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当他在历山时，每天吃粗劣的饭食，干辛苦的农活儿，毫不抱怨，也没有锦衣玉食的向往，好像一辈子就应该过这样生活似的。后来，舜做了天子，锦衣玉食，鼓琴为乐，还有尧的两个女儿在旁服侍，却没有丝毫的骄傲，仍只是平平常常，就好像本来就有这些享受似的。因为圣人的本分已经固定，不以贫贱而有慕于外，也不以富贵而有动于中。（请参看《尽心上》第六章）
仁义礼智根植在每个人的性体中，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就因为他能不断地加强修养，使仁义礼智这些美德不丢失。这样，这些美德在他的外貌、神色及言行中就会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原文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
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
译文
孟子说：“伯夷躲避殷纣王，住在北海海边，听说文王兴起来了，就说：‘何不回到西伯那里去呢！我听说他是善于养老人的。’姜太公躲避殷纣王，住在东海海边，听说文王兴起来了，就说：‘何不回到西伯那里去呢！我听说他是善于养老人的。’天下有人善于养护老人的，那仁人就把他作为自己的依靠了。
五亩大的宅院中，在墙边种上桑树，妇女养蚕缫丝，老年人就足以穿上丝织的衣物了。养五只母鸡，二只母猪，使它们适时繁殖，老年人就足以有肉吃了。百亩的田地，男子去耕种，八口之家就足以不挨饿了。所谓西伯善于养老，就是他规定了每家应有的土地和宅院，教给百姓如何种桑和畜养家畜，教导他们的老婆孩子去奉养老人。五十岁的老人，不穿丝绵的棉衣就不暖和，七十岁的老人，不吃肉就吃不饱。穿不暖吃不饱，就叫做挨饿受冻。文王的百姓，没有挨饿受冻的老人，就是这个意思。”
解读
孟子主张推行仁政，实行王道。他举出理想的君主——周文王，由于他善于养老人，所以天下归心。周文王如何善于养老人呢？他不是采取由国家拨款建立敬老院的方式，由国家把这任务担起来，而是建立了一套制度，使百姓能够奉养自己的老人。那制度就是“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
周文王的办法就是孟子最为理想的办法。在周文王的时代，是否真的实行了这套办法，尚待研究。在孟子时代已经是盛行土地兼并私有，孟子的想法只是一种理想罢了。
原文
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译文
孟子说：“把地种好，减轻税收，可以使百姓富足。按时食用，依礼消费，教民节俭，财物是用不尽的。百姓没有水、火就不能生存，黄昏夜晚敲开别人的门来求水、火的，没有不给的，为什么呢？因为水、火都非常富足。圣人治理天下，要使粮食像水、火那么充足。粮食像水、火那么充足，百姓哪有不仁爱的呢？”
解读
“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礼义出于富足，孔子、孟子一直以使老百姓过上富裕的生活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有一次，冉求陪着孔子去卫国，孔子看到卫国的人口多，十分高兴。冉求就问：“人口这么多，为政者首先应该抓什么工作？”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求又问：“百姓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孔子说：“教育他们。”（《论语·子路》第九章）
本章孟子提出了自己的富民政策：“易其田畴，薄其税敛。”他相信，百姓粮食富足了就会变得仁爱。孟子说得有道理，但不如孔子的“富而后教”更切实可行。
原文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译文
孟子说：“孔子登上东山，就觉得鲁国小了；登上泰山，就觉得天下都小了。所以，对于看过大海的人，别的水再大也难于吸引他了；对于曾在圣人之门学习过的人，其他议论再玄妙也难于吸引他了。观察水有办法，一定要看它的波澜。太阳月亮有光辉，小小的缝隙也一定照到。流水这个东西，不把它流经的洼地注满，就不再向前进。君子的有志于道，不取得一定的成就，不能说是达到目的了。”
解读
本章孟子用了许多比喻来赞扬圣人之道至大，鼓励志于道的君子要志向更高远，要向圣人——孔子学习；其次，学业一定要取得成就，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能浅尝辄止，更不能半途而废。
原文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与蹠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译文
孟子说：“鸡一叫就起床，努力行善的人，是舜一类的人；鸡一叫就起床，努力求利的人，是盗跖一类的人。想了解舜和盗跖的分别，没有别的，利和善的不同罢了。”
解读
从《论语》中可知，孔子一再强调义利之辨，如“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第十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第十六章）、“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宪问》第十二章）等。孟子也同样强调义利之辨，不过孟子常常是“仁义”并称。本章是将善与利对比，实质上也是义与利的对比。孔子把好利者说成是小人，其中也包括百姓，而孟子在本章却把好利者直接斥为盗跖了。
