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鲁迅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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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章

十九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现在革命的势力已经到了徐州,在徐州以北文学家原站不住脚;在徐州以南,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竟可说完全两件事。诋斥军阀怎样怎样不合理,是革命文学家;打倒军阀是革命家;孙传芳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照他们这样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是注定的运命;正如你们从《呐喊》上看出的鲁迅和讲坛上的鲁迅并不一致;或许大家以为我穿洋服头发分开,我却没有穿洋服,头发也这样短短的。所以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苏俄革命以前,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梭波里,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

不过,社会太寂寞了,有这样的人,才觉得有趣些。人类是欢喜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围着去看,他们自己虽然不愿意挨打,但看见人家挨打,倒觉得颇有趣的。文学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啦!

今天所讲的,就是这么一点点,给它一个题目,叫做……《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上海《新闻报·学海》第一八二、一八三期,署周鲁迅讲,刘率真记。)

关于《关于红笑》

今天收到四月十八日的《华北日报》,副刊上有鹤西先生的半篇《关于红笑》的文章。《关于红笑》,我是有些注意的,因为自己曾经译过几页,那豫告,就登在初版的《域外小说集》上,但后来没有译完,所以也没有出版。不过也许是有些旧相识之故罢,至今有谁讲到这本书,大抵总还喜欢看一看。可是看完这《关于红笑》,却令我大觉稀奇了,也不能不说几句话。为要头绪分明,先将原文转载些在下面——

“昨天到蹇君家去,看见第二十卷第一号的《小说月报》,上边有梅川君译的《红笑》,这部书,因为我和骏祥也译过,所以禁不住要翻开看看,并且还想来说几句关于《红笑》的话。

“自然,我不是要说梅川君不该译《红笑》,没有这样的理由也没有这样的权力。不过我对于梅川君的译文有一点怀疑的地方,固然一个人原不该随便地怀疑别个,但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尽有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不过也许我底过虑是错的,而且在梅川君看来也是意想不到的事,那么,这错处就在我,而这篇文字也就只算辩明我自己没有抄袭别人。现在我先讲讲事实的经过。

“《红笑》,是我和骏祥,在去年暑假中一个多星期内赶完的,赶完之后就给北新寄去。过了许久才接到小峰君十一月七日的信,说是因系两人所译,前后文不连贯,托石民君校阅,又说稿费在月底准可寄来。以后我一连写了几封信去催问,均未得到回信,所以年假中就将底稿寻出,又改译了一遍。文气是重新顺了一遍(特别是后半部),错误及不妥的地方一共改了几十处,交岐山书局印行。稿子才交出不久,却接到小峰二月十九日的信,钱是寄来了,虽然被抹去一点零头,因为稿子并未退回,所以支票我也暂时存着,没有退去,以后小峰君又来信说,原书,译稿都可退还,叫我将支票交给袁家骅先生。我回信说已照办,并请将稿子退了回来。但如今,书和稿子,始终还没有见面!

“这初次的译稿,我不敢一定说梅川君曾经见过,虽然我想梅川君有见到的可能。自然梅川君不一定会用我们底译文作蓝本来翻译,但是第一部的译文,句法神情都很相似的这一点,不免使我有一点怀疑。因为原来我们底初译是第一部比第二部流畅得多,同时梅川君的译文也是第一部比第二部好些,而彼此神似的又就是这九个断片。在未有更确切的证明时,我也不愿将抄袭这样的字眼,加于别人底头上,但我很希望对这点,梅川君能高兴给一个答复。假如一切真是我想错了呢,前边已经说过,这些话就作为我们就要出版的单行本并非抄袭的证明。”

文词虽然极婉委曲折之致,但主旨却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将出版的译本和你的已出版的译本,很相类似,而我曾将译稿寄给北新书局过,你有见到的可能,所以我疑心是你抄袭我们的,假如不然,那么“这些话就作为我们就要出版的单行本并非抄袭的证明”。

其实是,照原文的论法,则假如不然之后,就要成为“我们抄袭”你的了的,然而竟这么一来,化为神妙的“证明”了。但我并不想研究这些,仅要声明几句话,对于两方面——北新书局,尤其是小说月报社——声明几句话,因为这篇译稿,是由我送到小说月报社去的。

梅川君这部译稿,也是去年暑假时候交给我的,要我介绍出售,但我很怕做中人,就压下了。这样压着的稿件,现在还不少。直到十月,小说月报社拟出增刊,要我寄稿,我才记得起来,据日本二叶亭四迷的译本改了二三十处,和我译的《竖琴》一并送去了。另外有一部《红笑》在北新书局吃苦,我是一点都不知道的。至于梅川,他在离上海七八百里的乡下,那当然更不知道。

