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读到这些如雪片飞来的信，该作何感想呢？恐怕不会无动于衷吧！写信的这些人，除清太宗外，都是他的至亲好友，有的甚至是同他一起长大，因而最了解他，也能洞察他的思想活动，尤其是能体谅他此时的处境，他们的话，不能不引起他思想的起伏。首先，吴三桂的处境是他三十年来最困难的时刻。他真的陷入孤立和最危险的漩涡之中，他正处在十字路口，需要作出抉择。他所依靠的与之有血缘关系的祖氏满门，包括祖大寿等三个舅父，祖泽润等十余个表兄弟皆降，还有他的哥哥、姨夫一家，以及共事多年互为依赖的好友都投入清政权。“俱臣服于此”，“明国岂有不疑”吴三桂？而他欲“洗骨肉之嫌疑”，实不可得。这就是，鉴于吴三桂的亲属皆降清，崇祯不会再信任他。主疑臣危，自古而然。
其次，松山大战时，吴三桂“临阵选出，大兵尽丧，总督文武官俱陷”，吴三桂独存，“罪将安归”？不惟富贵不能”举保”，连身家性命“又不知作何结局”。他们警告吴三桂，崇祯不会宽恕他临阵逃跑的罪过的。
第三，吴三桂在军事上已遭惨重损失，现固守宁远，势单力孤，如清兵一旦兵临城下，明朝无力援救。那时，或是被迫投降，或是为明尽节而死，除此两途无它。吴三桂的宗族亲朋都认为不可取，正如清太宗所明告：归降早，功最大，与迫于形势而归的松锦诸将官则待之完全不同。所有这些，吴三桂比谁都更清楚自己的目前处境，他从自己的亲属和好友在对方已得到的优待，当然不会怀疑他们提出归降条件的诚意。清太宗向他发出归降的呼吁，的确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殷切之意，不可谓不诚，替他剖析事理，不可谓不深，提出优待条件，不可谓不厚。总之，这一切，都无可挑剔，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然而，吴三桂对此毫无反应，这些信，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一点回响，这多少使人感到有点意外。吴三桂的亲属与至交都满以为有把握的事，却没有出现，这不能不让他们失望。
转眼之间，夏去秋尽，已是崇德七年十月的初冬季节。清太宗和吴三桂的亲属好友的招降仍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吴三桂继续保持沉默，不置一答。这时，清太宗以他的弟弟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又组织了一次对关内的远征。与此同时，他仍不放弃对吴三桂的争取，再次给吴三桂发出了劝降信，写道：
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
夸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属俱在朕赴，帷将军审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
清太宗这封信写得简短明确，实则是催促吴三桂尽速作出回答。他“又命总兵官祖大寿致书吴三桂”，希图以吴三桂最依重和最信任的祖大寿来打动他。祖大寿立即写信，并附上他自己常佩带的小刀一口，作为信物，来取信于吴三桂。祖大寿的信是这样写的：
宁、锦间隔，不相通问者岁奈矣。春时松山、锦州相继失陷，以为老身必死无疑。不期大清皇帝仁圣，不但不加诛戮，反蒙加恩厚养。我祖氏一门，以及亲戚属员，皆沾渥泽，而洪（承畴）总督，朱粮厅辈，亦叨遇优隆。自至沈阳以来，解衣推食，仆从田庐无所不备，我已得其所矣。幸贤甥匆以为虑，但来知故乡光景如何耳。以愚度之，各镇集兵来援辽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奎军曩没。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贤甥当世豪杰。岂智不及此耶！再观大清规模形势，将来必成大事。际此延揽之套，正豪杰择主之时。若率城来归，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贵，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隶，故而拔肝沥胆，非为大清之说客耳。惟贤甥熟思之。虎骨靶小刀一栖，是贤甥素常见者，故寄烈取信。舅父祖大寿的信，从清之将取明而代之的形势发展，劝这位“当世豪杰”早作抉择。但清太宗与祖大寿的信，送去宁远，都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口不久，十一月初，吴三桂以实际行动作了回答：这就是继续与清军对抗。据多罗豫郡王奏报：明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马步兵出战，清兵将其骑兵击败，获马七十二匹、甲三十七副、弓三十九张及其他少量军用物品。由此看来，吴三桂仍无降意。
