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均田制规定：男子年15岁以上，给不栽树的露田40亩；女子给露田20亩。若有奴婢，依照良人授田。若有耕牛，每头牛给田30亩，但只限于4头牛的田数。这种露田只给劳动者耕种，劳动者老了或死了，要将田还给国家。另外，每个成年男子给桑田20亩，这种桑田可世代继承，死后不归还国家，也不得买卖。但要在3年之内在田上种桑树50棵、枣树5棵、榆树3棵。若3年内种不足，则将桑田收回。不适于栽桑养蚕的地区，男子给麻田10亩，妇人给5亩，男子另加1亩以种榆、枣等树。麻田和桑田不同，耕种者死后，田地受退还国家，不得继承。
北魏实行这个制度，使农民重新得到部分土地，游离的劳动力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这对恢复北方的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北魏的均田制实行的不是很彻底，在有些地方，特别是六镇地区并没有实行均田制。即使在实行均田制的地方，地主豪强的大土地制仍在继续发展，买卖土地，甚至抢夺百姓土地的事时有发生，可见北魏均田制对恢复农业生产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到北魏末期，由于社会动荡，均田制被彻底破坏，这点有限的积极作用也不复存在。
北魏灭亡后，北齐、北周分别继续实行均田制。北齐河清三年（公元564年）下令：每个成年男子给露田80亩，妇女给40亩。奴婢比照良人给田。耕牛一头给田60亩，限止4牛。另外每个男丁给永业田20亩。永业田不还给国家，此外的田地都按规定退还。同时还规定了给田奴婢的数额：亲王300人，嗣王200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150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100人，七品以上官80人，八品以下官至庶人60人。这个均田制度，显然对官僚富人有利。高官不说，仅以一个八品以下的小官为倒，如果他有60个奴婢，4头耕牛，就可以分到3840亩土地。所以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中说：在北齐，“又河堵山泽，有司耕垦，肥饶之处，悉是豪势，或借或请，编户之人，不得一垄”。“其时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正说明北齐均田制是多么不彻底。
西魏、北周的均田制规定：已娶妻者，给田140亩，未娶者给田100亩。另外，10口以上人家给宅田5亩，9口以下给宅田4亩，5口以下给宅田3亩。18岁成丁受田，64岁年老还田。但南平关中地区地少人多，有资料表明，当时普遍存在受田不足额的现象。杨坚登帝即位后，立即重新颁布均田法。规定男丁受露田、永业田皆遵北齐之制，田宅3口人给1亩，奴婢则5口人给1亩。官吏受田，自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给不同数量的永业田，多者100顷，少者40亩。此外又给职分田，一品官给田5顷，以下每品减少50亩，至九品为1顷。外官也给职分田。此外还有公廨田，以充公用。
开皇十二年（592年），文帝让百官商议此事，有人十分郑重地建议：把土地不足的“狭乡”百姓迁往地多人少的“宽乡”安置。其实，政府历来鼓励农民迁居宽乡，并给予优惠待遇。如果农民还不愿意迁徙，可知所谓宽乡大多是比较偏僻荒凉的地方。文帝又让各州进京汇报政绩的考使参加讨论，结果只是得到深切的关心。不仅如此，文帝转而让尚书将此作为考题，看四方贡士有何高见，然而，结果只是增加失望。
文帝只能在现有条件下对农民拥有土地的状况略加调整，他派遣使者到各地贯彻均田。使者回来报告，均田普遍不足，“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既不能触动官僚阶层的利益，又不愿意放松国家对土地的管制，加上人口增长的压力，隋朝的均田制度只是徒有其名。即便如此，农民实际拥有二十来亩田地，恰好只够均田规定中的永业田数额。永业田源于北魏的桑田，根据法令，必须种桑、枣、榆树。法令中的课民种桑，只是中国男耕女织观念下的劝农规定，所谓的桑田，绝非种桑之地，故北魏以后，桑田就径称为永业田，北魏均田令本身就规定“睹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桑田的实质。
所谓的桑田、永业田，就是农民原来拥有的土地，北魏初行均田制时，不承认土地私有，把所有土地统统作为国有土地。但是，在具体运作上，显然不可能把农民拥有的田地先收归国有，再来进行均田，而只能将这类土地首先纳入一定程度承认其私有的桑田系列，这就是法令上先受桑田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国家再按照法令规定，将国有土地授于农民，补其差额。这样，田地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农民原有的，二是国家授予的。国家给予的田地当然都要实行还受。实际上，均田制具有国有和私有土地的双重结构。
隋朝实行均田制之后，在此基础上向农民征收租、调，同时让成年农民为朝廷服役，这是隋代农民的三项主要负担。负担归负担，但总比北周轻多了。北周时期，苏威的父亲苏绰，制定了国家的赋税制度和徭役标准。他曾对年少的苏威说过自己制定的役法过重，给老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苏威谨记父亲的这些话，时时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为己任。后来，苏威继承父业，成为大隋朝的民部尚书，掌管大隋王朝的经济大权，暗下决心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于是，他奏请文帝轻徭薄赋，文帝赞同。
所谓的“租”，就是向国家缴纳田地出产的粮食。政府规定的租为3石，文帝统一了度量衡，隋朝的斗较之旧斗要大，实际上隋朝的租，比北齐、北周的都要重。但是，隋朝的均田制使得农民要比北魂、北齐、北周均田农民晚交租调3年，晚服役3年，按照年头计算，隋朝的农民所获得的实惠还是比前几朝多一些，百姓对此很满足。
所谓的“调”，就是向国家交纳的纺织物，或绢或布或麻。据史料记载，隋朝的夫妇每年交纳帛一匹，粟245石。男孩子到了15岁还没娶媳妇，4人出一夫一妇的调额。耕田的男奴和女婢，8人出一夫一妇的调额，耕牛20头出一夫一妇的调额。在出产麻布的地区，一夫一妇每年还要交1匹麻布，其他如没娶妻的15岁男子、奴婢、耕牛，其所交数额如前类推。隋朝的调比北齐、北周要轻得多。
所谓的服力役，就是徭役，指为国家出力做事。早在北周的时候，百姓18岁至60岁，必须为国家服役，隋朝改为21岁至60岁，把开始服役的时间推迟了三年。北周规定，18岁至60岁的百姓每年服役一个月，隋朝改为20天。
开皇十年（590年），文帝下诏，超过50岁的百姓，不用亲自服役，可以用一定数量的纺织物代替。用实物代替劳役，可使50岁以上的农民继续参加农业劳动，以不误农时；而且，对国家也是有利的，上交的替代物可以增加国家的收入。
经过文帝的改革，隋朝农民的租、调、力役的付出量，较之前朝，在总体上有所减轻。但是这些政策也有弊端，“力役”百姓多能承受，而在“租”方面，只要有田地，就得交官租，不管天灾还是荒年，不管有没有收成，只要朝廷不发特旨，百姓再穷也得交到规定的数额，不交或者拖延，就会被拘押。
隋文帝实施的均田于民政策，减轻人民赋税徭役负担的诏令和临时减免赋役的措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隋文帝制定了宽缓的赋役政策，并且提倡“躬履俭约”，他不但即位后很少大动土木，而且皇室和他本人都很俭约，而且均田和租调法令推行，使得国家财政收入有所增加。财政盈余的大量增加，使得隋文帝的减免赋没有财政盈余的保障。无论如何，隋文帝为了减免人民赋役负担而采取的措施，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