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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名书名文精典集锦(20)

古代苍颉造字的时候,他把为自己盘算的叫做私,把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私的相对立,是苍颉早已知道的。现在却认为公私利益相同,是没有明察造成的祸患。那么为个人打算,没有比修养品德、学习文学的办法更好了。品德修养好了就可以被君主信任,被君主信任就可以获得官职;文学学习好了就可以成为明师,成为明师就可以显贵荣耀。这是个人最美满的事了。但是没有功劳却获得官职,没有爵位却显贵荣耀,如此治理政事,国家就一定会混乱,君主的地位也一定会面临危险。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的受奖赏,却又重视仁慈的品德;攻克敌城的受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用坚甲砺兵的办法来防备战祸,却又赞美宽袍大袖的服饰;富国靠农民,御敌靠士卒,却又尊崇研究经典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却去豢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象这样做,想求得国家的太平和强盛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收养儒和游侠,战争到来时却要用甲士,国家给予利益的人,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国家所要用的人,却得不到国家的利益。所以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一天一天地多起来。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指的是忠贞诚信的行为;所说的智,指的是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深奥玄妙的言辞,就是智慧极高的人难以理解。现在为民众制定法令,竟使用连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百姓就没法懂得它。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不会去追求精美的饭食;连粗布短衣都穿得破损不全的人,不会去渴望有刺绣的华丽服装。治理国家大事,如果急切的事情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以从缓的事情就不必忙着去办。现在用来治国的政治措施,那些民间习以为常的事理,或是普通男女都明白易知的道理都一概不用,却去好慕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这种作法跟正确的治国之道是违反的。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不是百姓所需要的。至于尊崇忠贞诚信的行为,就必须尊重诚实不欺的人,其实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使人不搞欺骗的办法。平民百姓相互交往,没有富厚的钱财可以互相利用,也没有权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寻求诚实不欺的人。现在君主处于统治别人的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握掌着重赏严罚的大权,可以处理好用术所洞察到的问题,即使有田常、子罕一类的臣子,也不敢进行欺骗,为什么要期待诚实不欺的人呢?当今忠贞诚信的人很少,而国内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诚信的人那么忠贞诚信的,人数不能满足官职的需要。人数不能满足官职的需要,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人就很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人就多了。所以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在于专一地用法而不追求用智,坚定地用术而不崇尚诚信,这样法治不会败坏,而群臣也不会有奸诈的行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言谈,总是喜欢巧言善辩而不追究它是否正确;用人做事,只是欣赏他的虚名而不责求他的功效。所以天下的人们,那些擅长言谈的都致力于巧言善辩却不切合于实用,所以导致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可是国家的政局仍不能免于混乱。那些所谓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的人,竞相标榜清高,却跟国家提倡的耕战之事背道而驰,所以真正有才能的人便隐居深山,归还君主的俸禄而不愿意接受,致使国家的兵力免不了削弱。国家的兵力不能免于削弱,国家的政治不能免于混乱,这种局面造成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人们所称赞的,君主所尊崇的,都是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国内的百姓都在谈论治国的问题,收藏商鞅、管仲关于法令著述的入几乎每家都有,可是国家却越来越穷,这是因为空谈农耕的人多,而真正种地的人少;国内的百姓都在谈论军事的问题,收藏孙子、吴起兵书的人几乎每家都有,可是国家兵力却越来越弱,这是因为空谈打仗的人多,而真正披甲上阵的人少。所以英明的君主要使民力进行耕战,不听信他们空谈;要奖赏耕战的功劳,坚决制止对国家无用的活动。这样百姓就会竭尽死力来报效君主。耕地用力是很劳苦的,可是百姓中从事农耕的都愿意干,他们说:可以由此富足起来;打仗的事情是很危险的,可是百姓中参军打仗的人都愿意干,他们说:可以由此获得显贵。现在研究文学,熟悉言谈,没有农耕的劳苦却享有富足的实惠,没有征战的危险却获得显贵的尊位,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许多人去从事智辩活动,极少的人从事耕战。从事智辩的人多了,法治就会败坏;从事耕战的人多了,国家就会贫穷。这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所以英明君主的国家,摈弃古代的经典,而以法令做教材;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教师;制止游侠刺客的凶悍活动,而把杀敌立功视为勇敢。所以国内的百姓,那些擅长言谈的人一定要遵循法令讲话,从事劳动的人让他们都回到农业生产中去,逞勇的人让他们全部到军队中去服务。这样太平时期国家十分富足,战争时期兵力也很强盛,这就是统一天下的资本。既积蓄了统一天下的资本,又能利用敌国的弱点,那么超过五帝赶上三王,一定要采用这一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生和游侠在国内胡作非为,纵横家在国外造成自己的声势。他们内外一同作恶,在这种情况下去对付强大的敌人,不是很危险吗?群臣中谈论外交事务的大臣,不是参与了合纵或连横的一党,就是对某国怀有报仇的私心,想借助国家的力量来报复。合纵,就是联合许多弱小的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国;而连横,就是事奉一个强国去攻打许多弱小的国家。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横的大臣们都说:“不事奉大国,遇强敌就要遭殃。”事奉大国一定要有实际行动,那就得献出本国的地图,呈上国君的印玺而俯首请命。献图割地,国土就会缩小;呈上印玺,君主的声望就会降低。国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君主的声望降低政治就要混乱了。事奉大国参与连横,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大臣们都说:“不去援救小国而打击大国,就会失去天下各诸侯国的信任,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国家就危险,君主的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一定要有实际行动,那就得起兵对抗大国。援救小国未必能使小国保存下来,而对抗大国未必没有疏失,有疏失就会被大国制服。出兵作战军队就会吃败仗,退军防守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参与合纵,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却已丧失了国土,让军队吃了败仗。所以,事奉强国,就会让搞连横的人借助国外的势力在国内捞取官职;援救小国,就会让搞合纵的人借助国内的权势在国外得到好处。国家没得到丝毫利益,而那些搞连横、合纵的人却把封地和厚禄捞到手了;君主的地位低下了,而臣子们的地位却高了;国家的土地被削割了,而那些权门豪族却富足了。事情成功了,那些人就靠猎取的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了,那些人就靠获得的财富退职闲居。君主听信了纵横家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了而不予以惩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花言巧语谋取爵禄,而希望在事败之后能侥幸地免祸呢?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虚言浮辞所造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和私的利益,辨别不清正确与错误的言论,并在纵横家事败之后没有坚决执行刑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收效大的可以称王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本国安定。”所谓称王天下,是说能进攻别的国家;保证本国安定,是说不可能被别国攻破。国家强盛,就能进攻别的国家;国家安定,就不可能被别国攻破。国家的安定和强盛不能求助于外交活动,只能从搞好内政中去取得。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在外交活动上花费脑筋,那是达不到国家的安定强盛的目的的。