崇德八年（明崇祯16年，1643年）正月，祖大寿深感于清太宗的厚待，特上进取之策。他提出：宣先取关外五城（指宁远、沙后所、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诸城，今属辽宁绥中与兴城两县）晟为上策。他认为“被（指明）已虚弱，燕京震动，关外惊惶，况吴（三桂）总兵罪重忧深，文武官属，心皆恐怖，罔知所措。”应乘此时，“或收抚，或征讨”。他特别提到，先攻取中后所，收吴总兵家属，吴襄必为之心动，吴三桂亦自然抗乱。“其余各城，”不劳而自动矣砷，宁远失去支持，更易攻取。祖大寿这一建议的中心意思，还是着眼收陴吴三桂。他在锦州投降时，曾许下说降吴三桂的诺言，至今未见实效。因此，他要清太宗出兵先攻吴三桂家所在的中后所城，取其家属，逼迫吴三桂自动投清。但这一建议未能实施，而清太宗于半年后去世了。
就在祖大寿提出这一建议后的第八天，正月十九日，突然，接到吴三桂派一名叫索内的蒙古人给他送来的一封信。吴三桂终于回信，总算给了他舅父一点面子。祖大寿立即将信呈交清太宗御览。可惜，清朝官方史书没有把这封足以反映吴三桂思想的重要信件记录下来。这也难怪，因为信是写给祖大寿的，倘若写给清太宗，很可能“实录”于史书之中。尽管我们无从知道此信的内容，但从清太宗阅后给吴三桂的信中，多少可以窥见吴三桂的基本态度。
清太宗的信一开头便说：“尔遣使遗尔舅祖总兵书，朕已洞悉。将军之心，犹豫未决。朕恐将军失此机会，殊可惜耳。”清太宗读了信，概括吴三桂的态度是“犹豫未决”。这就是说，吴三桂已有降意，但尚未下定决心，还在考虑之中。吴三桂选择这个时机给舅父祖大寿写信，确是经过一番深思热虑。
此时距明亡仅有年余，明已处在亡国的前夕。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正在蓬勃发展，矛头所向，确指北京无疑。关外清兵正向山海关、进而向北京逼近。关内外这两大军事力量，不管他们的各自利益多么不同，而在实际上却形成了对北京的夹击之势。明朝如一个垂危的病人，已失去任何自卫的能力。等待它的只有灭亡！凡有识之士已看出明亡仅是时间问题。正如明末有人指出：“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以吴三桂之明哲，不会看不出这一险恶的形势的。一年前，他拒不答复多方劝降信，表明他对明朝尚未丧失信心。而现在复信，至少反映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他对降清一事“犹豫未决”，虽流露出一点降意，不过是为将来降清留下根据，把进退选择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究其本意，至少在眼前，他还不打算归降，或者进一步说，他根本就没有降清的想法。他不直接写信给清太宗，对这位渴望招抚的皇帝一番好意不置一词，就已清楚地说明他不想尊奉或不承认他是皇帝，只从亲属的关系上来答复舅父的劝说。他也明知此信一定会落在清太宗手中，因此以委婉的口气透露自己左右为难的想法，明处是求得他们的理解，而实际是婉言谢绝劝降。清太宗在给他的复信中，又不厌其烦地阐述形势，力劝尽早来归。吴三桂不予理睬。此后，直至顺治即位，还不断招抚，也没有使他改变主意。甚至他一度决定投降农民军，而不投清朝。我们把这一系列的事件联系起来，就会明白，吴三桂确实与他人不同，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没有降清的思想。
九、勇者心智，任由后人评
