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夏天往往由于瘟疫而迫使剧场关闭，而冬天的严寒天气又对露天剧场十分不利，因此，莎士比亚的剧团早就有意于购置一个室内剧场，以便冬季演出。当时较好的室内剧场是黑僧剧场。该剧场原为剧作家李利所有，李利死后，勃贝琪就将它买到手。但由于它原是童伶剧团常年演出的地方，因此勃贝琪不得不暂时将它租给童伶剧团。1608年，童伶剧团由于几个戏的演出招致宫廷不满而被迫解散。剧场才空了出来。“王家供奉”便将它加以修缮改装，专供自家冬季演戏之用。从此，这个剧团就有了两个演出场地，剧团对剧本的需要量也就增加了。
然而，莎士比亚的剧本创作却比以前减少了。过去每年大都要写两个剧本，现在才写一个剧本。从1609年到1612年一共写了四个剧本，即：《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辛白林》、《冬天的故事》和《暴风雨》。这几个剧本一般被称作传奇剧。
莎士比亚这时的年龄在45岁到49岁之间，创作精力还不到衰退的时候。看来，写得少的原因并不在于体力和脑力方面。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作者的人文主义理想同英国的现实生活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又是不可解决的。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理想是国家统一、君主开明、人间充满仁爱、生活充满欢乐。可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现实却同他的理想恰恰相反：詹姆士一世倒行逆施，独断专行；资产阶级与王权的联盟日趋破裂，政治上统一的局面难以维持；金钱腐蚀着人们的灵魂，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新的社会罪恶像瘟疫一般到处蔓延。现实的发展离开作者的理想越来越远，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无法付诸实现。这样，就给作者的创作思想带来了危机，从而影响到他的创作实践。
莎士比亚晚期剧作的基本特征是以理想代替现实，把现实中解决不了的矛盾放在幻想中加以解决。在情节上以偶然性代替必然性，故事曲折离奇，场景变化多端。因此，人们把它们称作传奇剧或浪漫剧。
《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写的是主人公配力克里斯的坎坷生涯。《冬天的故事》写的是女主人公赫米温妮和潘狄塔母女的不幸遭遇。而造成这些人物陷入灾难的总根子都是国王——前一部戏剧中的希腊国王安提奥克斯和后一部戏剧中的西西里国王里昂提斯。作者在这两部戏剧中是从君主无道的角度提出矛盾和展开冲突的。在无道昏君的统治下，矛盾冲突只能向两个方面发展：或者主人公以个人悲剧告终，或者经过斗争推翻昏君而皆大欢喜。然而作者并没有让矛盾冲突按照现实生活的逻辑向前发展，而是人为地、令人难以置信地去发展自己设置的矛盾冲突。希腊王为天火所殛，遂使配力克里斯得以返回祖邦。西西里王受神谕启示，幡然悔悟，遂使王后得以洗清耻辱，母女得以相见，夫妇和好如初，朋友旧隙尽除。这里的“天火”和“神谕”都是超现实的偶然因素，作者借助这些东西来解决重大的社会冲突，只能说明作者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倒退了，只能说明这两个剧本不能算是成功之作。导致作者创作倒退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人文主义思想本身的危机，是英国的社会现实与作者的人文主义的背道而驰。
《辛白林》写的是英国国王辛白林同子女散而复聚的故事。造成父子和父女离散的罪魁祸首是国王续弦的王后和被放逐的臣子。为了尽量使情节显得离奇古怪，作者不惜借来薄伽丘的《十日谈》中最复杂的故事穿插其间。主人公王女伊摩琴经历了三灾六难，最后在一次突如其来的战争中得以同亲人会面，经过当堂对质，终于真相大白，父子、父女、夫妇、翁婿、兄妹、君臣相认，父亲找回了失子，丈夫确信了妻子的清白，逐臣得到了宽赦，王后死于疯病，干戈化为玉帛。这个戏思想上是苍白的，艺术上是芜杂的，没有多大价值，在莎翁的戏剧中当属下乘之作。
《暴风雨》一剧被人认为是作者的“诗写的遗嘱”。在这个戏里，作者告诫他的同时代人：善念应该具有力量，力量可以制伏邪恶。
