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鲁迅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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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章

中国的自己能酿酒,比自己来种鸦片早,但我们现在只听说许多人躺着吞云吐雾,却很少见有人像外国水兵似的满街发酒疯。唐宋的踢球,久已失传,一般的娱乐是躲在家里彻夜叉麻雀。从这两点看起来,我们在从露天下渐渐的躲进家里去,是无疑的。古之上海文人,已尝慨乎言之,曾出一联,索人属对,道:“三鸟害人鸦雀鸽”,“鸽”是彩票,雅号奖券,那时却称为“白鸽票”的。但我不知道后来有人对出了没有。

不过我们也并非满足于现状,是身处斗室之中,神驰宇宙之外,抽鸦片者享乐着幻境,叉麻雀者心仪于好牌。檐下放起爆竹,是在将月亮从天狗嘴里救出;剑仙坐在书斋里,哼的一声,一道白光,千万里外的敌人可被杀掉了,不过飞剑还是回家,钻进原先的鼻孔去,因为下次还要用。这叫做千变万化,不离其宗。所以学校是从家庭里拉出子弟来,教成社会人才的地方,而一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还是“交家长严加管束”云。

“骨肉归于土,命也;若夫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一个人变了鬼,该可以随便一点了罢,而活人仍要烧一所纸房子,请他住进去,阔气的还有打牌桌,鸦片盘。成仙,这变化是很大的,但是刘太太偏舍不得老家,定要运动到“拔宅飞升”,连鸡犬都带了上去而后已,好依然的管家务,饲狗,喂鸡。

我们的古今人;对于现状,实在也愿意有变化,承认其变化的。变鬼无法,成仙更佳,然而对于老家,却总是死也不肯放。我想,火药只做爆竹,指南针只看坟山,恐怕那原因就在此。

现在是火药蜕化为轰炸弹,烧夷弹,装在飞机上面了,我们却只能坐在家里等他落下来。自然,坐飞机的人是颇有了的,但他那里是远征呢,他为的是可以快点回到家里去。

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

十二月十六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三卷第一号,署名罗怃。)

《总退却》序

中国久已称小说之类为“闲书”,这在五十年前为止,是大概真实的,整日价辛苦做活的人,就没有工夫看小说。所以凡看小说的,他就得有余暇,既有余暇,可见是不必怎样辛苦做活的了,成仿吾先生曾经断之曰:“有闲,即是有钱!”者以此。诚然,用经济学的眼光看起来,在现制度之下,“闲暇”恐怕也确是一种“富”。但是,穷人们也爱小说,他们不识字,就到茶馆里去听“说书”,百来回的大部书,也要每天一点一点的听下去。不过比起整天做活的人们来,他们也还是较有闲暇的。要不然,又那有工夫上茶馆,那有闲钱做茶钱呢?

小说之在欧美,先前又何尝不这样。后来生活艰难起来了,为了维持,就缺少余暇,不再能那么悠悠忽忽。只是偶然也还想借书来休息一下精神,而又耐不住唠叨不已,破费工夫,于是就使短篇小说交了桃花运。这一种洋文坛上的趋势,也跟着古人之所谓“欧风美雨”,冲进中国来,所以“文学革命”以后,所产生的小说,几乎以短篇为限。但作者的才力不能构成巨制,自然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而且书中的主角也变换了。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因为他们是首先觉到了在“欧风美雨”中的飘摇的,然而总还不脱古之英雄和才子气。现在可又不同了,大家都已感到飘摇不再要听一个特别的人的运命。某英雄在柏林拊髀看天,某天才在泰山捶胸泣血,还有谁会转过脸去呢?他们要知道,感觉得更广大,更深邃了。

这一本集子就是这一时代的出产品,显示着分明的蜕变,人物并非英雄,风光也不旖旎,然而将中国的眼睛点出来了。我以为作者的写工厂,不及她的写农村,但也许因为我先前较熟于农村,否则,是作者较熟于农村的缘故罢。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夜,鲁迅记。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文化列车》破格的开到我的书桌上面,是十二月十日开车的第三期,托福使我知道了近来有这样一种杂志,并且使我看见了杨邨人先生给我的公开信,还要求着答复。对于这一种公开信,本没有一定给以答复的必要的,因为它既是公开,那目的其实是在给大家看,对我个人倒还在其次。但是,我如果要回答也可以,不过目的也还是在给大家看,要不然,不是只要直接寄给个人就完了么?因为这缘故,所以我在回答之前,应该先将原信重抄在下面——

鲁迅先生:

读了李儵先生(不知道是不是李又燃先生,抑或曹聚仁先生的笔名)的《读伪自由书》一文,近末一段说:

“读着鲁迅:《伪自由书》,便想到鲁迅先生的人。那天,见鲁迅先生吃饭,咀嚼时牵动着筋肉,连胸肋骨也拉拉动的,鲁迅先生是老了!我当时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记得从前看到父亲的老态时有过这样的情绪,现在看了鲁迅先生的老态又重温了一次。这都是使司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况旁边早变心了魏延。”(这末一句照原文十个字抄,一字无错,确是妙文!)

