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浙江人的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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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善借外力,站在他人的肩上(1)

浙江人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借用外部的力量,他们的借用不是生搬硬套,而是以实际情况为依据进行整合、消化、创新、超越。

借助上海的恩惠

上海对于浙江强大的极化作用,造就了一个国有和集体工业都较弱的浙江。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本地经济很弱,民间福利水平很低,激发了浙江人的创业冲动,加快了浙江的市场经济进程。而进一步来看,一个强大的上海在吸引浙江资源的同时,也对浙江经济形成了相当程度的促进作用,这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二十余年来尤为显着。

19世纪中叶以来,浙江现代交通是以上海为中心展开的。沿海航运是浙江沿海各地与上海的天然纽带,内河航运则构成了杭嘉湖与上海之间便利的交通往来。而浙江境内各地的交通,由于铁路、公路建设较迟,以及因内河水位差所导致的航运障碍,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才大致形成一个可以称之为整体的交通网络。沪杭铁路于1908年通车。宁波至杭州的铁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德国进口的曹娥江大桥的钢架构件压在青岛港,至抗战开始仍未能通车。1928年曹娥至杭州的公路通车,弥补了杭甬两地的交通阻碍。1933年,杭(州)江(山)铁路通车,1937年钱塘江大桥通车,至此,浙江现代交通网络才粗具规模。然而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了!钱江大桥通车之时,也成为其自行炸毁之日。

交通体系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浙江的经济流向。从地理上说,在北仑港未建成以前,浙江交通中心不在省内而在上海,据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不完全统计,浙江进出物资的70%以上需要在上海中转。

浙江各地与上海的经济往来,远远密切于省内各地之间的经济往来。浙江自身长期没有形成较强的工业基地,而浙江交通则处于中原交通网络的边缘。杭州虽然号称是浙江公路和铁路交通的枢纽,但杭州工业太弱,不足以担当起浙江经济中心的重任。长期以来,杭州作为浙江陆上交通枢纽,甚至连货运的集散功能都不具备,主要是客运的过境功能。宁波工业比杭州更弱,更不能担当起浙江经济中心的重任。

新中国成立以后,浙江与上海形成了密切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一定程度地冲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20世纪50年代末期,浙江有关厅局驻沪人员多达1000多人,浙江人从上海那里得到了大量宝贵的资金、物资、技术和销售渠道。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十余年中,上海成为浙江乡镇企业的助产士、技术开发和产品销售的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宁波、沼兴一带的农村,利用与上海的血缘等关系,引入上海的产品、资金、技术和销售渠道,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80年代初期,在宁波、绍兴一带,简直很难找到一家与上海没有一点经济技术往来的乡镇企业。嘉兴、湖州一带利用与上海的地缘关系,引进上海资金、技术,积极发展水泥、砖瓦等生产,形成了乡镇企业发展的最早的原始积累。

上海的一些名牌大厂,在当时日用工业品供不应求的状况下,纷纷在浙江寻找合作伙伴,定点生产。当时上海以供出口为主的梅林罐头,相当一部分是浙江生产的。上海与绍兴合作生产凤凰牌自行车,是当时浙沪合作的典型案例。为了争夺定点厂,上海与浙江之间时有纠纷发生。1981年,上海一家外贸公司挖走了台州绣品厂的货源,引起浙江高层领导关注。此事件调查后的结论是,应该尊重企业之间正常的业务往来,但浙江外贸企业也应增强竞争实力,做好工作,吸引和控制货源。

“星期日工程师”成为当时的美谈。周日和节假日,上海工程师和经营管理人员,风尘仆仆地奔走于沪杭甬和浙赣线,指导浙江乡镇企业的技术和经营管理。现已成为重要的针织服装产地,居民人均收入近万元的象山县爵溪镇(已改为象山县街道),20世纪80年代初用简陋的滑竿抬着上海师傅翻山进镇,进行技术指导。

分析当时上海对浙江经济辐射的原因,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浙江与上海有巨大的经济发展差距;二是上海经济缺乏足够活力,只得把一部分生产经营能力转到浙江;三是上海方面具体的当事人能从浙江企业得到一定的利益激励;四是浙江企业活力较强。

上海降低了浙江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交易成本,形成了以下三方面的促进作用,这是中西部地区所不具有的优越条件。

学习成本较低。上海曾是远东最重要的工商城市。明治维新后,日本小学教科书上描写上海的课文,充满了对上海的倾羡,就像我们今天介绍纽约的文章一样。上海是浙江的最好老师,是一个可以少花钱而能够学习到大量现代知识的老师。还没有完全脱离土地羁绊的浙江集体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创业者,在自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来自于上海的现代经济知识和大都市的精神气质。

