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阿古利用了奥瑟罗的单纯和轻信，煽起了他的忌妒心，使他对苔丝德梦娜的贞节发生了怀疑。对奥瑟罗来讲，苔丝德梦娜的不忠，就是理想的破灭。为消灭祸根，他掐死了自己的妻子，铸成了千古遗恨。奥瑟罗的悲剧，是一出理想破灭的悲剧。
苔丝德梦娜是一个符合人文主义理想的女性形象。她对奥瑟罗的爱情出于真诚的倾心和爱慕，为此她敢于冲破种族偏见和门第观念，在元老院当众为自己的私奔作辩护，自愿要求追随丈夫出征，这些行动对一个名门闺秀来讲，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因而被她父亲看作为“叛逆”。当奥瑟罗落入伊阿古的陷阱，他们的爱情遇到新的波折的时候，她蒙受不白之冤仍然死而无怨，表现出对爱情忠贞不渝的高贵品德。
伊阿古是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那种冒险家野心家的形象，居心险恶而伪装诚实。他的极端利己主义的思想、奸诈欺骗的手段和冒险精神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掠夺时代的产物，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罪恶。奥瑟罗和苔丝德梦娜在争取爱情自由、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中，能够奋力力争，取得胜利，然而在伊阿古这种新型冒险家阴谋家的手中却失去了自己的识别力和战斗力，以至遭到了毁灭。他们善良、忠诚的品质以及他们对于人的信念，在伊阿古为代表的利己主义势力面前，成为被人利用而导致悲剧的根源。
这一出悲剧说明莎士比亚已经深刻地看到了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势力的罪恶，也看到在这样一种势力面前，人文主义思想脆弱的一面。
《李尔王》写于1605年，是莎士比亚的一部比较重要的作品。
李尔王和他三个女儿的故事是一则古老的不列颠传说。莎士比亚用这一传说写出一部包含着深刻内容的社会悲剧，以独特的方式反映了一个动荡激变的时代，揭示了它残酷阴暗的一面。
李尔王的两个女儿高纳里尔和里根是人面兽心的利己主义者，她们用欺骗手段夺到了领土，然后就赶走了老父。为了争风吃醋，又互相残杀，甚至谋害自己的丈夫。在她们的行为中，什么君臣、父女、夫妻、姐妹，一切美好的伦理道德关系统统都被踏在脚下，遭到无情的蹂躏。
为了加深剧本的揭露性，莎士比亚在剧中安排了两条平行的线索：在李尔和大臣葛罗斯特的家庭中，同样发生了儿辈背叛父亲、家庭伦理关系遭到践踏的事情。葛罗斯特的私生子爱德蒙是剧中最突出的反面人物，他不满自己低贱的社会地位，否定自己具有遵守道德原则的责任，不择手段地夺取财产和地位，先是陷害哥哥，然后出卖父亲，接着挑起高纳里尔姐妹互相妒忌、自相残杀的事件。
这样一批人形成了一个利己主义者的集团，他们比《奥瑟罗》里的伊阿古更显出资产阶级冒险家奸诈残暴的本性。他们横行于世，造成了一个道德沦丧、灾祸不绝的残酷时代。在剧中，葛罗斯特形容当时国家的情况时说：“亲爱的人互相疏远，朋友变为陌路，兄弟化成仇雠；城市里有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廷之内潜藏着逆谋；父不父，子不子，纲常伦纪完全破灭。”这段话说出了这个时代的特色。
在这个剧本中，莎士比亚描写了一系列人物的厄远，包括李尔、他的两个大臣、他的弄臣，加上考狄利亚，有六个人遭到这种被剥夺、受驱逐的迫害。他们的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时代里由于被剥夺而流落成灾民的普遍性。当李尔也流离失所，混迹于灾民队伍中时，他亲自尝到了下层百姓遭遇到的种种灾难和痛苦。在狂风暴雨中，淋得浑身湿透的李尔，发出一种深切的感慨，他说：“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都得忍受着这样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你们的头上没有片瓦遮身，你们的腹中肌肠雷动，你们的衣服千疮百孔，怎么抵挡得了这样的气候呢？”这些描写，自然就使人联想到圈地运动中受剥夺而变得无家可归的广大游民。剧本描写了这样一个从上到下都是深重灾难的罪恶世界。
李尔是全剧的中心人物，他从最高统治者变成一个卑贱的流浪者，地位在变，性格也在变。起初，他身居高位，作威作福。自以为高于一切，只想听人奉承。后来，他亲身遭受到恶势力的迫害，亲眼看到广大人民的苦难，扩展了视野，改变了立场。当原有的观念在新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的时候，他的头脑中也展开了激烈而痛苦的搏斗。第3幕暴风雨一场，描写他头脑中进行了一场比大自然中的狂风骤雨更加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领悟到了世间存在着种种罪恶，而封建等级制形成的权势就是罪恶的根源，想到自己过去身为国君而对穷苦百姓不加照顾，为此而进行自我谴责，这时的李尔不再是专横的暴君而是一个经过道德改善的新人了。李尔的转变反映了莎士比亚对在位君主的希望，他认为：经过这样社会地位的剧变，与社会底层人民的接触，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道德改善，可以产生理想的君主。
