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毛泽东讲了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问题。其中讲到青年参加生产劳动的重要意义，他说：“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
[附注]“我不如农民”句，《论语·子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他提出：“大家都要努力学习，不可落后，不可躲懒睡觉。从前孔子的学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对于我们队伍中躲懒的人，也可以这样讲一讲，但是对学习有成绩的，就要奖赏，有赏有罚，赏罚严明。不过我们主要的在于奖，假使有个把宰予，也没有什么关系。”毛泽东又说：“现在我们这个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发明，是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讲到大学，我们这里有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女子大学等等，这都是很好的。在外边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等，在外国有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等，他们都是学习五年、六年便要毕业，叫做有期大学。而我们这个大学，可算是天下第一，叫做无期大学，年纪大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是活着，都可以进我们的大学。我们这样的大学，是延安独创，不过是任何人都可以进的，不论在什么地方，华北、华中、华南各地，不论什么人，共产党员也好，不是共产党员也好，都可以进这个长期大学的。在长期大学念书成功的人，我还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说。从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孔夫子的孔夫子主义，不是一下子从学堂里学到的。他的老师叫做项橐，这是有书为证的，‘昔仲尼，师项橐’，在《三字经》里记载着。但是他的主义不是全部从项橐那儿学到的，他是在当先生的时候，在鲁国做官的时候，才有他的孔夫子主义的。孙中山先生也是一样。当他在学校里的时候，并没有三民主义。大家知道他是学医学的，他的三民主义是出了学校之后才有的。而且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不是一下子就有的，开始只是一民主义，后来有了二民主义，最后他到欧洲去跑了一次，看见欧洲发生了社会问题，工人要打倒资本家等等情形，他又想了一个民生主义出来，这样才集合成为三民主义的。”
[附注]宰予，孔子学生。《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
毛泽东在5月以后，读了艾思奇编《哲学选辑》（延安解放社1939年5月版）一书，作了许多批注。在该书第337页至338页“旧唯物论把感觉当作认识的出发点，是不错的。唯心论就是‘忘却了’这个端初，所以对于‘总结’的概念虽然发表了贵重的思想（尤其是黑格尔的唯心论），但它的整个方向，却根本不正确，根本包含着错误，它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僧侣主义的泥沼里”处，毛泽东批曰：“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附注]“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见《庄子·人间世》：“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见《礼记·经解》：“君子慎始，差若豪氂，缪以千里。”豪，通“毫”。氂，通“厘”。
7月，毛泽东为悼念冀东抗日英雄杨十三，写了一副挽联：“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对我辈特增担荷；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犹见典型。”
[附注]“风雨飘摇”。见《诗经·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9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批驳了国民党和蒋介石对统一战线的否认。他说：“中国有一小部分人，历来很愿意学习希特勒。大家知道，希特勒曾经有一个时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苏联只是一个名称，世界上实际没有这个国家。’可是，希特勒也有因为受了教育而发生某种觉悟的时候，就是当着今年八月二十三日的那一天，他忽然发现不但名义上有了苏联，而且实际上有了苏联了。中国的若干阿Q主义者中间，我想很有一些可能进步的人，如果说，他们现在还不承认有所谓统一战线甚至于有所谓共产党存在的话，那末，谁也不能排除，于将来的某年某月某日，他们也能在名义上，实际上都承认共产党与统一战线的存在。中国从前有一个圣人，叫做孟子，他曾说：‘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句话，形容现在的阿Q主义者，是颇为适当的。”毛泽东又说，蒋介石作为政治家，说“这种毫无常识的话，这种不利于团结抗战的话，这种与蒋介石过去所说互相冲突的话，他应该是不会说的。而如果果然说了的话，那我们就有权利请他更正。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蒋先生如果真的说了这样的话，那实在是他的过错，是一个全体共产党员皆不能忍受的过错，我们一定要请他更正。”
[附注]“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见《孟子·梁惠王上》。
“君子之过也”，见《论语·子张》。
忻口战役失败后，有次郭化若给毛泽东送电报，毛泽东边看电报边说：“国民党中的顽固派，花岗岩脑袋，能不打败仗吗？不承认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不搞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处处招架，处处挨打。”毛泽东看完电报，郭若要退出时又说：“化若同志，你能不能写点古兵法文章，宣传点运动战思想，对国民党军的长官，搬古兵法，他们懂，听得进，讲马列，讲唯物辩证法，他们听不进。”
郭化若遵照毛泽东说的，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先后发表了《赤壁之战》和《齐燕即墨之战的初步研究》，许多国民党军的将领看了不无感触，称读后“令吾深省”、“切中时弊矣”。毛泽东也很高兴，他说：“化若同志，已经开了个头，文章还要接着做下去。”
郭化若开始读孙子的书，并打算写点文章。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很高兴。他对郭化若说，要为了发扬中国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要精虑孙子兵法中优美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对战争指导的法则，以新的内容去充实。研究孙子就要批判曲解孙子的思想，贻误中国抗战的戎机的思想。还说，必须深刻地研究孙子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性质、哲学思想以及包括孙子以前的兵学思想，然后再对孙子兵法本身作研究。
按照毛泽东的指点，郭化若便收集有关孙子的著作，认真进行阅读。差不多花去3个月的业余时间，写出了洋洋4万言的《孙子兵法初探》的提纲。
毛泽东看过了郭化若写的提纲后，让他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讲演。之后叫郭化若又整理了一下，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这篇文章在国民党军将领中还是很有读者的。有次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他在毛泽东窑洞见到郭化若还说：“你写的孙子的文章蛮好嘛，有些国民党军官向我打听郭化若是何许人，和郭沫若是不是兄弟，我说郭化若是我们共产党的秀才，是专家学者。”毛泽东也风趣地说：“郭化若也算是名人了。”
