自己的喜欢或厌恶的心态，不然好恶不忍，会带来灾祸。人的感情也有一种迁移，这种迁移作用使得人由于喜欢某人某事也连带照顾和他有关的人或事物。正是由于这种移情作用，也能使人见物生情，触景生情，不能忘记以前别人的过错或是对自己的侮辱，从而更加厌恶以往的恶交。这都是不知道什么是人的真正好恶，应该保留哪些爱好，应该厌恶什么事情的结果。

东汉桓帝时，有个叫左原的，是陈留人。他是郡学的学生，曾经因为犯法，被开除了。郭林宗曾经在路上碰到他，便安排酒席来安慰他。郭林宗对他说：“从前颜涿聚是梁甫的大强盗，段干木是晋国的马贩子，最后，一个成了齐国的忠臣，一个成了魏国的贤士。希望你不要气愤，要反省反省自己的过错。”左原接受他的劝告之后走了。当时有人讽刺郭林宗和恶人不绝交，他却说：“人如果不仁义，你还那么讨厌他，是会出乱子的。”左原后来忽然心生愤恨，结交侠客，想报复太学里的人。刚好事发这天，郭林宗正在太学里，左原感到辜负了他的教诲，于是就走了。

左原接受林宗的教诲，而消除了对太学的仇恨。所以说：“使恶人能被仁义感动，就能灭去他年之祸。”这才是懂得厌恶要忍的好例子。若不是郭林宗忍住自己厌恶恶人之心，诲教于左原，左原杀人是很有可能的。正是郭林宗拯救了左原，也以自己忍厌恶的行为，救了太学里面的人。

《论语》上记载过孔子说的话：“有不仁义的人，你如果恨他恨得过度，便会出乱子。”意思是讨厌不仁不义的人，如果过度，使他无地自容，迫不得已，他就会酿成大乱。东汉陈仲弓，颖川许人，有志向，好学习。先作颖川郡功曹，后来为太丘长。灵帝初年，碰上中常侍张让的父亲死了，归葬颖川，尽管全郡的人都去吊丧，但名士中只有陈仲弓一个人去吊丧。后来发生了党锢之祸，大杀名士，张让对当年陈仲弓的行为很感激，所以放了许多名士。

尽管陈仲弓知道张让这个人名声不好，名士不愿与之结交，但他也深明这样的道理：如果一个正直之士连有恶名的人都不敢去交往，怎么去改变他、影响他？而世界之大，比张让坏得多的大有人在。自己今天对张让的尊敬，满足了他的一点虚荣心，也就有可能免去他对很多人的祸事。

萧何：顺从帝王，斩杀韩信

人的哪种性情占了主导地位，人就会随之而发生变化。如果一个人讲仁义却不能克服恐惧怕事的心理，他就不会去体恤别人。就像萧何，当初他月下追韩信时，是求贤若渴；但天下初定，刘邦开始猜忌韩信时，他的恐惧怕事心理占了上风。那时，他的求才之心已无，所以只能当捉拿韩信的使者。

韩信，汉初军事家，淮阴人。早年家贫，常从人寄食，然胸有大志。

秦二世二年，韩信投奔项梁，参加反秦斗争。项梁阵亡后归属项羽，任郎中，曾多次献策，都未被采纳。韩信虽然出身寒微，久不得志，但时刻注意天下大势，胸有韬略，他断定刚愎自用的项羽终不能成大事，便毅然离开他投奔到刘邦军中。然而刘邦并未把他当作“奇才”，只安排他接待宾客，不久因同事犯律受到连累，被定为死罪。当行刑轮到他时，他高喊：“汉王不是想得天下吗？为何要斩壮士？”监斩官夏侯婴“奇其言，壮其貌”，韩信方免为刀下之鬼，并经夏侯婴推荐，升为都尉。后偶与萧何结识，共论天下形势，深为萧何称赞。

萧何许诺向刘邦推荐，但韩信久不见动静，就私下逃走了。当时军士逃走很多，均是想东返家乡，就连萧何也两日不见，刘邦十分惦记，担忧萧何也要逃走。等见到萧何，才知是为了追赶韩信。刘邦诧异道：“军中将领走掉了几十个，为什么单追赶韩信呢？”萧何回答说：“想得到那些将领并不难，至于韩信，则是盖世无双。大王如只欲做汉中之王，大可不用此人，若是想夺天下，恐怕此外再也找不到与您共论大事的人了。”

刘邦听从了萧何的推荐，筑拜将台，沐浴斋戒，拜韩信为大将，使得“一军皆惊”。韩信果然不出萧何所料，屡建奇功，他还定三秦，奇袭破魏，妙计灭赵，迫服燕国，平定齐地，直至垓下灭楚。只因有了韩信这个前敌大将，刘邦才得以打败项羽。

刘邦在得天下之前，不仅懂得对部下殷勤，还慧眼识英雄，把韩信破格提拔，从一个逃兵拜为大将，做上将军，并封其为齐王，使韩信始终念着刘邦对他的好。等到皇帝做到手，刘邦也就没有项羽那么待人客气，刘邦比项羽要自私得多。刘邦舀曾毫无愧色地坦然承认：“既然秦始皇有过这个天下，为什么我不能有？况且我是赤帝之子？，不过他心里也明白，这种理论基础很脆弱，登上皇位靠的是武力，而灭掉一个王朝的威胁也主要是武力，因此他一得天下便下毒手，翦灭功臣。

汉王朝建立的初年，帝王和大臣之间曾经有过平等和谐的关系，刘邦曾说过：“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管理国家，抚定百姓，筹集运输军需给养，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天下人杰，而我能任用之，这就是我所以取天下的原因。项羽有一位范增而不能用，这就是他所以为我所灭的原因。”刘邦称赞的三位人杰，张良在汉朝建立后跳出了政治漩涡，称病闭门，学导引辟谷之术；萧何谦虚谨慎，不置产业；

只有韩信不太聪明，居功自傲，不能顺从，最终被刘邦、吕后所杀。

汉初定天下时，一些曾经与刘邦合力击败项羽的主要将领因为手握重兵，战功显赫，被封为诸侯王，韩信被封为楚王，都下邳。彭越、韩王信、吴芮也分封为梁王、韩王、长沙王。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赵王张耳等仍然保持原有的政治地位。刘邦分封异姓功臣，是因为他们已经拥兵自重，对于这一既成事实不能不承认。当时七个异姓诸侯王国，封域大致相当于汉疆域的一半，西汉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土地，只有二十四郡。也许是历史的巧合，西汉帝国中央政府所直辖的地区与异姓诸侯王国辖地对国土的分割，其形势与刘邦、项羽以鸿沟一线分划天下时的情形极其相似。

异姓诸侯王国的存在，显然和专制皇权有直接的矛盾。于是刘邦待时机成熟，便开始逐步消灭异姓诸侯王国。军功最为显赫的韩信首当其冲。

韩信被封楚王后，经常严陈兵卫，出入巡行县邑。项羽的部将钟离昧逃亡到楚地，汉高祖下令缉捕，韩信却因为钟氏是他的朋友而收留他。公元前201年，有人上书密告韩信谋反，有大臣主张出兵镇压。陈平认为韩信力量最强，不宜用兵；他设计让刘邦声称要出游云梦，召集诸侯在陈县相会，然后乘势逮捕韩信。韩信闻讯，进退两难，想起兵反抗，又想想自己没有什么罪；想去谒见，又怕被捕。韩信无法。

只能劝钟离昧自杀，拿了他的首级去见刘邦。高祖立即命武士将韩信拿下，韩信仰天长叹道：“有人说：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真是应了这句话。如今天下已定，我应该被烹。”高祖将韩信带到洛阳，赦免了他的罪行，降封为淮阴侯。

以后刘邦再次怀疑韩信谋反，他在出征陈豨的时候，把韩信降封留在长安。恰在这时，韩信的舍人栾说派他的弟弟前来送信，报称韩信与陈稀通谋，以前已有密约，这次约定乘夜间不备，打开囚牢，放出囚犯，袭击皇太子，与陈稀遥相呼应。吕后得书后，忙与萧何商量，议定诛灭韩信的计谋。吕后派遣一名军士，潜出长安，绕道北方，再复人长安，谎称是刘邦派来，报告已平定陈豨之乱。群臣不知有诈，都来朝中称贺。吕后的本意是将韩信诳到宫中，但韩信称病未来拜贺，萧何就亲自到韩家走一趟。他来到韩信的家中，韩信只得出见。萧何说韩信的病无关紧要，韩信无奈，只得跟着萧何来到朝廷上。尚未拜贺，即被拿下。韩信知道不好，急呼萧何，望他救助，谁知萧何早已躲开。武士把韩信带到吕后面前，吕后拿出栾说送来的书信作为谋反的“证据”，韩信当然不服。吕后说，现奉皇上诏命，陈稀已被擒获，供出是你主使的，你的舍人也有书信来告，证据确凿。韩信还想申辩，吕后怕夜长梦多，立即命令推出斩首。

萧何追赶韩信，使其成为大将；又设计拘逮，使其殒命，便有了“成亦萧何，败亦萧何”的成语典故。萧何所以如此，那是因为此一时，彼一时。彼时刘邦急需人才，此时刘邦要兔死狗烹，结果，一员功勋卓著的开国大将不明不白地死在吕后的刀下。

楚庄王：人有不及，可以情恕

如果大人物能为人宽宏大度，善解人意，那么他就有君子之腹了。晋代卫蚧常说：“别人有不好的地方，可以凭人情宽恕；别人如果无理取闹，可以据理来解决。”

楚庄王就是一位能容人之过的国君。一次，他设宴招待群臣和众武士喝酒，席间命令他所宠爱的美人劝酒。喝到傍晚，众人喝得颇有醉意，突然一阵狂风吹过，把灯烛吹灭了，大厅里一片漆黑。黑暗中确人拽住了这个美人的衣袖，美人急中生智，一把扯断了那人系帽子的带子。那人松手去保护自己的帽子，美人乘机逃脱。她来到楚庄王身旁，哭诉被人调戏的经过，并要求点上灯烛，抓住那位帽带已断者。

楚庄王却说：“酒醉失礼是难免的，我不能因为一个妃子侮辱臣下和武士！”于是他在黑暗中大喊：“今天大家喝酒要尽兴，谁的冠缨不断，就是没喝足酒，再罚他三大碗！”众臣众将为了讨好楚王，纷纷领命。等重新点上灯烛后，大家的冠缨都断了。就是美人想查出调戏她的那个人，也无从下手了。

三年后，晋国与楚国发生战争。战场上有一位武士英勇善战，奋勇杀敌，五次交锋他都第一个冲向敌人，最后楚国大获全胜。楚庄王很奇怪，便问他为什么如此拼命。那位勇士答道：“末将该死。那次酒醉失礼，大王不但不治我的罪，还为我掩盖过失，我总想找个机会报答您。”

楚庄王爱美人更爱英雄。作为至高无上的国君，他原本可以对武士严惩不贷。但聪明贤达的国君却巧妙地化解了这场尴尬，他能体谅武士的酒醉失礼是难免的。

每个人都会有糊涂的时候，而且每个无意犯错之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谅解。所以，对别人的过失，我们要忍住不满之心，先为他人想一想。

辨伪观人法

辨伪，就要不单从言行来看人，而是探求其行为动机。本文列举了诸多“似是而非”及“似非而是”的表现。旨在告诫领导者，应观察一个人行为的来龙去脉，不能单以言取信，以貌识人。“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得其实？”所以，如果不辨伪，就可能”失其真”；如果对其真情而不信，对反面的意见听不进去，就可能“失其贤”。因此，对于一个人的贤与不贤的考察，要辨证地看人。从多角度多方面来考察，方能辨别准确。

直者亦讦

讦者亦讦

其讦则同

其所以为讦则异

【原文】

人难知乎？宁戚击牛角而商歌，桓公闻而举之；鲍龙跪石而登，孔子为之下车（见《说苑》）。人易知乎？子贡始事孔子，自谓胜之（见《刘子》）；王济家有名士三十年而济不知（见《世说新语》）。故言人之难知易知皆难，而观鉴定夺期间之淹速，亦至不一也。古观人者，接于目而喻于心，其法不传。故决定人品之需要时期，必不可知。汉以后始稍稍有论之者，如《韩诗外传》：

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俨然人望而信之；其次闻其言而信之；其次见其行而信之。

是就其外而决定观鉴之手续者也。形貌、言语、行事，人之必可征于外者，此说极平实可信。

更如《人物志·接识篇》：

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材。故兼材之人，与国体同。欲观其一隅，则终朝足以识之。将究其详，则三日而后足。何谓三日而后足？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

是就其内而决定观鉴之手续者也。道德、法制、策术三材者，无特征于外，不能一望而知之，故谈必三日而后可明。是知全德之人难知，偏材之人易晓，中和平淡之器难窥，狂狷豪俊之士易识，贤者难测，而俗人则易量也。

【译文】

了解人真的很难吗？君不见，宁戚在路边敲打着牛角唱着悲凉的歌谣，齐桓公听到后立即重用了他；鲍龙跪在石头上攀登陡峭的山崖，孔子看到后，急忙从车上下来表示敬意（事见《说苑》）。那么，了解人又很容易吗？君不见，子贡开始事奉孔子时，竞自认为要胜过孔子；王济家养了一位有才干的名士，而王济三十年竟然丝毫不知（事见《世说新语》）。所以要说明人是难以了解还是容易了解，都是很困难的，而且观察鉴定一个人所需时间的长短，也难以统一划定。古人在观察人时，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其方法没有形成文字流传下来。因此判定一个人的人品的优劣究竟需要多少时间，也无法知道。直到汉代以后，才开始渐渐有人论述到这一问题，如《韩诗外传》：

接受任命的人，要衣冠严整，肃然而立，其神态恭敬庄重，让人看了就对他产生信任；其次，是听了他的言谈而对他产生信任；再次，是见到他的所做所为而对他产生信任。

这是针对一个人的外在特征进行观察和鉴定的方法。因为人的形貌、言语、做事的方法，肯定会表现出一定的外在特征，这一说法比较平实可信。

再如《人物志·接识篇》：

具备一种素质的人，只能识别这一种素质的优点；具备两种素质的人，能够识别两种素质的长处：如果具备各种类别的素质，也就能兼备多种才能。所以兼备多种才能的人，如同国体一样。要想考察一个人某一方面的才能，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就能够认识清楚；但如果想探究更加详细的内容，就必须有三天的时间才够用。为什么说三天的时间才够用呢？因为像国体这样的杰出人才，具备德、法、术三种才能，不谈上三天，就无法将他了解清楚。用一天的时间讨论道德，一天讨论法制，一天讨论策术，这样了解清楚后才能充分发挥他的长处，毫无疑虑地举荐他。

这是根据一个人的内在素质而对其进行考察鉴定的方法。道德、法制、策术三种才能，没有明显的外在特征，别人不可能一看便知，所以必须和他谈论三天后才能了解。由此可知，道德完美的人，难以被人了解，有某一方面才能的人则易于被人知晓，内心中庸平和志趣淡泊的人，难以被人窥视，而性格狂放耿介豪爽超拔的人，则容易被人赏识，贤能的人难以让人看透，而普通人则容易让人测度。

【原文】

观鉴定夺时期，究以何者为程限乎？愚尝考验诸书，其数三者常胜。汪中曰：“三者，数之成也。”（见《述学》）三者，参也，以相参也，一则过于单孑，二则尚可游移，三则观之反覆，可参考而信矣。故三面既以观人，三日亦以观人，三十日亦以观人，三月、三年亦以观人，三三之九载，亦以观人。盖九者，数之终也。最多莫过三十载，然史证已绝少矣。其证如左：

三面：《世说新语》载：羊公还洛，郭奕为野王令。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见，见曰：“羊叔子何必减郭太业。”复往羊许，小悉还，又叹曰：“羊叔子去人远矣！”羊既去，郭送之弥日，一举数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复叹曰：“羊叔子何必减颜子！”

三日：《三国志·吕蒙传》注：吕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三十日：《后汉书·许劭传》：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檄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三月：《论语》：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

三年：《尚书·舜典》：“三载考绩。”《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汪中《释三九》云：“三年云者，虽终其身可也。

其语意与此稍别，然言其久，则不异也。”）《刘子·心隐篇》：“若子贡始事孔子，一年自谓胜之，二年以为同德，三年方知不及。”

九载：《尚书·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蔡沈《集传》云：“三考，九载也，九载则人之贤否、事之得失可见，于是陟其明而黜其幽。”又《尧典》：“九载，绩用勿成。”

三十龄：《大戴礼·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间而无艺，即无艺矣！”

【译文】

观察和鉴定一个人所需要的时间，究竟以多少为限呢？我曾经查阅过许多书籍，发现“三”这个数常常被用到。汪中说：“三，是数字中之集大成者。”“三”，即是“参”，互相参照的意思，“一”，显得过于孤单；“二”，还有点拿不准；“三”，则说明经过了反复的考察，可以互相参考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所以见过三次面就可以观察一个人，用三天的时间也可以观察一个人，三十天也可以观察一个人，三个月、三年也可以观察一个人，三个三年即九年，仍可以观察人。九，是数的终极。观察人的时间，最多没有超过三十年的，然而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已经很少了。其事例如下：

三面：《世说新语》记载：羊祜返回洛阳时，郭奕正担任野王县令。羊祜到了野王县界，派人邀请郭奕，郭便自己去了。见面后，郭奕叹道：“羊叔子何必这样使我逊色呢？！”后来又到羊祜的住处拜访了片刻，归来后又叹息道：“羊叔子超过别人太远了。”羊祜离开时，郭奕送了他一整天，一下子走出几百里，以至于离开了自己管辖的地区，并因此而被免职。郭奕再次叹息道：“羊叔子何必不如颜子！”

三日：《三国志·吕蒙传》注：吕蒙说：“与人分别三天，就应当以新的眼光来看待。”

三十日：《后汉书·许劭传》：许劭与堂兄许靖都有很大的名声，二人喜欢一起分析评论乡里人物，每个月就更换一个品评题目，所以汝南有每月初一品评人物的习俗。

三月：《论语》：孔子说：“颜回这个人啊，他的心三个月都不会背离仁德。”

三年：《尚书·舜典》：“舜帝每三年考察一次百官的政绩。”《论语》说：“父亲死后三年，都不改变父亲的志向，就可以称为孝了。”（汪中《释三九》中说：“所谓三年，实际上是说终身都可以。这样解释，虽然在语意上稍微有，最区别，但在说时间长久这一点上，是没有区别的”）《刘子·心隐篇》：“像子贡，开始师从孔子时，第一年他认为自己的道德水平要胜过孔子，第二年他认为自己和孔子的水平一样，第三年才知道自己赶不上孔子。”

九载：《尚书·舜典》：“舜帝每三年考察一次百官的政绩，考察三次之后，罢免了一批昏庸的官员，提拔了一批贤明的官员。”蔡沈在《集传》中说：“考察三次，即是九年的时间，用九年的时间，官员是否贤能，事情成功与否，就能看得很清楚了，于是可以根据考察结果提拔贤明的官员，罢免昏庸的官员。”又《尚书·尧典》说：“九年，鲧都没有取得成功。”

三十年：《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仍然没有什么才能，也就再也不会有什么才能了！”

【原文】

何谓观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纯讦性违，不能公正。依讦似直，以讦讦善，纯宕似流，不能通道。依宕似通。行傲过节。故日，直者亦讦。讦者亦讦，其讦则同，其所以为讦则。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则同，其所以为宕则异。

【译文】

怎样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行为动机，来认识他的所作所为与心中所想是否表里如一呢？如果仅仅以揭发别人的隐私为目的来观察别人，是违背人之常情的，这样做不能算是公正待人。因此，当面揭露别人的隐私，看上去是很正直的行为，实际上这是在攻击好人，斥责良善之辈。如果有意放纵自己，这种行为看上去很自由，但却不能使人步入正道。因此，这种有意放纵自己的举动看上去很洒脱，仿佛看清了一切人情世故，但实际上是行为傲慢，生活没有节制。所以说，正直的人爱斥责别人的过失，好揭发别人隐私的人也爱斥责别人的过失，他们的斥责看起来是相同的，但斥责别人的原因却是不一样的。洒脱通达的人放纵不羁，放荡的人也放纵自己，他们放纵的行为相同，但放纵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原文】

然则何以别之？直而能温者，德也：直而好讦者，偏也：讦而不直者，依也；道而能节者，通也。通而时过者，偏也：宕而不节者，依也。偏之与依，志同质违。所谓似是而非也。

【译文】

那么怎样才能区别他们之间的不同呢？性格正直而又温和的人具有中庸的美德；性格正直却好揭短的人就有错误的倾向；喜欢斥责别人而自己品性又不正直的人，就是表里不一、似是而非的人。能疏导自己的情绪，行事又有节制的人，就具有通达的性格；

通达得过分了，就产生了错误的倾向；放纵而不节制自己的，就叫做表里不一的人。错误的倾向和表里不一，这两者的表现是一样的，但性质却是不同的，这二者都是似是而非的表现。

【原文】

是故轻诺，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无效。进锐，似精而去速。诃者，似察而事烦。讦施，似惠而无成。面从，似忠而退违。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权，似奸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内明。博爱，似虚而实厚。正言，似讦而情忠。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

【译文】

因此，有的人轻易向别人许诺，看上去很讲义气，实际上很不守信；有的人办事时经常变换方法，看上去很有能力，实际上收不到一点儿效果；有的人专喜欢刻意进取，看上去似乎善于观察事物，实际上只会添乱；有的人表面上很顺从，看上去挺老实，背地里却固执己见。这些都属于似是而非的表现，也有似非而是的情况。有的人手中掌握很大的权力，看上去像是滥用权力的奸臣，实际上他为国家做出了很多贡献；有的人非常聪明但不外露，看上去似乎很愚笨，实际上他却很精明；有的入具有博爱的胸怀，看上去这种爱非常空泛，但实际上这种爱非常深沉淳厚；有的人爱讲道理、说实话，看上去总是在谴责别人，实际上他非常真诚，都是为了别人好。

所以我们要认真观察，辨别清楚似是而非和似非而是的不同表现，掌握真实情感的正反两种情况。这些道理看起来很容易明白，但实际上则难以区别，不是天下最精明的人，又有谁能把握住假象下的真实情况呢？

【原文】

有似理讼。其实难别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肩皂得其实。故听言信貌，或失其真。诡情御反，或失其贤。贤否之察，实在所依。是故观其所依，而似类之质可知也。

【译文】

所以要是仅仅听对方说的话，轻易就相信对方的神色表情，有时就会失去对真相的了解。要是怀疑真相而去相信假象，有时就会失去真正的人才。所以观察辨别一个人是否贤明，必须看他外在的行为举止表现了他什么样的内在动机。因此，观察他的内心动机，就可以知道他具有什么样的品质。

【事典】

李林甫：似是而非，压抑人才

当面斥责别人有两种情况。纯讦的人，常会揭人的隐私，不能公正地处理事情，他看起来似乎很正直，其实是利用揭人之短达到个人的目的。正直的人揭发别人的错误是从不考虑个人利益。纯讦的人揭发别人隐私毫不留情。两者同样都是揭发，不过前者就事论事，公正无私；后者对人不对事，通过对事来打击人，所以有很大的差别。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不仔细查明一个人做事的动机和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奸臣当作忠臣，把小人奉为君子。

唐朝李林甫，在玄宗朝上位居宰相19年，但却是靠谄媚皇帝而发迹的小人。

左相李适之性情直率，不阿谀奉承，受到李林甫的猜忌。李林甫故意对李适之说：“听说华山附近有金矿，开采出来国家就可以富足了，陛下似乎还不知道此事呢。”李适之信以为真，过几天他上朝时就把此事告诉了唐玄宗。唐玄宗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当即问李林甫：“有没有这回事呀？朕怎么不知道？”李林甫马上回答：“是有此事，臣也早就知道了，但因为华山是陛下的根本，正气所在，不宜开采，所以微臣也就没有提。”这一来就显出了他比李适之高明许多。唐玄宗听了，认为李林甫能够处处为皇上着想，心里十分高兴，随后又责备李适之：“以后凡有奏事先和李林甫商量一下，不要再这样轻率鲁莽了。”李适之真是哑巴吃黄连，半晌说不出话来。

公元747年，唐玄宗下诏让天下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到京城长安来应选。李林甫表面上大力支持，实际上他害怕那些来自民间的文士在皇帝面前直言不讳地攻击自己，便又玩弄权术，让尚书省对这些人进行考试，考完了之后，一个也不录取。发榜以后，李林甫上表向唐玄宗祝贺：没有一个人中选，说明天下已无剩留的贤才，贤才都被陛下任用了。就这样，由于一个当权的李林甫为一己之私利，葬送了若干天下饱学之士的前程，而李也遭到了百姓的唾弃。

这件事是在唐玄宗步人中年以后发生的，所以晁无咎有诗云：“阊阖千门万户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这就是讲唐玄宗中后期朝廷人才的凋敝，在安禄山叛乱以前的这一段时期，他的政府中人才少了，肯说话的人没有了，张九龄、韩休都过去了，再没有敢对他提反对意见的人了。唐玄宗遭安禄山之乱，逃难到了四川的边境。他骑在马上感叹人才的缺乏，便说：现在要想找像李林甫这样的人都难了。当时，旁边另一谏议大夫附和说：“的确人才难得。”唐玄宗说：“可惜的是李林甫器量太小，容不下好人，度量不宽，也不能提拔人才。”这位谏议大夫很惊讶地说：“陛下，您都知道了啊！”这时唐玄宗说：“我当然知道，而且早就知道了。”谏议大夫说：“既然知道，为什么还用他呢？”唐玄宗说：“我不用他又用谁？比他更能干的又有谁呢？”

李林甫的“似是而非”，不仅让唐玄宗对他格外宠爱，而且还让心知肚明的君王不忍弃他不用，这就是李林甫的高明之处，也是唐玄宗昏庸的具体体现。

奸臣的权力炙手可热，忠良却被埋没在市井与山林之中，这样的国家离灭亡不远了。唐明皇因不辨“似是而非”之人，故而导致了人才凋敝的局面，他真是咎由自取。但是，我们应吸取他鉴别使用人才失败的教训，要辩证地看人，多角度多方面去识别“似是而非”和“似非而是”之人。

汉昭帝：不信谗言，明辨是非

不信谗言，不听诽谤之辞，是忍受住自己的猜疑之心，信任他人的表现。聪慧明智的汉昭帝能够精于分析，冷静思考，明辨是非，使诽谤霍光的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汉武帝去世的时候，汉昭帝才不过8岁，还是个孩童。汉武帝放心不下，把他托付给霍光和上官桀、桑弘羊等四位大臣。四人之中，霍光是大司马、大将军，地位最高，掌握着朝廷大权。

霍光忠心耿耿辅佐汉昭帝，把国家大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因此威望日益增高。但是霍光为人耿直，做事不讲情面，得罪了上官桀、桑弘羊、盖长公主（汉昭帝的大姐）等一批人。这些人本来就忌妒霍光，这时因为自己的私欲没有得到满足，更是恨透了他。正好当时汉王刘旦（汉昭帝的哥哥）因为自己没有做成皇帝，也对霍光极为不满，上官桀等人就和刘旦勾结起来，想设计除掉心头患霍光。

汉昭帝14岁那年，上官桀一伙趁着朝廷让霍光休假，伪造了一封刘旦的书信，派人冒充刘旦的使者，把信送到汉昭帝手里。汉昭帝接到信一看，上面说：“大将军霍光出去检阅羽林军，居然擅自摆上皇上专用的仪仗，吃皇上才能享用的饭菜，不守法度，耀武扬威。他还不经皇上批准，擅自往大将军府增调武官，这简直是独断专行，没把皇上放在眼里！我担心他有阴谋，对皇上不利。我愿辞去王位，到宫里保卫皇上，提防奸臣作乱。”上官桀、桑弘羊等人做好一切准备，只等汉昭帝一声令下，就把霍光逮起来。谁知昭帝却没有动静。

第二天清早，霍光去上朝，听说了这件事，就待在偏殿中等候发落。汉昭帝不见霍光，问道：“大将军在哪儿？”上官桀回答：“大犒军因为被燕王告发，所以不敢进来。”霍光进去，自己摘掉帽子，跪下磕头请罪。汉昭帝说：“大将军只管戴上帽子。我知道那封信是假的，你没有罪。”霍光又高兴又纳闷，问：“皇上怎么知道的？”汉昭帝说：“大将军检阅羽林军就是最近的事，增调校尉到现在也不到10天，燕王远在北方，他怎能这么快就知道？再说，将军如果要作乱，也不必依靠校尉呀？”上官桀一伙和文武百官听了都大吃一惊，觉得这小皇帝年纪不大，却真不简单。

汉昭帝又说：“这事只问送信人就可以弄明白，不过要是其中有鬼，他肯定逃跑了。”左右连忙去找送信人，果然跑了。汉昭帝马上下令捉拿，还连连催问捉到了没有。上官桀他们吓得要死，就劝汉昭帝：“这小事一桩，皇上就不必追究了。”汉昭帝说：“这事还小吗？”从此他就更加信任霍光，怀疑起上官桀一伙来了。

