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华古文精典
27296000000043

第43章 名人名文精典集锦(7)

唉!一个人的心,也就是千万人的心。秦始皇贪图奢侈豪华,人们也会想到自己的家庭。为什么夺取这些东西时,一点一滴也不放过,而用起来却当做泥沙一样!使得承受屋梁的柱头,比田地里的农民还要多;架梁的椽子,比布机上的织女还要多;钉头密密麻麻,比谷仓里的粟米还要多;瓦间的缝隙长长短短,比全身衣裳的丝线还要多;那直的栏干、横的栏干,比天下的城郭还要多;管弦乐器发出的杂乱乐声,超过了集市上人们的说话声。便利天下人民嘴上不敢明说,心里却愤怒不平。独夫秦始皇的心,一天比一天更加骄横顽固,戍守边地的士卒一声呐喊,函谷关一被打破,楚人放了一把火,可惜阿房宫就成了一堆焦土。

唉!消灭六国的,是六国自己,不是秦国;灭掉秦国的,是秦国自己,不是天下的人!唉呀!假使六国国君各自爱护他们的人民,那就足够抗拒秦国。假使秦国能爱六国的人民,那就可以下传三世、直到万世而成为君主,谁能够把它消灭呢?秦人来不及自己哀怜自己,而后来的人哀怜他们;后人哀怜而不把他们作为借鉴,也会使更远的后人来哀怜他们!

赏读

杜牧作这篇赋的目的,旨在规劝统治者莫要只图享乐,不恤民力,如盘剥过度,将会重蹈秦王朝的覆辙。在写作上这篇赋充分体现了唐代文赋的特点,即描写和议论紧密结合。前面极力铺垫叙渲染宫殿歌舞之盛,宫女珍宝之多,人民痛苦之深,既夸张,又富于想象,且比喻奇巧新颖。后面发议论,回环往复,层层推进,见解精辟,发人深省。语言上骈散兼行,错落有致,词采瑰丽,声调和谐,一扫汉赋那种平板单调的弊病,成为古代赋体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英雄之言——罗隐

题解

罗隐(883~909),原名横,字昭谏,新城(今浙江富阳)人。唐代文学家。少有文名,所作多讥刺时政。曾十次加进士考试,均不中,遂改名为隐。于55岁垂暮之年东归吴越,投靠钱馀镠。在吴越王钱镠幕下,罗隐累官至谏议大夫,给事中。有诗集《甲乙集》,文集《谗书》、《两同书》等。

《英雄之言》选自《谗书》,是作者有感于唐末乱世所写的愤激之谈。

原文

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故人亦然。

夫盗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不常其性耳。

视玉帛而取之者,则曰,牵我于寒饿;视家国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牵于寒饿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

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所窥者,鲜也。

译文

动物在生理上之所以有隐蔽自己的特点,是为了防御敌人。人类也是这样。

盗贼也是人,头戴帽子,脚穿鞋子,身上穿着衣服;其所以与一般人不同,就是不能始终保持谦让的思想、正直廉洁的操守,不能经常保有他那善良的本性罢了。

看见金钱财物就拿的人,他会说“是因为受饥饿和寒冷的的迫使”;看到国家权力就想占有的人,他会说“是为了救这国家的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迫于饥饿和寒冷的人,无可指责;要救民于水火的人,就应该以老百姓的意愿为念。而西汉的刘邦则说:“大丈夫处世应当是这样!”西楚霸王项羽则说:“可以取代他!”想起来,他们未必没有谦恭退让的思想、正直廉洁的操守,大概因为看到那奢侈华美的宫殿服饰和骄贵尊崇的地位气势,然后便产生了图谋的意思罢了。

作为英杰雄才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的人呢?因此说:华丽的屋宇和舒适的游乐,不被人们所暗中追求,那种情况是很少的啊。

