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活埋”
又一个增援的步兵团在漫天的风雪中被车运到上甘岭附近的梅桧里。这是十二军三十四师一○六团，也是志愿军三兵团投入上甘岭战役的最后一个团队。
十一月十五日早晨，一○六团团长武效贤赶到了上所里北山九十二团指挥所。其时，九十三团配属九十二团的两个营已进入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的各个阵地，接替九十二团与敌人展开争夺战。
在山顶的观察所里，武效贤见到了先期到达的唐永舜副团长。唐副团长向他介绍了九十二团和九十三团的布防和与敌作战情况。武效贤回忆道：“当时雪后初晴，寒风刺骨，夜间最低气温达到摄氏零下三十多度。我和唐副团长在观察所里交谈着，冻得直跺脚……”
武效贤入朝时间较晚。他是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结束后回到一○六团当团长的，当时一○六团正在金城防御阵地上。武效贤的入朝时间是一九五二年八月一日，他没有赶上参加五次战役，却指挥一○六团给上甘岭一仗画上了句号。
武效贤说，在他前去兵团指挥部和十二军前线指挥所接受任务时，兵团首长和军首长“明确告诉我，一○六团要在上甘岭‘打到底，收摊子’。李德生对我讲，十二军已上来四个团了，你一○六团拿上去就再不上别的部队了。巩固阵地后交十五军……”
武效贤肩上的担子是相当沉重的——能不能打到底？摊子收得了收不了？
武效贤更清楚的是：上级的命令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这一仗的烂摊子，你一○六团负责最后收拾。收得了要收，收不了也要收。
此刻，十一月十五日早晨，在上所里北山的观察所里，武效贤一边听副团长唐永舜介绍着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的阵地编成和防御纵深的地形，一边向南方观察瞭望着。
说实话，武效贤这位一九三八年入伍的山西沁源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还是很见识了一些硬仗、大仗、惨仗的。而一○六团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二野部队中当属一流的主力团。武效贤为自己的历史也很自豪——“定陶战役时，打大杨湖赵锡田的整三师，多硬的一仗，我是主攻营的营长。一仗下来，连里剩下的战士还不如炊事员多……挺进大别山，艰苦吧？风雪大别山嘛，我是开路营营长；淮海战役我带的主攻团；进军大西南我又是先头团，国民党第五兵团司令李文就是我们团捉住的……”
尽管武效贤对于战争有着很深的阅历，在他率一○六团开到上甘岭参战时心里并没有过分的焦虑不安，但是当他在上所里北山的观察所里初次瞭望南边阵地的时候，内心还是为之震惊不已。
他看见，“南边远山近岭都被刚下过的雪盖住了，一派银色世界，唯独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的一小块地方被炮火打成一片黑色的焦土……黑秃秃的高地上，硝烟阵阵，人影晃动——九十三团的部队正与敌人激战……战后我才意识到，我一○六团上去之前，阵地已打了一个多月，所有的阵地工事和坑道都被反反复复的炮火摧毁了，加上气候已进入寒冬，我们守的时间又长，缺吃少喝，困难最大……”
武效贤说的确是实情。如果说到上甘岭战役之惨烈和残酷，那么一○六团将士们所经历的苦难可以冠以“最”字。
首先，阵地早已不成阵地。当他们夜里摸黑潜入阵地时，看到断臂残肢狼藉遍地，“真觉得是到地狱走了一回。”
一营二连一位名叫崔庆瑞的排长带着士兵上阵地时遭遇到一件事让他“至今想起来就毛骨悚然”。