后来上官桀他们又在汉昭帝面前说霍光的坏话，汉昭帝发火了，说：“大将军是位忠臣，先帝嘱咐他辅佐我，谁敢再诬蔑大将军，我就办谁的罪！”上官桀他们看这办法行不通，就商量着让盖长公主出面请霍光喝酒，埋伏下士兵把霍光杀了，然后废掉汉昭帝，立燕王刘旦为帝。这阴谋还没来得及施行，就被汉昭帝和霍光发觉了。上官桀一伙全被杀了，燕王刘旦和盖长公主也只好自杀了。

靠陷害他人，诽谤他人，运用恶毒的手段，即使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会维持长久，早晚会被别人识破。

孙膑：相信小人，惨遭暗算

君子行事光明磊落，小人却鬼鬼祟祟。正因为君子诚实守信，才容易被小人钻了空子，受其暗算。所以，君子不仅要与人为善，还要善于识别人心。

春秋末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其中魏国势力最为强大，魏惠王野心勃勃，意图称霸天下，于是四处招贤纳士，收拢人才。

庞涓和孙膑同为当世高人鬼谷子的学生。两人在鬼谷子的指导之下，文韬武略无所不习，成为当时的奇才。但庞涓较为心浮气躁，在学艺未得大成之时，便急欲立功扬名，于是便下山投奔魏国。在魏国，庞涓深得魏惠王信任，授封为大将军。他用所学的知识训练兵马，在与卫、宋、鲁、齐等国的交战中，屡战屡胜，备受魏国朝野尊重。

不久，孙膑也学成下山。他德才兼备，智谋非凡，是个百世难遇的奇才。下山之初，因为没有根基，所以孙膑也前往魏国。魏惠王得到消息，便征询庞涓的意见。庞涓心知自身逊孙膑一筹，便说：“孙膑是齐国人，我们如今正与齐国为敌，他若来了，恐怕有所不妥。”魏王说：“如此说来，外国人就不能用了？”庞涓无奈，只得同意让孙膑前来。

孙膑来到魏国，一谈之下，魏王就知道孙膑更有将帅之才，便想拜他为副军师，协助庞涓行事。庞涓听了忙说：“孙膑是我的兄长，才能又比我强，岂可在我的手下？不如先让他做个客卿，等他立了功，我再让位于他。”实际上，这是个计谋。庞涓是为了不让孙膑与之争权，然后再伺机陷害他。而孙膑还以为庞涓一片真心，对他十分感激。

庞涓原以为孙膑一家人都在齐国，因而不会在魏国久留，便试探着问他：“你怎么不把家里人接来同住呢？”孙膑说：“家里人非亡即散，哪里还能接来呢？”庞涓一听，顿时一惊。如果孙膑真在魏国待下去，自己的地位真是岌岌可危了。

事后，一个齐国人捎来了孙膑的家书，大意是让他回去。孙膑回了一封信，言称自己已在魏国做了客卿，不能随便走。凑巧的是，孙膑的回信竟被魏国人搜出来，呈给了魏王。魏王便问庞涓如何处置此事。庞涓一见机会来了，应答道：“孙膑是大有才能之人，如果回到齐国，对魏国十分不利。我先去劝劝，如果他愿意留下，那就罢了；如果不愿意，那就交由我来处理。”魏王点头答应。

庞涓当然没有劝孙膑，而是对他说：“听说你收到一封家信，怎么不回去看看呢？”孙膑说：“只怕不妥。”庞涓大包大揽，劝孙膑可放心探亲，孙膑颇为感动。第二天，便向魏王告假。

魏王一听孙膑要回乡，便称他私通齐国，命庞涓审问。庞涓故作惊讶，先放了孙膑，又伪装向魏王求情。尔后，又神色慌张地向孙膑解释，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保住了孙膑的性命，但黥刑和膑刑却不能免除。于是，孙膑脸上刺字，膝盖被剔，终身残废。

后来，庞涓阴谋为人揭破，孙膑佯疯逃出魔掌。两人相对成仇。在马陵之战中，庞涓以前所犯罪孽，终得报应：身败名裂，客死他乡。

古人云：“人心险恶。”所以，不要一味相信他人对你的好，要善于识别真假，看其是否另有所图。你不欺人，但也不要为人所欺。

宋高宗：长期隐忍，蓄积待发

有时，为情势所迫，我们也可以采取缓兵之计，伪装自己，迷惑住对方，然后再蓄积待发。

宋高宗赵构与秦桧可以说是天作地合的一对昏君奸臣，他们在卖国乞降，认敌作父，摧残爱国力量，迫害民族英雄岳飞等罪恶活动中，沆瀣一气，臭味相投。宋高宗因秦桧卖国有功，赋予他以极大的权力，由他独任宰相十八九年，并加封他为太师、建康郡王，举凡朝廷的内政外交，全由秦桧做主。秦桧的儿子秦熹、孙子秦埚也因一人得道而鸡犬升天，被封以高官。

表面上看起来，宋高宗对秦桧真是宠信无比、恩礼有加，对他一定不会怀有什么猜忌了。其实全不是这样。秦桧由于长期专擅朝政，朝廷的各个要害部门，都由他的心腹、党羽把持，连宋高宗身边的贴身侍从和御医都是秦桧的人，宋高宗的一举一动他们都要随时向秦桧报告。宋高宗虽然在政治上昏聩，在对敌斗争上软弱，但是他并不傻，他知道自己被秦桧的势力所包围和控制。可是他不能对秦桧采取行动，因为秦桧有金人作后台，得罪不起，他只有把对秦桧的猜忌与不满深深藏在心底。为了防止遭到秦桧的暗害，他每次一上朝时，都在靴子中藏着一把短刀，以作防身之用，这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也算上是独一无二的了。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六十六岁的秦桧老病交加，眼看将要命归地府，他希望将相位传给他的儿子。秦熹及秦氏党羽也四处活动，希望由秦熹接父亲的班。宋高宗表现得对秦桧十分关怀，在秦桧咽气的前一天，他大驾亲临秦桧的宰相府，探视病情。此时秦桧虽然还有一口气在喘，却已经说不出话了，宋高宗解下自己的红手帕亲自为秦桧擦拭眼泪，仿佛恋恋不舍。可当秦熹问起由准来接任宰相时，宋高宗冷冷地回答他一句：“这种事情你不应该打听。”

离开秦府当晚，宋高宗立即令人起草了一份诏书，解除秦桧祖孙三人的一切职务。第二天一早，便将这道诏书颁布于朝堂，可谓迅雷不及掩耳。当天夜里，秦桧便一命呜呼了。消息传来，宋高宗长出一口气，拔出了靴中的短刀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用靴中藏刀了。”

大凡帝王的深藏不露，或是由于情况不明，不便表态；或是由于时机未到，不可鲁莽；或者由于形势不利，无力反击。因此，帝王的深藏不露，便是为了弄明情况、等待时机、积蓄力量，而决不是长期隐忍，无所作为。宋高宗的隐忍边便是这样。他先用假象迷惑住秦桧，再伺机行动。宋高宗的伪装，虽换来了国家一时的安宁，但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一方面要镇住对方，另一方面要采取良策。若是一直装下去，忍下去，便是窝囊了。

郑袖：为护权力，狠斗魏女

互有矛盾关系的双方，任何一方都不能轻易相信对方的“善意”。

魏国国君赠送楚王一个美人，楚王十分喜欢她。

楚王的夫人郑袖是一个善妒的女人，她看见楚王很喜欢这个新来的美人，便装出高兴的样子，对这美人爱护照顾得无微不至。不管是衣服首饰，或者房间床被，都挑选最好的、美人最喜欢的给她使用。别人看起来，觉得郑袖简直比楚王还要喜爱这个美人。

楚王非常满意郑袖的作为，说：“女人依仗自己的美色来博取丈夫的欢心，如果因为丈夫喜爱别的女人而心生嫉妒的话，这也是人之常情。现在郑袖明知我喜爱魏女，因而冷落了她，她不但不妒忌，反而比我更加喜欢她。这就好像孝子侍奉父母、忠臣侍奉君主一般，尽心尽力，毫无不满，当真难能可贵。”因此对郑袖大为赞许。

郑袖等到楚王不以为自己嫉妒后，就找了个机会向美人说：“大王十分欣赏你的美貌，可是他却很讨厌你的鼻子，认为长得很丑。所以你见到大王，一定要记得把鼻子捂住，别增加他对你的反感。”

由于郑袖一直对自己很好，美人便相信了她的好意。尔后美人每次见了楚王，都听从郑袖的指示，把鼻子捂住。

过了一阵子，楚王觉得奇怪，便问郑袖说：“为何每次美人见到我都要捂着鼻子呢？”

郑袖回答说：“臣妾知道，只不过不敢说……”

楚王见郑袖一直对美人很好，一点也不怀疑她会刻意相害，便对她说：“你尽管说好了，就算是坏话也不需隐瞒。”

于是郑袖说：“她好像很讨厌闻到大王身上的臭味。”

楚王听了后勃然大怒，下令削去美人的鼻子，从此不再召见她。

魏女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她放松了对郑袖的戒心，轻易地相信了她，结果下场可悲。有句话说得好：“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其实，魏女应该想到，自己夺了人家的宠，人家怎么会那么大度，一点都不介意，而且，还对自己那么好呢？

稍不留神，你就掉进了他人蓄谋已久的陷阱里，而且将永无出头之日。所以，在这个处处布满荆棘与陷阱的人世丛林中，我们要谨慎小心。

普献公：借道伐虢，削唇去齿

小国对大国的谦恭是为了生存，大国对小国的礼敬常包藏祸心。

虢国是晋国的世仇，但这两个敌对国家的边界并未相接，中间还隔了一个虞国。虢国和虞国彼此之间关系密切，而且世代交好。晋献公一心想要灭掉虢国，以振兴晋国的威望，完成先祖的遗愿。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不可避免地，一定要经过虞国的领土。

晋献公采用大臣芪荀息的计策，准备了非常珍贵的礼物——四匹天下罕见的良驹和一块晋国王室历代相传的玉璧，然后派大臣为使，卑辞厚礼地向虞君请求借路，让晋国军队能到达虢国。虞君见大国竟然重宝相赠，对他这个小国如此谦卑礼敬，加上贪求那珍贵的好马和美玉，于是便答应了晋国的请求。虞国大夫宫之奇闻听此事，急忙人宫面见虞君，谏阻说：“若国君借道给晋国，那么虞国就要灭亡了！长久以来，虞、虢互为屏障，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二者间的关系好比嘴唇和牙齿，一旦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遭受到风寒。所以两国应该是相互依存，彼此扶助。实在缺一不可啊！若晋军消灭了虢国，恐怕回过头来就接着灭掉虞国，所以恳请国君千万要拒绝晋国的要求。”

但虞君并不相信宫之奇所说的话，仍然决定借道给晋国。宫之奇知道虞国必会因此而灭亡，便率领族人离开了虞国。

三个月后，果然如宫之奇所料，晋军攻灭虢国后班师回朝，途中驻扎于虞国时，荀息突然率领奇兵，迅雷不及掩耳地突袭虞国首都，俘虏了虞君。于是虞国就在虢国之后，一样被晋国灭亡了。

荀息从虞国王宫中取得之前送给虞君的宝物，当他牵马捧璧来向晋献公报捷时，献公高兴地笑着说：“传国玉璧仍旧和以前一模一样，只有马的年岁徒然增加了一些，但总算都归回了晋国。这些天下至宝我怎么舍得送人呢？只不过请虞君暂时保管而已，他未免对我的用意想得太天真了吧！”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虞君因为贪心而背弃了一直关系密切的邻国，结果自取灭亡。而宫之奇则看出了晋国的阴谋，无奈未遇明主，只得为自保而逃生。

两国交往。千万不要轻易接受对方的馈赠，尤其是附加某些条件的，因为接受了那些礼物，你必然会做出某些牺牲或让步。虞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明智观人法

“智”是人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聪明程度，可判断他的知识水平、认识能力及获得成功的领域。一个人的先天禀赋。虽不是成功的唯一条件，但却是重要条件之一。

钧才而好学

明者为师

比力而争

智者为雄

等德而齐

达者称圣

【原文】

何谓观其聪明，以知所达？夫仁者，德之基也。义者，德之节也。礼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智者，德之帅也。夫智出于明。明之于人，犹昼之待白日，夜之待烛火。其明益盛者：所见及远。及远之明，难。是故守业勤学，未必及才。才艺精巧，未必及理。理义辨给，未必及智。智能经事。未必及道。道思玄远，然后乃周。

【译文】

怎样通过观察一个人是否聪明，来分析他在哪些领域会获得成功呢？“仁”，是道德的基础；“义”，是对道德的自我约束；“礼”，是道德的具体表现；“信”，是道德的支柱；“智”，是道德的主导。而“智”来自于人的聪明。聪明对于人来说，好像是白天的太阳、夜晚的烛火那样重要。越聪明的人知识面就越广博，但是要想达到知识渊博是很困难的。这样看来，勤奋学习某方面的知识不一定就能成才；即便成才之后，掌握了高超的技术才能，却不一定能理解深刻的理论；即使精通理论又能言善辩，却不一定具有“智”的品质；即使是有了智慧，能够处理各种事务，却不一定能理解深刻的理论；即使精通理论又能言善辩，却不一定具有“智”的品质；即使是有了智慧，能够处理各种事务，却不一定能掌握普遍性的真理——“道”；只有对“道”进行深入地思考，才能通晓世事。

【原文】

是谓学不及才，才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道也者，回复变通。是故别而论之。各自独行，则仁为胜。合而俱用。则明为将。故以明将仁，则无不怀。以明将义。则无不胜。以明将理，则无不通。然则苟无聪明，无以能遂。故好声而实不克，则恢。好辩而理不至，则烦。好法而思不深。则刻。好术而计不足，则伪。

是故钧才而好学，明者为师。比力而争，智者为雄。等漓而齐，达者称圣。圣之为称，明智之极明也。是以观其聪明，而所达之材可矢。也。

【译文】

因此，勤奋好学比不上掌握技术才能；有技术才能比不上精通理论；精通理论比不上富有智慧；有智慧比不上对“道”有所把握。“道”这种东西，在天地间循环变化、神秘莫测，我们很难说清它到底是什么。因此，只能另外讨论在“道”之下的各种才能与品德。几种才能品德各自发挥作用时，以“仁”最为出色。而当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用时，就应该以“聪明”为主导。因此，如果人们用聪明来指导“理”，就会通晓事物的道理；如果没有聪明作主导，人们就会一事无成。所以，没有聪明指导时，人们在辩论演说中就举不出深刻的道理而显得繁琐杂乱；没有聪明指导时，设立法规制度就会设想不周全。因此显得过分苛刻；没有聪明指导，玩弄权术就显得虚假诡诈。

因此，如果能力相等的人共同学习，聪明的人就会成为老师；如果力气相近的人一起竞争，聪明的人就会成为英雄；如果道德品质相同的人共同行事，那么通晓一切知识的人会成为圣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在于他是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所以通过观察一个人是否聪明，就会知道他能在哪些领域取得成功。

【事典】

白居易：聪颖好学，幼识之无

俗话讲：从小看老。这是对哪一类人才的评价呢？任何特异的现象都是遥居于规律之外而卓然不群的。从小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品质，这样的小孩应值得悉心栽培。或是语出惊人，或是聪明过人，或者大胆倔强，或者沉默寡言。只要不是病，任何异常都可能兆示着一个天才。有的小孩看似普通，甚至被认为是愚笨，但他的惊人毅力造就后来的伟大智慧，概因为老师家长不了解孩子的内在天分、不知人的缘故。比如爱因斯坦，不仅沉默孤僻，连做一个小板凳也要多次以后才勉强做好，但有几人能从这平凡的背后看到他的超凡智慧呢？

一般可从意志力、忍耐力、思考力、决断力、反应力五方面来考察一个孩子的特长和能力，从而推断他将来的成就。

唐代诗人白居易天陛聪颖，大异常人。当他只有六七个月时，乳母常抱着他在堂前书屏下玩，他那双灵活的大眼，总是凝注着屏上酒杯大小的字迹，一瞬不眨，嘴里还呀呀地叫嚷着，仿佛与生俱来就识字一般。乳母一时兴发，便指着屏上“之”、“无”二字读给他听。读了几遍，这个还不会说话的婴儿竟然默记在心了。乳母问他：“指一指，哪是‘之’字？”白居易小小的手指便准确地点在了书屏的“之”字上，而且百试不误。乳母惊奇地将这事告诉了邻舍，于是便不断有人来“考试”这个出生才六七个月的婴儿，而他也总能将“之”、“无”二字屡指不差。人们惊叹道：“奇童！奇童！”传诵一广，便引出了“幼识之无”这句成语。

聪明绝顶的自居易在贤母的谆谆教诲下，五六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辨音律声韵了。但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诗人，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刻苦攻读。据他自述：“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如此勤奋学习，比起悬梁刺股的孙敬、苏秦也不逊色。

白居易一生写过不少的诗，并以写诗享有大名，有“诗魔”之称，他给后人留下的作品多达3600多篇。他曾把自己的诗文编订过三次，题名为《白氏长庆集》。他的诗通俗易懂，老妪能解，诚如王安石所说的：“天下俚语，又被白乐天道尽。”自居易不仅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也是对世界文化宝库有着卓越贡献的伟大作家。

孔子讲：“生而知之为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意思是说天生就知晓天下大道的算是最聪明的人，他们属于生而知的上等人才，其次是通过不断学习思考，通晓天下至理的人，他们属学而知之的次等人才。

才能应该是聪明的必然走向。如果不能从聪明中发展出才能和智慧，这种聪明反而是祸害。如果不主动去思考，只想从不断重复的技能中，靠经验的积累来被动地获取能力，这样的智商只能让一个人永远停留在现有水准上。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停在一个水平线上不能再前进的原因。

白居易的成才与其天资聪颖有一定的关系，但更在于他个人的努力。因此，在鉴别人才时，不仅要看他小时的伶俐，还要看他是否能从聪明中发展出智慧、经验和才干来。如果不能，这样的人早晚会有和仲永一样的后果。

曹操：洞察大势，乘机而起

智者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他们时刻在察看周围局势的变化，找到自己防守反击的最佳策略。不善如此者，只能做些小打小闹的事。曹操之所以能够成就霸业，主要由于他的居高见远，他的超群的机智。这在他整个争霸过程中，都有鲜明体现。

曹操在兖州打败吕布后，在他周围的异己势力，北面是冀州牧袁绍，东面是吕布，西面是马腾、韩遂，南面是荆州牧刘表，对曹操形成了一种四面包围的态势。在曹操同刘表之间，还横亘着一个同刘表联合的张绣。

当时，袁绍势力强盛，而且还没有同曹操彻底闹翻，曹操不可能首先对他用兵。关中马腾、韩遂各拥强兵相争，一时无力对东边用兵，对曹操暂不构成威胁。东边的吕布是夙敌，力量不弱，对曹操的威胁也最大。曹操有意解除这一威胁，但南边的张绣虎视眈眈，一旦对吕布用兵，张绣乘虚袭击后方，后果不堪设想。为了除去后顾之忧，曹操决定采取由近及远、先弱后强的方针，趁张绣立足未久、根基不牢、力量还不算很强大时对他加以征伐，张绣果真率众投降。

曹操兵不血刃。就取得了第一次南征张绣的胜利。有人说这是意外的成功，其实也可说是曹操智慧的体现。

由于张绣的降而复叛，后来曹操为稳定南方，又于同年十一月和次年三月进行了对张绣的两次南征。终于使张绣势力遭到沉重打击，于是曹操南方的局势就相对缓和了。后来在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一线对峙的时候，张绣听取谋士贾诩的建议，拒绝了势力强大的袁绍的结盟请求，而归附了曹操。

曹操还用离间分化策略使吕布与一心做皇帝的袁术火拼，导致袁术失败。在袁术力量已弱的情况下，曹操趁势宣布袁术罪状，率军大举南讨。后来袁术退到淮水以南，曹操又趁走投无路的袁术北上投奔河北的袁绍之机，派刘备等截击袁术，在毫无能力抵抗的情况下，袁术只好掉头向淮南。当他逃到离寿春八十里的江亭时，终于病倒了，连粮食都没有，只用麦屑充饥。时值盛夏，天气炎热，袁术想喝一口蜜浆也办不到。他坐在床上，叹息了许久，突然喊道：“我袁术怎么落到了这个地步啊！”然后吐了很多血死去。袁术急于当皇帝，结果是空梦一场。

随后，曹操将自己的势力伸向了淮南。在南方张绣势力减弱，袁术被打败而一蹶不振，西方马腾、韩遂。

也被稳住的形势下，曹操开始率大军东征吕布。东征时，曹操阵营内部将领们意见也不一致。有些人认为，虽然袁绍在北方对付公孙瓒，一时无暇南顾，袁术也无力进行反扑，但张绣和刘表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如果大军远征吕布，他们乘机就近袭击许都，就会有危险。军师苟攸自有看法，他说：“刘表、张绣刚打了败仗，势必不敢冒险前来进攻，吕布骁勇，又与袁术勾结，如果让他得势于淮、泗之间，时间长了，豪杰响应他的就会日渐增多。，现在我们趁其初叛，众心不一的时候，去攻打他，必然能够成功。请主公放心好了。”

曹操认为苟攸的看法很对，当即决定东征。

最后曹操终于在下邳城（江苏睢宁县西北）打败吕布，使自己的势力又扩展到了江苏徐州一带。

在曹操南征张绣、袁术，西抚马腾、韩遂，东平吕布不断取得成功的时候，也正是北方的袁绍在河北地区镇压农民起义军，同公孙瓒交兵，向四外扩张势力得手的时候，至袁绍打败公孙瓒止，袁绍已占据了冀、青、幽、并四州，将黄河以北地区控制在自己手中，成为北方唯一能与曹操抗衡的强大势力。

于是曹操开始准备与袁绍决战。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他又抢时间果断地急袭徐州的刘备。击走刘备的成功，不仅使曹操对徐州的统治得以巩固，同时避免了同袁绍较量时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

而这些每一个都关系生死存亡的战略的实施，都源于曹操居高见远，洞察大势的智慧。

由此可见，曹操一生霸业的成就，不仅是靠他每一次战役中的出奇制胜，更主要的是靠他出色的智慧。他首先能起于微末，首举义兵，树立自己的声威。然后马上创造自己的优势——挟天子以令诸侯。继而又深根固本屯田养殖，采取由近及远，由弱及强的方针。使自己军事力量得到加强，然后抓住时机，执行下一步战略，同北方与他争锋的袁绍集团进行决战，在北方统一及巩固的形势下，又以战略家的气魄，毅然南下准备消灭孙、刘两个势力，统一全国。他不仅一方面通过武功树立自己的军事权威，另一面还通过控制献帝及打击王室势力，不断强化自己的政治权威，终使自己成就了天下霸业。

张良：审时度势，由弱变强

智者不仅能言善辩，还深谙大“道”之理。他们遇事有独到的见解，行事也与常人不同。他们变幻莫测，让人捉摸不透，却又能出奇制胜。

张良，字子房，安徽毫州人。他偶得《太公兵法》后，潜心学习，终悟真经。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爆发后，他聚众起兵反秦，后依附刘邦，成为刘邦的重要谋士。张良曾为刘邦出了不少好主意，他建议刘邦联合英布、彭越，重用韩信，劝刘邦不要立六国之后，主张刘邦追击项羽歼灭楚军。

当时，刘邦一面下令做好加紧进攻武关的准备，同时请张良前来密商有关人关的事宜。张良向刘邦提出应先派遣一人，潜入关中，为刘邦人关进行游说，以为内应。张良向刘邦推荐了一位魏国人名叫宁昌，此人胆大机敏、善于应变。刘邦十分赞赏这一举措。

天明，刘邦的大军就向武关进发。这武关在陕西丹凤县东八十五里，是秦关中的重要门户，也是东西交通的枢纽。但这位武关守将，西望咸阳，赵高专权，滥杀王公大臣；二世昏庸，耽于声色犬马；东望中原，王离败、章邯降，大势已去。眼看刘邦大军骤至，守关的残兵败将根本难以抵御。再加上风闻刘邦一路上仁厚信义，不杀降官，便干脆打开关门迎人了刘邦。

刘邦万万没有想到，一座雄关就这么兵不血刃地攻了下来，眼看前面就是骁关，便下令督促大军直通骁关。

张良忙对刘邦说：“沛公切勿急躁，武关虽然得手容易，若不加强防卫，项羽大军随后就到，你能抵挡得住吗？”

刘邦恍然大悟：“子房以为应该如何防守？”

张良说：“现在就是要关门谢客。立即加固关防，使它固若金汤，并派重兵良将镇守，以拒各路诸侯于关外。这样，沛公便可以领兵从容击杀秦军于关中，直捣咸阳，何愁暴秦不灭？”

于是刘邦依照张良的计谋，令士卒加固武关，并派一员得力的将领守关，才驱兵来到骁关下。

扎营之后，刘邦带着张良等一班谋士，前往观看地形。这骁关在关中蓝田县境，故又名蓝田关，气势雄伟，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再加上有重兵把守，看来绝非武关那么容易攻下了，张良建议还不如干脆退守武关，可以观望东西两面的形势。

然而，刘邦深深明白，滞留武关无疑是坐以待毙。

他请来了张良，决心强攻骁关，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张良告诉他：不可！

他说：“《钛公兵法》告诉我们，战争当然要靠勇气才能取胜，但也不是单靠勇气就能够取胜的。骁关，固若金汤，子婴把他全部赌注都押在了骁关。骁关一破，他即成为瓮中之鳖，因此他不得不拼着性命死守。更何况秦兵还十分强大，并没有到不堪一击的时候。因此现在先不要忙于进攻，可以派兵在骁关对面的山上，遍插沛公旗帜以为疑兵，让他们有如临大敌的感觉，先摧垮他们的士气。另外，现今秦将眼见秦大势已去，灭亡在即，早已斗志涣散，各谋前程，可以派郦食其和陆贾等善辩之士，诱之以利，晓之以理，暗中联络，以为内应。这样，何愁骁关不破！”

于是，刘邦派了郦食其和陆贾，带了黄金珍宝，暗中去拜见守关秦将。这些将领果然早已人心惶惶，都愿与刘邦讲和，这使刘邦去掉了一块心病。他问张良：“现在攻打骁关没有问题了吧？”

“我以为条件还没有成熟，”张良答道，“郦食其和陆贾虽然买通了个别将领，但是还应该看到，秦军的士兵大部分都是关中人，他们的父老和妻室儿女都在那里，他们绝不会让别人攻进他们的家园、杀戮他们的亲人，因此，他们一定会奋不顾身地抵抗。与其和他们拼杀，还不如等到他们松懈疲惫之时，迂回包抄，前后夹击。”

于是，刘邦率主力绕过骁关，悄悄翻越蓝田东南二十五里的蒉山，突然出现在秦军背后，在蓝田的南部大破秦军，并进一步占领蓝田，这样骁关的后路被切断，前后夹击，不攻自破。

这样，关中大门洞开，秦都咸阳已无险可守。刘邦十万大军压境，破咸阳如探囊取物。秦始皇万万没有想到，他十年征战统一的国家，又苦心经营了十载的强大帝国，在他死后不到三年，倾覆的时刻就这般迅速地来到了。

两军相逢，智者胜。智者就是能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使自己的弱势变成强势，牢牢掌握主动权，张良看出了这一点，故他用“攻心”之术，取得了主动权。

诸葛亮：生逢乱世，明辨时局

聪明和智慧之人总能在动荡的时局变化中看到机会，同时，他们又能牢牢把握住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诸葛亮就是生逢乱世的智慧之士，他洞察大势，最终帮助刘备三分天下。

诸葛亮幼小孤零，靠从父诸葛玄挈携长大。诸葛玄曾任袁术所署豫章太守，携带诸葛亮兄弟随身教养，后来诸葛玄辞去了太守职务，到荆州作刘表的幕客，不久，死于荆州，诸葛亮从此失去凭依，到南阳隐居。

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割据，世事扰攘，前途难卜。诸葛亮以布衣之身，“躬耕南阳”，但是怀有远大的抱负和雄心。他自比于管仲，以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自诩；他自比乐毅，以乐毅的军事才能自期。他身在隆中，胸怀天下，不断研究世事，终于对当时的天下有了清楚的认识。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董卓乱后，群雄并起，袁术称霸，袁绍、公孙瓒、曹操、袁术逐鹿中原。刘备由于出身贫寒，缺乏根基和凭借，与袁绍、曹操、孙策相比，要弱小得多。所以刘备早年的奋斗屡遭挫折，只好四处投靠别人。建安六年（公元201年），曹操打败袁绍后，率军进击刘备，刘备逃到荆州，寄寓在刘表那里。由于前途未卜，左右失据，刘备急需有智之士的指点和帮助。建安十二年在“水镜先生”司马徽和谋士徐庶的一致推荐下，刘备三顾茅庐，向诸葛亮请教如何在乱世称雄、崛起一方的计策。诸葛亮感于刘备的知遇之恩，遂托身于他，竭智效力，将自己平时对天下大势的分析、思考，以及乱世逐鹿中原的谋略展示给刘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策”。

诸葛亮在明辨当时大势的前提下，量身定做，为刘备提出了兼弱攻昧的外交谋略。

诸葛亮仔细地分析了历史的发展走向。认为自从董卓专权乱政以来，各地英雄豪杰纷纷涌现，乘机割据，势力跨州连郡的人不可胜数。最大的两个割据集团分别是曹操和袁绍。曹操家世、声望都很低微，而且兵力薄弱，但是曹操利用时机，依靠谋略，终于以弱胜强，官渡之战一举击败袁绍。如今曹操统帅百万大军，又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军事、外交、地理等方面处于绝对优势，确实无法和他相争。