那么,他可有鹤西先生的译稿一到北新,便立刻去看的“可能”呢?我想,是不“能”的,因为他和北新中人一个不认识,倘跑进北新编辑部去翻稿件,那罪状是不止“抄袭”而已的。我却是“可能”的,不过我从去年春天以后,一趟也没有去过编辑部,这要请北新诸公谅察。

那么,为什么两本的好处有些相像呢?我虽然没有见过那一译本,也不知所据的是谁的英译,但想来,大约所据的是同一英译,而第二部也比第一部容易译,彼此三位的英文程度又相仿佛,所以去年是相像的,而鹤西先生们的译本至今未出,英文程度也大有进步了,改了一回,于是好处就多起来了。

因为鹤西先生的译本至今未出,所以也无从知道类似之度,究竟如何。倘仅有彼此神似之处,我以为那是因为同一原书的译本,并不足异的,正不必如此神经过敏,只因“疑心”,而竟想入非非,根据“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尽有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的理由,而先发制人,诬别人为“抄袭”,而且还要被诬者“给一个答复”,这真是“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了。

但倘若很是相同呢?则只要证明了梅川并无看见鹤西先生们的译稿的“可能”以后,即不用“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的论法,嫌疑也总要在后出这一本了。

北平的日报,我不寄去,梅川是决不会看见的。我就先说几句,俟印出时一并寄去。大约这也就够了,阿弥陀佛。

四月二十日。

写了上面这些话之后,又陆续看到《华北日报》副刊上《关于红笑》的文章,其中举了许多不通和误译之后,以这样的一段作结:

“此外或者还有些,但我想我们或许总要比梅川君错得少点,而且也较为通顺,好在是不是,我们底译稿不久自可以证明。”

那就是我先前的话都多说了。因为鹤西先生已在自己切实证明了他和梅川的两本之不同。他的较好,而“抄袭”都成了“不通”和错误的较坏,岂非奇谈?倘说是改掉的,那就是并非“抄袭”了。倘说鹤西译本原也是这样地“不通”和错误的,那不是许多刻薄话,都是“今日之我”在打“昨日之我”的嘴巴么?总之,一篇《关于红笑》的大文,只证明了焦躁的自己广告和参看先出译本,加以修正,而反诬别人为“抄袭”的苦心。这种手段,是中国翻译界的第一次。

四月二十四日,补记。

这一篇还未在《语丝》登出,就收到小说月报社的一封信,里面是剪下的《华北日报》副刊,就是那一篇鹤西先生的《关于红笑》。据说是北平寄来,给编辑先生的。我想,这大约就是作者所玩的把戏。倘使真的,盖未免恶辣一点;同一著作有几种译本,又何必如此惶惶上诉。但一面说别人不通,自己却通,别人错多,自己错少。而一面又要证明别人抄袭自己之作,则未免恶辣得可怜可笑。然而在我,乃又颇叹绍介译作之难于今为甚也。为刷清和报答起见,我确信我也有将这篇送给《小说月报》编辑先生,要求再在本书上发表的义务和权利,于是乎亦寄之。

五月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五卷第八期,后印入梅川所译《红的笑》一书,最后一节是印入该书时所加。)

通讯

逢汉先生:

接到来信,我们很感谢先生的好意。

大约凡是译本,倘不标明“并无删节”或“正确的翻译”,或鼎鼎大名的专家所译的,欧美的本子也每不免有些节略或差异。译诗就更其难,因为要顾全音调和协韵,就总要加添或减去些原有的文字。世界语译本大约也如此,倘若译出来的还是诗的格式而非散文。但我们因为想介绍些名家所不屑道的东欧和北欧文学,而又少懂得原文的人,所以暂时只能用重译本,尤其是巴尔干诸小国的作品。原来的意思,实在不过是聊胜于无,且给读书界知道一点所谓文学家,世界上并不止几个受奖的泰戈尔和漂亮的曼殊斐儿之类。但倘有能从原文直接译出的稿子见寄,或加以指正,我们自然是十分愿意领受的。

这里有一件事很抱歉,就是我们所交易的印刷所里没有俄国字母,所以来信中的原文,只得省略,仅能将译文发出,以供读者的参考了。希见谅为幸。

鲁迅。六月二十五日,于上海。

【备考】:

关于孙用先生的几首译诗

编者先生:

我从均风兄处借来《奔流》第九期一册,看见孙用先生自世界语译的莱芒托夫几首诗,我发觉有些处与原本不合。孙先生是由世界语转译的,想必经手许多,有几次是失掉了原文的精彩的。孙先生第一首译诗《帆》原文是:

(原文从略——编者。)

按着我的意思应当译为(曾刊登于《语丝》第五卷第三期):孤独发白的船帆,

在云雾中蔚蓝色的大海里……

他到很远的境域去寻找些什么?

他在故土里留弃着什么?

波涛汹涌,微风吼啸,

船桅杆怒愤着而发着噶吱吱的音调……

喂!他不寻找幸福,

也不是从幸福中走逃!

