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胡适留学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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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 民国五年(1916)四月十八日至七月廿一日(4)

(2)为什么武力未占上风?其原因在于它只是被白白浪费掉了。武力使用只是为自己树了一大帮结为死仇的敌手。在现今的体制下,武力与武力相对抗,并在相互对抗中遭到消灭,从而毫无用处地白白浪费。

(3)为使武力得以占上风,必须组织起来进行调整,将其引向某个共同的目标。

(4)合法政府是将武力组织起来的一个例证。

(5)武力之组织避免了浪费,并取得成效。

(6)把各国武力组织起来,强制推行国际间的法律和和平。

Ⅲ.计划的一些细节。

二六、记第二次国际关系讨论会

(七月十三日追记)

余之往克利弗兰城,为赴第二次国际关系讨论会(ConferenceonInternationalRelations)(第一次绮色佳,余曾详记之,见卷十第五则)。今年到会者约九十余人。所讨论问题,有以下诸题:

(一)门罗主义--G.H.Blakeslee

(二)强迫的军事教育

(三)海牙平和会之今昔

(四)财政的帝国主义(FinancialImperialism)

--FredericC.Howe

(五)“维持和平同盟会”(ALeaguetoEnforcePeace)

(六)“中立”--LouisS.Gannett

(七)报纸与战争

(八)国际高等法庭

(九)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Prof.EdwardB.Krehliel

(十)日本之亚洲政策--T.Iyenaga

(十一)“门户开放”政策--胡适、郑莱

(十二)墨西哥--LuisBosero

会中人物颇觉寥寥。到会者代表此邦四十馀大学,然殊无出色之人才。惟哈佛之LouisS.Gannett超然不群,足称人才,他日所成未可限量。来宾中比国上议院议员拉方田(SenatorHenriLaFontaine)诚恳动人,蔼然可亲,有德之士也。其次则PaulU.Kellogg,Prof.G.H.Blakeslee,Prof.ManlyO.Hudson,Dr.GeorgeW.Nasmyth,Dr.JohnMez,皆其中人物也。所延演说之来宾以Fred.C.Howe及LuisBosero两人为最佳,馀皆敷衍耳。人才之难得,随地皆如此,可叹可叹。去年之会有安吉尔先生(NormanAngell),今年安吉尔已归英伦,不能赴会,遂令此会减色不少。

此会始于六月廿一日。终于七月一日。余留绮城至廿五日始到会,七月一日离克利弗兰。二日过绮城,小住半日。夜以车归纽约,明晨到。计出门共十九日。

二七、觐庄对余新文学主张之非难

(七月十三日追记)

再过绮色佳时,觐庄亦在,遂谈及“造新文学”事。觐庄大攻我“活文学”之说。细析其议论,乃全无真知灼见,似仍是前此少年使气之梅觐庄耳。

觐庄治文学有一大病:则喜读文学批评家之言,而未能多读所批评之文学家原着是也。此如道听途说,拾人牙慧,终无大成矣。此次与觐庄谈,即以直告之,甚望其能改也。

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吾又以为文学不当与人事全无关系。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此说宜从其极广义言之,如《水浒》,如《儒林外史》,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如今之易卜生(Ibsen)、萧伯纳(Shaw)、梅脱林(Maeterlinck),皆吾所谓“有功世道人心”之文学也。若从其狭义言之,则语必称孔孟,人必学忠臣孝子,此乃高头讲章之流,文学云乎哉?)