那天夜里，崔庆瑞带队从二号阵地经过。“那个地方我们叫它是铁匠炉，是因为的确有个铁匠炉，是过去十五军的防御部队修坑道时打钢钎用的……我们从铁匠炉过，下了雪，又被炮火打化了，地上形成泥浆，又冻硬了，走起来很滑。在上一个坡坎时，大家都抓住从地面露出的一截木橛子，抓住它，一使劲，就蹬上去了……”
崔庆瑞和他的战友们，“每个人都抓住那根木橛子拉一把，上了山口……当时谁也没看清，后来有人说那是一截死人胳膊。天亮后真看清了，是埋在土里的一具烈士尸体被冻住了，一截胳膊露出地面，被我们当成了木橛子……”
三营八连的副排长刘永年也遇到了相同的一幕，所不同的是他和他的战友们并没有把死人胳膊错看成木橛子。
刘永年说：“我们十七号夜里上去时，过六号阵地第二个陡坡，看到几个烈士，遗体横躺竖卧，估计是九十二团的烈士……有一具烈士遗体在坡上，右手像树杈一样伸着；另一具烈士的遗体像是半仰着坐在陡坡下。尸体和地面冻在一起，凝结了……我们为躲敌炮火袭击，上阵地很急，上去时，每人都踏着下边那个烈士的头，抓着上面那个烈士的胳膊上去的……多少年我都忘不了这个情景，两个烈士牺牲了，还用他们的遗体帮助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唉，踏着一个的头，拉着另一个的胳膊……”
连日激战中，由于阵地上的坑道被敌炮火轰击了一个多月，再难以抗住持续猛烈的轰炸，开始出现坍塌。在一○六团防守阵地的日子里，陆续有三处坑道被炸塌，造成惨重的损失……
副团长唐永舜说：“天寒地冻，几十人上百人挤在窄小的坑道里。洞里热，人们呼出的热气从坑道口冒出去，像一股烟柱子，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很容易找到轰炸目标，一整天炸个不停，六号阵地的坑道就给炸塌了，人都给捂里头了……晚上反击上去，扒了两天也没扒出来，又伤亡了几十人……”
三营营长权银刚说：“六号阵地的坑道已经被炸成半截子了，八连连长文法礼带着二十多人在里头。十八号白天是我们防守阵地的第一天，敌人来了四架轰炸机朝六号阵地狂轰滥炸，硬是把阵地唯一这半截子坑道给震塌了。坑道顶有十几公尺厚，还是石头的，硬给炸塌了，你说得用多少吨炸弹？这一下，出师不利，把我一个排人加上连长都闷死在里头了……我派人一连四个晚上找，都没找到坑道口的位置。因为我们刚上阵地，对地形不熟。白天敌人进攻，又不能挖。晚上黑，找不到坑道口位置。最后失去了信心，知道人早都闷死了……”
同样的惨祸在一营则遭遇两次。
十二月三日，二连的一个加强排在二号阵地的坚守中，坑道口被敌机炸塌。营参谋长李治回忆说，“那个排实际上就是王克勤排，全排无一幸免，全部光荣牺牲。”
当时，团政治处的宣传干事李焰正在一营指挥所，坑道口被炸塌后，“消息一传到营指挥所，大家全愣了，指挥所一下子全没了声音，空气仿佛凝固了。”李焰说，“这个加强排由一个副连长指挥，配有步谈机，一共四十多人，全部被埋在坑道里……当时，营长宜文光立刻向团指挥所报告，并派两个班的工兵冒着炮火赶赴现场挖掘，但敌人炮火拦阻十分凶猛，一批战士冲上去，倒下了；又冲上一批战士……”
营长宜文光回忆起那惨痛的一幕，心情非常沉重：“二号阵地的坑道，原是马蹄形的，敌人已炸毁一个口，只留下一个口，而且很小。坑道内进了四十多人，天又突然下雪，由于坑道里热，早晨就从坑道口涌出一股白气，直升到几公尺高，被敌人发现。敌人出动数十架飞机用重磅炸弹轰击，最终将坑道炸塌，坑道内的四十余人被埋在里边，全部窒息而亡……”
然而三天后，十二月六日，距二号阵地东北侧不远的一号阵地的坑道又被敌机炸塌。这次被埋在里边牺牲的一共有十七名。据一○六团担架连的代理指导员宁体元回忆，“一号阵地的坑道被炸塌后，团里给担架连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烈士的遗体搬回来！’为了保证完成任务，我让担架连的功臣班——八班出动，我点了八班长刘顺国的将……”
