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建立时，全国总共才有书一万五千余卷，但部帙之间，颇有残缺，与梁朝图书旧目相比，仅有其半。当时，牛弘上奏大声疾呼：“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奉，莫此攸先！”文帝披阅牛弘的奏章，为之动容，深感忧虑。开皇三年（583年），为改变缺乏书籍的窘境，文帝派遣使者到民间征书，以金银、耕牛来奖励献书者，秘书省抄录校对完毕后，再将书籍物归原主。文帝还对保护文物投入大量的物力财力。经过一、两年的收集，国家图籍才得稍备。
东汉时，曾让著名书法家蔡邕书写七经，刻为石碑。以后，曹魏时又立三字石经，弥足珍贵。北齐高欢曾将石碑自洛阳船运至邺都，途中因河岸塌方，损失近半。开皇六年（586年），文帝下令将石碑运到长安，放到秘书省内。这些石碑几经辗转，加之长途运送，文字难以看清了。文帝便让知名学者刘炫和刘焯对石碑进行校对，并将石碑进行修补。
南北统一无疑给图书文物事业带来大好的发展机会。隋军攻入建康时，高颎立即派专人封存陈朝图籍，尽数运回长安。至此，图书流散于南北各地的局面终告结束，经籍渐备，荟萃于京师。在此基础上，隋朝在宫内和秘书省建立皇帝与国家图书馆，对搜集到的图书进行整理修缮工作。
南朝历代注重图书的收集整理，到粱武帝时，藏书三万余卷，诗文灿烂，震烁当世，北齐奠基人高欢就曾深怀忧惧道：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后萧绎竟迁怒于图书，尽付一炬，成为千古文化罪人。所以，隋朝收得陈朝图籍，珍本、善本罕存，多为陈宣帝时代抄本，纸墨不精，书写低劣。为了抢救整理这批图书，文帝下令征召天下工干书法之士，于秘书省内补续残缺，编制目录，分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和秘书内、外之阁。经过这番整理，藏书达到三万余卷，恢复到梁朝水平，重新奠定了图书文化事业的基点。对隋朝文献事业贡献最大者，当属许善心。许善心原姓陈朝学者，才思泉涌，见多识广，家有藏书一万多卷。
开皇八年（588年）许善心作为陈朝使节访问大隋，刚好两国交战，文帝就拖着不许他回国。他被迫留在驿馆。陈朝灭亡，许善心身着丧服，面向东方默默垂泪。
开皇十六年（596年），有雀降临含章宫，文帝以为神鸟下凡，赐宴百官。许善心当场写下《神雀颂》，文采十足，文帝大赞其才华。第二年，敕令善心为秘书丞。许善心见秘藏图籍尚不完备，且多混乱，就废寝忘食地编起书来。他仿效粱朝文献目录学家阮孝绪的七类分法，将图籍分门别类，加以编纂。书籍编成之后，命名为《七林》。而且，他还奏请延聘李文博、陆从典等学者十余几，在秘书省考订校正经史图书的错谬，把国家图书事业由征购收集、抄写复本推进到分类整理、校勘研究的新阶段。隋朝的文献整理工作见效很快，许善心功不可没。
在图籍整理的基础上，文帝关心并积极推进修史事业。
开皇十三年（593年）五月二十四日，文帝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开皇初年，对此尚未严禁。国子博士萧该与何妥一道“止定经史”，后因意见相左而遭谴，回家撰写《汉书》，“成为当时所责”。文帝在开皇六年（586年）亲加招揽的山东名儒张仲让辞官归乡后，著书十卷，逢人自吹此书若上奏皇上，他马上就会被请回京中当宰相。结果州县将此事上报，朝廷立刻命令将他处斩。然而，随着中央集权加深，隋朝从各个方面加强对社会生活的管制，自然要让精神文化屈从于政治需要，尤其要严格管制经常被利用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史书编撰。上述禁令得到严格的贯彻，即使是政府史宫，也不准私人撰写史书。王劭是秘书省著作佐郎，因母忧去职，在家编修《齐书》，被人上告，文帝大怒，专门派人没收其著，亲自审读。王劭逢迎的功夫还在学问之上，也不知书里写了些什么，就晓得文帝读后，不但转怒为喜，还如获至宝，连忙提拔他为门下省员外散骑侍郎，连升三级。