赏读

此文有感于唐末乱世的社会状况,推衍庄子的“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名言,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帝王和藩镇势力下打着“安天下”、“救黎庶”的旗号来涂炭生灵、营私肥己的丑恶本质。在作者看来,抢财物者是强盗,而占天下为己有的也是强盗。言为心声,从刘邦、项羽的话中我们就能够清楚地了解到,他们夺取天下的本心,不过是羡慕秦始皇的奢华宫殿和尊贵地位,并非真想救民于水火。这种对于封建帝王起到创业的揭发,无疑是大胆而辛辣的,而且在当时显然是针对晚唐藩镇割据,群雄蜂起,个个都想取唐朝天下而代之的现实的。

全文虽仅二百来字,却写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落笔由动物防备外敌的本性写起,然后加以类推,指出“人亦然”。接着由防的对象引出对“盗”的论述。而论述“盗”时,又欲抑先扬,指出他们作为人的一般特征,再拉回议论中心,指出他们所缺少的人的本性。最后具体论述人间的两种“盗”,重点论述第二种“盗”即所谓“救彼涂炭者”的真正嘴脸。至此文章之意已水到渠成。

岳阳楼记——范仲淹

题解

本文选自《范文正公集》。岳阳楼在今湖南省岳阳市,建于唐朝,为历代官吏流放岭南的必经之地,也是文人墨客登临时吟诗作赋的佳境。本文是作者应友人滕子京之约而作的。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行将落成,便函请范仲淹作记,并附上《洞庭晚秋图》。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就是在这年九月十五日写成的。

原文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译文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被贬为巴陵郡太守。到了第二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于是重修岳阳楼,扩展了它原有的规模,并把唐代名人和当代人歌咏岳阳楼的诗赋刻在楼上,嘱托我写一篇文章记叙这件事。

我看巴陵一带最美好的景色,全在洞庭湖上。它连接着远方的山脉,吞吐着长江的流水,浩浩荡荡,无边无际。早晨阳光灿烂,傍晚,暮色昏沉,气象万变。这就是在岳阳楼上能看到的雄伟壮丽景象,前人已经描述得十分详尽了。既然这样,那么洞庭湖往北可通向巫峡,往南与潇水和湘水远远相连,被贬谪到外地做官的人和不得意的文人学士,大多相会这里,他们观赏景物的感受,能没有不同吗?

在那久雨的季节,细雨蒙蒙,连月不晴,凄冷的风狂叫着,浑浊的波浪直冲半空。太阳和星星的光辉被阴云遮盖住了,山也隐没了形迹。桅杆被风吹倒,船桨被浪打折,商人和旅客不能通行。到了傍晚,暮色昏沉,老虎吼叫,猿猴悲鸣,更加深了恐怖凄惨的气氛。这时登上岳阳楼,便会感到远离京城,思念故乡,担心害怕别人诽谤讥刺,只觉得眼前一片凄凉萧条,感慨横生,不禁悲伤起来。

在那风和日丽的春天,湖面平静如镜,波浪不兴,晴朗的天映照在清澈的湖底,水天一色,一片碧青。沙鸥在湖面飞翔或聚止,鱼儿在水里自由游荡。岸上的芷草和沙洲上的兰花,香气浓郁,枝叶茂盛。有时是烟消雾散,明月普照千里,湖面上金光闪烁,静静的月影倒映在水里,就象一块沉在水底的璧玉。渔民们你唱我和,歌声悠扬,这种乐趣哪有穷尽啊!这时登上岳阳楼,便会心胸开朗,精神愉快,荣宠和屈辱都被置之度外,端起酒杯,迎着清风举杯痛饮,高兴到了极点。

唉!我曾经探求古时候志士仁人的心,有不同于这两种人的表现,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他们不因为自然景物的优美而喜悦,也不因为个人的不幸遭遇而悲伤。在朝廷做官,便为百姓担忧,闲居江湖之上,便为君主忧虑。这样,做官也忧,不做官也忧,那么到什么时候才能高兴呢?他们一定会说:“在天下人忧愁之前,自己先忧愁,在天下人都快乐之后,自己才快乐”吧!唉,除了这样的人,我还能和谁同道呢?写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