这个任务对于功臣班来说也并不轻松——“那条坑道距敌人很近，夜里摸上去扒坑道，既不能用铁锹铲土，也不能用箩筐抬土，稍一发出声音就会被敌人发觉。更困难的是，天黑，坑道口的位置很难确定……”不过，八班不愧为宁体元信任的功臣班，他们在班长刘顺国的带领下，“借着夜幕掩护爬上阵地……找到坑道口的位置，用双手扒开坑道口。土石一堆堆被扒开，石头一块块被搬走……”
每个人的手都磨得血淋淋的，直扒了三个多小时，才终于扒出一个小口子。刘顺国带着一个战士爬进去，用绳子拴住烈士遗体，由坑道口外的人一具一具地拖出来。天亮时，总算把遗体全部运到营指挥所……
在这表面阵地没有什么工事可言、而残缺的坑道又屡屡成为“活埋”人的绝境的阵地上，负责“打到底、收摊子”的一○六团竟熬过了二十八个昼夜。当然，该团的损失极为惨重。一营参谋长李治说，“战斗中部队随打随补，兵员一批一批换上去，到战后，已经没有几个老兵了。我记得一连最后清点人数时，第一批上阵地的人只剩下一个新战士冯希孔和一个炸断腿的副排长了。我们一营进入战斗时有七百多人。可实际参战人员先后累计达到了两千一百多人，等于换了几茬人……”
一九三七年入伍的团政委于永贤说：“我从三七年打仗，像上甘岭这么残酷的仗我没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没工事。我们团上去时，野战工事一点也没有了，只剩两个半截子坑道，也被炸得随时会塌掉……反击上去容易，打一阵炮就上去了。但要想守住太难了……部队伤亡大，一边打，一边补，兵员补了七次，前三天打得最激烈，损失惨重，如果不是我们及时改变战法，很难说能不能收得了这摊子……”
十一月十五日的早晨，武效贤和副团长唐永舜从观察所回到团指挥所的时候，内心确实怔忡不安。武效贤看到指挥所窄小的坑道里，“值班参谋和九十二团首长围在一个用弹药箱架起来的小桌边，桌上的煤油灯因坑道氧气不足而显得昏暗，人们的面色显得沉重不安……”
那天，武效贤从九十二团首长的介绍中，已经预感到一○六团将会遇到极其严峻的考验。他意识到，与九十一团防守的五九七点九高地不同，五九七点九地势高，利于防守，而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则低于敌人占据的五三七点七高地主峰，在敌人三面火力压制下，很难防守……
武效贤知道，九十二团只打了三天就顶不住了。现在九十三团二营和三营也拿上去了，恐怕也只能撑个三四天……这样看来，让一○六团最后“收摊子”绝非易事。
若干年后，武效贤回想起当时的心情，仍不无自豪地说：“那次才知道什么叫责任，什么叫担子……”
二改变战法
比武效贤预料的时间还要短些——九十三团的两个营从十四日夜陆续进入阵地，只经过短短两天时间就难以支持了。十一月十七日，李德生副军长命令三十四师一○六团接替三十一师九十三团在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的争夺与巩固阵地的任务。
然而，战斗的激烈和残酷程度却是武效贤事先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的。
一营营长宜文光说：“进入阵地的时间是十七日晚上，由于九十三团三营剩余人员没有及时撤出坑道，加上坑道口倒塌，人只能爬着进入。这样，部队在暴露的地形上停留了几个小时，遭敌炮击，伤亡干部战士二十多人。一直到天明时，营一线分队才在参谋长李治的率领下接替了一、二、九号阵地及三号阵地的马蹄形坑道，其余阵地均被敌人占领。进入阵地时，每人只带一壶水、两包饼干和两个萝卜。战士们就凭这点东西与敌人对峙了六天。最难忍受的就是口渴，尤其是三号阵地坑道内的四十余名战士，由于补给供不上，他们先是喝小便，后来舔坑道石头上的渗水，最后全部牺牲，无一幸存……”