孙权占据江东，经过父子三代人的经营，又有长江天险屏障，而且百姓归顺，大批贤能之士为他效劳，所以只能和他结盟而不可以打他的主意。

荆州北临汉水、沔水，可以便利地直通海上，东边连接东吴，西边可通巴蜀，是兵家必争的战略重地。而刘表却懦弱无谋，不懂军事，虽有地方千里、兵甲10多万，却没有能力守住，这是上天提供给有意者的，应有攻取的打算。

益州有险关要塞，而且沃野千里，可谓天府之国，汉高祖正是凭借这里的条件成就了帝业。占据这里的益州牧刘璋昏庸无能，提供了争夺的良机。

张鲁占据着北部的汉中地区，虽然人口众多，地方富足，但却不知道珍惜和爱护，所以有才能的人都渴望能有英明的君主来统治。

如果能同时占据荆州和益州，守住险关要塞，西边与各部落和好，南边安抚夷、越民族，对外与孙权结盟，对内精心治理，一旦天下形势发生变化，可派一员得力大将率荆州的军队向南阳、洛阳一带进军；主力人马出兵秦川，在战略上形成东西并举、左右呼应之势，这样，不但霸业可以成就，汉朝也可以复兴了。

根据当时的形势，诸葛亮为刘备量身定做了这条兼弱攻昧的谋略。首先对天下形势进行全面而准确的观察分析，对各种政治势力的现状及其组合分化的趋势作出正确的估计，制定出积极稳妥的战略方针和具体的行动方案，然后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与政治上的需要，相机削弱、兼并或攻取弱小的、腐败没落的势力，从而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变不利为有利，从弱小者变为强大者。

后来三国的历史发展证明，诸葛亮为刘备设计的争夺天下的总策略，即联孙抗曹、夺取荆州、益州作为基地，以等待局势的变化，出兵夺取中原，完全合乎客观形势的演变，非常正确。由于这条战略得以实施，终于使刘备三分天下有其一，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量才观人法

本章通过伊尹、姜太公、孙武所言以及《玉钤经》中的话。详细地阐释了量才而用的重要性，说明只有根据每个人的才能和特点来分配适当的工作。才能有效地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在事业上取得成就。量才而用就要求领导者必须任人为贤。扬长避短，不求全责备，不徇私情。这些对今人仍有很大启发。

主孰有道

将孰有能

吾以此知胜之谓矣

【原文】

夫人才能参差，大小不同，犹升不可以盛斛，满则弃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乎？

故伊尹曰：“智通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于万物主情，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风雨。如是者，举以为三公。”故三公主事常在于道。

不失四时，通于地利，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是者举以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通于人事，行犹举绳；通于关梁。实于府库。如是者，举以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

【译文】

人的才能大小是不同的，就像用升无法盛下斗中的东西一样，盛不下就会溢出来，溢出来就全浪费了。用了不该用的人，怎么能没有危险呢？

成汤的辅相伊尹说：“如果心智能与天道相通，能不断地顺应事物的变化，了解万物发展的情况，言论足以用来调和阴阳，正确地核准四时，掌握风调雨顺的规律。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三公。所以，三公的职责是不懈地研究社会和自然的发展规律。”

不违背一年四季的农作节令，懂得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能把堵塞不通的环节疏通，能把废弃不用的东西变成财富。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九卿。所以，九卿的职责在于全国文明道德的建设。通达人情世故，作风正派，了解税收的关卡，充实国家的府库，这样的人要推举他做大夫。所以，大夫的职责是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

【原文】

忠正强谏而无有奸诈，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举以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于义也。故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

太公曰：“多言多语，恶口恶舌，终日言恶。寝卧不绝。为众所憎，为人所疾。此可使要遮闾巷，察奸伺祸。权数好事：夜卧早起，虽剧不悔，此妻子之将也；先语察事。权而与食，实长希言，财物平均，此十人之将也：忉忉截截，垂意肃肃，不用谏言，数行刑戮。刑必见血，不避亲戚，此百人之将也；讼辩好胜，嫉贼侵凌，斤人以刑，欲整一众，此千人之将也；外貌怍怍，言语时出，知人饥饱，习人剧易，此万人之将也；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近贤进谋，使人知节，言语不慢，忠心诚毕，此十万人之将也；温良实长，用心无两，见贤进之，行法不枉，此百万人之将也；勋勋纷纷，邻国皆闻，出入豪居，百姓所亲，诚信缓夫，明于领世，能效成事，又能救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内，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夭下之主也。”

【译文】

忠心正直，犯颜直谏，没有奸诈之心，大公无私，讲话符合国家法规，这样的人要推举他做列士。所以，列士的职责是常行仁义。道、德、仁、义确立之后，天下就得到治理了。

姜太公说：“嘴里唠唠叨叨，不干不净，整天如此，躺下都不停，让众人讨厌。这种人可以让他管理街区，盘查坏人，发现灾祸。爱管杂事，晚睡早起，任劳任怨，这种人只能当妻子儿女的头儿；见面就问长问短，什么事都要指指划划，平时实际上言语很少，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这种人只能做十个人的小头目；整天忧心忡忡的，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不听劝说，好用刑罚和杀戮，刑必见血，六亲不认，这种人可以统率一百人；争辩起来总想压倒别人，遇到坏人坏事就用刑罚来惩治，总想使一群人统一起来，这种入可以统率一千人；外表很谦卑，话偶尔说一句，知道人的饥饱、劳累还是轻松，这种人可以统率一万人；谨小慎微，日胜一日，亲近贤能的人，又能献计献策，能让人懂得何为气节，说话不傲慢，忠心耿耿，这种人是十万人的将领；温柔敦厚有长者之风，用心专一，遇到贤能的人就举荐，依法办事，这种人是百万人的将领；功勋卓著，威名远扬，出入豪门大户，但百姓也愿亲近他，诚信宽怀，对治理天下很有见识，能效法前人的伟大事业，也能补救败亡，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普天下的老百姓，都好像他的妻子儿女一般，这种人是英雄的首领，天下的主人。”

【原文】

《经》曰：“智如源泉，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智可以砥砺，行可以为辅警者，人友也：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人吏也；当前快意，一呼再诺者，人隶也。故上主以师为佐，中主以友为佐。下主以吏为佐，危亡之主以隶为佐。”欲观其亡，必由其下。

故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同志者相从，非贤者莫能用贤。故辅佐左右所欲任使者，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要。

孙子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吾以此知月生之谓矣。”

【译文】

《玉钤一经》说：“智慧有如泉涌，行为堪为表率，这样的人可做导师；智慧可以磨砺他人，行为可以辅助和警策他人，这样的人可为良友；安分守己，奉公守法，不敢做一点出格的事，这样的人可为官吏；还有一种人，你要是只图眼前的方便快意，只要你叫他一声，他就会连连答应，这种人只能做奴隶。所以最好的君主要用堪为导师的来辅佐自己，中等的君主要让良友来辅佐自己，下等的君主要用官吏来辅佐自己，亡国的君主却好用奴隶来辅佐自己。”要想知道一个国王是否会亡国，只要看他的手下是些什么人就够了。

本来，有同样见识和同样追求的人才会相互亲近，不是贤德的人，就不会任用贤能。因此，任用什么样的人来辅佐自己，实在是存亡的关键，得失的根本啊！

孙武说：“那一方的君主有道义？那一方的主将有才能？我凭这一点就知道胜利属于谁了。”

【事典】

忽必烈：充分授权，放心任用

在元朝统一中国以前，还从没有一个少数民族像蒙古族那样成为统治全国的民族，领导蒙古族完成这统一大业的元世祖忽必烈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忽必烈从蒙古国大汗而跃升为全国的皇帝，并将元朝的局势逐渐安定下来，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华。

那么，忽必烈又是凭借什么手段，将原本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的元王朝治理完善的呢？其中一条重要的秘诀就是他善于授权，任用各种人才，让他们各负其责，从而使统治权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

忽必烈授权绝不是盲目进行的。在进行授权之前，他会对被授权者进行全面考察，只有觉得其人确有才能，而且对自己忠心耿耿时，才会充分授权，放心任用。

被誉为元代创基“首功之臣”的刘秉忠，就是先由得到忽必烈非常器重的海云法师的推荐，与忽必烈多次交谈之后才受到赏识的。刘秉忠成为忽必烈的谋士后，尽忠竭虑，诚心辅佐，成为忽必烈的股肱重臣，为元朝的建立立下了卓著功勋，其中之一便是全权负责营建大都。

蒙古族是一个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没有定居的习惯。早在蒙哥当蒙古大汗时，忽必烈就举荐刘秉忠设计、营建了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初年也以此为统治中心。但是随着元朝疆域不断向南扩展，统治中心也相应要求南移。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决定以中都为首都，改称大都，即今天北京城的前身。

这个决定作出之后，忽必烈又委任刘秉忠主持新都城的设计和营建工作。刘秉忠召集了许多专家，按照古代都城结构的传统，以“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思路设计出新都城的规划。这一设计很快就得到了忽必烈的认可。

新的都城气势宏伟、整齐划一，打破了汉唐以来的坊市封闭形式，使整个城市显得更加开阔而富有生气，体现了封建帝王“唯我独尊”的气势。因此都城刚一建成，以刘秉忠为首的参与人员都得到了忽必烈的奖赏，刘秉忠也因此更加得到忽必烈的赏识和信用。

忽必烈虽然以一个游牧少数民族的首领而入主中原，但他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视。元代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忽必烈的召见，最终建立了一番功业的。

郭守敬生于一个科学世家，其祖父郭荣就精通算数、水利，郭守敬从小就受到熏陶，成年后在天文、数学、仪器制造和水利工程等方面深有研究。在一次随祖父到磁州紫金山研讨学问时，郭守敬得以结识朝廷重臣刘秉忠、张文谦、王恂等人。

当张文谦升为左丞相后，忽必烈要求他推荐懂得农田水利的专家，张文谦当即就推荐了郭守敬。忽必烈大喜，很快就召见郭守敬。

郭守敬见过忽必烈，提出了发展华东平原水利工程的六项建议，每条建议都有具体的实施方案，甚至连所需要的人工、物资都计算出来了。

忽必烈听了郭守敬有条有理的介绍后，心中大喜，因为他需要的正是郭守敬这样的人才。于是忽必烈高兴地对左右大臣说：“像郭先生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办事的人！要是所有人都能像郭先生这样，国家怎能治理不好？”于是当场委任郭守敬为副河渠使，总管各地的河道水利事务。

1264年，郭守敬随张文谦前往西北地区修复河套平原的渠堰。经过三个月的辛苦工作，河渠工程终于完成，不仅航行便利，还能灌溉良田九万余顷。当地人民为了纪念郭守敬的功绩，还在渠上给他建了座生祠。

从西夏归来后，张文谦再次向忽必烈举荐郭守敬：“陛下，郭守敬的确是一位才能出众的治水专家。现在中原水旱为患，治理河川、兴修水利是当务之急，望陛下能够重用郭守敬。”

忽必烈再次召见郭守敬，询问兴修水利之事。郭守敬面陈十一件水利事务，其中最主要的是修筑通州至大都的运河。在郭守敬的主持下，这条运河于1293年建成通航，这就是著名的通惠河。据说运河竣工放水这天，忽必烈亲自登上河堤，看着大大小小的运粮船只沿运河鱼贯而行，心中大喜，立即传旨赐郭守敬二千五百贯钱，次年又拜为昭文馆大学士，知太院事（掌管天文、历法等中央机构的副职官员。

除了兴修水利之外，郭守敬还与许衡、王恂等学者合作，于1280年修成新的历法——“授时历”。这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历法，采用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天文常数值，证实了一年的日期为365．2425天，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6秒，这在世界历法史上还是第一次，比西方通用的格利哥里历早了300年。

除此之外，郭守敬在天文观测、数学、地理学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郭守敬成就的背后，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忽必烈慧眼识英才，并且善于充分授权的作用。因为在封建社会，如果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像郭守敬这样的科学家也许会失去良好的研究条件，那么他所能取得的科研成果也必将大打折扣。从这个角度来说，忽必烈的识才与授权又是多么的可贵！

商汤：重用伊尹，国势渐强

商汤是古代黄河下游商国的国君。据传说，夏桀身体高大，力大无比，可赤手空拳同虎豹搏斗。但他自负勇武，总认为天下无敌，只知道吃喝玩乐，不管百姓死活。他嫌宫室太简陋，就耗费巨资，动用了成千上万的奴隶，花了7年时间，在洛阳修建了一座倾宫。为讨宠妃的喜欢，他在宫苑还特建一处酒池，偕宫女驾舟荡桨在池上嬉戏。夏桀还嗜酒如命，而且一醉酒，就拿人当马骑。骑不尽兴，就把人杀掉。夏桀的残暴行为惹得众叛亲离、天怒人怨。商汤见状，决定顺乎民心，推翻夏朝。但他反复权衡之后，总觉得万事齐备，还缺一位足智多谋的大贤臣来辅佐他。大贤臣在哪儿？他心急如焚、坐立不安。

正当他忧心忡忡之际，忽然感到妻子的陪嫁奴隶伊尹这几天做的菜不是淡得没有一点儿咸味，就是咸得发苦。商汤很恼火，就派人把伊尹找来大加训斥。可伊尹不慌不忙地说：“我也知道，做菜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只有把佐料放得适当，吃起来才有味道。我这几天做的菜时咸时淡，且咸淡出奇，是我有意借此提醒大王：治理国家也和做菜一样，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只有恰到好处，才能如愿以偿。”商汤听了大吃一惊：一个做菜的奴隶怎能讲出这番话来？他开始了解伊尹的身世，并惊喜地发现：他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大学士，曾做过莘国国王女儿的宫廷教师，由于莘国灭亡而至今日。他还了解到，伊尹很有抱负，很有见解，对夏桀极为不满，是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人才。于是，商汤当即解除了伊尹的奴隶身份，任命他为右相。

接着，商汤根据伊尹的建议，先历数夏桀骄奢淫逸、倒行逆施的种种罪行，规劝那些被夏控制的部族反叛夏朝，归顺商国；又对不听规劝的葛伯族出兵收服；还剪除了夏的羽翼韦、顾、昆吾等。同时，他也采用了伊尹“网开一面”的策略：给部族中某些人以改邪归正的出路。于是，商汤美名大震，很快就大败夏桀。

不久，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建立了商朝，定都于毫。伊尹又帮助商汤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规定官吏要勤恳工作，做出成绩，否则就要受罚，甚至罚做奴隶。因此，商朝初期，官吏都遵纪守法、兢兢业业，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局面。商汤死后，因其长子太丁早死，伊尹就辅佐太丁之弟外丙即位。外丙死后，传位给中壬，伊尹又辅佐中壬即位。中壬死后又把王位传给太丁的儿子太甲，伊尹又辅佐太甲。可惜，太甲开始不遵祖训，吊儿郎当，满朝文武为此急得团团转。伊尹在这个关键时刻，毅然将太甲送到桐宫软禁起来，让他悔过自新。同时，自己代他掌管天下。3年后，太甲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伊尹欣喜异常，亲自迎他回宫，并交还政权。后来，太甲成了勤政爱民的一代贤君，而伊尹“放太甲于桐”的故事，也被人们称颂不已。

曹操：欲争天下，先争人才

越是动乱时期，人才越显得重要，天下之争，实际上就是人才之争。三国时期，曹操、刘备、孙权在用人上各有独到之处，因此能形成鼎立之势。而曹操是其中最杰出的，他手下的能人最多，实力也最强。

袁绍和曹操一起兴兵讨伐董卓的时候，袁绍问曹操：“如果这次兴兵不能胜利，我们以后将依靠什么来完成大业呢？”

曹操反问道：“您认为该怎么办呢？”

袁绍说：“我将南面依据黄河，北面凭靠燕、代，合并少数民族的兵力，然后向南去争夺天下，差不多会成功吧？”

曹操没有正面回答袁绍，而是说：“我不像你这样依靠地理环境和外族势力。我只任用天下有智力的人，用道义去统御他们。如果这样，就会无往不胜。”

这句话充分体现出曹操对人才的重视。“任天下之智力”就是曹操聪明和老练的地方。

曹操在颁布的《封功臣令》中指出：“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

曹操用人，被公认为是唯才是举、重才不重德的典型。其依据便是他为求贤而下的著名三令：建安十五年下《俅贤令》：“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何）尝不得贤人君子与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建安十九年下《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止矣。”建安二十二年下《举贤勿拘品行令》：

“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I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综合分析曹操的三次求贤令归结起来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我干事，不管你是什么人！然而在此之前，从他初举义兵到平定北方鼎足三分。

他已用了许多人，谋士如郭嘉、许攸、荀或、荀攸等等；降将有张辽、张绣、张鲁；隐士有田畴、邴原；文士有王粲、陈琳等等。他们众星捧月般围绕在曹操的周围，或运筹帷幄，或决胜千里，或文或武，或隐或仕，都能不失时机地为曹操的事业添砖加瓦。

毛玠曾为曹操出了最有决定意义的“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掌握政治主动权的策略；许攸、荀或为官渡之战的最后胜利立下了大功。当曹操准备从官渡退兵时，荀或制止了他的行动，让他坚持下去，以奇兵攻袁绍。后来许攸从袁绍处投奔曹操，出了火烧鸟巢粮草之计，从而一举破绍；而在曹操北征乌桓、扫平袁绍残余势力之时，郭嘉抱病随行，临病终之时还为曹操留下了锦囊妙计，使曹操不费一兵一卒，就得了袁绍两个儿子的首级。隐士田畴本是幽州牧刘虞的从事，后刘虞被公孙瓒所杀，他因不能替刘虞报仇便逃到山中。在曹操征乌桓时，田畴毅然出山为曹操做向导，开山引路，出其不意地打败了乌桓。

至于“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徐庶，虽然“一言不发”，但作为曹操礼贤下士的幌子，毕竟也算一用吧？并且徐庶既不能为刘备出谋划策，便等于刘备少了一个助手，曹操便有比刘备多用一人的可能，这也算是一种用人的方式了。

而所有这些人，都与令上的标准有差异。从令上标准看，曹操用人也拘品行！

假若关羽不义，也来个陈平那样的盗嫂受金，曹操是否会让他杀人不偿命地过关斩将千里走单骑，就很难说了。

还有毕谌，本为曹操别驾。张邈叛变后，劫持了他的母亲兄弟和妻子。曹操对他说：“你的亲人都在张邈那里，你可以到他那里去。”毕谌当时叩头表示忠于曹操誓无二心。可从曹操那里一出来，就偷跑到张邈那里。等到叛变被平定，毕湛被活捉，大家都替他担心。可曹操却说：“一个人如果孝顺父母，难道不也同样会忠于他的君王么？这样的人，正是我所要任用的！”于是曹操不但没杀他，还把他任为鲁相。

刘备：寻访贤才，成就大业

事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力的竞争，谁能尽最大可能发挥人力，谁就可能成功。然而得到人才不是件容易的事，正确地使用人才更是不容易。在实践中，刘备总结了知人、用人、待人的基本规律，不拘一格地发掘人才、放手使用，终于使其脱颖而出。

刘备少时家贫，与母以贩鞋织席为生。刘备年轻时，就善于交结豪侠，人人争附。虽然如此，有的上层豪强还是瞧不起他。当他已升任平原相时，豪绅刘平还耻在他手下为民，曾派刺客去杀害他。但当刺客受到刘备殷勤款待后，深受感动，不仅不忍下手，还吐露来意。刘备在招聚队伍之先，已与关羽、张飞相善，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刘备每逢公开露面，关羽和张飞常“侍立终日，随从周旋，不避艰险”。后关羽被曹操俘获，虽甚受优待，仍不忘故主，终辞操奔备；赵云原隶属公孙瓒，见刘备后，受到亲近和重视，也因此归附了刘备。

公元201年，刘备驻兵新野，荆州豪杰归者日益增加。刘备认识到自己所以屡遭挫败，主要是缺乏优秀的参谋大员，因此留心寻访人才。当时襄阳名士司马徽，人称“水镜”。刘备找他询问天下大计，徽推荐隐居的“卧龙”诸葛亮；另外，受到刘备器重的徐庶也荐诸葛亮。两人不约而同的介绍，引起了刘备对诸葛亮的倾慕，于是在历史上留下了“三顾茅庐”的佳话。

“三顾茅庐”的故事，传诵已一千多年，但人们所推崇的只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显示出的英明预见，而对刘备访贤、用贤的识见和气量却很少提及。实际上，刘备“三顾茅庐”比诸葛亮“隆中对”更为难能可贵，更具有深远影响。因为才智之士几乎到处都有，可是能够访才、识才、用才的帝王却累世难见。这正是刘备的超人之处。

刘备使用人力，有几个主要特点：

首先是有知人之明。他往往因谈一次话，就能发现人才。例如庞统、邓芝、马忠等因见面与语而“大奇之”。刘备与马忠谈过一次话后，“虽亡黄权，复得狐笃，此为世不乏贤也”。“世不乏贤”这样的话，非善于知人者，是不能道出的。那些庸碌或多疑的君主不是经常感叹无才可用或用而不信吗？刘备临终时，曾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可是诸葛亮不以为然，后来他首次伐魏，即用马谡为先锋，结果招致了街亭之失。

其次，他不仅善于识别部属的才能，而且对于人的品性也有很高的鉴定能力。例如当阳战败时，有人言赵云已北去投曹，刘备却曰：“子龙不弃我走也。”不久，赵云果然抱着刘备的幼子阿斗回来了。又如刘备领益州牧后，有人诬告归附不久的李恢谋反，刘备立即“明其不然”。后来李恢果然成为蜀汉得力将领。

再次，刘备对于人才往往能够予以体谅，甚至做出重大牺牲。例如徐庶原来跟随刘备从樊城南逃，徐庶之母不幸为曹军俘获；徐庶因此要求到曹操那边去。刘备是很器重徐庶的，可是体谅其母子深情，仍旧忍痛割爱，遣其归北。

又如当刘备起兵伐吴时，黄权谏曰：“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刘备不听，令权督江北诸军，防备魏师。备败后，权还蜀无路，被迫降魏。因此，执法官准备按法“收权妻子”。刘备说：“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对待黄权的妻子仍旧和往日一样。裴松之对刘备颇为赞赏，他认为刘备能斟酌是非，区别对待，胜过汉武帝之杀李陵全家。

由此可见，由于刘备能充分发挥人力的作用，即使出身贫寒，缺乏靠山，仍能在群雄中脱颖而出，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李广：长子应变，勇多子谋

精明强干的人，长于随机应变，短在缺乏深思熟虑。深思熟虑的人，深谙静默安处的道理，短在行动迟缓，缺乏机变。这两种情况正是阴阳两性的区别。汉代李广和程不识就是这两种类型的人。

聪明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种：聪明外向和沉思内秀。

聪明外向的人说了就做，办事干脆利落，迅速果断，手段娴熟老辣，绝不拖泥带水。这类人的缺点是较少进行深入细致周密的思考，凭直觉、经验和性情办事的成分稍重，因本人有力量，也聪明，算得上是有勇有谋，但总的来说勇多于谋，深思熟虑较少。这样办事难免有顾及不到之处，也有可能会因忽略了某些细节而埋下隐患。

沉思内秀的人长于思考，出谋划策兼顾方方面面，给人行事细密周全的感觉。他们做事不像聪明外向的人那样轰轰烈烈，但能按部就班地向前推进。他们缺乏雷厉风行的作风，身手不够敏捷，还有可能会因过于求稳而丧失机会。他们知道轻重缓急，虽比较小心，但大事情上不糊涂，能把握方向。

这两种人都有开疆拓土、锐意进取的能力，前者以勇敢闻名，后者以稳重著称，做事风格虽不尽相同，但都是独当一面、办事稳妥的将才。

李广与程不识都是西汉名将。李广的祖上李信是秦国大将，曾率数千人攻逐燕太子丹（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就是他一手策划的），并生擒之，后因夸口用二十万人可灭楚国，失败而归。李广生得一双猿臂，精于骑射。一次率百骑突击于大漠之中，追杀三个匈奴射手。大漠沙盛雪，旷野驰骋，李广一马当先，独弓射杀二人，生擒一人，返回途中与数千匈奴兵不期而遇。汉兵一时大惊，立时想在大敌广漠前逃奔。李广急忙拦住说：“大漠旷野，如何逃脱得了性命？不如留在这里。他们反而会起疑，不敢贸然进攻。”

李广率百骑大模大样地进到离匈奴兵二里处，命兵士下马休息。匈奴兵素闻李广勇名，疑惧未定，不敢出击。有白马将走出匈奴阵列，李广飞身上马射杀之，归队后命兵士们歇马解鞍，卧地而息。

由日暮相峙到半夜，燕山月似钩，旷野静默，匈奴兵终不敢击，又怕中埋伏，竟悄悄撤退了，李广将士全身而还。

李广勇猛善战，又会用兵，而且体爱下属，所得赏赐全部分赠部下，领兵四十余年，家无余资。行军打仗没有严格的命令约束，宿营时人人自便，不设哨岗，但从未遭到袭击。兵士部属们都愿意为他效死命。

与李广同时代的程不识，也是边关名将，以治军严厉著称。行军打仗纪律严明，号令整齐，宿营时多设岗哨，兵士不得乱走，因而也不曾遭到袭击。程不识说：“李广治军很简单，但如果敌兵突然发难，恐难以自保。但军士却能因其宽松仁爱而死命以效。我军虽然严肃紧张，少了活泼气，兵士也不自由，但能团结凝聚，从不懈怠，听令而动，因此敌人也不敢侵。”但相比之下，匈奴兵更怕李广，兵士们也以随李广为乐，而苦从程不识。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论道：

治军以严为首，如无制度约束，就太凶险。李广让士兵自由活动，以他的才能胆识，可以这样，但其他人则不可这样。效法程不识，虽然无功，但不会失败；效法李广，又无李广之才，则祸患暗生，不被敌人击败，就会因内讧而败。

看他们的行动风格可以判断，李广称得上是聪明外向的人才，程不识属于沉思内秀之人。他们都是当时名将，都能建功杀敌。但二人结局并不一样，士卒苦于程不识，但程不识因严谨自律，最后官至太中大夫。李广骁勇善战，立功无数，名震天下，因不服老，随大将军卫青出战匈奴，迷失道路，没能按预定计划与卫青合围匈奴，致使单于夜遁逃。按军法，失期当斩。回京途中，李广喟然长叹：“广年60余年岁，终不能复对刀笔吏。”于是拔刀自刎而死。士卒百姓皆为之涕泪。到李广的孙子李陵投降匈奴，李氏一族名败声没。

刚柔观人法

本章认为人的“先天”品质与命运，可通过“不足用补，有余用泄”的方法来补偿。特别是其“内刚柔”之说叉对“外刚柔”的倾向作了补正，并重点分析了“粗”、“蠢”、“奸”三种人物的品行。

心质亮直

其仪劲固

心质休决

其仪进猛

心质平理

其仪安闲

【原文】

五常之别。列为五德。是故温直而扰毅，木之德也。刚塞而弘毅。金之德也。原恭而理敬，水之德也。宽栗而柔立。土之德也。简畅而明砭，火之德也。虽体变无穷，犹依乎五质。

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徵。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故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休决，其仪进猛。心质平理，其仪安闲。夫仪动成容，各有态度。直容之动，矫矫行行。休容之动，业业跄跄。德容之动。颗颗卯卯。

【译文】

五常的区别，分列为五种品质。因此温和直率而驯顺果决，属于木德；刚强诚实而弘大坚毅，属于金德；仆实恭敬而端肃有礼，属于水德；宽厚庄严而柔顺坚定，属于土德；简直顺畅而明识砭割，属于火德。虽然人的材德类型众多，变化无穷，仍然源于这五种本质。

刚强柔和，明白流畅，坚贞稳固的徵象，显露于人的形貌容姿，外现于人的言语声色，发自人的内在情感，各与它们的表现相似。因此，心性忠亮耿直，其仪容坚定有力；心性简素决断，其仪容奋进勇猛；心性坦然和顺，其仪容安详闲适。仪容的变化，相应有各种不同的状貌举止。姿容端直的举动，勇武刚强；姿容美善的举动，谨慎庄重，行步有节；姿容肃穆的举动，恭敬威严，气宇轩昂。

【原文】

五行为外刚柔，内刚柔，则喜怒、跳伏、深浅者是也。喜高怒重，过目辄忘。近；粗。伏亦不伉，跳亦不扬，近一蠢。初念甚浅，转念甚深，近“奸”。内奸者，功名可期。粗蠢各半者，胜人以寿。纯奸能豁达。其人终成，纯粗无周密者，半途必弃；观人所，忽，十得八九矣。

【译文】

五行是人的阳刚和阴柔之气的外在表现，即是所谓的“外刚柔”。除了外刚柔，还有与之相应的内刚柔。内刚柔指人的喜怒哀乐感情、激动与平静两种情绪、深浅不一的心机城府。遇到令人高兴的事情，就乐不可支，遇到令人愤怒的事情，就怒不可遏，而且事情一过就忘得一干二净。这种人阳刚之气太盛，性情接近于“粗”。平静的时候没有一点儿张扬之气，激动的时候也昂扬刚壮不起来，这种人阴柔之气太盛，性情接近于“蠢”。遇到事情，初一考虑，想到的很浅，然而一转念，想到的却非常深入和精细。

