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材小用，不安其位；小材大用，必遭摧折。识人有道，用人亦有道。李世民之所以成为千古明君的楷模，除了他个人的操行以外，择用了几位宰辅之材，是至为关键的。
与诸葛亮相比，司马懿虽然不是贤相，没有呼风唤雨的本领，但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司马懿不仅是将帅之材，还是君王之材。他能屈能伸，善于装疯避祸，善于寻求时机，善于识人用人，终于一举除掉了曹爽势力集团，使曹魏变成了司马氏的天下。当然，司马懿所谋与诸葛亮所谋并不一样，但司马懿智谋的诸多可学之处是值得充分重视的，其重大体而轻细节的处事方式尤其值得为政者效仿。
房玄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开国宰相，但在中国历代的宰相谱中似乎不是十分著名，历代的戏曲小说也极少以他为题材。实际上，房玄龄却是是真正的宰辅之材，是历代宰相的楷模。李世民与房玄龄的关系可谓鱼水相得，没有李世民，房玄龄自然难以发挥自己的才能。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房玄龄，李世民恐怕就难以成为李世民，甚至唐朝的历史都要重写。李世民与房玄龄的相互了解、选择，都有一个意味深长的过程。
房玄龄做了近二十年的太平宰相，直至七十岁病逝。他是一位至忠至勤的能相，其善始善终，尤为难得。房玄龄生于北周武帝建德八年（公元579年），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曾祖和祖父都曾在北魏和北齐为官，其父房彦谦是当时著名学者，与朝野之间的才俊多有交往，他虽长期在隋朝做官，但以他的政治敏感觉察到隋必定长久不了，就想辞官不做。在任上他曾积极地为民众谋福利，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
房玄龄出身于这样的家庭，自小耳濡目染，受到了这种气氛的长期熏陶，逐渐确定了治国安民，造福民众的志向，也培养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还是在隋文帝时期，大多数人都称颂隋朝的功德，房玄龄却看出了其中潜藏的危机。他说：“隋朝本是篡夺了人家的权位，对百姓并没有建立什么功德，只不过一味欺骗百姓而已。现在兄弟之间又互相争夺皇位，贵族们竞相享乐，互相勾心斗角，甚至骨肉相残，这样的王朝，其灭亡是跷足可待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房玄龄的看法是极有预见性的。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对于诸葛亮六出祁山不能成功，人们历来是同情多于思考。这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激发起人们对明君贤相理想的向往和热情。然而，如果从现实的用人角度出发，就应该是批评多于同情了。只有善于批评和反思，我们才能提高自己识人、用人的艺术和技巧。
房玄龄的个人品德也极为人们所称赞。他是一位孝子，就是对继母也是至孝。继母病了，他请医抓药，每当医生过门，他都哭泣着垂手侍立；继母死了，他居然因伤心而不能进食，以至骨瘦如柴。对父亲就更不用说了，他的父亲卧病一百多天，俗语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房玄龄却始终如一服侍父亲，从来都是合衣而卧，其尽心尽意，是可以想见的。房玄龄的这种个人品德，对他日后有大的成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隋朝的吏部侍郎（专管选拔调整官吏的人事工作）高孝基就评论说：“我见过的年轻人多了，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房玄龄将来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
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时，房玄龄正任隋朝的隰城（在今山西汾阳）尉。李渊派其子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带兵去平定渭水以北地区，房玄龄经过分析比较，认为隋朝灭亡只是迟早的事，而在诸支起义军中，惟有李唐政权深明大义，极得民心，又能礼贤下士，将来必定能据有天下，于是，他就毅然抛弃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当时，李世民距他有八百里之遥，他“杖策谒于军门”，拜见了李世民。一谈之下，大为投机，李世民即委以渭北道行台记室参军的重要职务，把他当作重要谋士看待。从此，李世民与房玄龄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两人密切合作，使李世民成为一代明君，房玄龄也成为一代名相。