创业成本较低。20世纪80年代,宁波到上海的一张五等舱船票只要3.60元,只相当于当时25斤标一早米的价格,浙江人出外闯荡成本很低。创业伊始,浙江企业往往缺少足够的商业机会,需要在外地商业机会启迪和激励下形成本地商机。这时,浙江创业者们只要花少量费用,就可以方便地在上海找到各种信息、技术和商业机会。

销售成本较低。上海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上海是浙江商品通向全国和全球市场的重要窗口和管道。低成本地利用上海的各种市场功能,在企业创业初期,实力较弱、销售渠道尚未打开的时候,快速地把自己的产品打向全国和全球市场,这是浙江企业早期得以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浙江的一些五金工具出口等企业,就是在上海口岸直接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大上海成为浙江的一个榜样,上海成为浙江民间创业不可或缺的诱因。面对着喧嚣的、充满活力的上海,浙江人是无论如何也按捺不住强烈的创业冲动的。

坚持“拿来主义”

浙江人特别善于模仿与仿制,最初的创业一般是靠模仿与仿制发展起来的,而模仿与仿制也是其具有创新精神的重要表现。当然,在创业成功之后,他们就会创立自己的品牌。总之,浙江人很好地践行了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来主义”。

当巴黎或意大利时装周展示了最新时装,不久之后,在浙江各地市场上就会出现式样相似的时装,并随之销售到全国各地。他们是委托国外的朋友以高价购得新产品,坐飞机带回浙江,连夜拆开研究,然后根据中国人的习惯加以改进。没几天,崭新的样式便可投放市场。

还有纽扣、打火机、眼镜、皮鞋等等,他们都坚持“拿来主义”。浙江人就善于模仿,模仿是他们成功的源头。纽扣只要从外地或国外买来的衣服上拆下几颗、仔细研究一番就能够生产;皮鞋仿意大利的,服装仿法国的,打火机仿日本的。温州有很多的同胞散居在世界各地,当他们回到了家乡,穿着和用品就成了生意有心人的目标。到手以后,用一夜的时间就可将它解剖完毕,当这个同胞将要出国的前夕,他已经看见跟自己使用的东西一样逼真、一样精美的仿制品已经摆在了橱窗上。这往往使他们惊叹不已。

再比如眼镜业,20世纪90年代,温州眼镜企业发展到一百多家,并以式样新颖、质优价廉吸引了外商。据统计,1997年温州眼镜业产值突破10亿元,1999年上升为15亿元,占全球销量的1/3,畅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远洋眼镜公司老板叶子健就是通过仿造而成为“眼镜大王”的。1982年,高中毕业的叶子健还在温州蜜饯厂金工车间当工人,当时有许多走私的“金丝”眼镜流入市场。叶子健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副金丝眼镜,然后将镜架拆卸,凭着自己对金工的了解,分头到其他配件厂加工,再自己装配,终于生产出第一批“金丝”镜架。温州大隆机器有限公司采用的是与外商、台商合作,引进模仿台湾及意大利鞋机生产厂商的技术,在此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他们把这称为“与巨人同行”。1994年他们与台湾鞋机生产商益鸿公司合作,为其生产配件,两年后大隆将自己研制生产的鞋机推向市场。其后大隆又瞄准了意大利技术。他们选择了意大利的沙巴和BC作为合作伙伴,由意方提供具有国际水平的鞋机图纸,而大隆负责鞋机的生产和销售,很快跻身于世界一流的鞋机生产厂商行列。

有学者将浙江商人这种“群起仿效”的做法称为“蜂群现象”。温州产的打火机风靡世界,就是成功一例。1985年初,一些旅居海外的浙江人回乡探亲,馈赠日本打火机给亲戚。这种小巧玲珑,一打就冒出蓝色火焰的打火机要卖三五百元人民币。一些机灵的人动起了脑子,他们将打火机拆开,一个个零件仔细研究。然而关键的电子打火器却不是轻易能仿制成的。浙江人就来到当时电子业最发达的上海寻找出路。也是天助浙江人,东风电器厂刚在一个星期前攻克了这一难题。因为有了国产的4.7伏电容器,世界畅销的这种时髦的“猫眼”打火机很快在浙江生产问世了。

时隔不久,不再冒明火的日本防风打火机出现了。这种打火机的外壳不是冲压而成的,连手工制作也难以达到如此精致。被称为浙江第二代打火机的“王中王”防风打火机,是温州人李坚的仿真之作。李坚将其拆下反复琢磨,最终发现打火机的外壳是“锌合金”通过压铸而成。他与几个朋友买来相关设备和材料,经几个月努力终于获得成功。浙江的能工巧匠从模仿起家,逐渐形成了分工明确的生产加工体系,如今浙江每天有三种新款打火机问世,年产打火机5.5亿只,有大小打火机出口厂商3000多家,打火机款式超过1万种。