12月21日斯大林60岁生日，毛泽东撰写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表示祝贺。毛泽东写道：“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正是处在这种时候。”
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
12月，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提出将政治反共为主改为军事反共为主的方针后，陇东各地顽军和国民党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钟竟成狼狈为奸，于12月10日、16日先后武力侵占镇原、宁县两座县城。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我军从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进行了坚决而有节制的斗争。毛泽东在以萧劲光名义致程潜的一份电报中写道：“职意公平处理，撤兵为先，进占镇宁两城之兵不撤，即无以示诚意而服人心。专员钟竟成实为肇祸之主谋，庆父不去，鲁难未已，施以撤惩，出自钧裁。”
[附注]“庆父不去，鲁难未已”，见《左传·闵公元年》：“冬，齐仲孙湫来省难。书曰：‘仲孙，亦嘉之也。’仲孙归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
1940年
1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阐述联俄的三民主义，在揭露汪精卫的“联帝的三民主义”后，他说：“如果说帝亦有东帝西帝之分，他联的是东帝，我和他相反，联一批西帝，东向而击，又岂不革命矣哉？但无如西帝们要反苏反共，你联它们，它们就要请你北向而击，你革命也革不成。所有这些情形，就规定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决不能是同帝国主义联合反俄的三民主义。”
[附注]“东帝西帝”，见《东周列国志》第九十四回《冯驩弹铗客孟尝，齐王纠兵伐桀宋》，内称：秦昭襄王“以七国皆称王，不足为异，欲别立帝号，以示贵重，而嫌于独尊，乃使人言，于齐湣王曰：‘今天下相王，莫知所归。寡人意欲称西帝，以主西方；尊齐为东帝，以主东方；平分天下，大王以为何如？’”
2月，毛泽东在《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一文中，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战、真投降，假团结、真分裂的伎俩时，指出：“以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为基础之统一乃真统一，乃合理统一，乃实际统一。舍此而求统一，无论出何花样，弄何玄虚，均为南辕北辙，实属未敢苟同。”
[附注]“南辕北辙”，见《战国策·魏策四》。
毛泽东有两个女儿，大的叫李敏，小的叫李讷，他对两个女儿的取名颇费了一番心思。毛泽东让两个女儿姓李而不姓毛，是因为毛泽东撤出延安时曾化名李德胜。对小女儿取名“讷”，是用了典故。《论语·里仁》中有一句：“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毛泽东特别欣赏这句话，它与《实践论》中所提出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恰好一致。毛泽东为从苏联回来的娇娇取名李敏，是与李讷相对应的。虽然李讷小李敏大，但在起名上，倒是先有李讷后有李敏的。
毛泽东重视警卫战士学习文化。有次，他和保卫参谋蒋泽民谈及学习时，他说：“没有文化是不行的，生活中连封信都不会写，别人写的信又看不懂，那有多别扭呢！工作中连报纸和文化都看不明白，怎么能干好工作呢？所以孔夫子留下的方块字是很有用的，一定要把它学好。”
1941年
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愤慨谴责亲日派发动皖南事变，并警告那班玩火的人放谨慎一点，老老实实地、很快地去做12件事。毛泽东指出：“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
[附注]“吾恐季孙之忧”句，见《论语·季氏》载孔子语。
“亡羊补牢”，见《战国策·楚策四》：“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4月21日，谢觉哉由甘肃返回延安，写了一份“自传”，总结了自己前半生的革命历程，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这份“自传”上批道：“已看过，文如其人，信哉！”
5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即《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在文章中，毛泽东指出：“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还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还在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附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见宋朝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第十三章》注语：“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8月5日，毛泽东写信给谢觉哉，信中说：“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道，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于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的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
[附注]“毋意，毋必，毋同，毋我”，见《论语·子罕》。
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其中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
[附注]王道、霸道，王道，见《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霸道，《史记·商君列传》：“吾说公以王道而未人也；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
王观澜生病住院，心情很烦躁。毛泽东得知后，亲笔为之题词：“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要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
[附注]“既来之，则安之”。见《论语·季氏》：“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1942年
2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即《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说：“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
[附注]“于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见《论语·学而》，其为《论语》首章首句。
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题为《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他说：“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
[附注]“再思”，见《论语·公冶长》：“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行成于思”，见唐朝韩愈《进学解》：“行成于思，毁予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