他底下是一行发亮光的苍色水流,

他顶上是太阳的金色的光芒;

可是他,反叛的,希求着巨风,

好像在巨风中有什么安宁!

第二首《天使》,孙先生译的有几处和我译的不同。

(原文从略——编者。)

我是这样的译:

夜半天使沿着天空飞翔,

寂静的歌曲他唱着;

月,星,和乌云一起很用心听那神的歌曲。

他歌着在天堂花园里树叶子的底上那无罪

灵魂的幸福,

他歌咏着伟大的上帝,

真实的赞美着他。

他抱拢了年青们的心灵,

为的是这悲苦和泪的世界;

歌曲的声音,留在青年人的灵魂里是——

没有只字,但却是活着。

为无边的奇怪的希望,

在这心灵,长久的于世界上不得安静,

人间苦闷的乐曲,

是不能够代替天上的歌声。

其余孙先生所译两首《我出来》和《三棵棕榈树》,可惜原本现时不在我手里。以后有工夫时可向俄国朋友处借看。我对孙先生的译诗,并不是来改正,乃本着真挚的心情,随便谈谈,请孙先生原谅!此请。

撰安。

张逢汉。一九二九,五,七,于哈尔滨灿星社。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奔流》月刊第二卷第三期。)

《淑姿的信》序

夫嘉葩失荫,薄寒夺其芳菲,思士陵天,骄阳毁其羽翮。盖幽居一出,每仓皇于太空,坐驰无穷,终陨颠于实有也。爰有静女,长自山家,林泉陶其慧心,峰嶂隔兹尘俗,夜看朗月,觉天人之必圆,春撷繁花,谓芳馨之永住。虽生旧第,亦溅新流,既茁爱萌,遂通佳讯,排微波而径逝,矢坚石以偕行,向曼远之将来,构辉煌之好梦。然而年华春短,人海澜翻。远瞩所至,始见来日之大难,修眉渐颦,终敛当年之巧笑,衔深哀于不答,铸孤愤以成辞,远人焉居,长途难即。何期忽逢二竖,遽释诸纷,门必绮颜于一棺,腐芳心于抔土。从此西楼良夜,凭槛无人,而中国韶年,乐生依旧。呜呼,亦可悲矣,不能久也。逝者如是,遗简廑存,则有生人,付之活字,文无雕饰,呈天真之纷纶,事具悲欢,露人生之鳞爪,既驩娱以善始,遂凄恻而令终。诚足以分追悼于有情,散余悲于无著者也。属为小引,愧乏长才,率缀芜词,聊陈涯略云尔。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鲁迅撰。

(本篇最初以手迹制版印入金淑姿的《信》一书。该书于一九三二年以新造社名义印行,称“《断虹室丛书》第一种”。)

选本

今年秋天,在上海的日报上有一点可以算是关于文学的小小的辩论,就是为了一般的青年,应否去看《庄子》与《文选》以作文学上的修养之助。不过这类的辩论,照例是不会有结果的,往复几回之后,有一面一定拉出“动机论”来,不是说反对者“别有用心”,便是“哗众取宠”;客气一点,也就“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问题于是呜呼哀哉了。

但我因此又想到“选本”的势力。孔子究竟删过《诗》没有,我不能确说,但看它先“风”后“雅”而末“颂”,排得这么整齐,恐怕至少总也费过乐师的手脚,是中国现存的最古的诗选。由周至汉,社会情形太不同了,中间又受了《楚辞》的打击,晋宋文人如二陆束晰陶潜之流,虽然也做四言诗以支持场面,其实都不过是每句省去一字的五言诗,“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了。不过选者总是层出不穷的,至今尚存,影响也最广大者,我以为一部是《世说新语》,一部就是《文选》。

《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的,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搜集,但检唐宋类书中所存裴启《语林》的遗文,往往和《世说新语》相同,可见它也是一部钞撮故书之作,正和《幽明录》一样。它的被清代学者所宝重,自然因为注中多有现今的逸书,但在一般读者,却还是为了本文,自唐迄今,拟作者不绝,甚至于自己兼加注解。袁宏道在野时要做官,做了官又大叫苦,便是中了这书的毒,误明为晋的缘故。有些清朝人却较为聪明,虽然辫发胡服,厚禄高官,他也一声不响,只在倩人写照的时候,在纸上改作斜领方巾,或芒鞋竹笠,聊过“世说”式瘾罢了。

《文选》的影响却更大。从曹宪至李善加五臣,音训注释书类之多,远非拟《世说新语》可比。那些烦难字面,如草头诸字,水旁山旁诸字,不断的被摘进历代的文章里面去,五四运动时虽受奚落,得“妖孽”之称,现在却又很有复辟的趋势了。而《古文观止》也一同渐渐的露了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