在此政策下，修史传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由过去的史家修史向政府史馆主持修史转变。开皇中，具体负责编修史籍的就是上述王劭，他自从私撰史书为文帝所知后，颇得宠信，任著作郎，出掌秘书省著作曹。其下有学者组成的班子，如刘焯“举秀才，射策甲科。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兼参议律历，仍直门下省，以待顾问”。刘炫“奉敕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俄直门下省，以待顾问”；王孝籍应召“入秘书，助王勖修国史”。这时，修史已完全属于国家事业，受到高度重视，其具体事务经常处于文帝的直接领导之下。编撰史书的人员都由文帝钦定。所修史书由文帝亲自指定，以诏书形式下达任务。在文帝的关心与领导之下，隋朝的修史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唐初尚有著录的隋修史书有姚察撰《梁书帝纪》七卷，魏澹《后魏书》一百卷，牛弘《周史》十八卷，崔子发《齐纪》三十卷，王劭《齐志》十卷、《隋书》六十卷和《隋开皇起居注》六十卷等。隋朝修史由秘书省著作曹负责有门下省官参加，亦即中枢机要部门参与其事。在文帝的主持和亲自督导之下，隋朝修史事业大有成绩。
在修订史书的同时，隋文帝也注重修订礼乐。
西晋将法律儒家化，加强了以礼入法的趋势，礼律并置，互为表里，已成为魏晋南北朝统治者与法学家的共识。隋朝律令格式依次编撰完成后，立即着手修礼。另一方面，《礼记·乐记》说：“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孔子也说过：“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撼，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制礼以告功成、树正统、明君德，这是一代开基创业的皇帝所拥有的神圣特权。开皇初，隋文帝打算修礼，秘书监牛弘上书称：“制礼作乐，事归元首”，获得首肯。
隋文帝登基伊始，就曾修改了北周舆服仪卫等部分礼制。《隋书·礼仪七》记载：“高祖初即位，将改周制，乃下诏曰：‘祭祀之服，须台礼经，宜集通儒，更可详议。’”当时，大臣高颎、崔仲方、卢贲、李德林、裴政等人纷纷献言，建议废除北周礼，用魏晋北齐礼代之，由此确定了后来修礼的基调。《礼仪》还记载：“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国子祭酒辛彦之议定祀典。”可知当时隋文帝委以主持修改北周札典的“通儒”，是出身于陇西的辛彦之。此后，百废待兴，国务繁忙，修礼工作暂无进展。秘书监牛弘知道文帝念念不忘修礼，便上书建议全面编撰新礼，移风易俗，大治天下。其时，律令格式已经基本编就，与之配套的改定礼制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隋文帝让牛弘与辛彦之一起编撰礼典。
开皇三年（583年），牛弘继辛彦之出任礼部尚书，全面负责编撰新礼，同时还有明克让和崔赜诸儒也参加了礼制的修订。明克让出自南梁礼学名家，本人亦为当世所推重，梁亡后入周，先后当过麟趾学士和露门学士。崔赜出身于北方大族的博陵崔氏，其父为山东儒学宗师，本人亦是隋代一流文士。此二人参加修礼，显然是为了博采北齐及南朝后期新发展的礼制。
开皇五年（585年）正月，《隋朝仪礼》一百卷编撰完成。11日，隋文帝下诏颁行。这部礼典包含吉、凶滨、军、嘉五礼，“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亦微采王俭礼”，或载“采梁及北齐《仪注》”国，堪称北齐与南朝札制的集大成。《隋朝仪礼》的颁布，标志着隋朝系统性礼刑法制建设基本完成。隋礼对传统礼制多有改革创新。例如，隋朝将国家祀典分为大、中、小三种，厘清其等级，确定以昊天上帝、五方上帝、社稷和宗庙等为大祀，这些都与编修律令格式的指导思想一致，即通过祭祀天神以强调隋政权的正统合法性，助其实现中央集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