赏读

本文就题目看是记事为主的散文,当以叙事写景为主,然而,作者不蹈前人窠臼,而是别开生面,借题发挥,行文中以抒情议论为主,采用了层层铺垫、卒章显志的表现方法。首先开门见山记事,接着转入写景,并带出抒情;后由不同的景生发出不同的情,情景交融;结尾引出议论,揭示了文章中心。真可谓布局谋篇新颖别致,状物言情浑然一体。更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的立意高,作者借描写岳阳楼周围的自然景观,并通过对“迁客骚人”览物之情的分析,深刻地表达了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政治抱负。作者的思想虽然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文中表现出的那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思想,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美德,直到今天仍对我们有着借鉴和教育意义。另外,文章的语言高度凝炼,节奏富于变化,读来声调铿锵,掷地有声,确是一篇情文并茂的佳作。

朋党论——欧阳修

题解

本文写于宋庆历三年(1043),当时欧阳修从滑州召回京城,受命为太常丞知谏院。景祐三年,范仲淹、欧阳修等因议论朝政,倡导改革,被吕夷简诬为“朋党”加以贬逐,自此“朋党”之诬一直延续多年,直接影响了这批有志改革之士的任用。庆历三年,宋仁宗起用范仲淹等推行新政,政敌再次攻击范仲淹等结成了“朋党”,于是欧阳修作此文予以回击。他历数史实,层层对比,说明“朋党”自古有之,关键是要分清“君子之朋党”与“小人之朋党”,对前者要大胆任用,对后者要坚决斥免。这对说服宋仁宗支持范仲淹等推行新政,起了一定作用。

原文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廷,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译文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议论,自古以来就有了。只是希望当国君的要注意辨别是君子还是小人的朋党。

大概君子与君子之间,因为志同道合,所以结为朋党,小人与小人之间,因为利益相关,所以结为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我认为,小人之间没有“朋党”可言,只有君子之间才有。其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小人所爱好的是利禄,所贪恋的是财货。当他们的利益相关时,暂时互相勾结援引所结成的朋党,那是假的。一旦彼此之间见到有利可图时,便会互相争夺;或者已无利可争,交情疏远,便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全。因此,我认为小人没有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那是假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所信守的是道义,所遵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节。以此来进行自身的道德修养,就会志同道合,相得益彰;以此来为国家服务,就会同心同德,同舟共济,自始至终坚持不渝。这就是君子所结成的朋党。所以当国君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虚伪的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正的朋党,那么天下就能治理好了。

在上古尧帝的时代,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结为一党,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结为一党;舜帮助尧斥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进用善良和易的君子朋党,尧的天下才获得大治。直到舜自己作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在朝廷上办事,互相称赞,互相谦让,二十二人结成一党,舜帝都加以信用,天下也获得大治。《尚书》记载说:“纣王有亿万个臣子,便有亿万条心;周朝有三千臣子,只有一条心。”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怀异心,那真说得上是不结党了,然而纣王还是因此亡国。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结为一大朋党,而周武王因此夺得天下。后汉献帝时,将天下所有的名士都囚禁起来,把他们看作党人,等到黄巾造反,汉朝天下大乱,这才后悔醒悟过来,把囚禁的党人都释放了,然而汉朝的灭亡已经无法挽回了。唐朝末年,渐渐兴起朋党之说,到唐昭宗时,把在朝的名士都杀光,或者把他们丢进黄河淹死,说“这些家伙自称‘清流’,这回要把他们投进浊流。”于是唐朝也灭亡了。

前代的国君,能使人人各怀异心,不敢结为朋党的,都不如纣王;能禁止善良的人结为朋党的,都不如汉献帝;能杀害清流之士所结成的朋党的,都不如唐昭宗,但结果却导致亡国。能互相称赞各自的美德,谦让而不猜疑的,都不如虞舜时的二十二位臣子,舜也不猜疑他们,都加以任用。然而后世的人并未讥笑舜被这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弄,而称赞舜是一个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小人。周武王时期,让全国臣子三千人共同结为一个朋党,自古以来,结为朋党又多又大,都不如周,然而周朝却因此而兴盛,正是因为当时善良之士虽多却不嫌其多。

以上前代兴亡治乱的史迹,作国君的可以作为鉴戒。

赏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