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后，势力很快就遍及长江流域，军力发展到五六十万人，占领了长江流域的许多重要城镇，而湘军编练成军后，兵力最初不过17万人，发展到最后也不过12万人左右，相差甚为悬殊，太平军往往是湘军的几倍，或几十倍。面对强大的太平军，湘军不得不采取防御，先求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乘隙致人而不致于人。
为了能首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达到围困太平军的目的，曾国藩对扎营修垒做了严格的规定。湘军每进攻到一座城下，统领首先根据利于作战的原则，选择地势险要的地方，要求湘军“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即修挖墙壕，未成之先，不许休息，亦不许与敌搦战。墙子须八尺高、一丈厚，内有子墙，为人站立之地。壕沟须一丈五尺深，愈深愈好，上宽下窄。”此后湘军都依照这个规定扎营修垒，筑墙挖壕。正如曾国藩所指出的那样：“惟当酌择险要，固垒深沟，先立于不败之地。”曾国藩对部下李元度说：
“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中国近代名将蔡锷高度评价湘军的这个筑营措施：“防御之紧严，立意之稳健，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
湘军不但扎营以求自固，进攻敌人的坚垒、名城，也用扎营战术来围困敌人以收功。咸丰六年（1856），湘军围武昌，挖前壕来防武昌城内的太平军出击和突围，挖后壕以拒太平军的救兵。一般人虑不及远，笑挖后壕为“拙”，后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援军接近武昌，于是湘军的后壕变为前壕，以抗拒石达开，人又叹其“巧”。咸丰十一年（1861），胡林翼指示进攻安庆集贤关的湘军将领鲍超“莫攻贼垒，而于距贼垒二里外，以兵力分前后左右围之。每一面只须三营，遥遥相制，邀截樵汲，静待十日，贼必无水、无米、无薪，自行奔溃。”鲍超遵照胡林翼的命令，不到20天，就把守集贤关的太平军四个坚垒全部攻克。这样关系重大的战果，只是从运用扎营战术中轻易得来的。
此后的湘军战役中，夺取九江、安庆乃至天京，都是运用扎营战术来围困坚城而夺取的。
湘军作战，极重地势。由于作战的方略，随山地与平原地势的不同而迥异，所以在作战前，湘军的统帅、大将，必审地势的险易。如湘军攻武昌，曾国藩先乘小舟赶汉口相度地势。左宗棠攻杭州，先轻骑赴余杭察看地势。他们都在看明地形以后，才定进攻的方略。不独统帅，将领以亲看地势为第一义，其下营官、哨官以至哨长、队长，人人都以看地势为行军的要务，人人都知道审择地势。
从中，我们不难体会曾国藩“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的原则，而扎营看地则成为这一战术的关键。湘军用兵战术，稳步前进，步步为营，不慌不忙，以孙子兵法“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逐渐争取主动为原则。故湘军用兵很少陷于危地，常据险要之地以制敌命，出奇而制胜。曾国藩用兵，重视“主客”的说法，以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归结起来，其军事战略的主旨主要在于四个方面：一扎营垒以自固，二慎拔营以防敌袭，三看地势以争险要，四明主客以操胜算。
不仅曾国藩自己“稳扎稳打”，他还时常告诫带兵将领勿求速度，“步步把稳”，“稳扎稳打，机动则发”，“不必慌忙，稳扎稳守”。
曾国藩一直认为如果对所办的事情没有周详的思虑，往往会导致功亏一溃。李续宾和曾国华在三河镇全军覆没，就是思虑不周所致。曾国藩怕文官不勇敢，怕武官不稳重，他总是反复叮嘱，自己办事也力图考查详备。比如怎样办好盐务，曾国藩有两句话：“太平盛世，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乱离之世，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这就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方式、不同策略考察得清清楚楚，交待得详细周全。
总之，“稳”才能坚定，“重”才能谨慎。稳重行事，勿急勿躁勿轻薄，才能纵览全局，胜券在握，良机不失；才能修身养性，洒脱自如，得人生之道。
6.言多必失，适可而止
人在现实中要想生存，就必须和人交往，那言语自然是避免不了的，但如果不加注意，则容易祸从口出。因此，慎言是必要的。而慎言的最好方法是不多言，力求简洁明了。滔滔不绝的人说错话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们会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正所谓“言多必失”，所以必须“适可而止”。
曾国藩的为官之道是渐渐摸索出来的，他的谨慎为人也是在不断体会中磨炼出来的。
《周易》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它的意思是，有修养的人，言简意赅，不会胡乱地空发议论，而性格浮躁、缺乏修养的人却总爱夸夸其谈，大话连篇。
曾国藩的性格变化是很大的，做大官前后，他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