觐庄大攻此说,以为Utilitarian(功利主义),又以为偷得Tolstoi(托尔斯泰)之绪馀;以为此等十九世纪之旧说,久为今人所弃置。

余闻之大笑不已。夫吾之论中国文学,全从中国一方面着想,初不管欧西批评家发何议论。吾言而是也,其为Utilitarian,其为Tolstoian,又何损其为是。吾言而非也,但当攻其所以非之处,不必问其为Utilitarian,抑为Tolstoian也。

二八、克鸾女士

(七月十三日)

吾友克鸾女士(MarionD.Crane)治哲学,新得博士于康乃耳大学,今由大学授为“女学生保姆”(AdviserforWomen)。此职乃今年新设者,其位与大学教授(Professor)同列,女士为第一人充此职。

康乃耳为此邦男女同学最早之校。然校中男女实不平等。女学生除以成绩优美得荣誉外,其他一切政权皆非所与闻。校中之日报至不登载女宿舍及其他关于女子之新闻。近来始稍稍趋于平权。今大学董事中有一妇人与焉,教员中亦有女子数人(皆在农院)。今以少年女子作女生保姆,俾可周知少年女生之志愿及其苦乐利病,亦张女权之一大进步也。

克鸾女士家似甚贫。其人好学,多读书,具血性,能思想。为人洒落不羁,待人诚挚,人亦不敢不以诚待之。见事敢为,有所不合,未尝不质直明言,斤斤争之,至面红口吃不已也。

二九、罗素被逐出康桥大学

(七月十四日)

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Russell)参加“反对强迫兵役会”(No-ConscriptionFellowship),作文演说,鼓吹良心上的自由。法庭判决他有违反“祖国防卫法”之罪,罚金。康桥大学前日革去他的名字及数学原理教职。

“呜呼!爱国,天下几许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元任来书论此事云:

“Whatinsanitycannotwarleadto!ThedaysofBrunoarealwayswithuswithouteternalvigilance.Passedinoneform,theycomeinanother.”

〔中译〕“有哪种疯狂不能由战争产生!人们未曾想到布鲁诺的时代并未离我们远去。一种罪行消逝,另一种罪行又来了。”

三〇、移居

(七月十六日)

予旅行归,即迁入新居。新居在92HavenAve,本韦女士旧寓。女士夏间归绮色佳,依其家人,故余得赁其寓,为消夏计。其地去市已远,去大学亦近,僻静殊甚。友朋知者甚寡,即知亦以远故不常来,故余颇得暇可以读书。

同居者为云南卢锡荣君(晋侯)。

居室所处地甚高,可望见赫贞河,风景绝可爱。

人问我日对如许好风景,何以不作诗。此亦有说:太忙,一也;景致太好,非劣笔所敢下手,二也;年来颇不喜作全然写景的诗,正以其但事描写,三也。

〔附记〕末一段话,今已不然。六年三月记。

三一、国事有希望

(七月十七日)

人问今日国事大势如何。答曰,很有希望。因此次革命的中坚人物,不在激烈派,而在稳健派,即从前的守旧派。这情形大似美国建国初年的情形。美国大革命,本是激烈的民党闹起来的。后来革命虽成功,政府可闹得太不成样子。那时的美国,比今日的中国正不相上下,怕还更坏呢。后来国中一般稳健的政客,如汉弥儿登、华盛顿之类,起了一次无血的革命,推翻了临时约法(TheArticlesofConfederation),重造新宪法,重组新政府,遂成今日的宪法。从前的激烈派如节非生之徒,那时都变成少数的在野党(即所谓反对党--Opposition),待到十几年后才掌国权。

我国今日的现状,顽固官僚派和极端激烈派两派同时失败,所靠者全在稳健派的人物。这班人的守旧思想都为那两派的极端主义所扫除,遂由守旧变为稳健的进取。况且极端两派人的名誉(新如黄兴,旧如袁世凯)皆已失社会之信用,独有这班稳健的人物如梁启超、张謇之流名誉尚好,人心所归。有此中坚,将来势力扩充,大可有为。

将来的希望,要有一个开明强硬的在野党做这稳健党的监督,要使今日的稳健不致变成明日的顽固,--如此,然后可望有一个统一共和的中国。

三二、政治要有计划

(七月廿日)