莎士比亚在这部大悲剧中写出了时代的残酷性，但是他并没有对人文主义的理想失去信心，因此在剧中塑造了一系列与利己主义者对立的正面形象，他们体现了仁爱、忠诚、信义等人文主义的理想，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考狄利亚。莎士比亚对这个人物着墨不多，然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人们常常把她看作莎士比亚笔下最动人的理想人物之一。
在创作《李尔王》的同年，莎士比亚还写了另外一部重要作品《麦克白》。剧本取材于荷林西德的《编年史》，写苏格兰大将麦克白篡夺王位的故事。悲剧的主题是谴责统治者个人野心的罪恶。悲剧开始时，麦克白是一个武艺高强、忠于君主的将领，他内克叛军，外御强敌，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英雄，虽有野心而潜伏不露。当他的夺取最高权位的野心勃发之后，便开始走上堕落的道路。莎士比亚以心理描写巨匠的手笔，深刻地刻画了麦克白内心善与恶的激烈搏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杀人，成了血腥的暴君。与此同时，他也逐步地丧失天良，手段越来越残忍，内心也变得越来越冷酷，越来越空虚，越来越绝望，以至没有一点可以支撑自己的精神力量。个人野心终于使一个具有英雄品格的人物变成了杀人嗜血的魔王，最后众叛亲离，受到应有的惩罚。
麦克白从英雄到罪人的演变过程，不仅造成了他个人的堕落，而且也造成了国家民族的灾难，使整个苏格兰变成了一个恐怖世界。但是，莎士比亚看出了物极必反的道理，麦克白的暴行引起了义军的讨伐，最后麦克白以失败告终。
这部悲剧中对个人野心的批判说明莎士比亚对专制君主制的态度已有变化，他在早期创作中拥护专制制度，但是随着现实中的王权越来越趋向反动，莎士比亚也看到了君主制本身的弊病，从《哈姆莱特》开始，他写了一系列王位上的罪人，在《麦克白》中更是从权势对于善良人性起腐蚀作用的角度，对君主制度本身表示了怀疑。
莎士比亚对麦克白的堕落作了深刻的分析。女巫形象象征着一种黑暗混乱的社会势力。莎士比亚用它来说明麦克白的堕落是邪恶时代的产物。麦克白夫人在前半部的坚定与后半部的疯狂，正好衬托出麦克白先是犹豫后来残暴的变化。
除了“四大悲剧”以外，莎士比亚在第二时期还写了其他一些悲剧作品，像《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科利奥兰纳斯》、《雅典的泰门》等，基本思想与“四大悲剧”是一脉相承的，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但是，越到后来，剧中的悲观厌世的思想越加严重，在《雅典的泰门》一剧中达到了顶点。剧中的主人公泰门慷慨好客，乐于助人，在有钱时，人人都来奉承他，等到他为朋友花尽了财产而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谁都不理他。泰门在饱尝世态炎凉之后向黄金发出了一篇意义深刻的诅咒。同时，他也仇恨人类，咒骂人类。他远离人类独居海滨，死前还写下一篇憎恨世人的墓志铭。
这种悲观情绪也影响到莎士比亚这一时期的喜剧创作。莎士比亚在这一时期很少写喜剧，只是在1602年到1603年之间写过三部作品，即《特洛依勒斯与克瑞西达》、《终成眷属》和《一报还一报》。这几部喜剧与他早期喜剧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剧情的发展几乎是悲剧性的，只是在剧的最后，莎士比亚按照传统的习惯写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1608年后，莎士比亚的创作进入第三个时期。这时，他又恢复了人文主义理想的信念，重新探索实现这一理想的道路，幻想以调和的乌托邦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实现理想。同时，专制王朝的反动统治日益森严，再写那种揭露性批判性很强的悲剧作品已经不大可能。所以1608年后，莎士比亚不再写悲剧而写了一系列传奇剧：《辛白林》、《冬天的故事》和《暴风雨》。在这些剧本中主人公先遭难后幸福，解决矛盾的办法往往是一些偶然的因素，甚至是魔法的力量，使敌对的双方互相宽恕，互相和解，最后达到了圆满的结局。
《暴风雨》（1612）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剧中主人公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被弟弟安哲鲁篡夺了爵位。他用魔法让仇人看到自己的罪行而悔过自新，最后，兄弟俩重新和好。这部作品对现实中存在的罪恶仍然有所揭露，对人类的未来、人类理性和智慧的力量的描写，说明莎士比亚又坚定了自己对人文主义思想的信念，但是他把希望寄托于道德改善、恶人良心悔悟之上，妥协和解的调子占了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