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文帝出行，浩浩荡荡的队伍刚走到中渭桥。从桥下蹿出一个人来，一见是皇帝的车辇，吓得晕头转向。差一点撞到马身上。马受惊，车错了辙。车里的文帝吓了一跳，好不容易有人制服了那匹受惊之马。
文帝很生气，问道：“谁这么大的胆子，敢惊驾？”
廷尉张释之道：“送去审理！”
经审查，那个人是由于害怕才惊了驾，张释之按照条例罚了他四两纹银。
张释之把案情一说，文帝大怒：“惊了驾，你却只罚他四两！”
张释之连忙磕头，说道：“陛下息怒，法律是为天下人制定的，您也不能例外，如果因为触犯了您的利益而改变法律，是不会得人心的。陛下，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文帝想了一会儿，气也消了，说道：“就依你说的去做吧！”
到了宫中，文帝又召见张释之，问张释之如何治国。
张释之答道：“陛下，大秦朝奢侈浪费，穷兵黩武，严刑峻法，最后农民忍无可忍，起兵反抗，推翻了暴秦的统治。秦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做皇帝是为了自己纵情享乐，而不是先考虑民众，使百姓安居乐业。陛下治国也要以民为本，先民后己，而且不能堵塞言路，应鼓励臣民发表意见，如果意见提得对，就采纳，不对的不听就行了，也不要追究责任。”
文帝听了非常高兴，说道：“我有廷尉张释之，必得天下人心。”
文帝非常注重节俭，而且从自己做起。有一次他打算修一座露台，便找来工匠，问他们需要花费多少钱。工匠如实回答，说需要百金。文帝听了之后，便自言自语道：“百金是10户中等人家的资产啊！我不能因为自己一时享乐，就如此劳民伤财！”于是他下令取消修露台的计划。
文帝在修建陵墓时，没有动用大量农夫，也没有用许多金银珠宝陪葬。他临死之时说道：“天下万物有生就有死，这是自然规律，不必悲伤。丧事要一切从简，陪葬品不要用金银珠宝，用陶器即可！”
文帝在位23年，没有新建宫殿苑囿，而是把节省下来的钱财用来照顾老人和孤儿。
文帝的一系列措施使国势不断增强，历史上把他与后来的景帝执政的时期一起称为“文景之治”。
周亚夫治军有方
汉文帝即位以后，有人诬告绛侯周勃造反。文帝大怒，将周勃抓入大牢。有狱卒在文牍的背面写上“以公主为证”字样，点拨周勃，周勃终于醒悟。原来，周勃的大儿媳是文帝之女，位居公主之位。于是，周勃长子周胜之只得跪求公主。
公主哀求祖母薄太后。薄太后是个明白人，对文帝说：“当年周勃手握玉玺、统率北军之时，仍然立你为帝。如今身居小县，无兵无权，岂能造反？”文帝听从母亲之言，不再追究此案。结果周勃因无罪而被释。
公元前158年，匈奴的军臣单于率领六万军队，侵扰上郡（治所在今陕西榆林东南）和云中（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杀了不少士兵、百姓。
汉文帝非常着急，组织一支军队，然后兵分三路抵挡。为了保障京城的安全，文帝命令三支军队在长安近郊防守：刘礼驻扎在灞上，徐厉驻扎在棘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周勃之子、条侯周亚夫驻扎在细柳（今咸阳市西南）。
一日，汉文帝觉得士兵太辛苦了，就亲自去军营慰劳他们。他先到灞上，将军刘礼在门外接驾。文帝的御驾进入大营，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人敢阻拦。汉文帝对将士们好言抚慰一阵，就带人离去。将士们兴高采烈地欢送。汉文帝来到棘门，营中官兵也是同样地对待他。
汉文帝一行又来到细柳军营。细柳营的将士们可跟前两座军营不同，他们身上的甲胄非常整齐，弓上弦，刀出鞘，仿佛敌人马上就要到了。