不禁令人起了两个感想:一个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一个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为什么是诸葛亮?先生的“旁边”那里来的“早变心了魏延”?无产阶级大众何时变成了阿斗?

第一个感想使我惶恐万分!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这是多么令人惊心动魄的事!记得《呐喊》在北京最初出版的时候(大概总在十年前),我拜读之后,景仰不置,曾为文介绍颂扬,揭登于张东荪先生编的《学灯》,在当时我的敬爱先生甚于敬爱创造社四君子。其后一九二八年《语丝》上先生为文讥诮我们,虽然两方论战绝无感情,可是论战是一回事,私心敬爱依然如昔。一九三○年秋先生五十寿辰的庆祝会上,我是参加庆祝的一个,而且很亲切地和先生一起谈天,私心很觉荣幸。左联有一次大会在一个日本同志家里开着,我又和先生见面,十分快乐。可是今年我脱离共产党以后,在左右夹攻的当儿,《艺术新闻》与《出版消息》都登载着先生要“嘘”我的消息,说是书名定为:《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将对我“用嘘的方式加以袭击”,而且将我与梁实秋张若谷同列,这自然是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才有《新儒林外史第一回》之作。但在《新儒林外史第一回》里头只说先生出阵交战用的是大刀一词加以反攻的讽刺而已。其中引文的情绪与态度都是敬爱先生的。文中的意义却是以为先生对我加以“嘘”的袭击未免看错了敌人吧了。到了拜读大著《两地书》以后为文介绍,笔下也十分恭敬并没半点谩骂的字句,可是先生于《我的种痘》一文里头却有所误会似地顺笔对我放了两三枝冷箭儿,特别地说是有人攻击先生的老,在我呢,并没有觉得先生老了,而且那篇文章也没有攻击先生的老,先生自己认为是老了吧了。伯纳萧的年纪比先生还大,伯纳萧的鬓毛比先生还白如丝吧,伯纳萧且不是老了,先生怎么这样就以为老了呢?我是从来没感觉到先生老了的,我只感觉到先生有如青年而且希望先生永久年青。然而,读了李儵先生的文章,我惶恐,我惊讶,原来先生真的老了。李儵先生因为看了先生老了而“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有如看他的令尊的老态的时候有过的情绪,我虽然也时常想念着我那年老的父亲,但并没有如人家攻击我那样地想做一个“孝子”,不过是天性所在有时未免兴感而想念着吧了,所以我看了李儵先生的文章并没有联想到我的父亲上面去。然而先生老了,我是惶恐与惊讶。我惶恐与惊讶的是,我们敬爱的文坛前辈老了,他将因为生理上的缘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了!在这敬爱的心理与观念上,我将今年来对先生的反感打个粉碎,竭诚地请先生训诲。可是希望先生以严肃的态度出之,如“嘘”,如放冷箭儿等却请慎重,以令对方心服。

第二个感想使我……因为那是李儵先生的事,这里不愿有扰清听。

假如这信是先生觉得有答复的价值的话,就请寄到这里《文化列车》的编者将它发表,否则希望先生为文给我一个严正的批判也可以。发表的地方我想随处都欢迎的。

专此并竭诚地恭敬地问了一声安好并祝

康健。

杨邨人谨启。一九三三,一二,三。

末了附带声明一句,我作这信是出诸至诚,并非因为鬼儿子骂我和先生打笔墨官司变成小鬼以后向先生求和以……“大鬼”的意思。邨人又及。

以下算是我的回信。因为是信的形式,所以开头照例是——

邨人先生:

先生给我的信是没有答复的价值的。我并不希望先生“心服”,先生也无须我批判,因为近二年来的文字,已经将自己的形象画得十分分明了。自然,我决不会相信“鬼儿子”们的胡说,但我也不相信先生。

这并非说先生的话是一样的叭儿狗式的狺狺;恐怕先生是自以为永久诚实的罢,不过因为急促的变化,苦心的躲闪,弄得左支右绌,不能自圆其说,终于变成废话了,所以在听者的心中,也就失去了重量。例如先生的这封信,倘使略有自知之明,其实是不必写的。

先生首先问我“为什么是诸葛亮?”这就问得稀奇。李儵先生我曾经见过面,并非曹聚仁先生,至于是否李又燃先生,我无从确说,因为又燃先生我是没有豫先见过的。我“为什么是诸葛亮”呢?别人的议论,我不能,也不必代为答复,要不然,我得整天的做答案了。也有人说我是“人群的蟊贼”的。“为什么?”——我都由它去。但据我所知道,魏延变心,是在诸葛亮死后,我还活着,诸葛亮的头衔是不能加到我这里来的,所以“无产阶级大众何时变成了阿斗?”的问题也就落了空。那些废话,如果还记得《三国志演义》或吴稚晖先生的话,是不至于说出来的,书本子上及别人,并未说过人民是阿斗。现在请放心罢。但先生站在“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的旗下,还是什么“无产阶级大众”,自己的眼睛看见了这些字,不觉得可羞或可笑么?不要再提这些字,怎么样呢?

