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邱宪章同属八十六团的一位新战士林炳远，也得益于像邱宪章一类的老兵的相助。
十一月一日晚上，林炳远和另外两名战士由班长带领着，负责守卫二号阵地。敌人冲上来时，林炳远和班长刚爬出坑道，“坑道口就被敌人排炮炸塌了，那两个战友被捂在坑道里，从此我们就再没有见面。”过了不久，班长也被炮弹炸死了，阵地上只剩下林炳远一个人。
天蒙蒙亮了，敌人黑压压一片向阵地涌上来，几辆坦克隆隆地吼叫着，一路辗压着尸体和破碎的枪支。作为一个刚上战场的新兵，林炳远慌了，“这么多的敌人我一个人怎么对付？敌人冲上来怎么办？我心里一急，也不看敌人还有多远，抱起手雷就往下扔，这时候，背后有人按住了我的手。我一回头，是二排的机枪班长马正斌上来了。一见到班长，我高兴了，紧张的心情顿时松缓了一些。”
马班长让林炳远不要慌，等敌人离近了再打。“后来，敌人爬到离我们十几公尺了，马班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向敌人扔开了爆破筒和手雷，那是我第一次和敌人面对面交手，看到敌人死的死、伤的伤，连滚带爬地跑，我心里当时就有底了：这打仗并不难呀……”
从炸死第一个敌人开始，林炳远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新兵向老兵的转变”。后来，他被炮弹炸伤了头部，“觉得并不太痛，倒是又松了一口气：这回打也打了，伤也负了，剩下的最多不就是给打死呗……”林炳远胆子壮了，这一天，他和马班长“从早到晚，打退敌人一个班到一个连的十四次反扑”。
第二天，马班长牺牲了，是被突然飞来的一发炮弹炸死的。林炳远“除了觉得难过之外，一点儿也不觉着害怕”。
一个连的敌人分两路冲上来，林炳远把马班长的遗体拖进堑壕里，然后把手雷和手榴弹全都捆在身上。等敌人离他剩下二十米的时候，他先蹲在工事里，朝敌人扔了三个手榴弹，然后，趁着手榴弹爆炸的烟雾，他跳出工事，向左边的敌群扔一颗手雷，又向右边的敌群扔一颗手榴弹，左右开弓，一颗接一颗，“只炸得敌人的钢盔飞起多高。”敌人像羊群炸了群，连爬带滚往回蹿，林炳远就跟着屁股追，一直追到山下的凹部里。敌人挤成了一团，林炳远又朝人堆里扔出几个手雷和爆破筒，直炸得血肉横飞。“那拥挤成一堆的敌人，真让你觉得是在赶一群羊或是一群狗。不过，要真是羊群，你还舍不得那么炸。可这是打仗，你不炸死他，他就得让你死……”
在七号阵地上差不多同一时刻里，八十六团二连的一个新兵马新年也经历了与林炳远相似的遭遇：当敌人离马新年的工事很近时，他投出一颗手榴弹，炸死了两个敌人，“第一回杀了人，还是开的洋荤。”马新年负伤的情况和林炳远几乎一模一样，也是“被一块炮弹皮打了头，就像是谁拿棒子朝你头上抡了一下子”。后来，“又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了，一块石头飞起来砸在我头上，当时就昏过去了。”马新年一直纳闷：在上甘岭的混战中，死个人跟死个蚂蚁一样，太容易了，可他就是命大，“那么多炮弹、枪子儿跟蝗虫似的飞，愣没打死我这么大个活人！”
马新年没被敌人打死，可他却打死了不少敌人。在上甘岭五天四夜的战斗中，他一个人杀伤了七十多名敌人。此外，在三号早晨，他发现敌人一个营在集结，队形非常密集，就立刻报告营长，营长让步谈机员和炮兵联络，“调来了炮火，成排成排的火箭炮在敌群中爆炸，爆炸过后，死尸布满了山沟……”
在五九七点九高地激战的同时，为配合五九七点九高地反击作战，一三三团和八十七团在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也同敌人展开了反复的争夺战。据四十五师作战科长宋新安说，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是一个椭圆形的山包，无险可居，对敌我双方都是易攻难守。战斗已持续二十多天，山上敌我露天工事均荡然无存……因此，拉锯式战斗一日数次。”
机枪手吕学敏带一个突击组进攻七号阵地，他在前面开路，“把机枪背带挂在脖子上，双手平端着二十多斤重的机枪，向敌人扫射。”被炮火炸得晕头转向的敌人，刚从残破的地堡出来，就被浇了一阵弹雨。吕学敏看见，“一个敌兵刚拉掉手榴弹的保险针，还没来得及投出去，就被击中，于是那个拉掉保险针的手榴弹掉下来，把那个敌兵炸开了花。”