文帝的随行官员来到营门外，可营门并不打开，士兵们不让他进去。随行官员说：“你们这些人太不懂事了。皇上马上就要来到，你们还不赶紧接驾？”守营士兵说：“我们可不曾听说皇帝来到此地。现在将军没有下达打开营门的命令，我们若私自开门，可有杀头的大罪。”文帝亲自来到营前，士兵们仍然不肯开门。
汉文帝没有办法，只得派使者带着符节进营见周亚夫，说皇上要来慰劳营中的将士。周亚夫见了符节，赶紧命人打开营门，让皇帝的车驾进入军营。
文帝的人马刚进营门，守营的军官对皇帝的随从官员说：“我家将军曾有命令，军营中任何车马不许奔驰。”汉文帝慌忙说道：“赶紧放松缰绳，缓慢前进。”文帝到了中军大营，才见到周亚夫。
周亚夫顶盔戴甲，威风凛凛地站在汉文帝面前，拱手施礼道：“臣穿着盔甲，不能向君王下拜，请让臣以军中之礼对待陛下。”
汉文帝毫无怪罪之意，用手扶着车前的横木，向周亚夫表示答礼。汉文帝派人向全军抚慰，又将美酒赏赐将士。天子完成慰问仪式后，与周亚夫告别：“寡人此次来到细柳，只为抚慰将士，别无他意。条侯不必挂心，还是管理部队要紧。”汉文帝的车驾出了军营，缓缓离去。
在回转长安的路上，随从官员们说：“这个周亚夫，太不像话了！他自恃其父有功于国，竟然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如此傲慢。皇上，您回京后，可不能饶了他！”
汉文帝却说：“你们真是糊涂，周亚夫才是真正的将军啊！灞上和棘门的将士们，在营中驻守如同儿戏，如果对他们实施突然袭击，他们必然沦为俘虏。而周亚夫治军严谨，军纪严明。敌人怎敢侵犯他啊！”
没过多久，汉文帝就提升周亚夫，让他管理皇宫和京城的军队。
吴楚七国之乱
汉文帝死后，其子刘启继位，就是汉景帝。汉景帝非常信任大臣晁错，封他为御史大夫。晁错非常聪明，景帝对他言听计从，人们都称晁错为“智囊”。当时，国内的许多同姓诸侯发展起来了，他们不肯接受天子的约束，俨然成为独立王国。
晁错给汉景帝上了一道《削藩策》，文章写道：
“陛下做太子时，曾因下棋争执而打死了吴太子，吴王刘濞（音bì）因此怀恨在心，不来朝见天子。吴王挖掘铜矿铸钱，煮海水取盐，整天招兵买马，扩充军队。您如果不早点削减诸侯国的土地，总有一天会出现大祸。
“有人认为，削减诸侯的封地，他们就会兴兵造反，岂不是国家之祸？那时候天子将如何对待？这话确有几分道理。可是，各路诸侯兵强马壮，早就打定了造反的主意。你削藩，他们要反，不削藩他们也要反。早一点削藩，危害会小一些，晚一点削藩，危害就大一些。”
汉景帝听从了晁错的意见。他借口楚王刘戊不孝，在薄太后去世时仍大摆宴席，削去了楚国的东海郡。另外，又将赵王的一个郡、胶西王的六个县、吴王的两个郡削去。晁错的父亲跑到京城，当着晁错的面骂道：“你硬要疏远人家骨肉，削诸侯土地，实在是太招人恨了。”
晁错说：“我为了巩固汉室江山，只能如此。”晁错的老父亲伤心地说：“这一下子，刘氏倒是安定了，我们晁氏可危险了！”他回到老家，悬梁自尽。
吴王刘濞听说要削他的两个郡，非常生气，就写信给二十多个诸侯王，说道：“奸臣晁错迷惑皇上，要削减咱们的地盘，这对汉室天下非常不利。咱们必须起来造反，迫使皇帝把晁错杀掉。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咱们的利益。”
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楚王、胶西王、赵王、济南王、淄川王、胶东王起兵响应。这场叛乱被人们称为“吴楚七国之乱”。
叛军一路攻城略地，连连得胜。汉景帝非常害怕，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嘱咐：国家如果发生变乱，就用周亚夫为将。他召来周亚夫，拜他为太尉，命他率领三十六员猛将，以及大批兵马，抵挡七国之兵。
大军离开京师后，大臣袁盎对景帝说：“现在七国起兵造反，并无夺取江山之意，而是意在‘清君侧’，即除掉天子身边的小人晁错。陛下若杀掉晁错，则七国之兵不战自退。”
在此之前，晁错曾劝汉景帝御驾亲征，由自己镇守京城，引起了景帝的反感。在这种情况下，景帝听了袁盎的话，便有了斩晁错之意。他说道：“若能使七国退兵，朕又何惜一人！”