这种人阳刚与阴柔并济，接近于“奸诈”。凡属内藏奸诈的人外柔内刚，遇事能进能退，能屈能伸，日后必有一番功业和名声可以成就。既粗又蠢的人，刚柔皆能支配其心，使他们乐天知命，因此寿命往往超过常人。纯奸的人——即大奸大诈者，胸襟开阔，能藏丘壑，遇事往往以退为进，以顺迎逆，这种人最终会获得事业的成功。那种外表举止粗鲁，心思也粗枝大叶的人，只是一味地刚，做起事来必定半途而废。以上这些，也就是“内刚柔”往往被忽略，而且一般察人者十有八九都会忽略这一点。

【原文】

是故强毅之人。狠刚不和。不戒其强之搪突，而以顺为挠。厉其抗。是故可以立法，难与人微。柔顺之人。缓心宽断。不戒其事之不摄，而以抗为刿，安其舒。是故可与循常，难与权疑。雄悍之人，气奋勇决。不戒其勇之毁跌，而以顺为框，竭其势。是故可与涉难，难与居约。惧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懦于为义，而以勇为狎。增其疑。是故可与保全，难与立节。凌楷之人，秉意劲特。不戒其情之固护。而以辨为伪。强其专。是故可以持正，难与附众。

【译文】

坚强刚毅的人，狠戾刚愎不柔和，不对自己强硬冒犯别人引以为戒，反而以柔顺为软弱，更加亢奋抵触。因此这种人可以设立法制让人遵行，却难以体察机微。温柔和顺的人，迟缓宽容缺乏决断，不对自己不知治理事务引以为戒，却以刚毅奋进为伤害，安于无所作为，因此这种人可以遵守常道，难以权变释疑。勇武雄悍的人，意气风发勇敢果断，不对勇悍造成的毁害失误引以为戒，反而视和顺忍耐为榷弱，尽势任性。

因此这种人可以与人共赴危难，难以处穷守约。谨慎戒惧的人，畏事多忌，不对自己不敢伸张正义引以为戒，却把勇敢作为轻忽，增加犹疑畏惧。因此这种人可以保命全身，难以树立节义。凌厉刚正的人，坚劲耿介，不以自己固执已见引以为戒，反而增强其主观专断。因此这种人可以坚持正义，难以随俗附众。

【事典】

陶朱公：错识人性，痛失爱子

性格是指人对现实中客观事物经常的稳定的态度，以及与之相应的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比如说，有的人小心谨慎，有的人敢拼敢闯，小心谨慎与敢拼敢闯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人们根据他们外现出来的习惯化了的特征来判别这两种人的性格差别。

性格的形成固然会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但主要是在后天环境中磨炼出来的，而且定型之后，有很强的稳定性。一夜之间判若两人的情况多半属短期行为，是因为受到莫大刺激突变的结果；一段时间以后，固有性格又会重现，这就是因为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的缘故。性格成形稳定后，既不容易改变，对人的行为也会产生极大的支配作用。

逆来顺受惯了的人，如果不经历大波折、大痛苦，是很难迅速转变成一个坚决果断的人的。即便由于这样或那样的机缘，这种人坐上了第一把交椅，时间一长，他多半还是会下来的。多年来的逆来顺受已使他对权力没有多大的欲望，而且他也习惯了受人支配或自己动手、不用支配别人的行为方式。像金庸笔下的张无忌，身上就带有这种特征。他的武功智慧都是一流的，却没有强烈的权力欲望，学成盖世神功纯属巧合，当上明教教主是因为形势所迫，最终他还是携佳人归隐山林去了。

但性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阅历丰富后，鲁莽的人可能学会了适当的谨慎，勇而无谋的人可能学会了相时而动，这都是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发生若干变化的结果。

从性格上来识别人才，应充分把握其恒定不变的特征和后天环境造成的变化。准确把握人才的个性，是事情成败的重要前提。

陶朱公原名范蠡，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以后，功成身退，转而经商。后来辗转来到陶地，自称朱公，人们都称他为陶朱公。后来他的二儿子因杀人被囚禁在楚国。陶朱公想用金钱赎回二儿子的性命，于是决定派小儿子带着许多钱财去楚国办理这件事。

长子听说后，坚决要求父亲派他去，他说：“我是长子，现在二弟有难，父亲不派我去反而派弟弟去，这不是说明我不孝顺吗？并声称要自杀。陶朱公的老伴也说：“现在你派小儿子去，还不知道能不能救活老二，却先丧了长子，可如何是好？”陶朱公不得已就派长子去办这件事，还写了一封信让他带给以前的好友庄生，并交代说：“你到那儿之后，就立即把钱给庄生，一切听从他的安排，不要管他怎么处理此事。”

长子到楚国后，发现庄生家徒四壁，院内杂草丛生，按照父亲的嘱咐，他把钱和信交给了庄生。庄生说：“你就此离开吧，即使你弟弟出来了，也不要问其中的原委。”但长子告别后并未回家，而是想：这么多钱给他，如果二弟不能出来，那不是大亏？欲留下来听候消息。庄生虽然穷困，但却非常廉直，楚国上下都很尊敬他。陶朱公的贿赂，他并不想接受，只准备在事成之后再还给他，所以那些钱财他分毫未动。陶朱公长子不知原委，以为庄生无足轻重。

庄生向楚王进谏，说某某星宿相犯，这对楚国不利，只有广施恩德才能消灾。楚王听了庄生的建议，命人封存府库，实行大赦。陶朱公长子听说马上要大赦，弟弟一定会出狱，而给庄生的金银就浪费了，于是又去见庄生，向庄生要回了钱财，并暗自庆幸。庄生觉得被一个小孩子欺骗，很是恼怒，又进宫见楚王说：“我以前说过星宿相犯之事，大王准备修德回报。现在我听说富翁陶朱公的儿子在楚杀人被囚，他家里拿了很多钱财贿赂大王左右的人，所以大王并不是为体恤社稷而大赦，而是由于陶朱公儿子的缘故才大赦啊！”楚王于是下令先杀掉陶朱公的次子，然后再实行大赦。结果陶朱公的长子只好取了弟弟的尸骨回家。

长子回家后，陶朱公悲泣地说：“我早就知道他一定会杀死他弟弟的！他并非不爱弟弟，只是因为他年少时就与我一起谋生，手头不宽绰，所以吝惜钱财。而小儿子一出生就看见我十分富有，所以轻视钱财，挥金如土。以前我要派小儿子去办这件事，就是因为他舍得花钱啊！”

王湛：可与深虑，难与捷速

沉静之人性格文静，办事不声不响，认真执著，有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因此往往会成为某一个领域里的专家和能手。这种人的缺点是过于沉静而显得行动不够敏捷，凡事三思而后行，抓不住生活中擦肩而过的机会。尽管平时不大爱讲话，但他们看问题又远又深，只因不愿讲出来，有可能被别人忽略。其实仔细听听他们的意见是有启发的。

王湛平时从不表现自己，别人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他也从不去计较，因此很多人都轻视他，连他的侄儿王济也瞧不起他。吃饭的时候，桌子上明明有许多好菜，王济也不让这位叔叔吃。王湛吃不到好鱼好肉，就叫王济给他点儿蔬菜吃，可王济又当着他的面把蔬菜也吃了，但王湛并不生气。

一天，王济偶然到叔叔的屋里去玩，见到王湛的床头有一本《周易》，这是一本很古老又难读懂的书。在王济看来，王湛这样的木头人怎么可能读懂这样一部书呢？于是他就问：“叔叔把这本书放在床头干什么呢？”王湛回答说：“身体不好的时候，坐在床头随便看看。”

王济怀疑叔叔读《同易》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便有意请王湛说说书中的一些意思。王湛分析其中深奥的道理，深入浅出，非常中肯，讲得精炼而有趣味，这是王济从来没有听到过的。

于是，他留在叔叔的住处，接连好几天都不愿回去。经过接触和了解，他深深感到，自己的知识和学问比叔叔的简直差了一大截。他惭愧地叹息说：“我家里有这样一位博学的人，可我30年还不知道，这是我的一个大过错呵！”几天后，他要回家了，王湛又很客气地把他送到大门口。

王济有一匹性子很烈的马，特别难骑，就问王湛：“叔叔爱好骑马不？”王湛说：“有点儿爱好。”接着王湛就骑上这匹烈马，姿态容貌悠闲轻巧，速度快慢自如，连最善骑马的人也无法超过他。

王济对他平时骑的马特别喜爱。王湛又说：“你这匹马虽然跑得快，但受不得累，干不得重活。最近我看到督邮有一匹马，是一匹能吃苦的好马，只是现在还小。”王济就将那匹马买来，精心地喂养，等它与自己骑的马一样大了，就进行比试。王湛又说：“这匹马只有背着重量才能知道它的能力，在平地上走显不出优势来。”于是，王济就让两匹马在有土堆的场地上比赛。跑着跑着，王济的马果然摔倒了，而督邮的马还像平常一样，稳稳当当。

通过这些事情，王济开始从内心深处佩服叔叔的学识和才能了。他回家以后，就对父亲说：“我有这样一位好叔叔，比我强多了，可我以前一点儿也不知道，还经常轻视他，太不应该了。”

曹武帝平时也认为王湛是个呆子。有一天，他见到王济，就像往常一样开他的玩笑，说：“你屋里傻叔叔死了没有？”

要是在过去，王济会无话可答，可这一次，王济大声回答说：“我叔叔根本不傻！”接着，他就把王湛的才能学识一五一十讲出来，武帝也相信了。后来，王湛还当了汝南内史。像王湛这样，平时只管发展和提高自己，而不去追求表现和虚荣，是一种深层次的人生智慧。王湛善于忍耐。不追求虚名，才获得了他人真正的敬佩与赏识。

卫青：以仁治军，平和柔韧

性格分内向型与外向型两种，这两种人在实际生活中的比例大致相当。哪一种类型更有利于事业的成功呢？以卫青和霍去病为例，两种类型应不相上下。

卫青的母亲卫媪，本是平阳侯的妾，先生有女儿卫子夫和卫少儿，又暗里与郑季私通生有卫青。少年时，卫青跟随父亲郑季，郑季叫他去放羊。因偶然机会，卫青去了一次甘泉宫，宫中一个钳工见了他，说他将来官能封侯。卫青笑着说：“能不天天挨打受气，我就很满足了，哪里敢去想封侯。”

卫青的大姐卫子夫因跟随平阳公主而得汉武帝宠爱，陈皇后怒，派人捉住卫青，想杀他以泄私愤。卫青的好友公孙敖与几位壮士救出卫青。汉武帝知道后，认为卫青有奇才，召为侍中。后随大军出征匈奴，同时代的李广等名将击匈奴有成有失，独卫青有功无过，大家由此佩服汉武帝的识人之能。

卫青官至大将军，为人谦恭有礼，以仁治军，平和柔韧，不张声势，爱恤士卒，不擅权功，士卒都乐为其效命。右将军苏建兵败，只身逃回军中，部将均认为苏建弃军独回，当斩首以严军法。卫青说：“我与大家情同手足，虽苏建失军当斩，但我们都是臣子，等呈报天子。让天子裁决。”

霍去病是卫青的另一个姐姐卫少儿与平阳县吏霍仲儒私通而生，18岁随卫青出征匈奴。他与卫青的柔韧平和不一样，为人直言仗义。汉武帝叫他学习孙子兵法，霍去病说：“打仗主要看方略如何，不必多学古人兵法。”汉武帝又为他修建了一座院落，他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这与当初卫青听人说他将来会封侯时的话语截然不同。霍去病行军打仗不大体恤士卒，士卒缺粮，他仍然意气风发地追击匈奴。这与卫青以仁治军也不相同。

李广的儿子李敢因李广随卫青攻击匈奴误期自刭的事而怨恨卫青，伏在路边打伤卫青。卫青隐匿了此事。骠骑将军霍去病知道后，借李敢随汉武帝到甘泉宫打猎的机会射杀李敢。汉武帝问起此事，霍去病说李敢是追猎时与鹿相撞而死的。

卫青与霍去病性格不一样，一个属内向型，一个属外向型。他们的做事风格也不一样，但都功名盖世，威震朝野。所不同的是，霍去病后生于卫青，而先于卫青去世。其中道理，读者自可去琢磨。

龚定庵：狂放不羁，恃才傲物

狂傲之人大多不满现状，以狂放不羁恃才傲物为个性特征。他们愤世嫉俗，为人耿介朴厚，有高人之风，但宽容不足，机巧圆润不足，因此为人行事自成一格，既不为他人理解，也不肯屈尊去迁就他人。但他们能沉心于个人兴趣之中，终于有过人的成绩。历史上诸如郑板桥等一类人物，皆属此类。

由于过分狂傲，不肯屈就，又会给自己添麻烦，甚至引来杀身之祸。三国时的杨修，恃才傲物，不自收敛，又不遵从军纪，随意乱说军秘，结果惹恼曹操，掉了脑袋。祢衡，年纪轻轻的，不仅不服人，还公然擂鼓大骂曹操，曹操也是纵横开阖、文武全才的一代雄主，一气之下，摆平了祢衡。杨修与祢衡的死，曹操当然要负责任，而二人的狂傲个性，则是惨剧的诱因。

狂傲，多半以充足的信心为基础，常以为天下人皆不如己，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有利于将个人才智淋漓尽致地发挥；但失于分寸，忘记自律，不分场合，皆以己意行事，则会坏人坏己之大事，而难得善果。另有用狂傲态度来掩饰真心的情况，不可不细察。

不宜区别的是真假狂态。狂，一种因为身怀绝技，有傲物之资；另一种狂，则是志大才疏、自命不凡、眼高手低。“骄傲”二字本是分开来用的，没有内容而自以为了不起是骄，有内容而看不起人是傲，后来连用为骄傲，骄与傲是狂的两种状态。

清代嘉庆年间有个怪人龚定庵，以狂闻名。康有为、梁启超所倡导的思想深受他的影响。这个人才气高，文章也非常好，而且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注重国防建设。蒙古、满洲边疆，他都去过。他认为中国的隐患问题，都是边疆问题，边疆有漏洞，西北有俄罗斯，东有日本，将来一定会被侵扰。他也狂，作了一篇文章，讲“才难”，说天下将要大乱，因为缺乏人才。文章骂得很厉害，说“朝无才臣，巷无才偷，泽无才盗”，连有才的偷盗都没有了，因此他感叹那是一个人才的没落时代，过不了多少年，天下就要大乱。果然不出半个世纪，内忧外患接连而来。

普惠公：刚愎自用，痛失天下

刚愎自用的人不仅对批评充耳不闻，而且对良言忠告似乎也没多大兴趣。对于任何事情，无论决定与否，建议对他们来说没有实际的意义，因为归根到底，他们还是愿意自己作决定。这样的人，坚强刚毅，狠戾刚愎不柔和，不对自己强硬冒犯别人引以为戒，反而更加亢奋抵触。

公元前645年，秦晋大战于龙门山。结果秦胜晋败，晋惠公也作了秦军的俘虏。晋国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晋惠公的刚愎自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晋惠公是在秦穆公、齐桓公的支持下登上国君之位的，事先曾答应割五城给秦国以求得秦穆公的支持。但他即位之后，却赖了账。即便如此，当晋国天灾流行、民间绝食的危急时刻，秦国给晋国送去了大批粮食。可是，当秦国也遇灾荒，向晋国买粮时，晋惠公竟一粒粮食也不愿卖，这便激怒了秦国。秦穆公以晋国忘恩负义为名，出师讨伐晋国。

而对这一紧急事态，晋惠公是怎样对待的呢？

第一，他根本不承认理在秦国一边，拒绝和谈。大臣庆郑建议“割五城以全信，免动干戈”。他怒不可遏地说，晋国作为堂堂千乘之国，根本谈不上什么割地求和，下令要先斩庆郑，然后发兵迎击秦军。众大臣建议让庆郑将功折罪，庆郑才免于一死。

第二，他视不同意见如洪水猛兽，多方压制。秦军已渡河向东，三战全胜，长驱而进，直至大将韩简案下。韩简向他报告，秦国军队虽少，但状态却是十倍于晋军。晋惠公询问其中原因，韩简分析说：“大王当初以秦近而奔梁，继以秦授而得固，又以秦赈而免饥，三受秦施而无一报，秦国君臣积愤已深，所以才来伐晋。秦军都怀有讨伐大王之心，所以斗志特别高。”晋惠公一听，大为恼火，并对他加以斥责。

第三，他根本不考虑实际战斗的危险程度，他原本坐的一匹小驷根本不适用于战斗，臣下建议他换一匹国产的战车，但他偏爱小驷，非它不用。

战争开始了，混战之中，晋惠公虽然不乏勇敢，无奈那小驷未经战阵，惊吓乱窜，陷入泥泞之中，他终于被秦军俘获。晋军失了主帅。也投降了秦军。

一个人最大的弱点，就在于他自以为聪明。刚愎自用者有这样的弱点，但他们常常意识不到，甚至不愿意识到。这样一来，他们的失败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八观法

观人有法，法曰“八观”：观夺救、观感变、观志质、观所由、观爱敬、观情机、观所短、观聪明。观人要多侧面全方位地考察其正反间杂的情况，尤其要善于把握其似是而非之处。如果真能这样，必定会野无遗贤，天下英才尽为我用。谨记：观人之道，玄妙莫测，须依事而论，不可按图索骥。

【原文】

八观者：一曰，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三曰，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四曰，观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塞。六曰，观其情机，以辨恕惑。七曰，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

【译文】

八观：一是观察一个人对待争权夺利和救济民众的态度，以分辨他是否反复变化。二是观察一个人感情的变化和反应，以了解他为人的基本态度。三是观察一个人的志向和本质，以考察他是否名不符实。四是观察一个人的行为表现，以辨识他的作为是否似是而非。五是观察一个人对人的爱敬态度，以考察他的处世之道是否能够成功。六是观察一个人情绪欲望，以分辨他是否容易宽以待人还是容易迷惑。七是观察一个人的短处，以认识他的长处。八是观察一个人是否聪明，以分析他在哪些方面能够通达。

【原文】

何谓观其夺救，以明间杂？夫质有至、有违。若至胜违。则恶情夺正。若然而不然。故仁出于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厉必有刚，有厉而不刚者。若夫见可怜则流涕，将分与则吝啬，是慈而不仁者。睹危急则恻隐，将赴救则畏患，是仁而不恤者。处虚义则色厉，顾利欲则内荏，是厉而不刚者。然则慈而不仁者，则吝夺之也。仁而不恤者，则惧夺之也。厉而不刚者，则欲夺之也。故曰，慈不能胜吝，无必其能仁也。仁不能胜惧，无必其能恤也。厉不能胜欲，无必其能刚也。是故不仁之质胜，则伎力为害器。贪悖之性胜，则强猛为祸梯。亦有善情救恶，不至为害，爱惠分笃，虽傲狎不离，助善著明，虽疾恶无害也。救济过厚，虽取人，不贪也。是故观其夺救，而明间杂之情，可得知也。

【译文】

什么叫作观察一个人对待争权夺利和救济民众的态度以分辨他是否具有恒性呢？人的性情本质有正面和反面，如果正面无法战胜反面，那么恶的性情就会压倒善的一面。有时情况好像是这样，其实并非如此。因此宽仁出于慈爱，也有慈爱而不宽仁的。宽仁必然会有体恤救济，但也有宽仁而不体恤救济的。严厉的必然有刚强，但也有严厉而不刚强的。如果看见可怜的人就流眼泪，将要施予财物时却吝啬，这就是只有慈爱而不宽仁。见到别人处境危急就产生同情之心，将要前往救援时却又畏葸不前，这就是只有宽仁而没有体恤救济的行动。对待虚情假义时面色严肃，而受到利欲诱惑时就内心怯弱，这是只有严厉而没有刚强。慈爱而不宽仁，是贪吝占了上风；宽仁而不救济，是畏惧占了上风；严厉而不刚正，则是利欲在起作用。因此，可以这样说，慈爱不能超过吝啬，就会不宽仁；宽仁不能克服恐惧，就必然不能有救济的行动；严厉不能战胜利欲，就必然不能刚直强硬。因此，以不宽仁的资质取胜，最后本领往往会变成害己的东西。如果贪婪的本性占了上风，那么，刚强勇猛的性格只能招致祸端。也有性情纯善的人救助恶人的，但这种善行不至于酿成祸害。感情深厚，即使偶尔有各自倨傲和互不尊重的情况发生，也不会导致彼此分离。帮助善良的人，彰显光明正大的事情，即使有嫉恨邪恶也不能够伤害自己。慷慨救济别人，即使财物取自他人，也不是贪婪的表现。因此观察一个人对待争权夺利和救济体恤的态度，就可以分辨一个人是否有为善的恒心。

【原文】

何谓观其感变，以审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将欲求之，必观其辞旨，察其应赞。夫观其辞旨，犹听音之善丑。察其应赞，犹视智之能否也。故观辞察应，足以互相别识。然则论显扬正，白也。不善言应，玄也。经纬玄白，通也。移易无正，杂也。先识未然，圣也。追思玄事，睿也。见事过人，明也。以明为晦，智也。微忽必识，妙也。美妙不昧，疏也。测之益深，实也。假合炫耀，虚也。自见其美，不足也。不伐其能，有余也。故曰，凡事不度，必有其故。忧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疚之色，乱而垢杂。喜色愉然以怿，愠色厉然以扬；妒惑之色，冒昧无常。及其动作，盖并言辞。是故其言甚怿，而精色不从者，中有违也。其言有违，而精色可信者，辞不敏也。言未发而怒色先见者，意愤溢也。言将发而怒气送之者，强所不然也。凡此之类，徵见于夕卜，不可奄违。虽欲违之，精色不从。感愕以明，虽变可知。是故观其感变而常度之情可知。

【译文】

什么叫观察一个人的感情变化以了解其为人的基本态度呢？人们往往将自己的真实感情深深地隐藏起来，不显露于外表、语言。因此，要想了解一个人，一定要观察他的言辞表达和应对的方式。观察其言辞的表达，听其声音是善意还恶意。观察他的应对赞和，看他的智慧是否能够应付。因此，观其言语，察其应对，足以相互对照。然而，论点显明，支持正确的事情，让人明白易晓；言辞不敏锐，不善于应对，令人感到深奥难测。能够判明深奥的道理，便是通达。言语反复无定，中心不明确，便是杂乱。能够预知未发生的事情，便是圣明。追思深微的道理，便是睿智。遇事见识超常，就是聪明。内心精明而不显示于外，便是机智。能够察识细微，便是神妙。美妙而不隐蔽，便是落落大方。挖掘不尽，愈测愈深，便是充实。假意迎合，相互炫耀，便是虚伪。只见自己的长处而无视别人的优势，便是不足。不自夸优点，便是优点。因此，凡事不符合常理，必然有其原因。如果内心忧虑，形于外表，就会显得疲乏黯淡。如果身体疾病表现于形色，就会显得杂乱污秽。欢喜之色是愉快欣悦的感觉；愤怒之色，是凌厉张狂的感觉。妒嫉疑惑之色，往往导致喜怒无常和蛮横无理。等到动作出现了，言辞就随之而出。因此，如果言辞上表现得十分欢愉，而神色却没有相应的表现，其中就必然有违心之处。如果言辞不能够达意，但神色还是可信的，那是不善言辞。如果话未出口已怒形于色，那是内心充满了激愤。如果言语吞吞吐吐而怒气可见，那是迫于无奈，忍无可忍。凡是这些类型，迹象显示在外，不可遮盖，即使想掩饰，神色也已经暴露出来了。既然内在的感情已不难探明，那么，无论怎样变化都可以得知，因此，观察感情变化和态度的反应，通常的为人也就可以从中看出来了。

【原文】

何谓观其至质，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二至以上，则至质相发，而令名生矣。是故骨直气清，则休名生焉。气清力劲，则烈名生焉。劲智精理，则能名生焉。智直强悫，则任名生焉。集于端质，则令德济焉。加之学，则文理灼焉。是故观其所至之多少，而异名之所生可知也。

【译文】

什么叫作观察一个人的本质而知道他是否名实相符呢？大多数性有所偏的人，往往具有两方面的品质，就两种品质相互补充促进，从而获得美好的声名。因此，骨骼挺立，气质清朗，就获得美善的名声。气质清峻，体力劲健，就获得强健的名声。智力发达，义理精通，就获得贤能的名声。聪明直率，坚强诚实，就会获得可资信赖的名声。如果能再加上端正的品质，就能够成就美好的品德：如果能再加上勤学，就会通达道理，文辞华美。因此，观察一个人具备了多少方面的气质，就可以知道将获得哪些名声了。

【原文】

何谓观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纯讦性违，不能公正。依讦似直，以讦讦善，纯宕似流，不能通道。依宕似通，行傲过节。故曰，直者亦讦者，讦者亦讦，其讦则同，其所以为讦则异。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则同，其所以为宕则异。然则何以别之？直而能温者，德也；直而好讦者，偏也；讦而不直者，依也；道而能节者，通也。通而时过者，偏也：宕而不节者，依也。偏之与依，志同质违，所谓似是而非也。是故轻诺，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无效。进锐，似精而去速。诃者，似察而事烦。讦施，似惠而无成。面从，似忠而退违，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权，似奸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内明。博爱，似虚而实厚。正言，似讦而情忠。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有似理讼，其实难别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实。故听言信貌，或失其真。诡情御反，或失其贤。贤否之察，实在所依。是故观其所依，而似类之质可知也。

【译文】

什么叫作观察一个人的经历而辨识他的作为是否似是而非呢？只是纯粹发人隐私而不徇情，违背常性，并不能做到公正无私。假装当面揭短，看似正直无私，其实其目的在于攻击好人，排除良善。如果纯粹放纵不拘，就无异于流荡，不能达于正道。如果有意放纵，看上去好像类似通达，其实是行为傲慢，没有节制。所以说，正直的人斥责别人过失，好揭发别人阴私的人也斥责别人过失，在斥责别人这一点上表面相同，但斥责别人的动机不同。通达的人放纵，放荡的人也放纵，在放纵这一点上相同，放纵的原因却不同。然而，怎样区别他们之间的不同呢？正直而温和，是有道德的表现；正直而好揭短，是偏失的表现。如果好斥责而不正直，那就是似是而非。疏导而有节制，属于通达，但通达而经常过分，就是偏失。放纵而不节制，就是似是而非。偏失与依似，表现一样，性质不同，依似就是似是而非。因此，轻易承诺，看似重视义气，其实很难实践，是不守信用的表现。经常变换做法，好像很有能力，其实并无效果。锐意进取，看似精诚，其实不能够持久。好加诘难，似乎善于观察，其实只能增添麻烦。表面顺从，看似忠诚，其实往往阳奉阴违。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表现。也有似非而是的情况。大的权术政治，看似奸邪，其实具有正面的作用，往往会有功于天下。大的智慧学问，看似愚钝，其实有着内在精明。广博的爱，看似空泛，其实淳厚深沉。正直的言论，看似诘难，其实情怀忠诚。观察辨明是非，掌握真实情感的反面，看起来是非明确、泾渭分明，其实非常复杂，难以鉴别。不是天底下最精明的人，谁能够把握其中的真实情况？所以，听信其言辞，相信其神色，有时会反而难明真相。疑惑真情，相信假相，有时失去真正的贤才。观察贤明与否，要有具体的依据。因此，观察他似是而非的表现所凭依的基础，就可以知道他属于哪一类的材质了。

【原文】

何谓观其爱敬，以知通塞？盖人道之极，莫过爱敬。是故《孝经》以爱为至德，以敬为要道。《易》以感为德，以谦为道。《老子》以无为德。以虚为道。《礼》以敬为本。《乐》以爱为主。然则人情之质，有爱敬之诚，则与道德同体，动获人心，而道无不通也。然爱不可少于敬。少于敬。则廉节者归之。而众人不与。爱多于敬，则虽廉节者不悦，而爱接者死之。何则？敬之为道也，严而相离，其势难久。爱之为道也，情亲意厚，深而感物。是故观其爱敬之诚，而通塞之理可德而知也。

【译文】

什么叫作观察一个人的爱敬态度以判断他的前途是否顺利呢？人伦之道的极致，莫过于爱和敬。因此《孝经》以爱作为最高的道德，以敬作为道的关键。《周易》以气感佩为德，以谦让作为道。《老子》以“无”作为德，以“虚”作为道。《礼》是以敬为根本，《乐》是以爱为根本。人情的本质如果有爱和敬的真诚，就能感天动地，得取人心，而他的为人处世也就必然畅通无阻。但是，爱不可少于敬，如果爱少于敬，节操清廉的能够使人归附他，但多数人却不愿意接受他。如果爱多于敬，虽然廉洁清高的人不满意，但受其恩惠的人愿意为之献身。为什么呢？作为一种道德，敬因等级严格而使人相互疏远，这种状况不能够持久。作为一种道德，爱表现为情义深厚，能够深刻打动人心。因此，观察一个人爱敬的态度也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处世是不是能够成功。