原文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译文
孟子说：“杨子主张为我，拔一根汗毛而有利于天下，都不肯干。墨子主张兼爱，摩秃头顶，走破脚跟，只要能有利于天下，也去干。子莫主张守中，守中就近于道了。但是守中而不会变通，就和‘执一’一样。所以要憎恶‘执一’，因为他危害仁义之道，只抓住一点，把其余的都废弃了。”
解读
本章是主张道之所贵者，在“中”，“中”之所贵者在“权”。孟子在《滕文公章句下》第九章，已经对杨朱、墨翟的学说作了深刻的批判，本章又提出杨、墨的偏颇而赞扬子莫的“执中”。不过孟子在这里强调执中固然近于道，但必须有“权”，即因时制宜，如果不懂变通，就和“执一”一样，与杨、墨没有区别了。
原文
孟子曰：“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
译文
孟子说：“饥饿的人，感到食物都是香甜的；干渴的人，感到饮料都是香甜的。这是因为他没能知道饮料食品的正常滋味，是饥饿干渴害的。岂止是口腹有饥饿干渴的损害吗？人心也有这种损害。如果人们注意培养心志，不使心遭受口腹那样的饥饿干渴，那就不至于以赶不上别人为忧虑了。”
解读
前一章提出杨朱、墨翟思想的偏颇，再前一章对比了善与利的不同。可是，人们有的就信了杨、墨的偏颇思想，有的人就趋利而不向善，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认为这是由于人们的思想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滋养，处于严重的饥饿状态，所以饥不择食，渴不择饮，而误入歧途。孟子在这里用了人人都有的饮食经验作比喻。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是知道什么东西好吃、什么饮料好喝的，但饿急了，渴急了，就顾不上好吃不好吃、好喝不好喝，而什么都吃、什么都喝了。人心也是一样，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没有生存威胁时，凡人都愿意真挚诚实，愿意去关怀他人的。也就是说，他心中仁义的本性是自然流露的，但如果在非常之时，人的信仰迷失，那就像“饿急了，渴急了”，也同样会不加选择地信仰一些错误的东西，如信仰邪教，或者困在私利的小圈子里，跳不出来。
如果我们的心受到良好的教育，使它保持本有的善良，就不会以不及人为忧了，就能跳出个人私利的小圈子。
原文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译文
孟子说：“柳下惠不会为了做高官而放弃自己的操守。”
解读
在《公孙丑章句上》第九章、《万章章句下》第一章以及《告子章句下》第一章，都提到了孟子对柳下惠的作风的评价，说他“不恭”，但又肯定他是“圣之和者”，是一位“行仁者”。清刘逢禄在《论语述何》中说，鲁国在孔子之前称得上圣人和仁人的，只有柳下惠一人。在本章孟子十分赞赏柳下惠的操守。他不会为了做高官而放弃自己的操守。柳下惠为人处事太直是远近闻名的。当时有人劝他离开鲁国，换换环境也许能好一些，他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论语·微子》第二章）他清醒地知道自己三黜的原因，却始终保持自己正直的本色。
原文
孟子曰：“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译文
孟子说：“做一件事情就像挖井一样，挖了七丈多深还不见泉水，仍然是一口废井。”
解读
孟子以挖井为喻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始有终，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其功夫才算用到家而有价值。人的修养也应像掘井一样，必须见出成效才行。在本篇第二十四章，孟子曾以日月、流水作比喻，告诉君子说：“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意思是一样的。
当然人们不禁要问：人格修养究竞要到什么地方才算“及于泉”呢？其实就一件事情说，可以有完成的一天，而人格的修养，是永远没有达到完美的一天的，我们应该终生不懈地做下去。即所谓“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否则，一时怠惰，就要成为“不仁”。对这一点如果想不通，那你就不会进步。
原文
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
译文
孟子说：“尧、舜的行仁义，是出自人性的自然表现。商汤王和周武王的行仁义，是通过身体力行而后有成。春秋五霸的行仁义，是假借仁义之名，行霸道之实。但是，长期假借仁义的名号，总不回归仁义的真实，他又怎能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仁义的人呢？”
解读
尧舜禅让，发自人性而自然中道，其心不违仁，故云“性之”。商汤王、周武王的革命，是身体力行，顺应天人，以天下为重的仁义之举，故云“身之”。齐桓、晋文等春秋五霸，征伐出自诸侯，是非正义的，但他们打着尊王的旗号，似是仁义，但却是假的，故云“假之”。长期假借仁义，执迷妄为，良知本心就难以再现，就不能察觉久假不归的错误了。