房玄龄跟李世民一起参加了许多次战斗，在平定隋朝大将王世充的战斗中，房玄龄积极出谋划策，为取得这场关键性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功勋。在战斗的间隙，房玄龄陪同李世民去拜见一个叫王远知的道士，据说此人道行高深，能上知一千年，下知五百年，他们化装成普通人，“微服”私访，那王知远却一看即知，告诉李世民说：“方做太平天子，愿自惜也。”从这以后，房玄龄更加尽心尽力地辅佐李世民，坚定了他追随李世民、辅其为天下英主的意愿。
李世民因赫赫战功而被封为秦王，又官居唐朝特设的“天策上将”，势力很大。李世民还极其善于招揽人材。在秦王府中，就有所谓的“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陆德明、孔颖达精通经学，姚思廉擅长文史，虞世南以书法名世，其余十余人也是当时的人杰才俊。在这“十八学士”当中，房玄龄居其首。在秦王府的十多年中，为秦王李世民招揽人材，是房玄龄的重要任务之一。
姜维虽是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但论将才不如魏延，论谋才不如马谡，充其量不过可做偏将军而已。其人内掣肘于朝廷，外受制于敌将，却偏偏要连年对魏用兵，其结果是无功而返，自身不保，只落得个尽心而已。
《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起初，杜如晦做李世民的兵曹参军，其职责是帮助训练士兵，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后来，秦王府中的人派往各地的越来越多，杜如晦也要被调到外地去。房玄龄听说了，赶忙跑去对李世民说：“王府中的英俊才杰被调出的越来越多了，别的人我都不觉得可惜，只有杜如晦不能调走，他是个其智能识大局、其才可安天下的大材，您如果还想经营四方，取得天下的话，非此人不可。”
李世民听了以后，十分感激地说：“如果不是您提醒我。我差点失去了这个人材。”李世民立即撤销了调令，重用杜如晦。以后许多年的实践证明，房玄龄的认识是正确的，杜如晦在评断大事上，极有见地，以致有了“房谋杜断”这一说法。二人密切配合，为唐代的安定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随李世民的东征西战中，房玄龄每到一处，十分注意搜集当地的民情习俗及前代的文献资料，为他以后制订决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平定各地的起义军以后，房玄龄被李世民封为临淄侯，升任为秦王府记室，掌管一切军政文书，有许多文件需要他亲自起草。他才思敏捷，文辞优美，气度恢宏，史书上称他“在秦府十余年，掌典管记，每军事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瞻，初无稿草”。
在李世民与其兄太子李建成争夺帝王之位的时候，兄弟相残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房玄龄极力主张当断则断，先下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在房玄龄等人的极力催促下，李世民在秦王府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在玄武门埋伏兵马，趁李建成上朝之机杀死他。
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不久又当了皇帝。
李世民当了皇帝后，曾经论功行赏，史书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兹摘译如下：
“9月24日，皇上亲自确定了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封邑。叫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宣示给大家，并且说：‘我叙定你们的功赏，可能有不恰当的，应该各自谈谈。’当时，诸将争功，乱哄哄地闹个不停。淮安王李神通（李世民的叔父）说：‘臣在关西举兵，首先响应起义的大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靠耍笔杆子，功劳在我上面，我心里不服气。’皇上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起义举兵，大概也是为了免祸。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度叛乱来攻，叔父又被打得望风而逃。而房玄龄等人如同张良一样运筹帷幄，坐在那里就安定了社稷，论功行赏，本来该在叔父的前面。叔父是国家至近的亲人，对于您，我还有什么可以吝啬的呢？只是不能凭私情而随便封赏罢了。’诸将这才说：‘皇上真是公道极了，即便是对淮安王，也没有私心，我们难道还敢不安分吗？’于是都心悦诚服。”
公元630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第四年，房玄龄被提升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在其后的近二十年中，他一直连任相职，直至七十岁病逝。