人问今日何者为第一要务。答曰,今日第一要务,在于打定主意,定下根本政策(如前此内阁之“建国大计”);既定之后,以二十年或五十年为期,总要百折不回有进无退的办去,才有救国的希望。

吾国几十年来的政府,全无主意,全无方针,全无政策,大似船在海洋中,无有罗盘,不知方向,但能随风漂泊。这种漂泊(Drift),最是大患。一人犯之,终身无成;一国犯之,终归灭亡。因为漂泊乃是光阴的最大仇敌。无有方针,不知应作何事,又不知从何下手,又不知如何做法,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成不可救。陆放翁诗曰:

一年老一年,一日衰一日,譬如东周亡,岂复须大疾!

正为漂泊耳。

欲免漂泊,须走方针。吾尝以英文语人云:

Abaddecisionisbetterthannodecisionatall.

此话不知可有人说过。译言:“打个坏主意,胜于没主意”。

今日西方人常提“功效主义”(Efficiency)。其实功效主义之第一着手处便是“筹划打算”。不早日筹划打算,不早定方针,哪有功效可言?

中国应定什么方针,我亦不配高谈。总之,须要先行通盘打算,照着国外大势,国内情形,定下立国大计,期于若干年内造多少铁路,立多少学堂,办几个大学,练多少兵,造多少兵船(依吾的意思,海军尽可全行不办;因办海军已成无望之政策,不如把全力办陆军,如法国近年政策,即是此意),造几所军需制造厂;币制如何改良,租税如何改良,人口税则如何协商改良;外交政策应联何国,应防何国,如何联之,如何防之;法律改良应注重何点,如何可以收回治外法权,如何可以收回租借地:……凡此种种,皆须有一定方针然后可以下手。若至今尚照从前的漂泊政策,则中国之亡,“岂复须大疾”吗?

三三、太炎论“之”字

(七月廿一日)

我从前说“之”字古音读“的”,“者”字古音读“都”;后读章太炎《新方言》略如此说法。太炎之说如下:

《尔雅》“之,闲也。”之训“此”者,与“时”同字(时从之声)。“之”“其”同部,古亦通用。《周书》“孟侯,朕其弟。”“其”即“之”也。……《小雅·蓼莪》“欲报之德。”笺云,“‘之’犹‘是’也”……今凡言“之”者,音变如丁兹切,俗或作“的”,之、宵音转也(作“底”者,亦双声相转)。然江南、运河而东,以至浙江、广东,凡有所隶属者,不言“的”而言“革”(或作格),则非“之”字之音变,乃“其”字之音变矣。马建忠《文通》徒知推远言“其”,引近言“之”,乃谓“之”“其”不可互用。宁独不通古训,亦不通今义也。

太炎以为“之”与“时”同字,今检“时”字下云:

《尔雅》“时,宴,是也。”《广雅》“是,此也。”淮西蕲州谓“此”曰“时个”,音如“特”。淮南、扬州指物示人则呼曰“时”,音如“待”。江南、松江、太仓谓“此”曰“是个”,音如“递”,或曰“寔个”,音如“敌”。古无舌上音,齿音亦多作舌头。“时”读如“待”,“是”读如“提”,“寔”读如“敌”,今仅存矣。

又“只”字下云:

今人言“底”言“的”,凡有三义:在语中者,“的”即“之”字。在语末者,若有所指,如云“冷的热的”,“的”即“者”字(“者”音同“都”,与“的”双声)。若为词之必然,如云“我一定要去的”“的”即“只”字(“的”字今在二十三锡,凡宵部字多转入此,为支部之入声。“只”在支部,故与“的”相为假借)。作“底”者亦与“只”近(支脂合音)。然“咫”亦可借为“者”字。《贾子连语》“墙薄咫亟坏,绘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毁,酒薄咫亟酸。”“薄咫”,即今语“薄的”也。

又卷二“周”字下云:

……又同父母者为周亲,今音转如“的”。(“的”本在宵、肴、豪部,“周”在幽部,通转最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