【原文】

何谓观其情机，以辨恕惑？夫人之情有六机，杼其所欲，则喜。不杼其所能，则怨。以自伐历之，则恶。以谦损下之，则悦。犯其所乏，则姻。以恶犯姻。则妒。此人性之六机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故烈士乐奋力之功，善士乐督政之训，能士乐治乱之事，米士乐计策之谋，辨士乐陵讯之辞，贪者乐货财之积，幸者乐权势之尤。苟赞其志，则莫不欣然。是所谓杼其所欲，则喜也。若不杼其所能，则不获其志。不获其志，则戚。是故功力不建，则烈士奋。德行不训，则正人哀。政乱不治，则能者叹。敌能未弭，则术人思。货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幸者悲。是所谓不杼其能，则怨也。人情莫不欲处前，故恶人之自伐。自伐，皆欲胜之类也。是故自伐其善，则莫不恶也。是所谓自伐历之，则恶也。人情皆欲求胜，故悦人之谦。谦所以下之。下有推与之意，是故人无贤愚，接之以谦，则无不色怿。是所谓以谦下之，则悦也。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见其所长。是故人驳其所短，似若物冒之。是所谓驳其所乏，则姻也。人情陵上者也。陵犯其所恶，虽见憎，未害也。若以长驳短，是所谓以恶犯姻，则妒恶生矣。凡此六机，其归皆欲处上。是以君子接物，犯而不校。不校，则无不敬下，所以辟其害也。小人则不然。既不见机，而欲人之顺已，以佯爱敬为见异，以偶邀会为轻，苟犯其机，则深以为怨。是故观其情机，而贤鄙之志可得而知也。

【译文】

什么叫做观察一个人的情欲以辨别其是宽恕还是疑惑呢？人的情欲，有六种基本的征象。让其志向得到实现，就喜悦：其才能不能得到发挥，就抱怨；向别人炫耀自己，就会被人厌恶；谦虚卑损，就容易讨人喜欢；揭露别人的短处，就会遭人忌讳；忌讳别人冒犯自己的短处，就容易产生嫉妒的心理。这是人的六种本性。从人之常情来讲，没有不想实现自己的愿望的，所以性情刚烈的人喜欢做轰轰烈烈的事情，良善之士喜欢制定督察政务的法则，才能之士喜欢治理动乱，善于权术的人喜欢设计谋略，善于辩论的人喜欢盛气凌人的质问，贪婪的人喜欢聚敛财物，被宠幸的人喜欢显示自己具有权势的优势。如果他们的志向得到人们的称赞，没有不感到高兴的。这是所谓欲望得到满足，就感到喜悦；如果他们的能力不能够得到发挥，志向得不到施展，就感到悲哀。因此，功业不能够建立，刚烈之士就会感到愤慨；德行仁政失去规范，正直之士就会感到悲哀；政治动荡不安，贤能之士就会怨叹；敌人尚未根除，权谋之人就会沉思；货物财宝没有积聚起来，贪婪的人就会处心积虑地要得到；权势富贵不够显赫，贵幸的人就会感到忧伤。这是所谓不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就怨恨。想争先是人之常情，都厌恶别人自夸，自我炫耀都是想胜过别人，因此自己夸耀自己的长处，没有不遭人嫌恶的。这就是所谓自己的长处胜过别人，就会招来厌恶。想求胜是人之常情，所以都喜欢别人谦虚，喜欢别人甘居人下。因此无论是贤明的人还是愚昧的人，接受别人的谦让，都喜形于色。这是所谓谦虚就会讨人喜欢。掩盖自己的不足也是人之常情，显示自己的长处而，因此别人非难其短处，就像有个东西罩住他。这是所谓触犯别人的短处，就会使人讨厌。想攻击比优于自己的人，冒犯了对方，招致厌恶，但尚不至于招致祸害。如果以自己的长处非议对方的短处，就会产生妒害。上述这六种情况，它们的根源都出自想超过别人。所以君子接人待物，受到小的冒犯而不计较，不计较就无不谦敬处下，所以就会避免受到伤害。小人却不是这样，这些人既不能够正确地评估形势，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关键，又要求别人顺从自己，以假装爱敬求得别人的重视，认为偶尔邀会是对自己的轻视。一旦侵犯了他的利益，他就会深怀怨恨。因此观察一个人的情绪欲望是如何表现的，其内心的贤明和鄙陋是可以得知。

【原文】

何谓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故直之失也，讦。刚之失也，厉。和之失也，。介之失也，拘。夫直者不讦，无以成其直。既悦其直，不可非其讦。讦也者，直之徵也。刚者不厉，无以济其刚。既悦其刚，不可非其厉。厉也者，刚之徵也。和者不，无以保其和。既悦其和，不可非其懦。也者，和之徵也。介者不拘，无以守其介。既悦其介，不可非其拘。拘也者，介之徵也。然有短者，未必能长也。有长者，必以短为徵。是故观其徵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长可知也。

【译文】

什么叫作观察一个人的短处而知道他的长处呢？偏材的人，都有短处。因此，正直的人的缺点在于好斥责别人；刚强的人缺点在于过于严厉；平和的人的缺点在于软弱；耿介的人的缺点在于拘谨。然而，正直的人如果不抨击是非，就不成其为正直，既然喜欢其正直，就不可否定他喜欢责备别人。喜欢责备别人，恰恰是正直的标志。刚强的人如果人不严厉，就不成其为刚强，既然喜欢其刚强，就不可否定他的严厉。严厉恰恰是刚强的表现。平和的人如果不柔弱，就无法保持其和气的性格，既然喜欢其和气，就不能责备他的柔弱。耿介的人如果处事不拘谨，就无法成其耿介，既然喜欢其耿介，就不能指责他的拘谨。但是，有短处的人，未必一定有长处；然而，有长处的人，却必然有短处。因此，观察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短处，他的长处也就可以知道了。

【原文】

何谓观其聪明，以知所达？夫仁者，德之基也。义者，德之节也。礼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智者，德之帅也。夫智出于明。明之于人，犹昼之待白日，夜之待烛火。其明益盛者，所见及远。及远之明，难。是故守业勤学，未必及材。材艺精巧，未必及理。理义辨给，未必及智。智能经事，未必及道。道思玄远，然后乃周。是谓学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道也者。回复变通。是故别而论之，各自独行，则仁为胜。合而俱用，则明为将。故以明将仁，则无不怀。以明将义，则无不胜。以明将理，则无不通，然则苟无聪明，无以能遂。故好声而实不克，则恢。好辩而理不至，则烦。好法而思不深，则刻。好术而计不足，则伪。是故钧材而好学，明者为师。比力而争，智者为雄。等德而齐，达者称圣。圣之为称，明智之极明也。是以观其聪明，而所达之材可知也。

【译文】

什么叫作观察一个人的聪明以分析他是否能够通达呢？仁，是道德的基础；义，是道德的节制；礼，是道德的具体表现；信，是道德的支柱；智，是道德的主导。智慧出于明达，而明达对于人来说，就好像白昼的太阳，夜晚的烛火。越是明达的人，见识就越远。而明达至于深远，是很难的。因此，即使恪守一项事业，勤奋好学，也未必一定能够达到人材的标准。才能技巧，十分精妙，也未必定能够把握深刻的理论。善于辨析义理，也未必定能够具备大智慧。智慧能够处理各种事务，也未必定能够掌握普遍性的真理。只有对深奥的道理进行深入思考，然后才能十分周到地考虑各方面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学问不如才能禀赋重要，材艺不如掌握事理重要，善于说理不如具有大智慧重要，善于思虑不如把握“道”重要。“道”这种东西，回环反复，变化神通，难以言说，因此，需要另外讨论。当几种材德各自运行时，以仁德最为重要。融合在一起运用，就要以明达作为主导。所以，以明达来指导仁，就会众望所归；以明达统帅义，就会无往而不胜；以明达来支配理，就会无事不通。如果没有聪明，就将一事无成。因此，追求名声而名不符实，就显得空泛；喜欢辩说而没有道理，就显得杂乱；设定法制而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显得苛刻而与世相违；玩弄权术而计谋不足，就显得虚假。因此具有一定的材能而勤奋好学，聪明的人就会成为老师；力量相同而争强好胜，明智的人就会成为雄杰。在同样的道德中，通达的人会成为圣人。圣人之所以被称为圣人，是因为他是最富有聪明智慧的人。所以，观察一个人的是否聪明，就会知道能否通达。

【事典】

小人之别

小人有多种，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心胸狭隘、品德微贱的人，一类是偶尔犯错，品质并不坏的人。对前一种，离得愈远愈好，对后一种，则可酌情处理，有时甚至可以收为己用。

宋朝的时候，郭进任山西巡检，有个军校到朝廷控告他。宋太祖召见了这个人，审讯后，知道他是诬告，就将他押送回山西，交给了郭进，让郭进处置他。当时，正赶上北汉国入侵，郭进就对那人说：“你竟敢诬告我，说明你确实还有点胆量。现在我赦免你的罪过，如果你能出其不意，消灭敌人，我将向朝廷推荐你。如果你被打败了，就自己去投河，不要弄脏了我的剑。”那个军校在战斗中奋不顾身，英勇杀敌，居然打了大胜仗，郭进就向朝廷推荐了他，使他得到提升。

汉朝的时候，丙吉是汉宣帝的丞相。他的车夫好喝酒，喝醉了行为就不太检点。有一次，他驾车外出，酒醉后呕吐到丞相的车上，相府的主管骂了车夫一顿并想辞退他。丙吉说：“他如果因为醉酒失事而遭辞退，还有谁会收容他呢？总管忍忍吧，不过就是把车垫褥子弄脏了罢了。”就仍然留他做车夫。这个车夫家在边疆，经常目睹边疆发生紧急军务的情况。那天出门，恰好看见驿站骑手拿着红白两色的口袋，将进境的紧急文书送来。他就随后跟到皇宫正门，到负责警卫传达的公车令那里打听，知道敌人已经侵入云中、代郡等地。他马上回到相府，将情况告诉了丙吉，并说：“恐怕敌人所侵犯的边郡中，有些太守和长史已经又老又病，无法用兵打仗了，丞相最好是预先准备一下。”丙吉认为他说得很对，就召来负责任免事项的官员，查阅边境郡县官员的档案，对每个人都仔细地逐条审查。

不久，汉宣帝召见丞相和御史大夫，询问敌人入侵郡县官员的情况，丙吉一一正确答复。御史大夫仓促间显得十分窘迫，无言禀告，只得降职让贤。而丙吉能时时忧虑边疆事务，全凭车夫的提醒啊！

冯梦龙评论说：“容忍别人的小的过失，他必将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来酬答你；宽大自己的仇人，他必将会以死来相报。因为要报答恩人的感情激荡在人的胸中，所以他的长处遇到触发的机会，他就会跃跃欲试，他的才干一受到激发，就会尽量发挥。那些专门去收集别人的过错、去寻找仇人的缺点的人，难道不是愚蠢之至吗？”

知人·识人·交人·用人

只有知人才能识人，只有识人才能用人。然而，在更多的时候，往往是收拢人心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因为只有收拢人心，才能用人。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朋友之交，应是宁缺勿滥。至于对手之交，更应知彼知己。

试看雄才大略的清世宗皇太极是怎样收拢汉族人材的。

明朝著名的将领洪承畴与清兵作战，兵败被俘。皇太极打算留下洪承畴为己效力，便派范文程去劝洪承畴投降。洪承畴当时正在跺脚大骂，范文程心平气和地与他交谈，内容涉及古今之事。

房梁上的尘土偶然落下，沾到了洪承畴的衣服上，他用手掸去了灰尘。范文胜回去将此情告诉了皇太极，他说：“洪承畴肯定不会求死，连衣服尚且那么珍惜，更何况他的性命呢？”

皇太极亲自去看望洪承畴，解下了自己身穿的貂皮大衣给洪承畴穿上说：“先生是否觉得不那么冷了？”洪承畴瞠目而视许久，叹息道：“这真是老天选定的明主啊！”于是叩头请求接受他投降。皇太极非常高兴，当天赏赐不计其数，而且还设置酒宴，摆上戏台，将领们有的对此很不高兴，说：“皇上待洪承畴也太好了！”皇太极劝他们说：“我们这些人栉风沐雨几十年，是为了什么呢？”

将领们答道：“那谁不知，是为了入主中原！”皇太极听后笑道：“这就譬如行路，我们都是盲人，如今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向导。我怎能不高兴呢？”

皇太极此论可谓高明之极矣！范文程是汉族的大学者，是一位极有见识之人，洪承畴更是明朝的大官，总督蓟辽军略，学识也有过人之处。这两人为清人人关，尤其在制订统治方略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可以说，满清政府若无像范文程这样的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帮助制订策略，用皇太极的话说，就是“领路人”，想长期立足中原，是很难想象的。

能够知人，对于治理好朝政当然也是至关重要的。宋真宗时期的王旦是个很有知人之明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实际上成了皇帝的顾问。《孙子兵法》里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可谓是古往今来战争经验的精萃总结。

“知彼”的情形是十分复杂的，包括对对方的将帅、士气、作战能力、所处形势等所有方面的综合了解。如果说“知彼”难的话，“知己”就更难，所谓“当局者迷”，人们往往很难对自己做出客观的了解和评价。如果真正能做到对敌我双方有深入正确的了解和评价，那就无往而不胜。

但在“知彼”的诸多方面中，了解彼方主帅的性格、谋略、为人、心态、志向等因素恐怕是十分重要的，也是首要的。如果吃透了对方将帅，那就掌握了主动权。哪怕己方不如对方，只要能把握住对方，也不致于大败，这就是所谓的“惹不起，躲得起”。

“管鲍之交”，历来被传为佳话，几乎尽人皆知。说的是管仲年轻的时候经常和鲍叔牙交游，鲍叔牙深知他是个贤能之人，对于管仲的“贪”和“畏”，鲍叔牙都能给予充分的理解，知道管仲是出于赡养父母才这样做的。后来，鲍叔牙又极力劝谏桓公让管仲当国相，终于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大业。所以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也”。正是因为有了这场相知，管仲才成为一代先贤，鲍叔牙也名垂千古。

如果没有知人之明，那就会危险四伏，就是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行。越是高层就越是如此。俗话说的好，“无情最是帝王家”。正所谓“高处不胜寒”。楚成王立嗣的事很有意思，他无知人之明，又不听臣下的意见，所以有缢死之难，而商臣的老师却十分了解他的学生，促成了弑父之乱。

鲁文公元年（公元前626年），楚王起初打算立商臣做太子，特地征求令尹子上的意见。子上说：“君王您的年纪还不大，而且又有许多内宠。如果立了商臣做太子，以后再加以废黜，就会产生祸乱。楚国立太子，常常选择年纪小的。而且商臣这个人，眼睛像故蜂，声音像豺狼，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不能立他做太子。”楚王没有听从子上的意见，仍旧立了商臣做太子。不久以后，又想立公子职做太子而废黜商臣。

商臣听到了这个消息，但还没有弄清楚，于是请教他的老师潘崇说：“怎样才能弄清楚这个消息的真假呢？”潘崇说：“你设宴招待姑姑而故意装作不尊敬她。”商臣听从了潘崇的建议，并故意侮辱她，他的姑姑发怒说：“啊！你这个贱东西！无怪君王要杀掉你而立职做太子了。”

商臣告诉潘崇说：“君王要废黜我是确实的了。”潘崇说：“你能侍奉公子职吗？”商臣回答说：“不能。”潘崇又问道：“你能逃亡出国吗？”商臣回答说：“不能。”潘崇接着问他：“你能够办大事吗？”商臣回答说：“能。”

冬十月，商臣率领宫中的警卫等围攻成王。成王请求吃了熊掌以后去死，商臣没有答应成王的请求。十八日，楚成王上吊而死，谥号为“灵”，但成王死不闭目，谥为“成”，才闭上了眼睛。

楚穆王即位后，把他做太子时的房屋财产赐给潘崇，让他做太师，并且封他为掌管宫中警卫军的长官。

潘崇对商臣真是了如指掌，在他的直接策划下，使商臣登上了楚王的宝座。实际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即使有知人之明，在很多情况下又是无能为力的。有一种政治预测，不是为某一具体的事物考虑，而是高瞻远瞩，为未来做好准备。也许，这种准备一时还看不出效果，甚至会有负面反应，但对将来，却意义重大。

据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是用政治来解释战争：那么，如果要用战争来解释政治呢？政治就是战争的和平形式。原来，政治与战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政治是和平时期的战争，而战争则是流血的政治。把政治的某些方面划人兵家，是有其内在的根据的。

中国自古就有许多政治预言家。

这些人，好像能上知一千年，下知五百年似的，实际上，他们也是平凡普通的，只不过善于根据社会形势、人事去分析得失成败以及各种力量的对比发展罢了。所以，高瞻远瞩就成了统治者必不可少的素质，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中国在政治预测方面的智慧是相当发达的。但这种预测又无一定之规，总是根据具体的世事变化而变化。总起来看，不外乎从社会发展、形势变迁、人事转化三个方面人手。

在《三国志》中有一篇著名的“隆中对”，是诸葛亮在隆中回答刘备有关天下大势的咨询的。在这席冠绝千古的谈话中，诸葛亮未出隆中就三分天下，而其后的形势也正是根据他的预测发展的，诸葛亮可谓是一位“国际形势预言家”了。但细看这篇“隆中对”，就可看出，诸葛亮并无什么特异之术，他绝非靠能掐会算来预测出天下大势，而是完全依据于对现实形势、人事的准确全面的了解和细致周密的分析而做出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一旦出了隆中，就尽心尽力地辅佐刘备，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靠了他的努力，刘备才得以与曹操、孙权抗衡而三分天下。看来，要想做一个政治预测家，不能以隔岸观火的悠闲态度来对待世事，有时还需要积极地参与和投入，才能实现自己的预测。在这个意义上讲，那就不仅是政治预言家，还是政治活动家了。

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第八子，深有谋略。称帝后，他实行了一系列加深封建化的措施，为推翻明朝和建立大清帝国奠定了基础。其中，皇太极礼贤下士，善于利用汉族知识分子，是其成功的重要策略之一。然而，其后的乾隆帝又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命人编写《贰臣传》，将投降清朝的汉族大官一百二十五人列出，不入国史，其中就有洪承畴。如此看来，即使别人再礼贤下士，也不能大节有亏。

对于政治和战争来讲，知人善任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百智之首，知人为上；百谋之尊，知时为先；预知成败，功业可立。这是成功乃至成为帝王的必要条件。

所谓知人，就是善于了解人，有识人之明；所谓知时，就是善于洞察世事，能够掌握做出决断的条件；所谓知成败，就是能够根据上述两个方面。对军事、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状况做出预测，并同时为取得最好的结果而积极准备。

张诩：反“常”之材

你在变化，别人也在变化。要想掌握别人的变化而不使你自己的变化被别人所掌握，就要采取反“常”的策略。

《草庐经略》上说：“虚实在我，贵我能误敌。”兵法上有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谋略。然而，这都没有一定之规，关键要看个人的识量和悟性。兵者，“诡道”也，所谓“诡”和“谲”之类的词语，在兵家那里是没有褒义和贬义之分的，而这类词的意思无非就是一个，那就是变化。谁能变化得宜，谁就会取得胜利。在军事上，与其说是斗勇，勿宁说是斗智。而智，就是变化。

问题在于，你在变化，别人也在变化。要想掌握别人的变化而不使你自己的变化被别人所掌握，就要采取反“常”的策略。或许，这才真正符合兵家智谋的真谛，也许从此人手更容易理解“反者，道之动也”之类的话。

汉朝末年，贾诩曾经在董卓手下任职，贾诩是个很有谋略的人，后来董卓被刺杀，他就投奔到张绣队伍中出谋划策，但没有受到重视。

建安二年（197年）正月，曹操征讨驻守在南阳的张绣，还没有取胜，忽然得知袁绍将乘虚攻打曹军的大本营许都，曹操只得收兵撤退。张绣一看曹操撤退，立即决定追击。贾诩劝阻说：“你不要去追击曹操，否则会吃大亏的。”张绣认为敌人已经退却，哪里有不追赶的道理？他不听劝告，联合刘表的队伍一同追击曹操的军队。大约追赶了十多里路，追上曹军断后的部队，结果曹操的士兵奋勇应战，张绣、刘表大败而归。张绣倒是能够承认错误，他惭愧地对贾诩说：“还是你说得对啊！我的力量确实比不过曹操，所以不能取胜，后悔没有听你的话。”这时贾诩却说：“现在你应该赶快掉过头去追杀曹操，肯定会打一个大胜仗！”张绣、刘表惊魂未定，哪里还敢去追？不解地问：“今天我们刚刚打了败仗，怎么能够再去追赶曹兵呢？”贾诩胸有成竹地说：“情况已发生变化，与以前不同了，你们只管追去，越快越好，如果不胜，我拿脑袋担保！”

刘表不相信贾诩的话，坚决不愿再出兵。张绣虽有疑虑，还是相信了他的话，重新整顿了败兵残将，再回去追赶曹军。这一次，两军接触，厮杀一阵，果然曹军越战越弱，抵挡不住，一路丢下许多车马粮草，慌忙逃走了。张绣缴获了大批战利品，挽回了以前的损失。

张绣急切地问贾诩道：“第一次我用精兵去追曹操的退军，你说追不得；第二次你却劝我用败兵去追击取胜的曹兵，反而能取胜。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贾诩解释说：“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啊！曹操是个非常懂得用兵的人，他一定不会不做防备就随便退却的。你虽然很善于用兵，但还是不如曹操力量强大。曹操退却时，必定会做好防追击的准备，我估计他会亲自率精兵断后。你去追他，当然要吃亏了。曹操打败了你，为什么却急急忙忙撤退呢？我猜想很可能是有人进攻许都，或是朝廷内部出了问题。你第一次追击，他已将你打败，他就放心了，他自己一定亲率主力军队先走了。即使留下断后的部队，也不会是什么有战斗力的部队了，不是你的对手。你第二次是出其不意地追击他们，你想，这怎么能不打胜仗呢？”

张绣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连连称赞：“高明！高明！”从此以后，对贾诩就非常重视了。

大愚与小智

一个人的才智有高低，智愚亦有区别。如果智大于愚，一般不会有大碍；如果愚大愚智，甚至以愚为智，那就危险了。

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皇位是从祖宗那里继承来的，几乎没有几个是靠自己的真本领争来的，即便有几个所谓的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也多是流氓或豪强出身，至于文采智计，也并非样样都能高人一等。然而，嫉妒是人的本性之一，如果臣下不懂得谦逊退让，不懂得韬光养晦，而是处处张扬自己的才华，弄得君主或是上司经常难堪，那也就好景不长了。

不仅如此，就是侍奉主人稍不小心，让主人觉得你的才能超过了他，让他下不来台，那也不会有好的结局。

三国时期的袁绍是一个外宽内忌的人，谋士田丰之死，实在是意味深长。当时，袁绍带领冀、青、幽、并等州的人马七十多万，前往官渡，进攻许昌，袁绍的谋士田丰从狱中上书给袁绍说：“现在应当静守，以待天时有利于我，不可随便兴兵，否则恐有不利的事情发生。”

田丰分析当时的情况，敏捷地看到袁绍兵虽多，但人心不齐，长途征讨，如果被破袭了粮草，局面是不堪设想的。关于这一点，袁绍的另一位谋士沮授也曾提出过，可是袁绍骄横粗蛮，根本不听。田丰的对头逢纪又趁机进谗言说：“主公征伐曹操，是仁义之举，田丰为什么要说这种不吉祥的话呢？”袁绍大怒，就想杀了田丰，众官苦苦哀求，方才作罢，他还是愤恨不休地说：“等我破了曹操，再来治田丰的罪！”

果然不出所料，袁绍被曹操劫烧了乌巢粮仓，又中了曹操的许多计谋，被杀得大败而回，去时带了七十万人马，回时只引八百余骑。看守田丰的狱吏听说袁绍吃了败仗，心想一定会放了田丰。便来与田丰贺喜说：“袁将军大败而归，您将来一定会被袁将军重用的。”田丰苦笑了一下说：“我是死定了！”狱吏吃惊地问道：“人们都在替你高兴，你为什么说死定了呢？”田丰说：“袁绍外表显得很宽厚，实际上内心里忌恨刻簿，不爱考虑别人的忠诚和恩惠。如果他这次打了胜仗，心情好，又证明我是错的，他是对的，也许能赦免了我：如今彻底失败，他一腔怨怒，再加上事实证明我的话是正确的，他的做法是错的，他怎能忍受别人比他高明呢？我岂不是死定了吗？”狱吏们都不相信。

不久，袁绍派的使者来到，带着袁绍剑和信，来取田丰的首级，狱吏们这才相信。田丰说：“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复何足惜！”于是自杀而死。

其实，除了田丰忠心的因素以外，更重要的还他的智慧不足。如果真的有智慧，何至于知田丰必然失败而又不能自保呢？三国时期的曹操是一位非常有文采的人，连鲁迅先生都称赞他是“改作文章的祖师”，其文采智计，可谓当世难得其匹，但他还是不能容人。他手下的主簿杨修，处处窥破曹操的心意，曹操如何能容，必置杨修于死地而后快。《三国演义》有一段描述，十分生动，兹摘录如下：原来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操曾造花园一所，造成，操往观之，不置褒贬，只取笔于门上书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晓其意。修曰：“‘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嫌园内阔耳。”于是再筑墙围，改造停当，又请操观之。操大喜，问曰：“谁知吾意？”左右曰：“杨修也。”操虽称美，心甚忌之。又一日，塞北送酥一盒至。操自写“一盒酥”三字于盒上，置之案头。修入见之，竞取匙与众分食讫。操问其故，修答曰：“盒上明书‘一人一口酥’，岂敢违丞相之命乎？”操虽喜笑，而心恶之。

操恐人暗中谋害己身，常分付左右：“吾梦中好杀人：凡吾睡着，汝等切勿近前。”一日，昼寝帐中，落被于地，一近侍慌取覆盖。操跃起拔剑斩之，复上床睡。半晌而起，佯惊曰：“何人杀吾近侍？”众以实对。操痛哭，命厚葬之。人皆以为操果梦中杀人：惟修知其意，临葬时指而叹曰：“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操闻而愈恶之。

操第三子曹植，爱修之才，常邀修谈论，终夜不息。操与众商议，欲立植为世子。曹丕知之，密请朝歌长吴质人内府商议：因恐有人知觉，乃用大簏藏吴质于中，只说是绢匹在内，载人府中。修知其事，径来告操。操令人于丕府门伺察之。丕慌告吴质。质曰：“无忧也，明日以大簏装绢再人以惑之。”丕如其言，以大簏载绢入。使者搜看簏中，果绢也，回报曹操，操因疑修潜害曹丕，愈恶之。操欲试曹丕、曹植之才干。一日，令各出邺城门，却密使人分付门吏。令勿放出。曹丕先至，门吏阻之，丕只得退还。植闻之，问于修。修曰：“君奉王命而出，如有阻挡者，斩之可也。”植然其言。及至门。门吏阻住。植叱曰：“吾奉王命，谁敢阻当！”立斩之。于是曹操以为植能。后有人告操曰：“此乃杨修之所教也。”操大怒，因此亦不喜植。

修又尝为曹植作答教十余条，但操有问，植即依条答之。操每以军国之事问植，植对答如流，操心中甚疑。后曹丕暗买植左右，偷答教来告操。操见了大怒曰：“匹夫安敢欺我耶！”比时已有了杀修之心。

（曹操与蜀军对峙，不能取胜，收兵与斜谷界口驻扎。）操屯兵日久，欲要进兵，又被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被蜀兵耻笑，心中犹豫不决。适庖官进汤，操见汤中有鸡肋，因有感于怀。正沉吟问，有将领入帐，禀请夜间口号。操随口曰：“鸡肋！鸡肋！”于是便传令众官，都称“鸡肋”。行军主簿杨修，见传“鸡肋”二字，便教随行军事，各收拾行装，准备归程。有人报知，传令将军大惊，遂请杨修至帐中问曰：“公何收拾行装？”修曰：“以今夜号令，便知魏王不日将退兵归也：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可惜。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来日魏王必班师矣。故先收拾行装，免得临行慌乱。”传令的那位将军说：“公真知魏王肺腑也！”遂亦收拾行装。于是寨中诸将，无不准备归计。当夜曹操心乱，不能稳睡，遂手提钢斧，绕寨私行。只见寨内军士，各准备行装。操大惊，急回帐召问其故，回答说：“主簿杨德祖先知大王欲归之意。”操唤杨修问之，修以鸡肋之意对。操大怒曰：“汝怎敢造言，乱我军心！”喝刀斧手推出斩之，将首级号令于辕门外。

杨修真是死不瞑目。其实，杨修并不是一个聪明人，或者说是一个聪明过了头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很有小聪明的人。真正的聪明人是不会像他这样愚蠢到连讨人厌也不知道的。在一定意义上讲，杨修实在是以愚为智。当然，我们并不是在这里一味地责备杨修，作无聊的慨叹，我们要说的应该是摒弃杨修的这一类小聪明，做大智之人。

体别观人法

禀赋不同，才有偏至。有勇于进取而不善退守的，有柔和恭顺而缺少决断的，有精细温良而疑虑畏缩的，有强硬正直而专横固执的，有普济博施而交游混杂的，有清高耿介而拘谨局促的，有行动果断而空疏迂阔的，有质朴率直而浅露不藏的，有足智多谋而犹豫不决的。偏材都应该以中庸为指归，否则轻则不能成事，重则身败名裂。

