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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章

鼓鼙之声要在前线,当进军的时候,是“作气”的,但尚且要“再而衰,三而竭”,倘在并无进军的准备的处所,那就完全是“散气”的灵丹了,倒使别人的紧张的心情,由此转成弛缓。所以我曾比之于“嚎丧”,是送死的妙诀,是丧礼的收场,从此使生人又可以在别一境界中,安心乐意的活下去。历来的文章中,化“敌”为“皇”,称“逆”为“我朝”,这样的悲壮的文章就是其间的“蝴蝶铰”,但自然,作手是不必同出于一人的。然而从诗人看来,据说这些话乃是一种“狂吠”。

不过事实真也比评论更其不留情面,仅在这短短的两年中,昔之义军,已名“匪徒”,而有些“抗日英雄”,却早已侨寓姑苏了,而且连捐款也发生了问题。九一八的纪念日,则华界但有囚车随着武装巡捕梭巡,这囚车并非“意图”拘禁敌人或汉奸,而是专为“意图乘机捣乱”的“反动分子”所豫设的宝座。天气也真是阴惨,狂风骤雨,报上说是“飓风”,是天地在为中国饮泣,然而在天地之间——人间,这一日却“平安”的过去了。

于是就成了虽然有些惨淡,却很“平安”的秋天,正是一个丧家届了除服之期的景象。但这景象,却又与诗人非常适合的,我在《醒起来罢同胞》的同一作家的《秋的黄昏》(九月二十五日《时事新报》所载)里,听到了幽咽而舒服的声调——

“我到了秋天便会伤感;到了秋天的黄昏,便会流泪,我已很感觉到我的伤感是受着秋风的波动而兴奋地展开,同时自己又像会发现自己的环境是最适合于秋天,细细地抚摩着秋天在自然里发出的音波,我知道我的命运使我成为秋天的人。”

钉梢,现在中国所流行的,是无赖子对于摩登女郎,和侦探对于革命青年的钉梢,而对于文人学士们,却还很少见。假使追蹑几月或几年试试罢,就会看见许多怎样的情随事迁,到底头头是道的诗人。

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的不同。

九月二十七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号,署名洛文。)

世故三昧

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据我的经验,得到“深于世故”的恶谥者,却还是因为“不通世故”的缘故。

现在我假设以这样的话,来劝导青年人——

“如果你遇见社会上有不平事,万不可挺身而出,讲公道话,否则,事情倒会移到你头上来,甚至于会被指作反动分子的。如果你遇见有人被冤枉,被诬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万不可挺身而出,去给他解释或分辩,否则,你就会被人说是他的亲戚,或得了他的贿路;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较有名,那便是党羽。例如我自己罢,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人们就说她是我的小姨;绍介一点科学的文艺理论,人们就说得了苏联的卢布。亲戚和金钱,在目下的中国,关系也真是大,事实给与了教训,人们看惯了,以为人人都脱不了这关系,原也无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实也并不真相信,只是说着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为了谣言,弄得凌迟碎剐,像明末的郑鄤那样了,和自己也并不相干,总不如有趣的紧要。这时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扫兴,结果还是你自己倒楣。我也有一个经验,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常听得同事说,某女学校的学生,是可以叫出来嫖的,连机关的地址门牌,也说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过这条街,一个人对于坏事情,是记性好一点的,我记起来了,便留心着那门牌,但这一号;却是一块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间很破烂的小屋,是几个山东人住着卖水的地方,决计做不了别用。待到他们又在谈着这事的时候,我便说出我的所见来,而不料大家竟笑容尽敛,不欢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谈天者两三月。我事后才悟到打断了他们的兴致,是不应该的。

“所以,你最好是莫问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但更好是不开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连脸上也不显出心里的是非的模样来……”

这是处世法的精义,只要黄河不流到脚下,炸弹不落在身边,可以保管一世没有挫折的。但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话为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许要以为我是在教坏了他们的子弟。呜呼,那么,一片苦心,竟是白费了。

然而倘说中国现在正如唐虞盛世,却又未免是“世故”之谈。耳闻目睹的不算,单是看看报章,也就可以知道社会上有多少不平,人们有多少冤抑。但对于这些事,除了有时或有同业,同乡,同族的人们来说几句呼吁的话之外,利害无关的人的义愤的声音,我们是很少听到的。这很分明,是大家不开口;或者以为和自己不相干;或者连“以为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没有。“世故”深到不自觉其“深于世故”,这才真是“深于世故”的了。这是中国处世法的精义中的精义。