在汉景帝与袁盎谈话之后，丞相陶青等人又联名上奏章，劝景帝杀晁错以谢天下。景帝为了平息叛乱，将晁错本人以及一家老小腰斩于市。然后，汉景帝又派袁盎去见吴王，劝他退兵。
袁盎到了吴国大营，却被吴王扣留，多亏有人相救，才逃出虎口。再说周亚夫，他听从赵涉之计，从武关进兵。由于大大出乎吴王的意料，所以行军速度很快。
周亚夫将吴楚联军的粮道截断，并在昌邑城南建筑坚固的工事，阻止吴楚联军继续北进。吴军见难以北进，就转而攻打睢阳。睢阳守将是景帝之弟梁王刘武，可周亚夫不去救援，他说：“我一定要等到吴、楚粮尽，才对他们进行致命一击。现在援梁，只能浪费兵力。”
吴楚联军在睢阳打了两个月，终于断粮，士兵饿得受不了，纷纷逃散。周亚夫这才攻打叛军。吴楚联军连吃败仗，楚王自尽，吴王率领几千人马渡过长江，来到丹徒（今江苏省丹徒县）。
周亚夫以千金之赏，要吴王之命。东越人不想得罪汉朝，杀死吴王，将首级献给周亚夫。吴、楚既已失败，各国军队失去斗志，都被周亚夫消灭。七国之乱被平定后，老百姓的生活又恢复了安宁。
文帝、景帝时期，国家安定，富足，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那时候，钱库里的钱数不胜数，穿钱的绳子都烂了。粮仓里的粮食多得露到外面来，有的粮食已经霉烂。人们称这一时期为“文景之治”。
独尊儒术
汉景帝死后，其子刘彻即位，就是汉武帝。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写了一道诏书，命令各郡县推荐贤良方正、直言进谏的人才。不久，各地推荐的“人才”来到长安。
汉武帝对这些才子提出问题，进行“策问”。可是交上来的答卷却大都平淡无奇，只有广川（今河北景县西南）儒生董仲舒的卷子见解独特，堪称一时之冠。汉武帝生怕自己遗漏人才，就在大殿召见众才子，进行口试。众多才子尽管高谈阔论，但所说的观点不过是老生常谈。而汉武帝通过董仲舒的言谈，又发现他学问广博，措辞文雅，决非一般才子可比。
主持策问的丞相卫绾对汉武帝说：“这些读书人表面看起来好像很有才华，其实都不怎么样。在回答问题时，他们大谈特谈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的道理，这些观点对国家没有好处，只会造成混乱。先帝爷在世的时候，这些书呆子到各诸侯国中游说，混淆视听，终于酿成七国之乱。现在您一定不能相信他们。”
汉武帝也觉得大多数才子并无可取之处，就一个也不录用。
不久，汉武帝又召集各地人才，进行了第二次策问。答题的各地才子中，又有董仲舒。汉武帝问道：“自古以来，曾出现了很多明王圣主，也出现了不少昏君暴君。尧、舜、禹统治的时候，百姓安乐，很少有人触犯刑律。而桀、纣之时，天下大乱，万民受苦。朕自继位以来，就想效法尧、舜，做一个明君。你们能不能根据古往今来的历史，找出一条兴邦之道来呢？”
董仲舒在试卷中写道：“臣是儒家弟子，深信孔夫子的学说。孔子修订《春秋》，弘扬‘大一统’的学说，很多人读了都很服气。统一是天地之间的常理，为什么不加以提倡呢？可是现在的人们都提倡百家之说，到处流传着互相矛盾、莫衷一是的思想。这使得官员不能令行禁止，百姓也不知怎样做方合天子心意。臣以为若想国泰民安，必须统一思想，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凡与儒家学说不同的观点，一概视为邪说，将它们全部禁绝，不许百姓谈论。大力提倡儒家理论，使孔夫子的学说深入人心，让百姓变得忠于天子，通晓仁义。这样治国，必能取消思想分歧，使官员的命令更加明确，使百姓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汉武帝雄心勃勃，觉得七国之乱是由于权力太分散，如果巩固中央集权，就会消除国内的战乱。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对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非常有益，所以令汉武帝非常满意。