不仅五霸如此，后世许多朝代的创业者，开始还知道假借仁义，打着为民起义的口号，但创业成功后，时间长了，谁又能真的回到仁义，真的为人民办事呢？
对于“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一句，有不同的讲法。常见的是：“借得长久了，总不归还，你又怎能知道他不弄假成真］，终于变成他自己的呢？”（杨伯俊《孟子译注》）从字面看，似乎讲得通，但实际上，一个霸主是不可能真的再回到仁义的。学习本章可参看《告子章句下》第七章。
原文
公孙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
译文
公孙丑说：“伊尹说：‘我不愿意亲近违背义理的人。’把太甲放逐到桐邑，百姓都非常高兴。太甲变好了，又叫他回来做国君，百姓也非常高兴。贤人作为人臣，他的君王不好，就可以放逐吗？”
孟子说：“有伊尹那样的心志，就可以；没有伊尹那样的心志，就是篡位了。”
解读
伊尹放逐太甲，是臣放逐君，孟子却十分赞成，这引起弟子公孙丑的不解，因而提出问题：“贤者之为人臣，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孟子没有说“可”或“不可”，而是说：“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
孔子主张：“君君，臣臣”（《论语·颜渊》第十一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第十九章）。孟子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滕文公章句上》第四章）。二千多年来，这些主张是那些忠贞之臣和暴君、昏君斗争的重要武器。
孟子还通过历史上的一些特殊事件，谈了对君臣关系的看法。他不赞成臣杀君，但时杀纣王这样的暴君是赞成的。当齐宣王问他“臣弑其君，可乎”时，他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章句下》第八章）
以臣放逐国君，在旧社会也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而孟子的态度是只要大臣像伊尹那样，是出于为国家的前途考虑，而不是出于私心，臣放逐国王是可以的。从中可以看出，孟子很好地继承了孔子对君臣关系的主张。
原文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译文
公孙丑说：“《诗经》说‘不白吃饭呀’。可是君子不下地耕田也吃饭，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君子住在一个国家里，国君任用了他，国君就会平安、富足、尊贵而有名誉；少年子弟信从他，就会孝父母、敬兄长，忠心而守信用。‘不白吃饭’的那些人，有谁比这贡献更大呢？”
解读
“君子不耕而食”，在战国时代有些人是有意见的。公孙丑也不太理解，所以来请教老师，他还引用了《诗经·魏风·伐檀》中的话。孟子举出一个君子在国家和社会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来回答了公孙丑。
这里孟子说的“君子”，不是一般的君子，而是指像他自己这样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的人。
公孙丑引用的“不素餐兮”，在《伐檀》诗里是讽刺那些不劳而食的“君子”（地主老财）的。在先秦引用《诗经》的诗句，常常并不遵照原来的诗意。
原文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
曰：“何谓尚志？”
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译文
王子垫问道：“士应该干什么？”
孟子说：“士要使自己的志行高尚。”
王子垫说：“怎样才算使自己的志行高尚？”
孟子说：“奉行仁义就是了。杀一个无罪的人，就不是仁。不是自己的东西据为己有，就不是义。所居之处在哪里？在仁；所走之路在哪里？在义。居住于仁，行走于义，大人应该做的事就齐全了。”
解读
王子垫看到在上的公卿大夫和在下的士农工商都有事做，而士处于二者之间却无所事事，所以向孟子提出问题：“士何事？”孟子回答是：士虽然暂时没有明显具体的事在做，但他们也不应闲着，他们要从事内心的修养，以为将来从事政治工作预做准备。这修养就是“尚志”。“尚志”是什么意思？说起来有很多内容，把它概括起来说，就是奉行仁义。什么是仁义呢？这也是一个高深的问题，孟子说的却十分简明易懂。他说：“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认为一个士人只要能做到“居仁行义”，将来担任什么高难的职位都会游刃有余了。
所以，士虽然一时像是闲着无所事，但他的“尚志”工作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孟子的话，对今天的知识分子仍很有意义。
原文
孟子曰：“仲子，不义与之齐国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箪食豆羹之义也。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