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遭到他的兄弟安东尼奥的篡逐和陷害，带着3岁的女儿米兰达飘流到一个不知名的荒岛上。在这个岛上，他靠着长期读书钻研所得到的魔法，指挥着精灵爱丽儿，役使着丑妖凯列班，安闲地度过了十几个春秋。一天，篡逐阴谋的全部参加者在海上航行，普洛斯彼罗作法掀起风暴，使这些航海者备受折磨后流落到同一个荒岛上。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灾难之中，这伙恶人也没有和衷共济，而仍然在那里玩弄着叛卖和篡夺的伎俩。在魔法作用下，他们的恶德恶行无不反加于自身，终至顿悟，弃恶从善。最后，普洛斯彼罗恢复了爵位，放弃了魔法；生活趋向和谐，世界归于大同。
在作者的笔下有两种恶人：一种是凯列班式的，天性顽劣，不可教化；一种是安东尼奥式的，虽说“比魔鬼还要坏”，毕竟只是迷失了天性。对于前一种恶人，只有施以压迫，使他不得不屈服；对于后一种人，则应当唤醒他们的天良，从而将他们从堕落中拯救出来。然而，无论对待哪一种人，都必须借助于力量。如果没有力量，凯列班就不会服从，安东尼奥也不会转变。要改造人，把他们从旧恶和新恶，即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罪恶中解脱出来，赤手空拳是不行的，必须具有足够的力量；单纯凭着道德感化是行不通的，必须施以强力，解除邪恶势力的武装，使恶人失去行动的能力，使他们的恶念没有得逞的实际可能，从而造成他们转化的客观条件。
然而，这种借以征服邪恶的所谓力量，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因为，彻底铲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当时还没有成熟。资产阶级革命距此还有30余年，无产阶级革命距此还有3个多世纪。作者只有在幻想中去寻找这种力量，于是就出现了纯粹象征性的超自然的魔法。
《暴风雨》是莎士比亚独自创作的最后一部戏剧。这位真诚的老人文主义者似乎意识到自己行将退出戏剧舞台了，他把毕生的经验都凝结在这部戏剧里。他呼唤着借以改造邪恶社会的物质力量。尽管他还不可能认识到这种力量，然而，他的声音必将引导人们去认识它，寻觅它……在创作传奇剧时莎士比亚就打点着告退还乡了。两三年来他频繁地往返于伦敦和斯特拉福之间，并且在家乡逗留的时日越来越多，以至于有的剧本就是在家乡写成的。正当他在京城和家乡之间徘徊之际，一桩突如其来的事件使他彻底告别了伦敦的舞台。
1613年是伊丽莎白女王逝世10周年。年近50岁的莎士比亚，为了表示对都铎王朝和女王的怀念，与友人合作写了《亨利八世》一剧。该剧以亨利八世同伊丽莎白的生母安·波琳的婚姻为线索展开冲突，歌颂了安王后的女德。剧中不时出现这样的颂词：“这位贵人会生出一颗明珠来，照亮我们这座岛国”；“他会给我们这国土带来福祉，举国上下将永志不忘。”作者通过这些台词直言不讳地对伊丽莎白女王表示悼念，对于那早已失去的美好的日子表示怀恋。这个戏的第四幕有安·波琳加冕为后的场面，为了增加戏剧效果，演出时要在舞台上施放烟火。环球剧场的舞台乃是木制结构，在一次演出中，由于施放烟火不慎引起火灾，焚毁了整个剧场。这个事故给予“王家供奉”剧团的打击是带有毁灭性的，它也结束了莎士比亚的戏剧生涯。从此，他便隐居家乡，凭借每年300镑的收入，过着一个普通绅士的生活。
自从由于偷猎事件而逃离家乡以后，20多年来莎士比亚一直生活在外，很少有机会关心自己的家庭，对于两个女儿也很少给予父亲的慈爱。为了弥补这些不足，他在最后几年里同两个女儿居住在一起，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长女苏珊娜早就嫁给一个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开业医生，生活比较幸福、安宁。次女裘迪丝由于天性迟钝，到30岁上还没有选定夫婿。莎士比亚把更多的慈爱给予这个可怜的姑娘，为她的婚事也费了不少心机，直到把她嫁给了一个小客店的店主，方才了却了一桩心事。
小女儿出嫁之后，莎士比亚的健康状况日益不佳。为了安排好身后事宜，他积极地张罗着拟写遗嘱。遗嘱于1616年3月25日正式定稿，一共有3张纸，上面主要是关于财产分配事项。遗嘱拟定后不几日，戏剧界同人本·琼生和迈克尔·德莱登从伦敦专程来访。好友重逢，欢宴终日，莎士比亚在席间多饮了几杯美酒，衰弱之体又经迎送之劳，于是一病不起。1616年4月23日，这位伟大的戏剧家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莎士比亚的遗骸安葬在斯特拉福镇上的三一教堂的祭坛之下。按照死者生前的遗言，在他的墓前立了一通石碑，上面镌刻着这样的诗句：
看在耶稣的面子上，好朋友，切莫挖掘这黄土下的灵柩；让我安息者会得到上帝的祝福，迁我尸骨者将遭受亡灵的诅咒。
这个简单而别致的墓碑的确起了作用。几百年来，除了合葬死者的妻女的遗体时曾经动过这个坟墓之外，就再也没有人前去惊扰安息的莎士比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