其次是先生“惊心动魄”于我的老,可又“惊心动魄”得很稀奇。我没有修炼仙丹,自然的规则,一定要使我老下去,丝毫也不足为奇的,请先生还是镇静一点的好。而且我后来还要死呢,这也是自然的规则,豫先声明,请千万不要“惊心动魄”,否则,逐渐就要神经衰弱,愈加满口废话了。我即使老,即使死,却决不会将地球带进棺材里去,它还年青,它还存在,希望正在将来,目前也还可以插先生的旗子。这一节我敢保证,也请放心工作罢。

于是就要说到“三嘘”问题了。这事情是有的,但和新闻上所载的有些两样。那时是在一个饭店里,大家闲谈,谈到有几个人的文章,我确曾说:这些都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这几个人们中,先生也在内。我的意思是,先生在那冠冕堂皇的“自白”里,明明的告白了农民的纯厚,小资产阶级的智识者的动摇和自私,却又要来竖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就自己打着自己的嘴。

不过也并未说出,走散了就算完结了。但不知道是辗转传开去的呢,还是当时就有新闻记者在座,不久就张大其辞的在纸上登了出来,并请读者猜测。近五六年来,关于我的记载多极了,无论为毁为誉,是假是真,我都置之不理,因为我没有聘定律师,常登广告的巨款,也没有遍看各种刊物的工夫。况且新闻记者为要哄动读者,会弄些夸张的手段,是大家知道的,甚至于还全盘捏造。例如先生还在做“革命文学家”的时候,用了“小记者”的笔名,在一种报上说我领到了南京中央党部的文学奖金,大开筵宴,祝孩子的周年,不料引起了郁达夫先生对于亡儿的记忆,悲哀了起来。这真说得栩栩如生,连出世不过一年的婴儿,也和我一同被喷满了血污。然而这事实的全出于创作,我知道,达夫先生知道,记者兼作者的您杨邨人先生当然也不会不知道的。

当时我一声不响。为什么呢?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傅药。但是,人非圣人,为了麻烦而激动起来的时候也有的,我诚然讥诮过先生“们”,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在《三闲集》中,一点也不删去,然而和先生“们”的造谣言和攻击文字的数量来比一比罢,不是不到十分之一么?不但此也,在讲演里,我有时也曾嘲笑叶灵凤先生或先生,先生们以“前卫”之名,雄赳赳出阵的时候,我是祭旗的牺牲,则战不数合便从火线上爬了开去之际,我以为实在也难以禁绝我的一笑。无论在阶级的立场上,在个人的立场上,我都有一笑的权利的。然而我从未傲然的假借什么“良心”或“无产阶级大众”之名,来凌压敌手,我接着一定声明:这是因为我和他有些个人的私怨的。先生,这还不够退让么?

但为了不能使我负责的新闻记事,竟引起先生的“反感”来了,然而仍蒙破格的优待,在《新儒林外史》里,还赏我拿一柄大刀。在礼仪上,我是应该致谢的,但在实际上,却也如大张筵宴一样,我并无大刀,只有一枝笔,名曰“金不换”。这也并不是在广告不收卢布的意思,是我从小用惯,每枝五分的便宜笔。我确曾用这笔碰着了先生,不过也只如运用古典一样,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而已,并不特别含有报复的恶意。但先生却又给我挂上“三枝冷箭”了。这可不能怪先生的,因为这只是陈源教授的余唾。然而,即使算是我在报复罢,由上面所说的原因,我也还不至于走进“以怨报德”的队伍里面去。

至于所谓《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其实是至今没有写,听说北平有一本《五讲》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没有见过那一本书。不过既然闹了风潮,将来索性写一点也难说,如果写起来,我想名为《五讲三嘘集》,但后一半也未必正是报上所说的三位。先生似乎羞与梁实秋张若谷两位先生为伍,我看是排起来倒也并不怎样辱没了先生,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的差一点,浅陋得很,连做一“嘘”的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

对于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见,写起来恐怕也不会怎么坏。我以为先生虽是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却并不是奸商。我所谓奸商者,一种是国共合作时代的阔人,那时颂苏联,赞共产,无所不至,一到清党时候,就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一种是革命的骁将,杀土豪,倒劣绅,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称为“弃邪归正”,骂“土匪”,杀同人,也激烈得很,主义改了,而仍不失其骁。先生呢,据“自白”,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但并没有反过来做大批的买卖,仅在竭力要化为“第三种人”,来过比革命党较好的生活。既从革命阵线上退回来,为辩护自己,做稳“第三种人”起见,总得有一点零星的忏悔,对于统治者,其实是颇有些益处的,但竟还至于遇到“左右夹攻的当儿”者,恐怕那一方面,还嫌先生门面太小的缘故罢,这和银行雇员的看不起小钱店伙计是一样的。先生虽然觉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种人”的存在不独是左翼,却因先生的经验而证明了,这也是一种很大的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