而且,对于看了我的劝导青年人的话,心以为非的人物,我还有一下反攻在这里。他是以我为狡猾的。但是,我的话里,一面固然显示着我的狡猾,而且无能,但一面也显示着社会的黑暗。他单责个人,正是最稳妥的办法,倘使兼责社会,可就得站出去战斗了。责人的“深于世故”而避开了“世”不谈,这是更“深于世故”的玩艺,倘若自己不觉得,那就更深更深了,离三昧境盖不远矣。

不过凡事一说,即落言筌,不再能得三昧。说“世故三昧”者,即非“世故三昧”。三昧真谛,在行而不言;我现在一说“行而不言”,却又失了真谛,离三昧境盖益远矣。

一切善知识,心知其意可也,唵!

十月十三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一号,署名洛文。)

谣言世家

双十佳节,有一位文学家大名汤增扬先生的,在《时事新报》上给我们讲光复时候的杭州的故事。

他说那时杭州杀掉许多驻防的旗人,辨别的方法,是因为旗人叫“九”为“钩”的,所以要他说“九百九十九”,一露马脚,刀就砍下去了。

这固然是颇武勇,也颇有趣的。但是,可惜是谣言。

中国人里,杭州人是比较的文弱的人。当钱大王治世的时候,人民被刮得衣裤全无,只用一片瓦掩着下部,然而还要追捐,除被打得麂一般叫之外,并无贰话。不过这出于宋人的笔记,是谣言也说不定的。但宋明的末代皇帝,带着没落的阔人,和暮气一同滔滔的逃到杭州来,却是事实,苟延残喘,要大家有刚决的气魄,难不难。到现在,西子湖边还多是摇摇摆摆的雅人;连流氓也少有浙东似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打架。自然,倘有军阀做着后盾,那是也会格外的撒泼的,不过当时实在并无敢于杀人的风气,也没有乐于杀人的人们。我们只要看举了老成持重的汤蛰仙先生做都督,就可以知道是不会流血的了。

不过战事是有的。革命军围住旗营,开枪打进去,里面也有时打出来。然而围得并不紧,我有一个熟人,白天在外面逛,晚上却自进旗营睡觉去了。

虽然如此,驻防军也终于被击溃,旗人降服了,房屋被充公是有的,却并没有杀戮。口粮当然取消,各人自寻生计,开初倒还好,后来就遭灾。

怎么会遭灾的呢?就是发生了谣言。

杭州的旗人一向优游于西子湖边,秀气所钟,是聪明的,他们知道没有了粮,只好做生意,于是卖糕的也有,卖小菜的也有。杭州人是客气的,并不歧视,生意也还不坏。然而祖传的谣言起来了,说是旗人所卖的东西,里面都藏着毒药。这一下子就使汉人避之惟恐不远,但倒是怕旗人来毒自己,并不是自己想去害旗人。结果是他们所卖的糕饼小菜,毫无生意,只得在路边出卖那些不能下毒的家具。家具一完,途穷路绝,就一败涂地了。这是杭州驻防旗人的收场。

笑里可以有刀,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古时候无须提起了,即在近五十年来,甲午战败,就说是李鸿章害的,因为他儿子是日本的驸马,骂了他小半世;庚子拳变,又说洋鬼子是挖眼睛的,因为造药水,就乱杀了一大通。下毒学说起于辛亥光复之际的杭州,而复活于近来排日的时候。我还记得每有一回谣言,就总有谁被诬为下毒的奸细,给谁平白打死了。

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

至于用数目来辨别汉满之法,我在杭州倒听说是出于湖北的荆州的,就是要他们数一二三四,数到“六”字,读作上声,便杀却。但杭州离荆州太远了,这还是一种谣言也难说。

我有时也不大能够分清那句是谣言,那句是真话了。

十月十三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一号,署名洛文。)

关于妇女解放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

后来的道学先生们,对于母亲,表面上总算是敬重的了,然而虽然如此,中国的为母的女性,还受着自己儿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轻蔑。