于是，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的意见，将儒家以外的所有学说都加以限制。这一下，皇家法度的尊严得到维护，帝王的权力更为集中。为了按照儒家学说培养治国之才，汉武帝还听从董仲舒的意见，在京城设立太学，系统地传授儒家经典。
汉武帝认为董仲舒是难得的人才，还想重用他。可是，汉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崇信道家学说，不喜欢儒生。汉武帝只得封董仲舒为江都相，让他辅佐皇兄江都王刘非。
江都王自恃皇帝的宠信，一向骄横浮躁。董仲舒到了江都，就对他宣讲儒家的忠孝仁义，指出他的不良作风。董仲舒还说：“孔夫子的门人不喜欢谈齐桓公等五霸之君，因为这五位霸主喜欢使用权谋，把仁义看得一文不值。虽然五霸都是贤明之君，但若与夏禹、商汤、周文王相比，犹如石头比美玉。”
江都王接受了董仲舒的教导，愿意躬行仁义。后来，江都王的行为收敛了许多，并且更加尊重董仲舒的意见。
张骞通西域
汉武帝即位之初，有一些匈奴人投降汉朝。他们说，西域（今新疆和新疆以西一带）各国对匈奴十分不满，有一个大月氏（音zhī）国曾和匈奴发生战争，失败后西迁。
汉武帝想联合大月氏国抵抗匈奴，就下了一道诏书，征集去西域的勇士。郎中张骞自告奋勇，愿意去月氏国出使，有个匈奴人堂邑父也愿做他的助手。后来又有一百多名勇士应征。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封张骞为汉朝使节，堂邑父为翻译，让他二人带领一百壮士到西域去。
要想到西域去，河西走廊是必经之地，可是当时匈奴人已经控制了河西走廊。所以张骞等人刚走出陇西，就遇上匈奴军队，被他们活擒。匈奴的军臣单于把张骞扣留起来，还将一个匈奴女子许配他为妻，想瓦解他的意志。
张骞在匈奴待了十年，学会了匈奴语言，适应了匈奴习俗，并和匈奴妻子生下一个女儿。但家庭生活不能使张骞忘记国家使命。一天，监视他的人松懈了，张骞与堂邑父几个人趁机离开匈奴，往西逃去。
他们走了一段路，进入一片大沙漠。在沙漠里既没有食物又缺少水源，张骞等人又渴又饿。他们走了十几天，终于发现了一个有水、有草的绿洲。张骞看到绿洲中有飞鸟和野兽，就告诉堂邑父。堂邑父的箭法很高，猎取了很多鸟兽，由于没有火，大家就生吃鸟兽之肉，总算填饱了肚子。
他们出了沙漠，翻过葱岭，终于来到西域的大宛国（位于中亚细亚）。这里风景优美，人们的鼻梁很高，眼睛是蓝色的，男人都留着大胡子。
大宛国王听说了张骞一路上的经历，非常尊敬他，不但赠送他良马，还派向导带他去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让他由康居去大月氏。
张骞从康居到达大月氏，才见到了那里的女王。原来，大月氏与匈奴曾经打了几仗，军臣单于非常残暴，把大月氏王杀了，将他的头骨制成酒杯。大月氏人向西迁徙，来到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又立了新王。
张骞对大月氏女王说：“我国不甘心受匈奴的欺负，而贵国与匈奴又有深仇巨恨，我们两国为何不联合起来，共同讨伐匈奴？”大月氏国王说：“我是个女流之辈，遇到国事总要和群臣商议。你说的事情太重大，让我们君臣商量好了再给你答复。”
张骞在大月氏待了一年，大月氏君臣仍然没有给他答复。原来，大月氏人已经适应了大夏的环境，不想重返家园了。而他们与匈奴的仇恨，也因时间的推移而淡忘。张骞见他们没有报仇之心，就琢磨回汉朝的路。有人告诉他，绕道青海，从羌人居住区经过，也能回到汉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