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浙江人的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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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走近崛起的浙江(3)

归根结底,经济的主体是企业。浙江绝大部分国有企业成功改制,乡镇企业及时转制,民营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繁荣的千帆竞发的局面。多年来浙江在发展区域经济过程中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对国有经济注重提高其控制力,而不是只单纯追求其比重;对个体、私营经济是鼓励其发展,而不是加以限制;对集体经济是注重其完善与制度创新,而不是墨守成规;同时积极引进并帮助外资发展。淡化“所有制观念”,突破“唯成分论”,浙江的各级领导创造性地执行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通过“先放开再引导,先搞活再规范,先发展再提高”的思路,不断促进市场经济主体和市场机制的发育完善。浙江在8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四轮驱动”的经济发展方针,即国家、集体、个私和外资四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1993年又果断地对乡镇企业全面改制,1998年国有企业改制进入新阶段。至今,在全省经济总量中,国有经济约占18%,个私民营经济约占40%,混合经济约占30%,外资约占12%。国有经济比重虽然不大,但是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对经济全局拥有较强的控制力。国有企业的改革,除了已有99%的企业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之外,在资源的优化配置、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市场的拓展和整合以及加强科学管理等方面都取得喜人的进展。

发达的县域经济

在地理位置、资源状况、区内交通、国家投入都不占优势的浙江省,其县域经济靠什么走在我国其他省市区的前面呢?答案就是:浙江发达的县域经济主要得益于浙江块状经济的迅速发展壮大。

众所周知,“一乡一品”、“一县一业”是浙江经济的一大特色。许多块状经济发达的县市,大多进入了百强县的行列。

根据2003年统计资料测算结果,国家统计局2004年9月公布了《200fi年全国县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前100位测评结果》。浙江在百强中占据了30个席位,居全国第一。江苏凭借强劲的苏南板块在前十强中占据6个席位,而浙江以遍地开花、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为后盾在百强中占据了最多席位。

从200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每年根据对全国2000多个县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从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发展潜力三个方面对县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进行测算,每年公布综合发展指数前100位县以及重要单项指标前100位的县。2000年,浙江有22个县市进入中国最发达100名县市;2001年又增加了象山、奉化、东阳、新昌4个县市,达到26个;2003年则增加到30个,总数大大多于第二位的江苏省(16个)、山东省(16个)、第四位的广东省(10个)和第五位的福建省(5个),在全国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浙江省百强县(市)数量的明显增加,也充分表明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在全国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这显示出浙江省县域经济强大的活力和竞争力。

商帮文化和人文优势

浙江的发展深深扎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山水人文沃土中。作为资源小省,弹丸之地,偏居一隅,之所以活力四溢,不仅与我国改革开放大政策、市场经济机制相对完善有关,亦得益于明显的人文优势和地域文化传统。事实上,浙江极具个性的文化力充当经济发动机,才是活力的谜底。

浙江山水秀美,人文荟萃。千百年来,浙江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历史上的多次人口迁徙和文化交融,造就了浙江人民兼有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质,锤炼了浙江人兼容并蓄、励志图强的生活气度,砥砺了浙江人民厚德崇文、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

远在数万年前,浙江大地就已经出现了“建德人”的足迹。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更是进一步呈现出文明的曙光。夏、商、周三代以降,由于生产力水平、人口数量,以及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因素,浙江地区的开发虽然总体上相对落后于北方黄河流域,但浙江文明的发展仍处于不断的累积过程中。从魏晋南北朝开始,随着北方移民的南迁,先进的学术文化和技术文明催动了浙江地区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南宋定都杭州以后,风云际会,政治调整、经济更新、文化重建等各种要素的整合,将两浙地区的社会整体发展提升到了全国的最高水平,并在这个基础上造就了各领域的人才精英群体。到了明、清两朝,以及民国时期,浙江已经成了全国无可争议的财赋命脉和文化重镇。

在漫长的历史实践过程中,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无论是百年老店胡庆余堂的戒欺、诚信,还是宁波、湖州商人的勤勉、善举等等,都给浙江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浙江得以凝炼成了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观念,求真务实、主体自觉的理性,兼容并蓄、创业创新的胸襟,人我共生、天人合一的情怀,讲义守信、义利并举的品行,刚健正直、坚贞不屈的气节和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志向。

浙江历史上素有“儒商摇篮”之称,其商贸传统集中表现为个人平均经营能力突出。远在古代春秋时期,功成名就的范蠡迁居宁波东钱湖的陶公山,致力于经营商业,不久便成为富甲一方的“财神”。他信奉“赢缩转化”的经商之道,认为“贵上则反贱,贱下则反贵”,主张“水则资车,旱则资舟”。范蠡的这些经商理念,蕴涵着辩证思维和机变智慧,可以说是浙江商贸传统文化的最早体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曦则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他一反“重农抑商”的中国传统思想,明确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对浙江的发展乃至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兴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浙江传统商贸文化源远流长,积淀厚重,因此孕育出一大批工商巨子和国际名流,特别是近代“宁波帮”更是名场海内外。孙中山先生曾赞道:“宁波人对于工商业之经商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使欧洲各国,亦多甬人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具体观察,浙江文化丰富多彩,区域间有所差异。但简言之,浙江文化力有三大板块:以开放、开拓、开明为特质的海洋文化,以诚信、精明、中庸为特质的商贸文化和以实惠、实际、实效为特质的农耕文化。其文化基因源自以民本、民主、民生为内涵而在明清达到鼎盛的浙东文化。其蕴含的经世致用、兼容并蓄、工商皆本、开拓创新等优良品质,传承凝练,汇聚成今日成分丰富的现代浙江文化:有古城的厚重和历史,有海洋的升放和胸襟,有文人的儒雅,有商人的精明。这些基因结合的结果是塑造了浙江人独特的文化价值个性:开拓创新但不冒险,精明算计却合乎情理,求真务实而不张扬,兼容并蓄而摈弃门户,中庸平稳但不保残守缺。

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血肉相连。浙江人似乎是天生的商人,这是基于以下品格和素质。

埋头苦干。即使在“左”的年代,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仍然像地下熔岩,不断地寻觅着喷发的通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浙江人想千方百计,走千山万水,说千言万语,历千难万险,艰苦创业。为了创业,浙江人以四海为家,什么苦都能吃,什么脏活、累活都肯干,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浙江人。弹棉花的风尘仆仆,一路弹到拉萨;补鞋的四面出击,直至边陲小镇;经商的更是在全国各地聚集成一个个“浙江村”、“温州城”,连接起一条条“义乌路”、“台州街”。萧山新塘乡农民走村串户收购鸭、鹅羽毛,使萧山成了世界羽绒之都。仙居农民从全国各地乃至越南、俄罗斯回收含银废料废液,一年加工交易白银500吨,相当于全国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

创业需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敢冒风险的胆略。美国战机尚在阿富汗上空盘旋,浙江人已经把装满商品的集装箱运到了喀布尔。如今,从南非到俄罗斯,从西欧到巴西,到处都活跃着走出国门闯荡国际大市场的浙江商人。难能可贵的是,浙江人不仅为脱贫致富而创业,富裕之后照样能吃苦,成功之后更想创大业。我国最大的珍珠产地诸暨山下湖镇,许多养殖专业户成了百万富翁,但他们仍然四处奔波,到省外承包珍珠养殖场,长年在水田旁的草棚里度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