激烈的战斗中，吕学敏的机枪打红了几次，直到拉不开枪为止，然后他就用手榴弹和手雷作战，“闭着眼也能把手雷扔到敌人堆里，究竟炸死了多少敌人，数也没法儿数……”当然他也负了伤——几颗子弹贯穿了他的左臂，于是“左胳膊就晃里晃荡地吊在膀子上，再也不听使唤了”。
副班长李英忠在守卫五号阵地时，看见机枪手周千射出的“火鞭”不高不低地抽着敌人。被抽着的敌人“像被拖进屠宰场的猪一样嚎叫着一个一个摔倒了”。李英忠正要回头表扬周千几句，却不料一回头竟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看见，不知什么时候起，周千已把机枪拉出来架在暗火力点顶上了。周千用肩抵住枪托，陈元福在他旁边往弹盘里压子弹，机枪旁边已经积了一大堆空弹壳。
“当时我骂了起来，你们他妈的疯了吗？你不要命，人家就得要你的命！”
李英忠把周千骂回去了，他有点委屈地把机枪又拖回了暗火力点。可是，在又击退敌人几次进攻后，灾难降临了，“一发穿甲弹穿过火力点的射孔，在里边爆炸了。周千的命到底没保住。”
李英忠对于自己的幸存却觉得奇怪：阵地上工事早平了，可敌人被击退后，一排一排的炮弹就倾泻过来。“整个阵地被烟雾笼罩着，炮弹翻起的土块打在头上、背上，连身下的浮土都烫人，吸进肚里的空气像火一样在胸部燃烧……从这个弹坑滚到那个弹坑，也不知被埋起来多少次，好像天地都翻了个过儿，可是，我竟然活了下来……”李英忠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奇迹并不总能发生，一位名叫田立明的班长就没遇到李英忠的好运气。混战中，田立明被敌人打来的一发炮弹震昏，等他醒过来时，战友们已全部牺牲。而这时，二十多个敌人正嚎叫着往上冲，于是他抓起一根爆破筒，冲向了敌群，于是这位出生于湖北天门县的年轻人便永远留在了朝鲜的上甘岭……
二十九师一位从上甘岭战斗中幸存下来的老兵说，从来没见过上甘岭战斗中战士们那种慷慨赴死的情形，黄继光式的英雄行为成为普遍的现象。这位幸存者至今都难忘的一件事是，反击战斗中，一位名叫薛志高的副班长左腿给炸断了，无法再前进，正遇到本班战士王合良，后者的两眼被打瞎了。于是，他和王合良一商量，便决定二人合作向敌人阵地进攻：王合良背起薛志高，而薛志高给王合良指路，一直前进到三号阵地……“瞎子背拐子，坚持战斗，你说是毅力吧、信念吧、仇恨吧，都是，又都不完全，这种顽强现在都让人无法理解……”
三点将李德生
在西霞洞三兵团指挥部，警卫员和炊事员们遇到一件难办的事：大反击开始后，王近山一连三天没吃饭，两个通宵没睡觉，眼睛熬得赤红，在掩蔽部里踱来踱去，动不动就要发火骂娘。“王疯子疯了……”警卫员和炊事员们小声告诫着，言外之意是，这时候千万别招惹他。
但是，让首长吃饭，保障首长的身体健康，是警卫员和炊事员的责任呀，不过，谁能让他吃饭呢？不管谁送吃的东西进去，都让给斥骂出来，谁敢再去？有人便想到了司机朱铁民。
朱铁民是专门给王近山开车的司机，年龄仅比王近山小两岁，已经三十六七了。司令部一班勤杂人员中，他算是岁数大的，因此被称为老朱。而且，王近山很喜欢他，因为朱铁民开车开得又快又猛，胆大心细，很对王近山的脾气。所以，大家就撺掇他去劝王近山吃饭。
这天上午，朱铁民端着炊事员刚做好的热汤面走进王近山的工作室。他是满怀信心进去的，却没料到“几句话就让首长给我打发出来了”。
朱铁民对王近山说：“首长，你吃碗热汤面吧，趁热……”
王近山看也不看：“什么热汤面，端走端走。”
朱铁民：“首长你三天没吃东西了……”
王近山：“三天不吃不关你的事。”
朱铁民：“首长你再不吃东西，你就指挥不了作战了！”
王近山：“不吃不吃我吃不下，你别啰唆了，出去出去！”
让朱铁民稍感安慰的是，在他被王近山赶出屋子，“刚走到门口，首长说了句，老朱，你去作战处问问李德生来了没有？总算给我留了点面子……”
确实，王近山在焦急地等待李德生的到来。