一个有意思的说法是,当美国人用他们的高科技迫使全世界为他们打工时,他们身上穿的却是浙江人做的衬衣,听的是浙江人做的半导体,早晨唤醒他们的是浙江人做的闹钟,吸烟时用着浙江人做的打火机,戴着浙江人做的眼镜。

为了模仿更具有价值的产品,浙江人干脆把工厂搬到了大城市的郊区。香港和南方城市一有新式样出来,他们马上通过传真或用飞机带来样品,几天以后,与世界同步的时装就生产出来了。与长途贩运相比,他们既节省了运费也节省了周期。现在,在北京的西单、前门、阜成门等一些大服装商场,无论哪一层,随便一打听,都可以见到精明的浙江人。

因为善于模仿,浙江做成了“世界打火机王国”,不仅是中国打火机的制造中心,还以价廉物美、品种繁多的优势打破了日本、韩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垄断世界打火机市场的局面。

浙江人不仅善于模仿,还善于制造,因此在服装、皮鞋、电器、打火机、眼镜、五金等行业里,30多个世界名牌正式授权在浙江定点生产,其中包括花花公子、西门子、万宝路等世界名牌。

杨露禅如果只靠偷师学艺,而没有自己的积累、参悟,也不可能成为一代宗师。同样,浙江人不但会模仿,还会创造,因此才会有今天的成功。

现在的浙江已经从最初的模仿阶段到了品牌阶段。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中国锁都、中国印刷城、中国制笔之都、中国塑编之都、中国合成革之都、中国塑料薄膜生产基地,已正式落户浙江。

闻风而动,借风而行

能够明势固然重要,但聪明人还应该会“借势”。如果认准了大势,但自身的力量太单薄,这个时候就需要“借势”。就是借别人的力量、金钱、智慧、名望甚至社会关系,用以延伸自己的手脚,提高成功的机会。

浙江人都非常懂得借势的道理,他们将借势比作“狐假虎威”,老虎其实就是成功人士,既有实力,又有知名度,狐狸借助老虎的力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实在是一好主意。它让老虎跟在它屁股后面在森林里面溜达一圈,狐狸不就一夜成名了吗?如果你想尽快地成功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载体,也就是说你想尽快的达到成功的目的地,就必须“借乘”一辆开向成功的快速列车。一只蝴蝶的平均寿命是1个月,如果它从杭州飞到北京,需要6个月的时间,那怎么才能够实现这一愿望呢?答案很简单,先飞在一列杭州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利用列车这个载体,就能轻而易举地做到。我们都想成功,如果有个成功的载体来帮助,无疑是一条捷径。

云游四方的浙江人多以群体聚合的方式从事生产与经营,而维系他们的则主要是血缘、地缘。二者强大的向心力不仅促使他们同风雨共患难、协力掘金,而且还利用乡亲网络的渠道,将产品销往海内外。先造乡情大船,再“借”船出海,这是浙江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最初形式和特点之一。

温州打火机最初打进国际市场就体现了这个“借”字,这是从温州打火机生产商和一个定居香港的温商的亲密接触开始的。李中方在香港与内地之间往返时发现了家乡的打火机,便带上一些到香港去试销,结果大获成功。20世纪90年代初的头两年,李中方和他的兄弟每天要批10多万只家乡出产的打火机,在香港市场销售并向国外市场输出。这就带动了温州打火机行业的蓬勃发展,通过乡亲温暖的手,通过香港这个大跳板,温州打火机很快进入了国际市场。利用乡亲网络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并大获成功的例子绝不只打火机,服装、鞋帽、小商品等这些在浙江有优势的行业,基本上都是借乡情之船,畅游于财富海洋。

长期以来,浙江人以天下为市场,哪里有生意就往哪里去。其经商地点绝不拘于一域,而是闻风而动,借风而行,机动灵活,满世界都可以作为他们经营谋利的地方。浙江人善于闻风而动、借风而行地寻找商机,这一点表现得非常突出。听说上海有家门店要出租,浙江人会从各地赶去察看一番,问一问房租,看一看地势,想一想经营什么合算。1983年,在包头做服装生意的温商卢必泽听说北京服装生意好做,便带着家人闻风而至。不久,7名温州裁缝便闻得卢必泽进京,便紧随其后地进京找他。8名同乡在南苑乡海户屯落脚,扎下了事业的根基。如今8家小小的裁缝铺已繁衍出上万个服装企业、10万温州客,使海户屯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中心——南苑大红门服装批发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