在任相职期间，房玄龄可谓至忠至勤，而且成绩卓著，堪称能相。史书上这样称赞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中的各个衙门），虔恭夙夜（日日夜夜地谨慎虔诚地处理各类问题），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不让一件事办不妥当）。”
在选拔人材方面，房玄龄十分谨慎。唐太宗曾经说过：“选用官吏是一件不可掉以轻心的事，用一君子，则许多君子就会慕名而来：若用一小人，许多小人也就会钻营而来。”房玄龄知人善任，常向太宗推荐合适的人材，委以重任。太宗的太子李治的府中有一位太子右卫率（主管太子的保卫），名叫李大亮，房玄龄很看重他，说他为人耿直，有西汉忠臣王陵、周勃的气节，可以委以重任。不久，李大亮就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房玄龄在用人方面，既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能够扬其长而避其短。但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也宁缺勿滥，决不做滥竽充数之举。如管理财政申报开支的部门，很长时间没有人选，但房玄龄认为这个部门关系到“天下利害”，是“民力所系”的地方，“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
他这样做，有时会招致别人说闲话，说他在授权方面十分吝啬。但他为了国家的利益，从不计较个人的声誉。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琐事，他几乎事无巨细，一概过问，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法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选、武库里的存储数目，他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在对李世民的进谏方面，他也做得很突出。虽未能像魏征那样屡屡犯颜直谏，也能坦陈己意。其实，魏征对他也是很佩服的，魏征曾经说过，在事必躬亲、言无不尽方面，自己不如房玄龄。
一次，唐太宗忽然问周围的大臣说：自古以来，草创开国的皇帝，把皇位传给了子孙，多出败乱的原因何在呢？房玄龄直言不讳地说：那都是因为皇上宠爱子孙，而子孙生长深宫，自幼享惯富贵，不识人间情伪，不懂国家安危，不能磨练才干的缘故。
唐太宗也有过不少荒唐之举，如对高丽发动战争，不仅给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在多年的战争中，仅战马一项，就损失了十之七八。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又要侵犯高丽，当时房玄龄已重病卧床，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太宗上书，并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定，各得其所，惟有东征高丽，必会成为国家的大患。我虽不久人世，但知而不言，也会衔恨入土，死不瞑目。”太宗览表以后，十分感动地说：“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是难得啊！”
房玄龄心地一片赤诚，为人胸怀宽广，善于团结同僚，容易与人共事，并且注意发挥别人的长处。如经他推荐的杜如晦，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史书上称他：“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就注意发挥他善于决断的长处，每和太宗有所谋划，都要等杜如晦前来定断，用房玄龄的话来说，就是“非如晦莫能筹之”，而杜如晦的很多看法，往往与房玄龄不谋而合。“房谋杜断”，相得益彰，他们两人的密切工作，与勾心斗角的官场习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流传不绝的佳话。
房玄龄自幼就爱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因而在任相职期间，他主持编撰了各类图书，以及《晋书》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房玄龄病危，太宗不断派人看望，并亲去探望。于房玄龄临死前与他握手叙别。房玄龄死时，“太宗对之流涕”。足见君臣感情之深。
房玄龄能善始善终的原因有三：一是极早投奔李世民，历史清楚，无查不清的问题；二是他至忠至勤，李世民确实离不开他：三是他虽有大权，但绝对构不成对李世民的威胁，多是办理事务，为李世民提供咨询，并无独挡一面的真正权力。有这三条，只要不是生于桀、纣之世，就能保全；生逢明君，则可成就一番事业。太平天子易做，太平宰相难当，概因伴君如伴虎也。但房玄龄稳稳地当了二十年的太平宰相，且身后哀荣无限，这也算是中国仕宦史上很少见的了。
君臣相知相得，乃是最为令人向往的事，更何况明君贤相相知相得！李世民与房玄龄的故事，恐怕还会有更为长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