【原文】

夫中庸之德，其质无名。故咸而不碱，淡而不酉贵，质而不缦，文而不缋。能威能怀，能辨能讷，变化无方，以达为节。

【译文】

中庸的品德，它的实质是不可名状的，像含盐的水虽咸却没有苦涩的味道，虽淡却非索然无味一样；像丝织品，质地朴素并非了无文饰，色彩斐然又不炫耀一样。具有中庸品德的人，望之俨然，接触时感到很温和，既能够雄辩无碍，也能够口讷缄默。这种人变化无穷，但通达是其变化的目的与核心。

【原文】

是以抗者过之，而拘者不逮。夫拘抗违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是故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柔顺安恕，每在宽容，失在少决。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强楷坚劲，用在桢干，失在专固。论辨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普博周给，弘在覆裕，失在溷浊。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扁。休动磊落，业在攀跻，失在疏越。沉静机密，精在玄微，失在迟缓。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多智韬情，权在谲略，失在依违。及其进德之日不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犹晋楚带剑递相诡反也。

【译文】

所以，如果过于高亢进取的，就超过了中庸之德；如果过于拘谨保守，就达不到中庸之德。放肆或拘束就违背中和之道。必然要做出矫饰，使义理有所丧失。因此严肃正直刚强坚毅的人，其才能在于矫正邪曲，不足在于激烈攻击对方；柔和安详宽厚的人，其长处在于能够容忍，其不足在于缺少决断；勇武强悍劲健的人，在胆力刚烈方面有其长处，其不足在于无所忌惮：精细温良慎重畏缩的人，长处在于谦让谨慎，其不足在于多虑；强硬刚正坚定直爽的人，其长处在于稳固坚定，其不足在于固执刚愎；善于论辩和推究事理的人，其长处在于善于解释疑难，其不足在于飘浮不定，不易把握：普济博施的人，长处在于胸襟廓大，不足在于交游混杂；清高廉洁公正无私的人，在节操方面节俭廉明，其不足在于拘谨局促；行止果断，心胸光明磊落的人，成功在于勇于进取，不足在于空疏而不现实；深沉冷静机警缜密的人，善于探幽人微，不足在于迟滞缓慢：质朴率直性格外向的人，品质忠厚，为人诚恳，但不足在于浅露不藏；足智多谋而又善于韬光养晦的人，长于权术计谋，其不足在于模棱两可，遇事犹疑。至于不断地提高道德修养，不断升迁，应该以中庸为准则来防止各种不良弊端的发生，如果只是看到别人的短处，就会使自己的缺点越加突出，就像晋人和楚人相互嘲笑对方佩剑的方向相反一样。

【原文】

是故强毅之人，狠刚不和。不戒其强之搪突，而以顺为挠，厉其抗。是故可以立法，难与入微。柔顺之人，缓心宽断。不戒其事之不摄，而以抗为刿，安其舒。是故可与循常，难与权疑。雄悍之人，气奋勇决。不戒其勇之毁跌，而以顺为惺，竭其势。是故可与涉难，难与居约。惧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愞于为义，而以勇为狎，增其疑。是故可与保全，难与立节。凌楷之人，秉意劲特。不戒其情之固护，而以辨为伪，强其专。是故可以持正，难与附众。辨博之人，论理赡给。不戒其辞之泛滥，而以楷为系，遂其流。是故可与泛序，难与立约。弘普之人，意爱周洽。不戒其交之溷杂，而以介为狷，广其浊，是故可以抚众，难与厉俗。狷介之人，砭清激浊。不戒其道之隘狭，而以普为秽，益其拘。是故可与守节，难以变通。休动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猥，而以静为滞，果其锐。是故可以进趋，难与持后。沉静之人，道思回复。不戒其静之迟后，而以动为疏。美其愞。是故可与深虑，难与捷速。朴露之人，中疑实石舀。不戒其实之野直，而以谲为诞，露其诚。是故可与立信，难与消息。韬谲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术之离正，而以尽为愚，贵其虚。是故可与赞善，难与矫违。夫学，所以成材也。恕，所以推情也。偏材之性不可移转矣。虽教之以学，材成而随之以失。虽训之以恕，推情各从其心。信者逆信，诈者逆诈，故学不入道，恕不周物，此偏材之益失也。

【译文】

坚强刚毅的人，往往暴戾刚愎而缺乏柔和，不认为自己冒犯别人是过分，反而以柔顺和缓为软弱，更加变本加厉地竞进不止。因此这种人可以设立法制让其遵行，却难于深入其微。温柔和顺的人，迟缓宽容缺乏决断，对自己不知治理事务引以为戒，却认为刚毅奋进是一种伤害，安于无所作为。因此，这种人可以遵守常道，却难以通权达变，释疑解惑。勇武雄悍的人，意气奋发，勇敢果断，对勇悍造成的伤害和失误不能注意，反而视和顺忍耐为怯弱，倾尽全力以求进取。因此，这种人可以与人共赴危难，但难以遵守约定。谨慎戒惧的人，怕事而多疑，对自己不敢伸张正义不以为意，却把勇敢作为轻浮，增加犹疑畏惧。因此。这种人可以保全身家性命，但难以树立节义。凌厉刚正的人，意志坚强，对于自己的主观固执不以为意，反而以强辩来掩饰自己的虚伪，强化自己的主观武断。因此，这种人可以坚持正义，但难以随附众人。能言善辩的人，说理充分，对自己的文辞泛滥不能引以为戒，反而视方正守法为束缚，助长了自己的散漫不羁。因此这种人可以平等相处，却难以设立章法。宽弘博大的人，情怀周遍融洽，对自己的交游混杂不能引以为戒，反而把廉正耿介看作拘谨保守，使其交往更加混乱。因此，这种人可以安抚众庶，但难以严肃风纪。偏激固执的人，砭清激浊，对自己的清高以至狭隘不能引以为戒，却把广博宽容视为秽浊，因而越发拘谨固执。因此这种人可以坚守节操，难以知时通变。冲动而又进取的人，志向远大，不以自己贪多务得、好大喜功为戒，反而认为沉静是一种停滞，因此增加了其果断锐利的锋芒。因此，这种人热衷进取，很难与之一起沉着守应。深沉冷静的人，往往深思熟虑，对自己过于冷静、迟缓认识不足，反而以好动进取为轻率。因此，对于这种人，可以与之深谋远虑，但难以与之迅速把握时机。朴实直露的人，心地坚实，不认为自己的粗野率直是一种缺点，反而认为机巧是浮诞的表现，更加显得朴直外露。因此，这种人可以让人信赖，但难以与之平和地处理问题。韬晦诡谲的人，往往善于根据情况顺应时变，善于取悦于人，但对自己善于权术不走正轨不能引以为戒，反而认为真诚是一种愚昧，因而更增加了其虚伪的成份。因此，这种人可以佐助良善来出谋划策，但不可用来矫邪取正。学习可以使人成材，推己及人可了解人之常情。性情有所偏至却不可转移，虽然传授给他知识和技能，但是，其偏材的秉性也会随着才能的进步而发展成缺点；虽然教诲给他宽恕的道理，但在具体的实施中还要根据各人的心性。诚实的人推想别人也诚实，诡诈的人猜测别人也诡诈。因此，学习并不能够完全掌握兼材的品格，推己及人的反省并不能够体察一切事物，偏材的缺点也就会更加显著。

【事典】

曹操是什么材？

曹操是奸臣，诸葛亮是忠臣，这似乎已是不易之论。细细想来，果真如此？

忠奸自古就有别。毫无疑问，照一般人看来，《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忠臣，曹操是奸臣。千百年来，似乎已成铁案，可很少有人会认真地想一想，他们忠在何处，奸在何处？

曹操因讨伐奸臣董卓起家，没想到“以奸易奸”，除掉董卓后，他反被人看作是奸臣。在讨董卓时，他是汉朝的忠臣义士，在灭董卓后，他弄权自重，目无天子，欺压群臣，其奸邪比之董卓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有甚者，其子曹丕自称皇帝，以魏代汉，追谥曹操为魏武帝，那就更不用说了。

至于诸葛亮，则是大大的忠臣，其主刘备是汉室宗亲，更兼仁德宽厚，天下归心，在曹丕称帝后，刘备也做了蜀汉皇帝，俨然以汉室的继承者自居。忠于刘备，也就是忠于汉朝，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诸葛亮是忠臣，则是无可争辩的了！

其实呢，人的思维有时是很奇怪的，曹操不忠于汉室就是奸臣，那么，商汤反夏算不算奸臣？周武王伐殷算不算奸臣？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算不算奸臣？赵匡胤搞兵变夺了后周孤儿寡母的政权算不算奸臣？如此算来，中国历史上几乎有一半朝代是当朝的臣子从主人手里夺过来的，这些人算不算奸臣呢？好像从未听到过谁有闲情逸致来议论过这个问题。这就是了，改朝换代原是正常的事，君主是否该杀，臣子是否可以造反，都要依具体情况而定。孟子在评论武王杀纣王时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把纣王看成是残暴的独夫民贼，臣下杀了他，只是杀了一个有罪的人，不能算是犯上作乱。孟子的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要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统一中国，有什么不好呢？然而，人们还是找出种种理由来说曹操是奸臣，是乱臣贼子，这其实很不公平。说曹操目无天子，实在是因为天子懦弱无能，汉献帝虽还称不上是暴君，但也不能领导群臣，不能安邦定国，这样的君主是否该换一换呢？说曹操欺凌群臣，那么，群臣之中，有谁有能力、有志气统一中国呢？曹操曾说：“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此话虽然不甚谦虚，倒确实一语中的。《三国演义》把汉献帝及其群臣描写成了弱者，使我们的同情心自然而然地占到了弱者的一边，从而憎恶曹操，这实际上是不敢正视现实，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变成了弱者，民族精神也由此变得虚弱起来。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掩藏着一种懦弱的心理：没有进步的信心，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只希望得到廉价的同情。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下无主，惟有德者居之。曹操历来被描绘成一个以奸术治人的无德的人，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曹操既然无德，其手下怎能谋臣如林，猛将如云呢？一个寡恩薄义之人反能收天下英雄于其麾下，天下英雄岂不是不可理喻了吗？说到底，并非曹操无德，而是我们不喜欢曹操之“术”罢了！

曹操似乎是“奸雄”，所谓“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好像是公正的评价。然而，他所谓“如国家无孤一人。真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直率坦言又不能不使我们警醒。他真的是“奸雄”？这姑且不说，他的善于识人与用人，古往今来又有谁能赶得上？

在这一点上，如果把曹操同诸葛亮相比，真是相映成趣。诸葛亮可谓是文治武功。均超出曹操多多，但有一样，曹操有人，而诸葛亮无人。诸葛亮事必躬亲，每战必到，如不亲自设谋定计，恐怕就有败北的危险。诸葛亮手下，充其量也就是“五虎大将”，而曹操的手下，其能独挡一面的将领谋士不下数十人，众寡悬殊，由此可见。诸葛亮之后有姜维，姜维还是魏国降将，姜维麾下就更无人材了，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真是说透了这一点。姜维虽能竭忠尽智，怎奈孤掌难鸣，处处缚手缚脚，其结局是众所周知的。

曹操用人就大不相同了，其后有司马懿，其才智应说不在曹操、诸葛亮之下，终于在其后代手里灭蜀吞吴，统一了中国。在能否得人用人这点上，诸葛亮比曹操相去甚远！

当然，这还不是关键，据说，曹操之“奸”，在于他奉行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和方针。刘备在比较自己与曹操的不同时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三国演义》就是按照这一模式来塑造了曹操和刘备，读者也普遍接受了这一观点。世人皆谓曹操只求功利，以法术治人，有法家的阴险刻毒；刘备则爱民如子，不计得失，有儒家的慈母情怀。然而，我们是否想过，在喜欢刘备的潜意识里，是不是隐藏着一种深深的依赖、懒惰和畏惧外在世界的心理呢？是不是希望刘备式的明君如父母一般地呵护我们，替我们包办一切呢？其实，当我们被人“做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变成了奴隶。

所以，我们喜欢刘备，实在是因为我们想在他那里找到“安乐窝”，不喜欢曹操，其主要根源就在于害怕他惯于实行的“责任制”。我们可以在《三国演义》中找出千条万条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把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难道我们就真的没有一丁点的上述心理吗？

因此，曹操之奸，并非真奸，尤其不能和历史上的奸臣相提并论。你硬要说他奸，那也是“奸”之有道，“奸”之有术，“奸”之有方。说他是“英雄”也好，“奸雄”也罢，曹操给人的感觉只是畏和服，却很少让人憎恶，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两种偏材：政客与艺术家

才能的底蕴是生命情调。政客与艺术家是两种偏材，更是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而且是两种水火不相容的生命状态，如果彼此越俎代庖，对两种生命都是悲剧，甚至会引发出社会历史的悲剧。

什么是成功的政治？其实只有一个评价标准，说白了。只要在当时取得了成功，就是成功的政治。历史原本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道理很简单，历史是由一段一段的成功而创造出来的。因此，评价搞政治的人往往也十分简单：成功者是政治家，失败的就是政客。所谓成者王侯败者寇，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并不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搞艺术的人就不一样，艺术并不将就当下的成功，甚至当时的成功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某种艺术的肤浅，真正的艺术价值是需要历史检验的。众所周知，艺术如果依附政治，就极容易取得所谓的“成功”，但这种昙花一现的“成功”正是速朽的根源。因此，艺术家也是一样，决不可以当下的成败来论英雄，真正的艺术家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显然，政客与艺术家是两种不能混淆的生命状态。

然而，由于中国特定的国情，某些属于艺术偏材的人却被命运捉弄，偏偏被迫去搞政治，结果就弄出许多笑话、佳话，更多的还是悲情与悲剧。

我们只知道对封建皇帝破口大骂，其实，有许多被命运推上皇位的人，却不愿做皇帝，他们宁愿做一个艺术家，甚至做一个自由的普通人。

中国的绝大多数皇帝都是因血缘的“天命”关系而被推上皇帝宝座的，就他们个人的秉赋素质来讲，却不一定适合当皇帝。因此。他们不是经过自然淘汰出来的，质量也就失去了保证。中国的历史机制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地造就了无数的昏君。

但这样的机制却有可能造就皇帝艺术家，艺术家跟天生秉赋有很大的关系，当不了一个政治家，在良好的教育条件下，很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中国的皇帝艺术家真是不少！

例如，魏晋南北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就是一位天生的音乐家，他创作的《玉树》、《后庭花》在当时是极为流行的歌曲。唐人有诗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后人竟至把陈后主的歌曲当作了亡国之音。北宋的宋徽宗也不是个做皇帝的料，而是一个天才的画家。在他的开创和影响之下，宫廷画院形成了中国画史上独树一帜的既忠实于细节又强调画境诗意的风格流派，其名作《听琴图》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在个人生活上，他也富有“艺术家的气质”，他竟然出外游逛，寻猎“野趣”，与当时的名妓李师师打得火热，把三千后宫佳丽一概抛在脑后。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皇帝艺术家很多，如汉成帝、梁元帝、隋炀帝、宋宁宗等均是。

但必须指出的是，像魏武帝曹操写出“东临碣石，以观苍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汉高祖刘邦写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算不得艺术家的，因为他们写如此诗篇的出发点不在于艺术，而是为了抒发他们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他们仅是略有文采的帝王，而不是全身心投入艺术的真正的艺术家。

皇帝艺术家既把身心投入了艺术，肯定无暇顾及政治，其政治只会越来越腐败，皇帝艺术家逐渐蜕变成一个昏君，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其实，这还是浅层的原因，深层的原因在于，政治是一种理性行为，艺术是一种感性的表达。一个完全沉浸在感性当中的人，在常人看来，尚且像疯魔，更不用说把他放在朝堂之上了。因此，让一个浑身上下散发着艺术气息的人坐在朝堂上，一板一眼地做那些需要冰冷的理性来处理的事，那是只能做坏，不会做好的，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分昏君就是由此产生的。

五代时期的南唐李后主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他都算是一个第一流的词人，对中国词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写词并不能帮他治理好国家，只能使他的国家一天天地腐败下去，当北宋的军队打入都城的时候，他仍在饮酒赋诗，这些情意缠绵、悱恻伤感的诗只能感动才子佳人，却吓不退百万大军，于是，他只有做了俘虏。真是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这位亡国之君，用伤感的笔调写出了他的亡国经历，从而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继往开来的大词人，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他的诗词不仅使国家灭亡，据说连他自己也因此遭害。

李煜的江山是继文祖之业而来的。他工词、善律、精于书画，但惟独对处理政事不感兴趣，对日渐强大的北宋政权处处委曲求全。北宋建立十几年后灭掉南唐，李煜被押往汴京。在离开自己的都城的时候，李后主有一首词写道：“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后来，宋朝的大文学家苏东坡评论说：国破家亡之后，李后主应该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丢掉了祖宗创下的基业，应到宗庙前痛哭，并向百姓谢罪。但是他根本没有这么做，而是去颂听教坊乐手演奏的《别离歌》，惋惜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与宫娥彩女寻欢作乐了。有这样的国君，南唐不亡才怪呢！

不过，苏轼在此是以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艺术家了。当代一位伟人在劝诫一位名士的时候也说：“牢骚太盛妨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其实，世上是本无“放眼”“风物”的名士和发“牢骚”的政治家的；发“牢骚”是名士的品格，“放眼”“风物”才是政治家的气度。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格，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政客多是戴着王冠的强盗，艺术家才是真正的无冕之王。然而，人看眼前三寸，谁能顾得长远？唯知兴亡成败，怎管身后是非。不过，只要考虑上面的道理，大概也就应该算是艺术家或是书生了。

才能绝不仅仅是才能，才能的底蕴是生命情调。生命情调主要源白天赋秉性，后天的境遇是很难移易的。人无生而贵贱，但贵贱其实早就选择了人。说道此处，才知上面的道理都错了。原来，真正的政治家在生命的底蕴处与真正的艺术家是相通的。难道，怀着诗意的文化理想去处理政治，不正是我们的理想政治吗？正是唐尧禹舜式的理想凝聚了我们的民族，使之历经磨难而不摧折，生生不息地发展到今天！

性格制衡术

御人之术，妙在借助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借助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精微之处，在于以不同的性格相牵制。官位相当，性格相左，必能相互牵制。以此治之，必能起到坐收渔利之神效。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帝王还是将相，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如何统御部下。所谓御臣之术或御人之术，往往是最高统治者或长官所考虑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轻则尾大不掉，重则国覆家亡。而处理这个问题的惯用的方法。恐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性格制衡术。所谓性格制衡，妙在分而治之。分而治之的精微之处，在于以不同的性格相牵制。官位相当，性格相左，必能相互牵制。以此治之，必能起到坐收渔利之神效。

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有知人之明，亦有政治家的才干。他在派大将钟会和邓艾伐取蜀国时，做了一番细致独到的分析，可谓把钟会和邓艾紧紧地捏在手心里，不论二人反与不反，都逃脱不了司马昭的控制。

当初，司马文王（司马昭）想派遣钟会征伐蜀国。下属邵悌求见文王说：“现派遣钟会统帅十万大军征伐蜀国，我的愚见认为钟会可单身出征，不要委以重任，否则会有不测之变，不如派别人去。”文王笑着说：“我难道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吗？蜀国给天下兴起灾难，使黎民不得安宁，我现在讨伐他，胜利如在指掌之中，而众人都说蜀不可以征伐。人如犹豫胆怯，智慧和勇气就会丧失干净，智慧和勇气都没有了，即使勉强派他去，也只会成为敌人的俘虏罢了。只有钟会与我们主意相同，现在派钟会伐蜀国，一定可以灭亡蜀国。灭蜀之后，即使发生了你所顾虑的事情，他又能做什么呢？凡败军之将不可以同他谈论勇气，亡国的大夫不可以与他谋划保存国家，因为他们心胆都已吓破了。倘若西蜀被攻破，残留下来的人震惊恐惧，就不足以与他们图谋起事了；中原的将士各自思乡心切，就不肯与他同心了。倘若作乱，只会自取灭族之祸罢了。你不必忧虑此事，小心莫让他人知道这些话。”

等到钟会禀告邓艾有反叛的迹象，文王统兵将往西行，邵悌又说：“钟会所统领的军队超过邓艾五六倍，只要命令钟会逮捕邓艾就可以了，不值得你亲自领兵去。”文王说：“你忘记了你前一阵子说的话吗？怎么又说可以不必我亲自去呢？虽然如此，这些话也还是不可分开。我自己应当以信义对待他人，但他人也不应当辜负我，我怎能首先对人家产生疑心呢？近些日子中护军贾充曾向我说：‘是否有些怀疑钟会？’我回答说：‘如今我派遣你去，难道又可怀疑你吗？’我一到长安，事情就会自行结束了。”司马昭的军队到长安时，钟会果真已死，都如司马昭预料的一样。

司马昭深知二人必反，但又派二人前去，这是用其勇。的确，如果不是邓艾出奇兵从阴平小路偷袭成都，蜀国还不知道何时才能攻破。正是由于邓艾和钟会两人的内外夹攻，蜀国才破于一旦。但二人皆有反心，必然相互牵制。所以，钟会先是逮捕了邓艾，宣布反叛，然后又被部将所杀，邓艾亦被乱兵所杀。二人取了成都，拱手送给了司马昭。即使钟会在蜀地反叛成功，司马昭也不怕，因为他早已断定，蜀地人心不可用，钟会成不了大事。况且司马昭听到钟会报告邓艾反叛的消息，即起大兵西去，众将不解，其实司马昭用意不在对付邓艾，而在对付钟会。

可以说，司马昭实在是计出万全了。

俗谓性格即命运，此话极有道理。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即使有共同的认识，也会作出不同的选择。春秋时期楚平王忌害伍奢父子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费无忌对楚平王说：“伍奢有两个儿子。都有本事，不杀掉将成为楚国的祸害。可以用他们父亲做人质，把他们召来，不这样，将成为楚国的后患！”

楚平王派人告诉伍奢说：“你若能把你两个儿子叫来，你就能活命，否则就处死你。”伍奢说：“我大儿子伍尚为人仁慈，忍辱负重，我叫他，一定会来；二儿子伍员为人桀骜不驯，能干大事，他知道来了会同时被擒，一定不会来。”楚平王不听，派人去召伍奢的两个儿子，说：“你们来了，我就饶你们父亲不死；不来，现在就杀死你们的父亲。”

伍尚要去，伍员说：“楚王召我们兄弟去，并不是想保我们父亲的性命，而是恐怕我们有人逃脱，给他留下后患，所以拿父亲做人质，欺骗我们。我们两人一到，就会把我们三人一同处死，这对父亲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去了，我们的大仇就不能报了，不能逃奔别国，借别国兵力来洗雪父亲的耻辱，一道被消灭，没有任何意义。”伍尚说：“我知道去了也不能保全父亲的性命，可是只恨父亲召我。如果为了求活命而不去，以后又不能雪耻，终会叫天下人讥笑。”他对伍员说：“你逃走吧，你能报杀父之仇，我将去投身就死。”

伍尚已被捕，使者要捕捉伍员，伍员张弓搭箭对着使者，使者不敢上前，伍员于是就逃跑了。伍员听说太子建在宋国，便到宋国去追随他。伍奢听说伍子胥逃跑了，说：“楚国的君臣将要被战争所困扰了！”伍尚到了楚都，楚平王把伍尚和伍奢一并杀掉了。

伍子胥历尽千难万险，终于逃到吴国，后来带领吴兵攻破了楚都，把楚成王的尸首从墓中掘了出来，鞭尸三百。报了杀父杀兄之仇。在牵涉到这一事件的几个人中，几乎个个都有知人之明，只是由于性格不同，各自的结局就大不相同了。

这个例子虽然不属于性格制衡的范畴，但可以看出性格与命运的关系。问题是，数人之中几乎个个都有知人之明，但是，伍尚赴死出于孝道尚可理解，楚王明知伍员必然报复而做此蠢事，就不可理解了。实际上，这最终还是要归结到性格。

张昭是否可为相

孙权不以张昭为相，连作《三国志》的陈寿都评论说：“以此明权不及策也。”其实非也。张昭最大的优点大概就在于忠直敢言，至于其他方面，恐怕没有什么才能，如果以他为相，东吴上下必定会群臣离心，四分五裂，闹个不亦乐乎。何也？盖由其量狭、交恶、自大、胆小的性格所决定的。

张昭，字子布（156—236年），是三国时东吴极不寻常的人物，他资格最老，影响也很大，孙策托弟时的“外事委周瑜，内事委张昭”的话一直让人们觉得他在东吴的地位非同寻常。然而，东吴的外事的确由周瑜来解决了。但内事似乎并没有委任张昭。甚至张昭还处处与孙权闹矛盾。反正。在人们的心目中，张昭好像是个说不清的人物。其实，这是因为缺乏具体分析的缘故。

张昭在东吴可谓是资格最老的人物。孙策在创业之初就非常尊重他。“命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在孙策托弟时。更有“内事委张昭”的嘱托，张昭的确十分尽心，“率群僚立而辅之”。孙权称王以后，张昭一直兢兢业业地辅佐孙权，对其过失和缺点直言不讳，有时甚至弄得孙权无法下台。孙策刚刚去世，孙权心情非常悲痛，不愿立即主持政事，张昭曾严厉地批评他，认为他的职位不同于常人，应当以完成父兄的大业为己任。孙权猛醒，开始主持政事。孙权性情刚猛，喜欢打猎，经常骑马射虎，有一次，孙权趴伏在马鞍上，才没有被冲向他的老虎伤害到。张昭立即严厉地对孙权说：“将军作为君主，责任是驾御英雄、驱使群贤，怎么能在原野上驰骋，与野兽较量呢？怎么能逞匹夫之勇呢？万一发生不幸，岂不让天下人讥笑吗？”孙权醒悟，马上向张昭道歉。孙权喜欢饮酒，有一次，孙权在武昌庆祝战斗胜利，自己喝得大醉，并强迫群臣喝酒，让人用酒水泼洒在群臣身上取乐。张昭见了，一言不发，也不喝一口酒，神色严肃地走到外面去了。孙权很难堪，就派人找回张昭说：“我只是想与大家高兴高兴。”张昭很不客气地说：“我听说殷纣王以酒为池，痛饮达旦，后来怎样，您自己大概明白吧！”

孙权听了，惭愧万分，立即宣布结束酒宴。

张昭就是这样一个人，但孙权却一直没有拜他为丞相。孙权称王之初，群臣两次举荐张昭任丞相，孙权都没有同意，任顾雍为丞相。第一次不用张昭时，孙权推托说：“方今多事，职统者责重，非所以优也。”第二次不同意任张昭为相时。孙权说：“孤岂为子布有爱乎？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烈，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其实，孙权的第一次不用张昭时说的话完全是托词，第二次不用张昭时说的才是心里话。但当时及后代有很多人不理解，连作《三国志》的陈寿都评论说：“以此明权不及策也。”其意是说不用张昭为相，孙权不如其兄孙策高明。

其实，纵观张昭其人，确如孙权所言，“此公性烈，所言不从，怨咎将兴”，如果将这段评语与张昭的为人处事联系起来考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评论张昭的缺点：

一、量狭。有一次孙权举行宴会，他让诸葛恪给群臣斟酒，诸葛恪就一一给大臣们斟酒。斟到张昭面前，张昭已经醉了，推辞不肯再喝，诸葛恪仍劝他喝一杯，张昭气呼呼地说：“这哪里是敬仰老人的礼节！”此话有失厚道，而孙权偏偏故意给他出难题。对诸葛恪说：“看你能不能让张公理屈辞穷，不然这杯酒你就喝了。”

于是诸葛恪对张昭说：“过去师尚父九十岁了，还举大旗使兵器，领兵作战，不提告老的事。现在，领兵打仗，请您在后，而喝酒吃饭的事情，先请将军在前，这怎么能说不是敬老呢？”

这无疑之中把张昭损了一下子，还使张昭无话可说，他只能把满满一杯酒喝了下去。

有一天，孙权和诸葛谨、张昭等大臣们在大殿中议事，诸葛恪也在。忽然一群鸟飞到大殿前，这些鸟的头部是白色的，孙权不认识，就指着那一群鸟问诸葛恪：“你知道这是什么鸟吗？”

诸葛恪不加思索地回答说：“这是白头翁。”在座的张昭年纪最大，一头白发，他听了诸葛恪的话，以为是取笑他，就对孙权说：“陛下，诸葛恪在骗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叫白头翁的鸟。假如真有白头翁，那是不是应该还有白头母呢？”

诸葛恪反驳道：“鹦母这种鸟，大家一定都听说过，如果鸟也对称的话，那一定有鹦父了，请问辅吴老将军能打到这种鸟吗？”

曹操慨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不仅有英武之姿，还有睿智之谋。周瑜、鲁肃、陆逊等人都用得恰到好处，不拜张昭为相，也是智慧过人之见证。刘邵说：“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丞相之职更是如此，张昭虽忠直敢言，但却固执己见，肚量狭小，不能以一味协调五味。看来孙权也深通《辨经》之理。

张昭无言以对。

二、交恶，即容易与人搞坏关系。甘宁投降孙权以后，急于立功，于是要求征黄祖，取刘表，并请自任先锋。孙权觉得可行，准备实施，张昭却说：“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甘宁不服张昭，对之反唇相讥：“国家以萧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忧乱，奚以希慕古人乎？”孙权看到这种情形，赶紧说：“兴霸，今年兴讨，决意付卿。卿但当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则卿之功，何嫌张长史之言乎？”（《三国志·吴书·甘宁传》）虽然解了二人的围，但明显地站到了甘宁一边。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东吴众将不服张昭。后来。孙权令甘宁为先锋征黄祖，大获全胜。