民间有句谚语:“衣袖长便于跳舞,本钱多好做买卖。”这是说条件多事情就容易取得成功。所以如果国家安定强盛,就为他出主意;国家衰弱混乱,就很难替他想办法。所以为秦国出计谋,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为燕国出计谋,即使改变一次也很少成功。这不是说替秦国出计谋的人一定聪明,替燕国出计谋的人一定愚蠢,而是因为两国“治”和“乱”的条件不同。所以周背离秦国搞合纵,只一年工夫就被秦国攻陷了;卫背离魏搞连横,半年工夫就被魏国灭亡。这就是说西周是由于合纵而毁灭,卫国是由于连横而覆亡。假使周、卫两国不急于实施合纵和连衡的计划,而将他们国内的政治严加整顿,彰明法律禁令,坚定地实行赏罚,充分利用地力来增加积累,让他们的百姓拼死坚守城池,天下各国即使夺得了他们的土地也只能捞得不多的好处,而进攻他们却会伤亡很大,那么,就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强国也不敢在这样的坚城之下把自己拖垮,而让别的强敌趁着自己的疲惫来整治自己,只有这才是使国家绝对不会灭亡的方法,丢掉使国家绝对不会灭亡的方法,而去干势必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错误。在外交上无计可施,在内政上造成政治的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便不可挽救了。