自十月三十日夜间大反击开始以来，一连几天，上甘岭阵地又重复了反复的拉锯争夺战。此间，十二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率先参战，九十二团、九十三团也已开到上甘岭，部分投入战斗。而且，十二军还要相继将三十四师和三十五师的三个主力团拿上去。这样，势必要有十二军一位指挥员前去统一指挥。王近山担心，秦基伟对十二军的部队不熟悉，难免使用不当。况且，两个军的部队共同作战，各自有不同的作战特点和习惯，搞不好就容易发生摩擦。现在问题已经开始出现了，并陆续反映到三兵团来。譬如十五军反映十二军的部队“上去后光用手榴弹，不带枪，给我们运输增加很大压力”；而十二军的干部则埋怨十五军方面“给介绍情况时有保留，作战方面的教训很少谈”，三十一师的副师长李长林对此就很不满。他在去四十五师，请崔建功介绍经验时，发现“崔建功总讲部队勇敢，警卫员也上去了，炊事员也上去了，对敌人的战术手段，我们该怎么对付，经验教训，闭口不谈。我也不客气，我说老兄啊，我九十一团马上要上去了，你们的经验教训我们最想了解，我又不是新闻记者来了解典型事迹材料的！我顶了他，他也没好好介绍一下有什么经验教训。”
王近山当然明白，各军的部队，还是由自己熟悉的首长直接指挥更利于作战。曾经有人问过他，为什么十二军由你指挥就能打胜仗，可同样的部队交给别人指挥就不行呢？是不是十二军骄傲，别人指挥不了？对此，王近山的回答是：这很简单，我对我的部队熟悉。就像一个工人修机器，该用扳子的地方就不能用钳子。比如我手下的几员战将李德生、尤太忠、肖永银就各有特点：李德生打仗很硬，不怕苦，任务交给他，那他就像老牛顶架，缩不回来。襄樊战役，打琵琶山、真武山、西门——刀劈三关，我交给李德生，他就给拿下了。尤太忠打仗机动灵活，分割穿插，端敌人司令部，巷战、掏洞都是拿手戏。肖永银打仗“滑”，他的十八旅你放多远也不用担心，他吃不了亏。追击敌人扩张战果是他的特长，号称横扫八百里。敌人一溃逃，你让十八旅上去，不用下命令，他能连敌人的车马夫、厨子都抓回来，一个也别想跑掉。
现在，在上甘岭作战敌我双方“胶着”的关键时刻，王近山把自己的老部队十二军拿上去，把能攻善守的李德生拿上去，足见下定了必胜的决心，押足了筹码。
上午十一时左右，李德生赶到了三兵团指挥部，随身只带着一个作战参谋张军。
从红军长征时候开始，李德生一直是王近山的老部下。抗日战争初期，王近山任七六九团团长时，李德生任营长；解放战争时，王近山任六纵司令员，李德生在他手下任十七旅旅长；后六纵编为十二军，王近山任军长，李德生任三十五师师长。部队入朝后，李德生还担任三十五师师长，五次战役后，李德生才被提升为十二军的副军长。
对于这次王近山的召见，李德生有两点印象很深：一是“王司令员指挥作战一向从容，那天在对着地图给他讲上甘岭形势时，显得有几分焦虑”；再就是交代完任务后，王近山叮嘱说，“战斗可能是空前激烈、残酷的，要准备打苏联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那样的仗，一个战士，从战斗开始打到结束时指挥一个连！”
李德生接受任务后，“连饭也没敢留在兵团吃，就离开了西霞洞。”因为时间紧迫，王近山命他“在十一月六日中午十二时以前在五圣山开设十二军前进指挥所”。李德生当即吩咐参谋张军骑摩托车截回三十四师和三十五师的三个主力团，因为这几个团正在向谷山后方行进。李自己则乘车先回十二军军部，然后马不停蹄赶赴十五军军部道德洞。
送走李德生后，王近山才似乎松了口气，他对兵团副政委杜义德说：“李德生一上去，我就可以放心睡一觉了。”接着，他便大喊警卫员：“你们几个警卫员躲哪里去了？赶快去伙房找点吃的东西来！”
这个时候，比王近山更感到轻松的是四十五师的师、团指挥员。反击成功后，四十五师已遵令陆续将部队撤出阵地。到十一月五日，四十五师在上甘岭两个高地的防务已全部交给十二军和二十九师。精疲力尽的部队终于得到了喘息。师长、团长、营长们一个个如释重负。
十一月五日，在德山岘四十五师指挥所，四十五师三个团长和他们的师长崔建功“劫后重逢，悲喜交加”。
一三三团团长孙加贵说：“师长呵，我真没想到还能活着下来见到你呀！”
一三五团团长张信元说：“这回我真知道啥叫千斤重担了……”
一三四团团长刘占华说：“师长，咱开戒吧，痛痛快快喝它一家伙！”
还有什么说的？他们当然要喝酒，喝老白干——东北出的六十六度的老白干，要痛痛快快地喝，喝它个一醉方休！
崔师长拿出一个大缸子，咕嘟咕嘟倒满白酒，豪兴一起，几个人便三拳两胜划起拳来。
干！干！干……他们每个人都不推让，都一饮而尽。那时候，他们心里都明白：在这一生中，还有什么时候能比现在更值得醉一回的？那天，他们每个人都醉了。
他们喝着、叫着、笑着。
他们喝到后来都喝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