八连三排副排长刘永年是四川内江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入伍。入伍时，他正在重庆一所中学读高中，并且“还有八个星期就毕业了”。参加上甘岭作战时，刘永年虽然担任了副排长，但由于过去是当报话员，没直接带过兵，也没经历过大的战斗，因此他“心情相当紧张”。
刘永年所在的八连，是十七日傍晚六时左右，由梅桧里向上甘岭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阵地开进的。当夜十点左右，部队来到四四八高地九十三团的指挥所。在这里，刘永年等人“遇到九十三团一个领导，有人叫他参谋长，他说，他们团打得剩下不到二十人了。我们离开时，这个参谋长眼里含着泪说，‘你们放心，我们当夜十二点把表面阵地夺回来交给你们，我九十三团接什么阵地，就交给你们什么阵地。这时，我们连的指导员米玉岗说，‘首长，你们放心下去吧，为你们团着想，得保留一点骨干……我们天明前一定把阵地拿下来……’可九十三团首长不答应。最后商议的结果，是让他们现有的人给我们带带路，这样达成协议。”
据刘永年回忆说，十七日夜里的反击还是顺利的，主要的战斗在十八日白天。
“朝鲜和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差，天亮得早。大概早上三点来钟，敌人就出动八架F—84型飞机对阵地轮番轰炸扫射……第一批飞机走了，又来第二批飞机；第二批飞机走了，炮弹又铺天盖地砸下来……打得一直到天大亮了，十来公尺内还什么也看不清，连眼也睁不开，只觉得天空中灰黄一片，人也成了灰黄色……”
上阵地前，团里指示，“一个连守二十四小时才算完成任务。”刘永年所在的八连近两百号人，打到十八日黄昏，“阵地上只剩六个人了”，还不包括刘永年本人在内。
这时候，八连副连长张发园带着两个炊事员摸上了阵地。上阵地前，张发园背了四五十个苹果，两个炊事员一个背了一袋萝卜，一个背了十几壶水。结果，张发园的苹果兜子，被一排高射机枪子弹横扫过去，漏了，苹果只剩下六个。而背水的炊事员则在坑道前不远处被炸死了……张发园和背萝卜的炊事员来到坑道口，刘永年等人看见副连长来了，“热泪不由得流下来。大家相互抱在一起，痛哭失声……”
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的确是“只因未到伤心处”。三营营长权银刚三天三夜没吃饭，却抽光了三条大生产牌香烟。他“眼见着一天打掉一个连，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十八日，三营八连打光了；十九日，七连打光了；二十日，九连又拿上去了。权银刚知道，这是三营最后一个连了，“但是没办法，只有拼，反正阵地不能丢在我们手里。”
说到九连，权银刚感到很内疚，他说，“九连指导员带队反击，腿给打伤了，没撤回来，派一个班找了几个晚上也没找回来……副连长的死跟我也有关系。那天，我看到敌人老是反击上来，就让九连副连长带人去摸敌人的隐蔽点，结果他两次都没成功。我一问，他是派一个班长去的。我火了，说，你这个副连长是不是怕死？你给我亲自带队去！他就亲自带一个班去了，摸到了敌人的屯兵处，打了一家伙，还弄了几条枪回来。结果在撤回的路上，让敌人的炮给炸死了……唉，要是我不叫他出去，他也牺牲不了……那天，九连也打光了，我三个连差不多都报销了，教导员鲁亚里忍不住了，在坑道里抱着头呜呜直哭——那种男子汉伤心的哭声，我从来没有听到过……”
面对如此惨烈的激战，作为一团之长的武效贤或许是因为压力太大的缘故，显得情绪时常激动而难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