人们的通常的打算,都是追求安全和利益而避开危险和困苦。现在让他们去作战,前进就会被敌人杀死,后退又要受军法的惩处,那他可够危险的。抛弃了个人的家事,坚决去承受作战的穷苦,家庭有困难上面也不过问,那他家可够困苦的。面临困苦和危险的处境,百姓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就去事奉私门贵族,这样就具备了免除兵役的条件,免除兵役的条件具备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就可以保证安全。用钱财进行贿赂并去投靠当权者,就可以使自己要求得到满足,要求得到满足了,就能保证自身安全。保证自身安全是明摆在那里的利益,怎能不追求呢?这样,为君主服务的就少了。而为权臣服务的人就多了。

英明君主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闲的人尽量减少,而且使他们名位卑贱,因为从事农耕的人太少而经营工商业的太多了。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请托的风气很盛行,这样官爵就可以买到;官爵可以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卑贱了。投机倒把的商业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奸商搜刮到的财富超过农民收入的几倍,获得的尊位又超过从事耕战的人,这样光明正直的人就会减少,而从事工商的人就会增多。

所以造成国家混乱的社会风气是:那些学者,称颂先王之道借重仁义进行说教,讲究仪表服饰而又修饰言辞,用来扰乱当代的法治,惑乱君主实行法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虚构事实说谎弄假,借助于别国的力量,来谋求个人的私利,却把国家的利益抛在一边。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用来显扬他们的名声,而违犯国家的禁令。那些逃兵役的人,聚集在权臣贵族门下,大行贿赂,依仗权贵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的器物,聚集一些不细不好的布帛米粟等生活必需品,囤积起来待机出售,来谋取农民的利益。这五种人,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象蛀虫一样的人,不收养光明正大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残破覆亡的国家,地削国灭的朝廷,也是不足为怪了。

赏读

本文洋洋洒洒五千余言,根据古今社会变迁的实际情况,论述政治的合理性,指责当时的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依附贵族的人)、工商者是无益于耕战而有害于社会的五种蛀虫,应把它们除掉。从而表现作者重视耕战(农业和军队),除五蠹的思想。文章纵谈古今,善于用浅近的事物来阐述深刻的道理,逻辑谨严,分析透彻,笔锋犀利,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战斗性。特别是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在痛斥“五蠹”的同时,还抨击了时政,并从正面提出了重文尚武、以法治国的主张,是十分可贵的。但是,韩非把少数“圣人”的功绩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广大人民说成是屈服于权势的顺从者,这是不正确的,具有一定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读者阅读时应予注意。

难一——《韩非子》

题解

本文节选自《韩非子·难一》。原文分九段,辩驳九个问题。这是节选的是第二段。文章通过对舜“以德化民”的分析,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揭露了儒家关于尧舜传说的矛盾,指出所谓德政主张的迂阔难行;进而宣传其“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说明它是优越可行的治国之道。

原文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

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尧安在?”其人曰:“尧为天子。”“然则仲尼之圣尧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降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盾之说也。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奚待期年?舜犹不以此说尧令从己,乃躬亲,不亦无术乎?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矫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

译文

历山之下的农夫常越过自己的田界侵占别人的田地,舜就去那里耕田,经过一年的时间互相侵占田地的问题就被纠正了。黄河边上的渔夫争夺捕鱼场所,舜就去那里捕鱼,经过一年的时间就使那里的渔夫把好的场所让给年长者。东方部落中制陶器的人烧制的陶器粗劣不坚实,舜就去那里烧制陶器,经过一年的时间烧制出的陶器就坚固耐用了。孔子感叹地说:“耕田、捕鱼和制陶,本不是舜的职责,舜去干这些事,是为了挽救败坏的社会风气。舜的确是有仁德的人啊!居然亲身去做那些劳苦的工作,因此,民众都依顺他。所以说:圣人的德行能感化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