三、自大。张昭自己实际上没有什么具体的真实本领，但却看不起人，他对鲁肃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张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少粗疏，未可用。”（《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如果一个人这样看人，就不会使用合适的人材。更不能发现人材。

四、胆小。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率数十万大军南下，企图吞并江东，众武将欲战，而以张昭为代表的文官却欲降。幸亏鲁肃、周瑜坚持，才与刘备联合，在赤壁战败了曹操。

此事使孙权对张昭极为反感，说：“子布、文表诸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三国志·周瑜传引江表传》）在胜利以后，孙权建皇号，百官庆贺，功归周瑜，张昭也想趁机说些赞扬的话，孙权就抢白说：“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汗流。”（《三国志·张昭传引江表传》）。

由于以上四方面的原因，张昭为相远不如顾雍。“雍为人不饮酒，寡言语，举动时当。权尝叹曰：‘顾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饮宴欢乐之际，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见之，是以不敢肆情。”可见，众人对他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人当领袖百官的丞相应该是合适的。

张昭最大的优点大概就在于忠直敢言，至于其他方面，恐怕没有什么才能。如果以他为相，东吴上下必定会群臣离心，四分五裂，闹个不亦乐乎。何也？盖由其量狭、交恶、自大、胆小的性格所决定的。

小材遇大材：王闯运空谈帝王学

中国社会每到末世，总是群雄争霸，诸侯蜂起，清末也是如此。每逢此时，“帝王之学”总是最为走俏。然而，中国最后一位帝王之学的积极推行者王阊运却是纵横乏术，始终未能说动曾国藩。历史就这样过去了，曾国藩是不是真的不应该自立，王阄运是不是要“志吾过”，也不知谁能说得清楚！

生逢乱世，似乎正是王霸之材得以施展才能的好时候，只有那些没有雄心壮志的人才会作“生逢末世运偏消”的感慨。中国社会每到末世，总是群雄争霸，诸侯蜂起。每逢此时，“帝王之学”总是最为走俏，推行帝王之学的人也自然会受到格外的重视。然而，中国最后一位帝王之学的积极推行者王闽运却是纵横乏术，他始终未能说动曾国藩。

王闽运（1832年—1916年）字壬秋，号湘绮，湖南湘潭人，咸丰五年（1855年）中进士，曾为曾国藩嘉宾，两度游说曾国藩自立不成，后专门从事教育，先去成都尊经书院，后到江西主办高等学堂，最后到湖南在湘绮楼讲学，门生众多，遍布天下。民国以后，历任清史馆馆长、参议院议员等职。著书立说讲究经世致用，著作多种，后被门人辑为《湘绮楼全集》。

王闽运著有《春秋注解》，明显地受到了今文学派的影响。他认为《春秋》一书就是经世致用的，其效用是拨乱反正，在乱世中开出一片新的天地来。为人要看准时机，在乱世时要积极进取。成就霸王之业，在治世时要清静寡欲，禅悟人生。因此，王闽运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就积极主张曾国藩趁势自立，建立一个不同于清朝和太平天国的新的世界。

太平天国的起义军进入湖南，曾国藩按照朝廷的命令自办团练保卫家乡，王运觉得自己施展抱负的机会来了，就积极地投书给曾国藩，要求加入曾国藩的军队。但由于曾国藩募兵有规定，即独子不得参军，王闽运因是独子而未能如愿。虽然如此，由于王闽运多次写信给曾国藩提建议，就给曾国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二人的关系就密切起来。

王闽运其人博闻强记，满腹经纶，善辨时势，自视甚高，常以王霸之材自许。据王闽运晚年的弟子杨度回忆，王运曾经游说曾国藩、胡林翼和太平天国连横反清，这当然没有成功。1855年，他来到了曾国藩幕下，游说曾国藩自立，认为曾国藩当时的地位。很像楚汉相争时韩信的情况。韩信当年没有自立，成功后终于为刘氏政权杀害。王闽运认为，曾国藩的才能不是韩信所能比的，自立当得到天下人的支持，况且当时的清朝已经十分腐败，更无法与当年的刘邦政权相比，如果一味保清，即使消灭了太平天国，清朝也未必就能保得住。再者，王闽运认为太平天国内部分裂，难成大事，早晚灭亡。如果不趁势自立，在与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中发展自己，等太平天国灭亡了，不仅失去了自立的借口，也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到时候恐怕后悔莫及。

现在看来，王运的这一番分析不仅是有道理的，而且是极其可能的。后来的历史证明有一多半是按照王闽运的预测发展的，只是曾国藩本人极其善于安排后路，才没有落个韩信的下场。但是，至于曾国藩为什么没有接受王运的建议，那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曾国藩本来就是个“相材”，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才能来设计自己的。

1860年，王运再次来到了曾国藩的府上，仍是游说曾国藩自立，认为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如果再等下去，时机稍纵即逝，千载不复。他在桌子这边不停地说，曾国藩则一声不吭，在桌子的那边用手指蘸水划字。划完后起身而去，王运不解，凑到跟前一看，原来依稀是个“妄”字。王运失去了信心。然而，作为一代才子。王运是不会轻易罢休的。几年后，曾国藩北上剿捻，王阎运再次来见。这次他学了乖，不再开门见山地游说他自立，而是先从曾国藩的文章说起。他说：“您的文章是从韩愈学起，然后学习西汉的风格，这样从下而上地学，是选择了一条难走的途径。如果从曹操学起，然后再学东汉的文风，就容易了。”文章之道的确是这样，但曾国藩听出王运谈的不仅仅是文章之道，而是要他做代汉自立的曹操。曾国藩便给王运来了个佯装不知。王运是什么人，他知道自己三次纵横无功，已经不可能再有机会了，况且曾国藩自立的大好时机已经过去，即使以后曾国藩试图自立，也已经无此可能了。

其实，早在曾国藩攻破南京的时候，曾国藩的部下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曾经在深夜闹轰轰地聚集到曾国藩的大堂里，但大家心照不宣，没有一个人说出自立的话，曾国藩也佯装不知，在无声无息中化解了这场自立骚乱，也保全了他的部下。

此后，据说王闽运对曾国藩的看法大为改变，认为他不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直到晚年，王运己经历了清亡、袁世凯复辟又旋即败亡等重大的历史变故以后，才对曾国藩当初不自立为帝的看法有所改变，当然，曾国藩是否曾预料得如此深远，是不得而知的。

据说曾国藩当年为平息别人劝他自立而写过一幅“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的对联，王闽运一直不信。民国以后，珍藏着这幅对联的朱夫子曾专门去拜访了五运，并拿出这幅对联求王闽运写跋语。王运大为吃惊地说：“难道真有这个联吗？涤生襟怀，今日以前，我只知一半，今而后，乃全知。吾老矣，如果不是您相示，几不知文正之所以为文正，左老三（指左宗棠）之所以为左老三。”沉思片刻，写下了这样一幅对联：“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然后对朱老夫子说：“吾不敢著墨文正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

历史就这样过去了。曾国藩是不是真的不应该自立，王运是不是要“志吾过”，也不知谁能说得清楚！

“鸡刀”之材与“牛刀”之材

俗话说，杀鸡焉用牛刀，但如果用杀鸡之刀来宰牛，恐怕不仅杀不了牛，还会刀损人伤，甚至刀毁人亡。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很多，也非常富有启示意义。

德位相配是儒家的政治理想，虽然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但它一直是人们批判现实的武器和改良社会政治的力量。我们如果撇开这些玄远的道理不谈，也可以从中借鉴某些为官之道。其实这个道理十分简单，俗话说，杀鸡焉用牛刀，但如果用杀鸡之刀来宰牛，恐怕不仅杀不了牛，还会刀损人伤，甚至刀毁人亡。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很多，也非常富有启示意义。

明朝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问刘基说：“我想让你做右相，不知怎样？”刘基顿首说：“国之大事，莫大于置相，换相好比换殿中的柱子，必得用大的木材，若用小的木材，不折断也必定仆倒，我就是那种小材，怎能当右相呢？”

朱元璋问：“杨宪如何？”

刘基说：“杨宪有当丞相的才能，却无当丞相的器量。丞相必须持心如水，不偏不倚，杨宪做不到。”

又问：“汪广洋如何？”

又答：“器量更浅，胸怀更小，比宪不如。”

又问：“胡惟庸如何？”刘基急忙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必至辕裂轮破，祸且不浅了！”

不久，杨宪因诬陷人而被处死，李善长又被罢去相职，胡惟庸逐渐升为丞相。后来，李善长被赐死，胡惟庸因谋反被族诛。

刘伯温是一位奇人，他所说的“换相好比换殿中的柱子，必得用大的木材，若用小的木材，不折断也必定仆倒”的话非常有道理。

据说商朝的贤相尹伊曾经在集市中屠牛，并作歌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国。”尹伊自然是牛、国皆可“屠”的大材了，但并不一定每个宰相都有“屠国”之材，否则历史上哪来的那么多的国破家亡之事呢？下面我们来比较两个宰相，就可以看出其才识、度量的不同了。

先看那位因草草北伐失败而大出其名的南宋宰相韩平原。他只有鸡刀之材，却用来杀牛，自然就没有那份“牛刀小试”的轻松与潇洒了。

在宋朝的时候，宋宁宗的宰相韩平原在作县尉的时候有个好朋友，是他自己的馆客（私塾先生），此人既十分有见识，又很贤德，所以韩平原十分尊重他。后来两人分别了，一直不通音信。韩平原当了丞相，掌握国家大权后，非常思念他。

有一天，他忽然不请自来了，原来他已经改名换姓，中进士好几年了。韩平原见了他非常高兴，给他优厚的待遇，请他留在馆内，仍做韩家的馆客。一天，夜深人静时，韩平原同馆客喝完了酒，屏退了左右的侍从，两人促膝谈心。韩平原问他：“我才疏学浅而掌握了国家大权，人们怎么看我呀？”馆客叹息说：“您同您的家族现在已经危如累卵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韩平原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听了以后，非常震惊，问为什么。馆客直言不讳地说：“宫中立皇后，如果您不同意，皇后将怨恨您；宫中立太子，如果您不同意，太子将怨恨您；您当政后，贤人君子，从朱熹、彭龟年、赵汝思以下，被斥贬逐放的不计其数，士大夫也一定十分怨恨您；现在同金人打仗，军队牺牲很大，将士的尸骨暴露在荒野中。城乡中常能听到孤儿寡妇的哭声，如此，三军也会怨恨您。再说，边境的百姓死于敌人的掠夺和杀害，那么，四海之内的百姓怨恨您。您如此激起众怨，怎么能承担得了？”

韩平原沉默了许久，说：“你准备教我怎么办呢？”馆客不愿意说。他再三催逼，最后才说：“只有一个办法，只怕您不愿采纳。现在，皇上重病在身，无意于政事，如果你现在趁机立太子，学习古代尧、舜、禹禅让的家法，请皇帝让贤，让太子即位，那么，太子对您会由怨恨而转为感谢。这时，太后退而为皇太后，即使怨恨您也没有权了。以后，您可以辅佐新皇帝，一切从头开始。对从前被贬的诸贤士，已死去的增加抚恤，还活着的召回给予提升，同时派遣使者去聘请有贤德的人来执政，对外要消除积怨，请求和解，使边境平安无事。您还可以优厚地犒劳过去的军人，抚恤牺牲的将士，免去各种无名的赋税，解决好种种矛盾，使全国的百姓有新生之感。然后，您选择一位知名的儒士，把丞相之位让给他，自己请求告老还乡，悠游于山水之间，如此，您最后就能转危为安，变祸为福。您也许会同意我的建议吧！”

韩平原听了，虽然觉得他讲得有道理，但犹豫不决，想留他做自己的顾问，但那个馆客坚决不干，最后还是离去了。

不久，正如那位馆客所预见的一样，韩平原被加罪杀了头。

韩平原是个庸才，被杀是不足惜的。倒是那位馆客颇有宰相之具。即使今天看来，那位馆客所说的也都是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但当局者迷，当时亦不易看清别人的处境。而那位馆客竟然能够分析朝野上下的情况，预知韩平原的未来，可谓是非常有见识了。

只是那位馆客有些隐士之风，不愿意出山，总是隐姓埋名。说起隐士，就引出了另一位宰相，这就是唐朝的肃宗、德宗时几度出任宰相的李泌。

李泌首先是个隐士，当时就闻名天下，但他不愿意做官，皇帝几次征召他，他都不出来。后来安史之乱发生了，他见国家危难，再也“隐”不住了，便主动地投靠了唐肃宗，当时正是危难之际，用人之时，当然受到极大的重视。后来几次辞官，又几次出山。从下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他是个非常有才识，也非常正直的人。

唐德宗贞元年间，张延赏在四川和东川的节度使李叔明有矛盾。一次，德宗来骆谷时，正值阴雨连绵，卫兵逃跑回家的很多。李叔明的儿子李升等六人，非常担心坏人乘机破坏皇帝车驾，皇帝的安全受到影响，于是互相刺臂发誓结盟，轮换着保护皇帝的车马，一直到了梁州。回到长安之后，德宗因他们护驾有功，把六人都封为禁卫将军，宠遇甚厚。

张延赏得知李升经常出入郜国大长公主（唐肃宗的长女）的府第，就暗地里上书报告给德宗。德宗问李泌：“郜国大长公主已经年老，而李升还很年轻，他们为什么要经常来往呢？”李泌说：“这一定是有人要动摇东宫太子的地位，是谁给陛下讲的？”德宗说：“你不必问，只要为朕考察一下。”李泌说：“一定是张延赏报告的。”

德宗装作不理解地说：“怎么就能知道是他报告的呢？”李泌详细呈述了张延赏和李叔明二人的矛盾，说：“李升承皇恩照顾，做了禁卫将军，张延赏当然嫉妒他，而郜国大长公主又是太子的萧妃的母亲，所以就用这种方法陷害太子了。”德宗笑道：“你说得很对，是他报告的。”

又有人上告大长公主淫乱，而且厌烦祈祷仪式。德宗大怒，把大长公主幽禁在宫中，并狠狠责备太子，太子因此请求与萧妃离婚。德宗召见李泌，告诉他这事，并且说：“舒王近来已有很大的进步，孝敬、友爱、温良、仁义。”李泌说：“陛下仅有一个儿子，为什么要将他废掉而另立一个侄儿呢？”德宗听了。发怒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父子关系？是谁告诉你舒王是我的侄儿呢？”李泌回答说：“是陛下自己说的。大历年初，陛下告诉我，今日得数子，我请问是何缘故。您说：‘昭靖诸子。主上要我以儿子对待。’您对自己所生的儿子尚且怀疑。哪里还能把侄子当儿子对待呢？舒王虽孝顺。可陛下应该自己努力治国，不要寄希望于子侄对自己的孝顺。”

德宗听了他的这一番话，很不高兴，说：“你竟敢违背我的意志，真是太大胆了，你为何不爱惜你的家族？难道你不怕族诛吗？”李泌并不害怕，而是十分从容地说：“我正是因为爱自己的家族。所以不敢不把话说完。如果怕陛下大怒而免强屈从了陛下，陛下将来反悔，必定怨我说：‘我任你为宰相，竟不力谏，把事情弄到这个地步。’到了那个时候，一定又要来杀害我的全家。我老了，残年不足惜，如果枉杀了我的儿子，立我的子侄为后代，我不欢喜这样的后代来祭祀我。”

于是他痛哭流涕。德宗也流着眼泪说：“事已如此，要我怎么做才可以呢？”李泌说：“这是一件大事，愿陛下审慎行事。我始终认为陛下要树立自己的圣德，应当使海外蛮夷能对您爱戴如父。您怎么能无缘无故地怀疑自己的儿子呢？自古以来，父子相疑，没有不亡国覆家的。前车之鉴不远，您还记得过去在彭原时，建宁王为何被杀的吗？”德宗说：“建宁王叔是冤枉的。肃宗性急，进谗言者的诡计实在太骗人了。”

李泌说：“在建宁王被杀的时候，我辞去官爵，发誓再不到天子左右当官，不幸今日又当了陛下的宰相，又亲眼看到这些事。我在彭原时，竟不敢说建宁王之死是个冤案。直到辞去官职时才说这件事。当时肃宗听了我的话也后悔。代宗先帝自建宁死后，常怀危惧。我也曾为之诵黄台瓜辞，以防止有人用谗言制造事端。”

德宗说：“这些自己是知道的。”他的脸色稍有缓解，过一会儿，又问道：“贞观开元之时，全换了太子，为什么没灭亡呢？”

李泌说：“从前，承乾（太宗的太子）多次监督国事，依赖、巴结他的人很多。他藏了许多兵器，与侯君在一起谋反。事情暴露后，太宗派他的舅舅长孙无忌等大臣调查几十次。真相大白后，召集百官讨论处理方法。有人求情说：愿陛下不失慈父声望，让太子寿命到头。皇帝同意了这种请求，并废除了魏王泰。现在陛下已经知道肃宗性急，建宁受冤，实在是件好事。作为臣下，感到不胜庆幸。愿陛下以此为前车之鉴，慎思三日，从头考察，一定会明白太子没有什么阴谋不轨。他如果真有不法行为，可召集深明大义的大臣二三人审查，陛下就照贞观之法来处理：废舒王，立皇孙。那么，百代之后执掌天下的人还是陛下的子孙。我观察太子的容颜仪表，绝非蜂目、豺声的商臣（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杀父的太子）的样子，怕的是他执政过于软弱仁慈。还有，太子自从贞元以来，一直居住在少阳院，在居所附近从没接待过外人，干预外事，怎么能有异谋呢？那些进谗言的人非常狡诈，即使有像晋愍怀那样的亲笔信，有如太子穿兵甲那样的证据，也还是不足信的。陛下怎能只因为太子的妻子的母亲有罪就连累无辜呢？幸亏陛下告诉我，今天，我敢用我的家族来为太子担保，他一定不会有什么阴谋。今天，我要是为自己着想，就会顺从您的意见，同意您立舒王为太子。那样，我就可以有大功于将来的皇帝了。假使不是我，而是从前的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之流奉承您的话，那他们就为舒王得到天下而立下定策之功了。”

皇上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但还是说：“您让我再考虑一天。”李泌抽回自己的笏板叩拜，哭着说：“这样的话，我就知道陛下父子将慈孝如初。可是陛下回后宫后一定要自己来审思，不要把这些意思露给左右侍者。如果您表露出去，他们都想立功于舒王，那么，您就处于危险之中了。”

皇上说：“你的意思我全明白。”又过了一天，皇上来到延英殿，单独召见李泌，流着泪，抚着李泌的背说：“如果不是你的一番真知灼见的劝说，我今天后悔也来不及了。太子仁孝，实在没有别的企图。”

李泌叩拜贺喜，并借此机会乞求告老还乡。正所谓激流勇退，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以李泌之才德，做一国之相，尚且惕怵有加，及时抽身，才得以保全。韩平原本是一个刘基所说的“折”、“扑”之材，即使有明智之士，也是救他不得的！

明正观人法

对在下者自身应具有什么样的品德修养，古人作过很多研究。本文把历史上的官宦分为六正，认为六正是为官的准则。剔除其封建的忠君糟粕，乃可称是识人辨奸的一种尺度。在现实中，对统御者正确识人仍有意义。

虚心尽意

日进善道

夙兴夜寐

进贤不懈

【原文】

夫人臣萌芽朱动，形兆朱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土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

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女。此者，大臣也。

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注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

【译文】

当官的，如果能在天下大事还处在萌芽阶段，没有形成规模的时候，局势的兆头还没有显现的时候，就已经洞烛先机，独具慧眼，知道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存亡、得失的关键都事先看得到，把握得住。在大火燃烧起来之前就能预先防止，使他的主子超然独立，永远站在光荣伟大的一面。能够具有这种才能、境界的大臣，堪称第一流的官吏，王者之师。这种大臣便是圣臣。

其次可称作好官的是谦虚谨慎、尽心竭力为人主办事，经常思索好的治国之道向人主建议，勉励君王恪守礼仪、勤政爱民；劝说君王目光远大、胸怀大志，使其英明正确的地方更英明、更正确；对其不良的作风，有害的习惯千方百计加以纠正、挽救，能做到这些的，就是大臣。

能称得上忠臣的，必须做到为国家办事早起晚睡、废寝忘食，同时要终生不懈地举贤荐能，为国家推荐、选拔人才，还要博学多识、精通历史，经常引证历史经验启发激励入主。能做到这些的才算忠臣。

【原文】

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君终已无忧，如此者，智臣也。

依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食饮节俭，如此者，贞臣也。

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

是谓六正。

【译文】

深谋远虑、明察秋毫，清楚成功、失败的机枢在哪里，并能事先预防，采取补救的办法，堵塞某一国策实施的漏洞，把可能导致失败、动乱的因素提前消灭了，转祸为福，转危为安，使人主自始至终不必忧虑。能这样做的是智臣。

奉公守法，以身作则，忠于职守，勇于负责，为民众出了力、办了事不接受贺礼，清正廉洁，勤俭朴素。能这样做的是贞臣。

当皇帝昏庸、国家离乱的时候，对上不拍马屁，不阿谀奉承，而且敢冒犯昏君的龙颜；在群臣唯唯诺诺的时候，敢当面指出昏君的过错。能这样做的，就叫做直臣。

这是六种类型的正面官员——“正臣”。

【事典】

魏征：择人择地，卖直固宠

中国文臣好谏，在敢直谏的人中魏征是个标志性人物。“直”有性情层面的，也有智慧层面的。一般人直爽、正直不能称之为直智。刚直易折，魏征一生触龙鳞、放直言，却有惊无险，这和他能识人、会卖直，把直性上升为直智有密切关系。

在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嫡斗争白热化时，作为建成主谋的魏征曾提醒建成，必须立即除掉李世民，不能心慈手软，但没被采纳。建成失败后，魏征劝主早除秦王的密谋被揭露。

李世民质问魏征：“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魏征面不改色地回答：“先太子早听我的意见，一定不会有今天的祸事。”这是句再直白不过的话了。可李世民听了反而不杀魏征，还待之以礼，任之以职。魏征正是看到李世民爱才、惜才的特点，以直对直。如果他曲意解释或跪地求饶，李世民连眼都不眨就会杀了他。这就是所谓最恰当的人。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君主有生杀大权，又喜怒无常。臣子曲意逢迎还有不测之祸，别说触龙鳞了。可是，魏征后半生在李世民身边，以直言力谏为能事，虽也触怒皇帝，但总的说来有惊无险，备受信用。这并不是魏征有一颗忠纯之心，率性直言，他是摸准了李世民需要一个直臣的角色，而他顺势把自己营造成这样一个人。

为什么李世民需要直臣呢？一是他取天下艰辛备尝，知道杨广被下人蒙蔽的下场，希望能有人在身边大胆反映真实情况。李世民曾说过：人们都讲天子至高无上，无所畏惧。我就不那样，我上畏老天爷的监视，下怕群臣的瞻仰。我兢兢业业，还担心上不合天意，下没能符合人们的期望。他特别向魏征咨询：“国君怎么做成明君，怎么做成昏君？”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魏征还特意举了秦二世和隋炀帝一远一近两个被小人蒙骗而亡国的例子，以提醒李世民。可以说，李世民之所以能虚心采纳直谏，这是贯穿其一生的主要动力。后来，李世民给一个大臣讲了这样一件事：我从小爱好弓箭，拥有十几张良弓，自以为没有比它们更好的了。最近我把这些良弓给工匠们看，他们都说材料不好。我问他们原因何在，工匠们说：“木心不直，脉络条理都是斜的，弓虽有劲，但射出去的箭却不直。”本心不直，射的箭就不直；人心不直，说话行事也正不到哪儿去。

此时的李世民从内心想要直臣明谏。魏征正是参透了他的心思，才敢于直言。魏征有一次说：我之所以敢直谏，是陛下能采纳，否则我也不说话了。这是直言中的直言。

李世民要直臣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想在历史上留下明君的美名。而这是不能唱独角戏的，于是，一个沽名，一个卖直，成为后世历代传诵的佳话。

有一次，李世民罢朝回宫，愤怒地对长孙皇后说：“总有一天要杀死这个乡巴佬。”皇后问是谁，李世民说：“魏征经常在朝廷上顶撞我。”皇后听了马上恭身起立说：“我听说主上贤明，臣下就忠直，现魏征忠直，是由于陛下您贤明的缘故啊，我能不恭贺吗！”李世民听了很高兴，这才消了怒气。皇后知道，皇帝就是要圣明仁君的美誉，而魏征是最佳配角，不能杀。魏征也明白。自己一旦成为卖直的标志性人物，就可以大卖特卖，自己做得越莽直固执，越能衬托出皇帝的虚心。

韩信：背水列兵，含死激站

智者深谋远虑，知道成功的机枢在哪里。有时，即使陷人进退维谷之地，也能化险为夷，转败为胜。

公元前204年，韩信发兵由代地进攻赵国。

赵王歇与陈余听说韩信已灭夏悦，夺取代地，忙引兵马，驻扎在井陉口，号称20万大军，阻止汉军前进。

陈余的20万赵军就驻扎在这易守难攻之地专等韩信、张耳来攻，仿佛在守株待兔。韩信当然不会轻举妄动，把兵马驻扎在井陉口的另一头，派出密探，四面打探陈余军隋。

赵军谋士广武君李左车给陈余献策说：“汉将军韩信涉西河，擒魏王，夺代郡，虏夏悦，如今张耳为辅，欲攻赵国。这是乘胜利之师离国远征，其锋的确难挡。但是，‘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寻柴为炊，师难饱腹’。井陉之路，战车不能并行，骑兵不能成列。韩信如果由此进军，粮草辎重必在后面。请拨给我精兵三万，从小路偷袭，截断汉军给养。丞相深沟高垒，坚壁固守。汉军前不能斗，退不能回，野无所掠，必然粮断水绝，不过十日，两人之首，必致麾下。希望相国采纳我的建议。否则，必为韩信、张耳之人所困。”

陈余本来素以儒者自称，不听李左车之计，反而说：“我本仁义之师，不用诈谋奇计。兵法常说‘十则围之’，‘倍则战之’。如今韩信之兵虽然号称数万，其实不过数千，千里奔袭赵国，早已疲劳至极。如今遇到如此之辈尚且避而不战，今后遇到大敌，又该怎样对付呢？这样，诸侯都会认为赵国胆小怕事，动不动就会向我赵国用兵！”

于是，陈余辞退李左车，不用其谋，只在那里坐等韩信率兵到来。

汉军密探得到此消息后，飞报韩信。

韩信大喜，方敢引兵从井陉口进击赵军。夜半时分，韩信召来常山太守张苍，拨给两千军马，人持一旗，从僻静小路偷偷逼近陈余寨棚，潜伏在草丛之中，以观动静。

韩信密告张苍：“我军与赵军对敌，我军诈败，赵军必然空营追赶。你指挥士兵冲进赵营，拔尽赵国旗帜，全部插上汉军红旗，坚壁拒守，不必参战，赵军自会不战而乱。”张苍等人得令而去。

天边刚露出一丝晨曦，韩信中军就传出号令：“今日破赵会食！”每个军将只分到一份早餐。因此诸将皆不敢相信，但是军令如山，只听得整齐而有力的一声回应：“是！”韩信自领l万人马先行，渡过槐河，在岸边排下阵势。赵军看到韩信背水列阵，尽皆发笑，认为韩信实在不会用兵。汉军将士心中也疑惑不已。但是韩信用兵神出鬼没，军律甚严，只得依令而行。

韩信对张耳说：“赵军不见我军大将鼓旗，恐怕不肯出壁交战，我俩必须亲自督战。”韩信、张耳披挂上马，率领万余精兵，前面尽布大鼓旌旗，杀进井陉口中。

陈余在赵营之内，看到韩信、张耳如此耀武扬威，大模大样地闯入井陉口，不禁产生被人轻视之感，特别是见到他的仇人张耳，顿时气得咬牙切齿，立即下令，开营迎敌。井陉口中，道路狭窄，双方都难摆开阵势。赵军人多势众，拼命向汉军压过来；汉军也不示弱，个个奋勇当先，舍死激战。

大战良久，韩信下令诸将尽皆抛弃大鼓旌旗，一时漫山遍野全是汉军旗鼓。韩信率兵固守河边阵地。

赵军看到如此众多的战利品，纷纷空壁而出抢夺鼓旗，抢夺汉军东西，以便邀功请赏。陈余等人率兵直追韩信，认为韩信不过如此而已。

这时，只听得韩信高呼：“前面深水，后有追兵，你死我活，在此一举。后退半步，立斩不赦！”汉军紊瞑韩信法度，谁敢怠慢半分，人人回身自战，莫不死拼，无不以一当十。

陈余见汉军败退，正在高兴，不料汉军忽从营中杀出，个个突然间都变成了亡命徒。赵军争抢旗、鼓，队伍混乱，虽然人多，但是很难击退汉军。

两军混战，难解难分！

张苍率领的2000士兵看见赵军纷纷出营抢夺汉军旗鼓，飞快潜入赵营，尽拔赵旗，插上汉军红旗。

赵军突然看见自己的营寨尽被汉军占领，一时间军无斗志，纷纷后退。陈余连诛数人，也不能禁止。汉军看见赵军后退，攻势更加猛烈。赵军死伤无数，陈余死于乱军之中。赵军只剩下投降一条路可走了。