吴三桂为什么长期坚持不降清？史家有一种几乎固定的说法，认为吴三桂是“明朝统治集团中最反动、腐朽、顽固阶层的政治代表”。他没有降清，据说：“是纯从个人利害考虑的”，如说他有庞大的家产，父子皆贵。居于优越的地位，等等；他没有公开降清，仅是“表面现象”，因而“迷惑了明朝统治集团中不少人。包括崇祯皇帝在内”。这只是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考察吴三桂的主导思想，还是“忠君”的思想制约着他的行动。我们看到，在明清长期交战中，有大批明朝将官降清，基本有三种情况，一是战败被俘，如洪承畴；一是走投无路，被迫接受招抚，如祖大寿二度被围，二度投降；三是受到明朝迫害，无法自存，转而投清，谋求生路，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在险遭明朝谋害时毅然归降。除此极少自动投诚，特别是在明朝高级将领中，更属罕见。他们生活在封建札义之家，接受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思想教育，尤其是到了明代，思想统治更严于历代，所受思想训练亦更严格，他们把名节放在人生的第一位。在朝为官，则把忠君视为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因此，明朝皇帝无论昏庸与否，臣下也以忠心对“上”——皇帝。在同清的战争中，死节之士屡见不鲜，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投降。
祖大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第一次被围于大凌河，达数月之久，城里粮食吃尽了，杀马吃；马快吃完了，杀人吃，没柴烧，以人尸骨代替。已到了如此悲惨的绝境，还是坚持下去。直到清太宗再三招抚，才被迫停止抵抗。他以智取锦州作脱身之计，重返明朝，又与清兵打了整整十年仗；最后他守锦州，第二次被围，坚持了整整一年面后降。明朝将士这种顽强精神，清太宗十分钦敬。他认为，这都是读书明理的结果，所以才以生命忠君不移。明末人在论及明衰败原因时，揭露其“失德”种种，但却肯定其思想教育可取，说：“惟学校教养之泽，涵濡人心，四方忠义之士，捐驱断痘，迄国亡之后犹不绝，此可见太祖法制之善，历三百年而未敝也。”可以说，明朝士大夫及将吏都受此“教养之泽”，以丧名节为耻。吴三桂同他们一样，这一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虽然战败于松山，但仍然有宁远，有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岂能轻易投降！中国向有轻“夷狄”的传统大汉族主义思想，作为“天朝”的臣子，臣服于“夷人”，也为士大夫所不耻。要使他们放下架子，屈尊子“夷人”之下，一般来说，也是很难做到的。吴三桂的基本思想不会超出这个范畴的。他“忠君”的思想，较之已降的那些汉官，似可以说更坚定些，这在以后的事变中一再表现出来。如果说，明未亡时。他尚有所恃，那么，当命他撤宁远进京“勤王”时，他还没有动摇；即使明亡时，他也没有向清求降。他是靖入关前明在辽东最后一个降清的人，仅以此而论，难道还不能说吴三桂“忠君”吗？吴三桂少时就有“忠孝”之名，即忠君、孝父母，及长，他将此奉为至圣的准则。有父亲在朝，他是不会违背“忠孝”而降靖的。顺治二年十一月（1645年），他在给世祖的奏疏中，公开说：“臣受前朝知遇最厚”。正好说明当时他恰恰是出于感恩图报，决不是叛明降清。一句话，他在明清关系上，直至明亡，他是坚定地站在明朝一边的。他给祖大寿的信，表现出“犹豫不决”，大抵是敷衍塞责，不好伤害舅父的苦心，并不说明实质问题。
大明朝廷对吴三桂和他父亲也深信不疑，可以说，与日俱增，恩泽深厚。崇祯对祖、吴两家采取优容厚待的政策，以两家为撑持辽西危局的支柱，是明得以保持辽西这块残土和阻止清兵进关夺取政权的基本力量。崇祯明知祖大寿在后金围大凌河城时已降清，故作不知，仍给以信任；祖大寿随同袁崇焕人援京师，因袁被逮，大寿率众哗变，逃离北京返宁远，崇祯亦不加罪。同样，吴三桂父以先后援大凌河城和大寿得罪而一度被削职，很快又恢复职务。吴三桂本人在松山逃脱，仅降级而已。清太宗和祖大寿、张存仁等人所写信中一再警告他，崇祯不会轻饶其临阵脱逃之罪的。这样估计，一般说来，并不错误，但他们没有想到崇祯为了全局的利益，对他会采取特殊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不但稳定了吴三桂，更使他坚定地站在明朝一边。吴三桂自知逃罪之重，却不叛明，亦说明他忠明之心不变。这种情况，到了崇祯十六年秋，清太宗去世，顺治即位后，迅即夺取了中后、前屯、中前三城，惟宁远独存，处境更难于前。他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忠明的立场。因此，用诸如财产多、在明地位高等原因来解释吴三桂没有降清，显然是不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