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罢,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还有,现在有些太太们,可以和阔男人并肩而立,在码头或会场上照一个照相;或者当汽船飞机开始行动之前,到前面去敲碎一个酒瓶(这或者非小姐不可也说不定,我不知道那详细)了,也还是做女子的便宜的地方。此外,又新有了各样的职业,除女工,为的是她们工钱低,又听话,因此为厂主所乐用的不算外,别的就大抵只因为是女子,所以一面虽然被称为“花瓶”,一面也常有“一切招待,全用女子”的光荣的广告。男子倘要这么突然的飞黄腾达,单靠原来的男性是不行的他至少非变狗不可。

这是五四运动后,提倡了妇女解放以来的成绩。不过我们还常常听到职业妇女的痛苦的呻吟,评论家的对于新式女子的讥笑。她们从闺阁走出,到了社会上,其实是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了。

这是因为她们虽然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的“养”;要别人“养”,就得听人的唠叨,甚而至于侮辱。我们看看孔夫子的唠叨,就知道他是为了要“养”而“难”,“近之”“远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缘故。这也是现在的男子汉大丈夫的一般的叹息。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

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竿子上,地位好象改变了,其实还只是一样的在给别人做玩意,一饮一啄,都听命于别人。俗语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就是这。

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

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但我并非说,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

我没有研究过妇女问题,倘使必须我说几句,就只有这一点空话。

十月二十一日。

(本篇最初曾否发表于报刊,未详。)

普洛美修斯偷火给人类,总算是犯了天条,贬入地狱。但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却似乎没有犯窃盗罪,没有破坏神圣的私有财产——那时候,树木还是无主的公物。然而燧人氏也被忘却了,到如今只见中国人供火神菩萨,不见供燧人氏的。

火神菩萨只管放火,不管点灯。凡是火着就有他的份。因此,大家把他供养起来,希望他少作恶。然而如果他不作恶,他还受得着供养么,你想?

点灯太平凡了。从古至今,没有听到过点灯出名的名人,虽然人类从燧人氏那里学会了点火已经有五六千年的时间。放火就不然。秦始皇放了一把火——烧了书没有烧人;项羽入关又放了一把火——烧的是阿房宫不是民房(?——待考)。罗马的一个什么皇帝却放火烧百姓了;中世纪正教的僧侣就会把异教徒当柴火烧,间或还灌上油。这些都是一世之雄。现代的希特拉就是活证人。如何能不供养起来。何况现今是进化时代,火神菩萨也代代跨灶的。

譬如说罢,没有电灯的地方,小百姓不顾什么国货年,人人都要买点洋货的煤油,晚上就点起来:那么幽黯的黄澄澄的光线映在纸窗上,多不大方!不准,不准这么点灯!你们如果要光明的话,非得禁止这样“浪费”煤油不可。煤油应当扛到田地里去,灌进喷筒,呼啦呼啦的喷起来……一场大火,几十里路的延烧过去,稻禾,树木,房舍——尤其是草棚——一会儿都变成飞灰了。还不够,就有燃烧弹,硫磺弹,从飞机上面扔下来,像上海一二八的大火似的,够烧几天几晚。那才是伟大的光明呵。

火神菩萨的威风是这样的。可是说起来,他又不承认:火神菩萨据说原是保佑小民的,至于火灾,却要怪小民自不小心,或是为非作歹,纵火抢掠。

谁知道呢?历代放火的名人总是这样说,却未必总有人信。

我们只看见点灯是平凡的,放火是雄壮的,所以点灯就被禁止,放火就受供养。你不见海京伯马戏团么:宰了耕牛喂老虎,原是这年头的“时代精神”。

十一月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二号,署名洛文。)

论翻印木刻

麦绥莱勒的连环图画四种出版并不久,日报上已有了种种的批评,这是向来的美术书出版后未能遇到的盛况,可见读书界对于这书,是十分注意的。但议论的要点,和去年已不同:去年还是连环图画是否可算美术的问题,现在却已经到了看懂这些图画的难易了。

出版界的进行可没有评论界的快。其实,麦绥莱勒的木刻的翻印,是还在证阴连环图画确可以成为艺术这一点的。现在的社会上,有种种读者层,出版物自然也就有种种,这四种是供给智识者层的图画。然而为什么有许多地方很难懂得呢?我以为是由于经历之不同。同是中国人,倘使曾经见过飞机救国或“下蛋”,则在图上看见这东西,即刻就懂,但若历来未尝躬逢这些盛典的人,恐怕只能看作风筝或蜻蜓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