韩信此役，真是“灭此朝食”。一天之晨，破赵20万众，擒赵王歇，杀陈余。韩信此法，谓之背水列阵。

韩信置之死地的时间很短，只有半天；并且还有一支两千人队伍在策应，所以说韩信是出奇制胜。而三国时期的马谡虽然也将队伍置之死地，但是由于时间太长，所以士气很快被削减了。兵法是一般原理，全在于灵活运用，千万不能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韩信很灵活地把死的东西变成活动妙计，全在于看清楚了死活之间是变化的关系。用得好，死的就会变成活的；用不好，活的就变成了死的。

苏武：事君尽忠，人臣大节

孔子在《沦语》中说道：“做臣子的，侍奉君主应该忠心。”（佐传》载，昭公四年，郑国的子产说：“如果能够有利于国家，我愿意把生命献出。”所以孔子告诫人们：“面临大的灾难，也不能失去了志气。”

西汉人苏武，字子卿。汉武帝天汉元年，他担任中郎将，手里拿着节，送匈奴在汉的使者回国。到了匈奴，匈奴胁迫他投降。苏武不肯，被投人地窖中，断绝了饮食。苏武吃雪与旃毛，才得以不死。后来匈奴又将他迁到北海边放羊，他仍手持汉朝的节杆不屈服。

过去在汉廷，苏武与李陵都担任侍中。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李陵投降了匈奴，不敢求见苏武。很久之后，单于让李陵与苏武一块儿置宴饮酒。李陵对苏武说：“单于听说我与您以前交情很好，所以派我来劝劝您，人在世上，譬如早晨的露水，您又何必像这样自己苦自己呢？”苏武说：“我父亲与我没什么功劳，却都当了大官，我愿意肝脑涂地以报效朝廷，纵死也没有怨言。希望您不要再多说什么了。若是一定要我投降，那么我就死在您面前。”李陵深深地为之叹息，流下泪水，告辞而去。

后来昭帝即位，几年后，与匈奴和亲。汉向匈奴要苏武等人，匈奴谎称苏武已死。后来汉朝派人出使匈奴，当时有个叫常惠的人晚上偷偷见汉朝使者，叫他回去后告诉皇帝说，他曾在上林苑打猎，得到大雁脚上系着的帛书，上面说苏武在某个大湖边。单于听汉使讲了这件事后，非常吃惊，并致歉赔罪，将苏武送了回来。苏武羁留匈奴达十九年之久，去的时候还是青壮年，到回来的时候，胡须、头发都白了。朝廷于是封他为典属国。

像苏武这样的忠烈之士，已记载于史册，以让天下人在几百年之后，读了史书而知道他们。他们人虽死了，但他们的忠义英风，仍活生生地存留世上。

吴隐之：酌饮贪泉，不渝清操

贞臣能达到一种超脱世俗事务和规范的“定”的心理境界，也就是说修成一种视富贵荣华、金钱名利为身外之物的心理。在这些东西面前糊涂不清，或视之为过眼烟云，则能克服、摆脱和超越哀乐之情、利害之欲的诱惑、羁绊，这对于人生实践的指导意义无疑是积极的、有效的。

而人只要具备“静”的心态，“定”的境界，就能去掉贪欲，即使身处权势、金钱、富贵、名望圈中也能洁身自好，即使饮“贪泉”也不会生“贪婪”之心。魏晋时期有一位名叫吴隐之的官员，就是饮贪泉而不生贪心的典型代表。

吴隐之，字处默。濮阳郡鄄城县人。年轻时就孤高独立、操守清廉。他人仕几十年，诸多将相公卿仿佛走马灯一般起落浮沉，来去匆匆，连皇帝也换了好几个。“一朝天子一朝臣”，上上下下乱纷纷，而他则一直身居要职，并且步步高升。许多人都认为他是吉星高照，官运亨通，其实他除勤政爱民之外，还戒除贪欲，恪守操行。

在晋隆安之年，朝廷选任吴隐之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魏晋时代的广州，治所在番禺，辖境相当于现在两广的绝大部分地区，北有五岭，南临大海，山清水秀，佳果终年不绝，所产南珠等各种珍宝更是驰名中外。吴隐之携家小、部属，赴广州上任，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这一日抵达离广州20里的石门。石门下激石远处有一泓泉水，据说凡是饮过此泉水的人，无不陡起贪念，故名之日“贪泉”。贪泉臭名昭著，无人不知，当地居民又添油加醋，说是只要口沾一滴贪泉水，就会立即燃起万丈贪欲之火，连六根清净的世外高僧，不食人间烟火的仙道也概莫能外。路人传言，神乎其神，自命清高的过客避之犹恐不及，生怕玷污了自己的清名；利欲熏心之徒也假装正人君子，一提起贪泉便掩耳捂鼻；一般人都认为岭南贪污成风，“风”源便是贪泉。吴隐之不信邪，对亲人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岭南官吏丧失清操其真正原因，我已经明白了。”于是，他走到贪泉旁边，俯身舀起一杯泉水，“咕嘟咕嘟”喝下肚去，仿佛酌饮美酒一样。喝完咂咂嘴，除了甘甜可口之外，也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隐之微微一笑，当即赋诗曰：

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

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歃”意为用嘴吸饮，“夷”齐指商朝末年以互相让国、饿死不改清操的伯夷、叔齐兄弟。全诗大意是：古人说这泉水，只要一口沾唇也会顿生贪念，要得千金。假如伯夷叔齐来到这里，不管怎样大饮特饮，他们那清廉之心，也绝不会改变一毫一分！吴隐之一语道破了他酌饮贪泉，不渝清操的真谛：人贪与不贪，不在于喝过或没喝过“贪泉”水，而在于自己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

果然，他在广州任职期间一尘不染，更加清廉。虽然广州物产丰富，可他平常吃的不过是些蔬菜和干鱼，帷帐、用具、衣服等都十分孝朴素。当时有些人还以为他是故意装装样子，以显示自己的俭朴。不过时间一长，才知道他真是个清官，不是故作姿态。

由于他以身作则，广州地区的贪污陋习也大为改观。朝廷嘉奖吴隐之廉洁克己、改变风气，进号为前将军。吴隐之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严格要求妻儿亦要节俭清廉，其感人事迹不胜枚举，只说一件便可见一斑。

那还是在孝武帝时期，曾在淝水之战中立下大功的谢石任卫将军，慕名奏请吴隐之做将军府的主簿。有一天，听人说隐之的女儿即将出嫁，谢石料想吴隐之一向清廉俭朴，嫁女必然简单了事，更不会置办多少嫁妆，于是立即派人为助婚使者，并让人将自家厨具等搬去相助。使者走到吴家门口，恰巧碰见一个小丫头牵着一条狗往外跑，院子里什么动静也没有。他心里直纳闷，以为走错了门，便喊住小丫头打听：“这是主簿吴公府上吗？”小丫头回答：“是呀！”“贵府小姐要出嫁了吗？”“是呀！”使者又朝门里扫视一周，大惑不解，自言自语：“怎么如此萧然？”小丫头没有听明白他说什么，便向他摆摆手说：“对不起，我要卖狗去了！”使者急忙喊道：“别跑，卖狗干什么？”小丫头冲他笑笑说：“不是告诉您老了吗？我家小姐要结婚，等钱用呀！”说完就跑了，使者大吃一惊，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愣一会，转身跑回将军府，向谢石和大小官僚们报告这桩“特大新闻”。

吴隐之告老还乡，直至逝世，屡屡受到朝廷的褒奖和赏赐，并赐予显要的官职，廉洁的士大夫无不以此为荣。吴隐之更用自己的廉洁奉公换来了世人的尊敬。

释争法——平息纷争的要诀

此篇主要讨论了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即“不伐”、“不争”。本文在开篇便正面指出，“善以不伐为大。贤以自矜为损”。并以舜、汤等人为例说明谦让和好争的利弊。其次。分析了争强好胜者的心理特点。再次，强调谦让的必要性。“天之道，不争而善胜。”本文作者的目的仍然在“争”。以“不争”的态度处世自然会达到必然达到的目的。这也是本文反复所强调的“不争”的原因。

不伐者

伐之也

不争者

争之也

让敌者

胜之也

【原文】

盖善以不伐为大。贤以自矜为损。是故舜让于德，而显义登闻。汤降不迟，而圣敬日跻。郄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争，而终于出奔。然则卑让降下者，茂进之遂路也。矜奋侵陵者，毁塞之险途也。

是以君子举不敢越仪准，志不敢陵轨等。内勤己以自济，外谦让以敬惧。是以怨难不在于身，而荣福通于长久也。彼小人则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是以在前者人害之。有功者人毁之，毁败者人幸之。是故并辔争先，而不能相夺。两顿俱折，而为后者所趋。由是论之，争让之途。其别明矣。

【译文】

所谓的善以不自我夸耀为最高标准。贤的声名则因自夸而受到损害。因此舜让位给有德行的人，他深明大义的好名声立即传遍了四州。商汤礼贤下士时行动迅速，不敢松懈怠慢，他圣明贤达的名声也日渐提升。郄至总是企图压倒别人，最终的结果却非常可悲。王叔喜欢与人争辩，最后只能落得逃路避难。由此可知，谦卑恭让、屈居人下，是一条通向成功进取的通达之路。自傲自满，侵压欺凌他人，是一条毁坏名声、阻塞重重的险途。

所以君子在行为举止上不敢超越法度，志向和意愿也不敢凌越等级。对自己勤于自勉以求进步，对别人谦虚礼让以表示敬畏。因而怨恨和非难不会上身，富贵和幸福就会保持长久。那些小人却并非如此。他们喜欢夸耀自己的功劳，自恃才能出众，并以此欺凌别人，当他们得势时就会有人加害他们；当他们立功时，就会有人诋毁他们；当他们失败时，就会有人为此庆幸。所以他们喜欢并驾齐驱，争先恐后地往上爬，谁也不能取得优势。最后只落得两败俱伤，被后边的人赶上超过。由此可以推论出，争执和谦让两条道路是有明显的差别的。

【原文】

然好胜之人，犹谓不然。以在前为速锐，以处后为留滞，以下众为卑屈，以蹑等为异杰，以让敌为回辱。以陵上为高厉。是故抗奋遂往，不能自反也。夫以抗遇贤，必见逊下。以抗遏暴，必构敌难。敌难既构，则是非之理必溷而难明。

溷而难明，则其与自毁何以异哉？变在萌而争之，则祸成而不救矣。是故陈馀以张耳之变。卒受离身之害。彭宠以朱浮之郄，终有覆亡之祸。祸福之机，可不慎哉！

【译文】

然而，争强好胜的人却不以为然。他们以居人之前为迅速精干的表现，以处于人后为停滞不前，以居众人之下为卑下屈辱，以踩着同辈往上爬的人为奇异杰出的人物，以对敌忍让为屈辱，以欺犯上级为高强厉害。因此，他们以这种激奋的态度往前走而不能够自省。如果以这种激奋的态度对待贤人，贤人必定谦逊处下；如果以这种激奋的态度对待残暴的人，必定会构成敌视，造成患难。敌视和患难既已构成，谁是谁非就很难说清楚了。是非混浊难以说明，那么与自取灭亡又有什么区别呢？而假如矛盾尚处于萌芽状态就相互争执，那么最终将酿成大祸而无法挽救。所以，陈馀因张耳的叛变终遭受杀身之祸；彭宠因放不下与朱浮的小恩怨终遭受覆灭的灾祸。祸福转化的玄机，我们不能不谨慎对待啊！

【原文】

是故君子之求胜也，以推让为利锐，以自修为棚橹。彼君子不知自损之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故一伐而并失。由此论之，则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君子诚能睹争途之名险，独乘高于玄路，则尤晖焕而日新。德声伦于古人矣。

【译文】

因此君子取胜的法则是，以推辞礼让为克敌制胜的武器，以修身自勉为避免祸害的法宝。那些贤德的人知道自己吃亏受损是有益的，所以他们这样做就会获得双倍的功效。小人不知道自己占便宜实际上是受了损失，所以他们一旦自夸，所有的功劳也随之消失。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不自夸有功的人，反而会获得夸耀自己的效果；不争夺名利的人，反而会获得争夺的效果。谦让对手的人，反而战胜了敌人；甘居众人之下的人，反而居于众人之上。君子如果能够目睹与人争执之途的险恶，独自踏上玄妙的道路，就会焕发荣誉的光辉，而取得日新月异的进步，获得的贤德之名将能够与古人媲美。

【事典】

蔺相如：谦让保国，名垂青史

中国有一句古训，叫做“退一步海阔天空”。在很多情况下，忍让往往是制胜的法宝。不管你是真的忍让也好，还是作为一种策略也好，反正善于忍让的人在官场上往往更容易纵横捭阖、左右逢源，正所谓“让”一步海阔天空。在诸多“忍”、“让”的历史事例中，最著名的当数廉颇与蔺相如的“将相和”了。

人们大概都知道“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的故事，在秦、赵这两次重大的外交斗争中，蔺相如甘冒生命危险保全赵国的尊严，未使赵国陷人被动的局面，功劳很大。为此，赵王拜他为上卿，位置比廉颇还高。廉颇很不服气，到处跟人说：“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还说如果碰见了他，必定要当面侮辱他。在廉颇看来，只有武将的刀枪拼战才算功劳，文臣的智谋勇敢算不了什么。这对蔺相如来说，确实是很难忍受的。

但蔺相如好像没有听到一样，几次驾车出门，远远地看见廉颇，为了避免碰见，就早早地躲开了。这样时间一久，连蔺相如的门客从人都觉得他太窝囊，忍受不了。一天，他们对蔺相如说：“我们背井离乡，不远千里投到您的门下，是因为仰慕您的为人。如今，您的官位比廉颇要高，反倒这样惧怕他，真不知是什么原因？您这样胆小懦弱，连我们都感到羞耻，还是让我们回家算了。”

蔺相如不慌不忙地问众人：“各位看廉将军与秦王比起来，哪个更可怕？”众人都奇怪地说：“廉将军当然没有秦王可怕！”蔺相如又说：“这就对了。试想秦王那么强大，各国诸侯都畏之如虎，我却敢当众责骂他。我蔺相如虽然没有什么大本领，还不至于如此惧怕廉将军。只是我考虑到，强横的秦国之所以不敢来侵犯我们赵国，其原因就在于我们两人能够同心协力地对付秦国。如果我们两人争斗起来，那就必定给秦国造成可乘之机。之所以这样对待廉将军，是以国家的安危为重，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啊！”

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廉颇听后恍然大悟，既感动又惭愧。廉颇是个正直坦诚的人，一旦悔悟，就要真诚地改过。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就按照古人最隆重的仪式，光着脊梁，背着荆杖，表示任由责打，到蔺相如门上“负荆请罪”。他跪在蔺相如的门前说：“我是个没有见识而又气量狭小的粗人，没想到您能宽恕我，请您责打我吧！”蔺相如也很感动，亲自把他扶起来。从此“将相和”，两人相互理解尊重，结成生死之交。

就因为有这样的两个人，秦国在其后的10年内，未敢发兵攻打赵国。蔺相如以柔和谦让制胜，因而名垂青史。

值得一提的是，谦让要有一定的条件，谦让者必须有坚强厚实的智能、品德、权位和实力作后盾，否则就成了被迫退让；其次还要看谦让的对象，如果对方是一时糊涂的明理之人，固然不妨谦让；如果对方是得寸进尺或是愚顽不化的小人，谦让就等于逃跑了。

石苞：遭遇不平，坦然祖对

一心为公的人往往容易受到他人的嫉妒，由此使自己陷于矛盾之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样的不平之遇要善于忍受，否则稍有不慎，就会让小人得意，自己反而会受到更大的打击。西晋的石苞面对不平，心底无私，坦然相对，使晋武帝终于自省，也消除了自己的不平之境。

石苞是西晋初期一位著名的将领，晋武帝司马炎曾派他带兵镇守淮南，在他的管区内，兵强马壮。他平时勤奋工作，各种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当时，占据长江以南的吴国还依然存在，吴国的君主孙皓也还有一定的力量，他们常常伺机进攻晋朝。对石苞来说，他实际上担负着守卫边疆的重任。

在淮河以北担任监军的名叫王琛。他平时看不起贫寒出身的石苞，又听到一首童谣说：“皇宫的大马将变成驴，被大石头压得不能出。”石苞姓石，所以，王琛就怀疑这“石头”是指石苞。

毫无理由地怀疑他人，陷人于不平之中，实在是不义之举。然而，王琛还是这样做了。

他秘密地向晋武帝报告说：“石苞与吴国暗中勾结，想危害朝廷。”在此之前，风水先生也曾对武帝说：“东南方将有大兵造反。”等到王琛的秘密报告上去以后，武帝便真的怀疑起石苞来了。

正在这时，荆州刺史胡烈送来关于吴国军队将大举进犯的报告。石苞也听到了吴国军队将要进犯的消息，便指挥士兵修筑工事，封锁水路，以防御敌人的进攻。武帝听到消息后更加怀疑，就对中军羊祜说：“吴国的军队每次来进攻，都是东西呼应，两面夹攻，几乎没有例外的，难道石苞真的要背叛我？”羊祜自然不会相信，但武帝的怀疑并没有因此而解除。凑巧的是，石苞的儿子石乔担任尚书郎，晋武帝要召见他，可他经过一天时间也没有去报到，这就更加引起了武帝的怀疑，于是，武帝想秘密地派兵去讨伐石苞。

武帝发布文告说：“石苞不能正确估计敌人的势力，修筑工事，封锁水路，劳累和干扰了百姓，应该罢免他的职务。”接着就派遣太尉司马望带领大军前去征讨，又调来一支人马从下邳赶到寿春，形成对石苞的讨伐之势。

石苞一点也不知道武帝对他的猜疑。到了武帝派兵来讨伐他时，他还莫明其妙。但他想：“自己对朝廷和国家一向忠心耿耿，坦荡无私，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这里面一定有严重的误会。一个正直无私的人，做事情应该光明磊落，无所畏惧。”于是，他采纳了孙铄的意见，放下身上的武器，步行出城，来到都亭住下来，等候处理。

武帝知道石苞的行动以后，顿时晾醒过来，他想：讨伐石苞到底有什么真凭实据呢？如果石苞真要反叛朝廷，他修筑好了守城工事，怎么不作任何反抗就亲自出城接受处罚呢？再说，如果他真的勾结了敌人，怎么没有敌人前来帮助他呢？想到这些，晋武帝的怀疑一下子消除了。后来，石苞回到朝廷，还受到了晋武帝的优待。

俗话说：“脚正不怕鞋歪，身正不怕影斜。”石苞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和紧急关头，应该冷静地对待和妥善地处理对于自己所遇到的不平遭遇，要学会释争，不要因此而惊恐不安或是气愤不已，从而轻举妄动，那样只能是把事情搞得更糟。

张弘范：摸准性情，伺机申辩

有时候不去违逆他人，冒犯他人，也能把事情办好，这需要有冷静的分析，还要看针对什么人。有人吃软不吃硬，双方顶起牛来，还有什么话好讲，不如忍一时之气，婉转陈辞来的更好。这也是释争的一个策略。

张弘范是元世祖忽必烈手下的一员大将。至元二年，张弘范被调到大名驻守。这一年当地恰好涨大水，老百姓的房屋被淹，良田被毁，很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去要饭。张弘范同情老百姓的遭遇，未经奏请就免了当年的租税。后来朝廷知道了，一些奸邪小人趁机向皇上捏造张弘范的各种罪名。皇上信以为真，就给他定了个独断专权的罪名。

张弘范一听便火了。但他知道皇上忽必烈的脾气，如果自己冒冒失失与皇上论理，惹得皇上生了气，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身家性命难保不说，还要落下个骂名。但他也知道皇上还是很讲道理的。所以，张弘范决计陈明道理，让皇上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原因。

张弘范于是奏请入朝进见皇上。他对皇上说：“臣擅作主张免除租税，理当受罚。但是微臣认为，朝廷在小仓里储备，不如在大仓里储备。”忽必烈一听，不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便问：“这是怎么说？”张弘范侃侃而谈，回答说：“今年大名洪水泛滥，老百姓痛苦不堪，庄稼几乎：颗粒无收，自己糊口还有难处，哪还有税粮上交！即使强迫收取到百姓的租税，国家的仓库虽然充实了，可是百姓因此都饿死了，第二年的租税从哪里收取？所以，微臣认为，不如今年暂缓收税，使百姓都能活下来，让他们不致流落他乡，那么年年都会有租税可收，这不是陛下的大仓库？”

皇上听了，觉得张弘范言之有理，不仅有大勇，而且有大智，便微笑着对张弘范说：“你很懂得大体，朕就不再问你的罪了。”

张弘范察言观色，摸准忽必烈吃软不吃硬的脾气，和他讲道理，摆事实，适时适宜地说明这样做的原因，皇上如何还会问他的罪呢？如果他执意地直言申辩，坚持违背他人心思的做法，那后果就只有受罚。相反，看似首先屈服，顺从别人的想法，迎合别人的心理，实际上还是为自己所作所为进行的辩护，更加有效。这就是“不争者，争之也”的妙谛所在。

祢衡：狂傲自大，于己不利

自古以来的知识分子，都非常注意讲究气节，从不与他们眼中的恶人同流合污，以显示自己的清高与孤傲。三国时候的祢衡，具有很高的才学，要是生逢其时，也许能发挥他的才干，但他生逢乱世，且恃才傲物，结果被杀。

汉献帝建安初年，曹操考虑派一个使者到荆州劝说荆州牧刘表投降。谋士贾诩建议说：“刘表喜欢与有名的人士交往，最好能物色一位著名的人物前去，才有希望达到目的。”曹操觉得有道理，就问另一个谋士苟攸：“你认为谁可以去呢？”苟攸回答：“当然让孑L融去最好！”曹操点头答应，并嘱咐苟攸去跟孔融打招呼。

孔融听到荀攸的话，立即接口说：“我有一位好友叫祢衡，他的才学比我高十倍。”

后来孔融并没有把祢衡直接推荐给曹操，而是向汉献帝上了一个表，大大夸耀了祢衡的才能。献帝把表章交给曹操，曹操心中很不高兴，就随便叫人去把祢衡喊了来。祢衡来后，按例行了礼，曹操却一反以往尊重人材的常态。不给祢衡安排座位。

平时颇为自负的祢衡见到这个场面，不觉仰头向天，一声长叹说：“天地虽然这样宽阔，为什么跟前连一个像样的人都没有呢？”

曹操自傲地说：“我手下有几十位能人，都是当代英雄，凭什么说没有人呢？”

祢衡又笑了一声：“那就说给我听听吧！”

曹操不无得意地说：“荀攸、郭嘉、程昱见识高远，前朝的萧何、陈平，都不如他们。张辽、许褚、李典、乐进勇猛无敌，过去的岑彭、马武，也不是对手。这怎能说没有人呢？”祢衡哈哈笑了起来：“你全讲错了，这些人我都认识，苟攸只是个看坟墓的料；程昱仅能开开门；郭嘉倒还可以读几句辞赋；张辽在战场上只配打打鼓，敲敲锣；许褚也许能放放牛，牧牧马；乐进和李典当当传令兵勉强凑合！”

祢衡这一顿讽刺、挖苦激怒了曹操，曹操大唱道：“你又有什么能耐？”

祢衡说：“我？天文地理门门都能；三教九流样样都知道、。辅助天子，可以使他们成为尧、舜；个人道德，可以与孔子、颜渊相比，怎能与这些凡夫俗子相提并论呢？”

这时，张辽在旁边，听到祢衡这样狂妄，公开侮辱大家，气得抽出宝剑要砍他，曹操止住他说：“我目前正缺少一个敲鼓的人，早晚朝贺和宴会都要有人敲鼓，就让祢衡去做吧！”

老奸巨猾的曹操，企图用这个办法狠狠羞辱一下祢衡，谁知祢衡一点也不拒绝，很快答应这个办法，告辞去了。张辽恨恨地问曹操：“这个家伙讲话这般放肆，为什么不让我杀他？”曹操笑笑说：“这个人在外面有点虚名，我今天杀了他，人家就会议论我容不得人。他不是自以为很行吗，那就叫他打打鼓吧！”

第二天中午，曹操在丞相府大厅上邀请了很多客人赴宴，命令祢衡打鼓助兴。原先打鼓的人叮嘱祢衡打鼓时必须换上新衣，但祢衡却穿着旧衣服进入大厅。祢衡精于音乐，打了一通“渔阳三挝”，音节响亮，格调深沉，发出金石般的声音，座上的客人情绪热烈，激动得流下泪来。曹操的侍从们突然挑剔地叫道：“打鼓的为什么不换衣服？”谁知祢衡竟当众脱下身上的破旧衣服，赤裸裸地站在那里，客人们惊得一齐掩起面孔。祢衡又慢慢地脱下裤子，一直不动声色。曹操看见这个情景，呵斥起来：“在朝廷的厅堂上，为什么这样不懂礼仪？”祢衡严峻地回答说：“目中没有君主，才是不懂礼仪。我不过是暴露一下父母给我的身体，以示我的清白罢了！”

曹操抓着祢衡的话，逼问说：“你说你清白，那么谁又是污浊的？”祢衡直指曹操说：“你不识人材，是眼浊；不读诗书，是口浊；不听忠言，是耳浊；不通晓古今的知识，是头脑污浊；不能容纳诸侯，是胸襟污浊；经常打着篡夺皇位的念头，是心地污浊。我是社会上知名的人，你强迫我打鼓，这不过如同当年奸臣阳虎轻视孔子，小人臧仓毁谤孟子一样。你要想成就称王称霸的事业，这样侮辱人行吗？”

祢衡这样犀利地当面抨击曹操，使大家都非常吃惊。当时孔融也在座，生怕曹操一气之下会杀害祢衡，便巧妙地为祢衡开脱说：“大臣像服劳役的囚徒一样，他的话不足以让英明的王公计较。”曹操听出孔融在帮祢衡讲话，事实上他也不想在这宾客满座的场合承担残害人材的恶名。只见他装作气量极大的样子，用手指着祢衡说：“我现在派你到荆州出使。如果说得刘表来归降，我就重用你担任高官。”祢衡知道刘表是不会归附曹操的，派去的人也会凶多吉少，这分明是曹操在使借刀杀人的伎俩，不肯答应。曹操立即传令侍从，要他们备下三匹马，由两人挟持祢衡去荆州，一面还通知自己手下的文武官员，都到东门外摆酒送行，真是既毒辣又狡猾！

祢衡大胆地痛斥曹操，在当时有一定的正义性。但由于他恃才傲物，往往出语伤人，也不讨刘表喜欢。刘表察觉到曹操有心把祢衡送来，好让自己杀他，既解了曹操的恨，又把杀害贤人的罪责推到自己头上，便也使了一个与曹操同样的圈套，把祢衡转派到生性残暴的江夏太守黄祖那里。果然，祢衡在宴席上讽刺黄祖，说黄祖好像是庙里的菩萨，只受香火，可惜并不灵验，最后被黄祖所杀。

虽有一定的才智，但过于自傲，会树敌过多，于己不利。不懂得释争的人，会给自己带来许多麻烦，这种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寇恂：忍仇不争，心胸博大

刘秀手下的颖川郡太守寇恂是个很懂得顾全大局而又非常聪明的人。

坚持秉公执法，因而得罪权贵，结下怨仇，按理来讲，寇恂没有任何过错。但对方毫不知趣，几番寻衅。寇恂巧避仇恨，不去做无意义的争斗，是个善于忍仇的人。

有一次，执金吾贾复从京城洛阳去汝南郡，他手下的一个小军官在颖川郡杀了人，寇恂派人把这军官抓来，在大街上砍头示众。贾复在汝南郡听到这件事，认为这是寇恂故意扫他的面子，气得骂道：“真是岂有此理，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寇恂这小子，我决饶不了他！”不久，贾复从汝南回洛阳，快到颖川郡时，对左右的人说：“我见到寇恂，一定要亲手杀了他！”

寇恂知道贾复不会放过他，就决定躲开，不跟贾复见面。他手下的一个武官对他说：“您怕贾复干吗？我带着剑跟在您身边，他要动手，我就对他不客气！”寇恂语重心长地说：“你知道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吗？蔺相如那么有勇有谋，连秦王都怕他，可廉颇要为难他时，他却让着廉颇。为什么呢？他是为国家着想啊！他能做到的，我寇恂难道做不到吗？”

可是，贾复是京城来的大官，他从颖川郡路过，太守完全避开不见面也是不行的。寇恂想了想，吩咐手下人备下丰盛的酒饭，等贾复和他的随从们来了，给他们每人送上两份酒食。贾复的队伍一进颖川郡地界，郡里的官员们就按照寇恂的安排，热情地迎上前去，献上好酒好饭，一个劲儿地劝他们多吃多喝。等他们吃饱了，喝足了，寇恂突然赶来，表示欢迎，然后推说有病，匆匆忙忙地走了。贾复急忙叫人去追，但手下人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撑得饱饱的，爬不起，跑不动，只好眼看着寇恂走远了。

寇恂是一个不计较个人恩怨，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人。他能够清醒地对待别人对于自己的仇视，不与他人去争长论短，而是机智避退，并不是他软弱无能，而是一个忠直之臣过人之处。寇恂忍仇不争、不斗，是心胸博大，为国家着想，如若不忍，与贾复刀对刀，枪对枪地争斗起来，只能是仇更深，怨更大，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而退一步，对自己、对国家都有利，正是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