30岁前的曾国藩总爱说话，并且他的言语中总是有一股尖酸刻薄的味道。虽然自身很有才华，但是别人还是不愿意与他交往，对他敬而远之。因为，无论在酒桌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不经意的讥讽话语总能够让同僚或关系普通的朋友们难堪。时间久了，他的恶名也就传得较远。后来，翰林院的同僚们渐渐孤立了他。
曾国藩如果不知悔改，他的仕途应该不会长远。然而，曾国藩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这个优点会将他诸多的缺点弥补，不断完善自身。这个优点便是他能够反省、检点自身。
尝到了苦头之后，他不能够再容忍自己多嘴多舌的毛病，于是决定悔改。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想改掉这根深蒂固的恶习，必须得付出艰辛努力。
以后的日子里，他还是不能将恶习彻底戒除，多多少少又因为多嘴多舌得罪了一些人。不过，经自己不断反省，他多言的毛病果真改掉了。
“常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这句话是曾国藩做官的体会。他认为，桀骜不驯定会招致别人的敌视，以致众人群起攻之；多嘴多舌同样要不得，它也会让自己陷入被动。
曾国藩在修行上要求自己“静坐净心”，认为急躁、轻浮是做人、立道、求学的大忌。而身临高位，功高盖世，如言语太多、锋芒太露，就会引来朝廷的猜疑，认为自己有不叵之心。况且在封建社会中，君权高于一切，不懂得韬光养晦，一味激进，更会招致皇帝不悦，那样，便有生命之忧了。对下，如果讲话太多，难免有失误，则会让手下人嘲笑，认为自己无德无力，不能服众，久而久之，威德并失，便不能操纵手下了。
曾国藩早年就写下了“谨言箴”。他认为用花言巧语取悦于人，最终只能给自身带来灾祸；闲言碎语，也会搅乱你的心神。理解的人不夸耀，夸耀的人不理解。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让智者笑话，让愚者惊骇。笑话你的人会鄙视你，即使你很直率也会怀疑你。惊骇的人弄清原委以后，会说你欺骗他。
他对慎言的重视，影响到了他的整个人生观。曾国藩说，凡是有才能的人总希望表现自己，希望被别人承认他高明，就像孔雀一样，遇见围观的人多了，就开屏展示自己的美丽，其实这很容易招来众怒。同时，胸中有是非，有判断，有取舍，但又佯装不知，这是很难做到的。
曾国藩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经验教训，力劝自己不可多言，要小心谨慎，以免强出头引来祸端。故而，他专门写了《英雄诫子弟》书，借以教导自家子弟：
“我要你们听到人家的过失，如同听到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听，但嘴上不能说。喜好议论人家长短，妄评政事法令的是非，这是我最厌恶的，宁死也不愿子孙有这类行为！”
他认为，人在独处的时候，一般没有什么话要说，虽然不乏有自言自语的人。和家人相处的时候，因为天天相处，不管自己有优点还是缺点，家人一概接纳，不会过多探讨，偶尔提示一下便可，也没有多少话要说。但和朋友在一起可就不一样了，这时候，他会一改在家里的沉默寡言，绞尽脑汁也要将话说得令众人吃惊，或为了表达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意思，便以动作配合。
这便是人们的表现欲在作祟的缘故，为了表现自己的才华、风度、智慧、幽默等，难免夸夸其谈，殊不知在这无休止的表演中，却将自己的缺点一点点地暴露出来。
曾国藩不仅自己慎言，还经常劝诫弟弟和部下不要多言。
曾国华和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两个弟弟，二人都与青年时的曾国藩性格相似，要么说话刻薄，要么多嘴多舌。曾国藩不想弟弟再走自己的老路，为了使弟弟不走自己的老路，曾国藩对此二人屡屡劝导。为了让性格刚烈、言语刻薄的曾国华处理好人际关系，曾国藩送给他“温甫”作为他的字号，意思是让他待人要温和一些，克制自己，不要伤害他人的自尊心。曾国华明白哥哥的心思，在日后的待人接物上，都显出温和的一面。
曾国荃后来也被朝廷加封，开始在官场立身。他的为人比曾国华还要恶劣，曾国藩对其格外担忧，因为，官场中最忌讳的就是多嘴多舌。历史上官吏因出言不慎而被贬被惩者多如牛毛，噤若寒蝉便被视为官场法宝。可曾国荃初入官场，根本不懂仕途险恶，仍然像往常一样肆无忌惮，夸夸其谈。曾国藩总是写信给他，向他传授为官保身之道，曾国荃从中得益不少。
对部下，曾国藩同样如此要求教导。他告诫部下发言一定要谨慎，千万不可胡乱地说话。
言多必失，应适可而止。有智慧的人懂生存之道，知道何时“沉默是金”。
7.以“浑”入世，难得糊涂
有大智慧的人，能够将“浑”利用得恰到好处。由糊涂变聪明易，以聪明装糊涂难。正因为难，有人无法掩饰自己的聪明，才有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情况的发生。以“浑”字入世是一门大学问，需常常领悟才能有所收效。
人生在世，难得糊涂。曾国藩的“浑”字诀就阐明了这个道理。
曾国藩是一个聪明人，但对有些事情，他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理会。
曾国藩读了很多书，再加上自己才华出众，自然是个聪明人。也正是由于他的聪明，才导致了他在官场中四处碰壁，屡次遇到险阻。他处处显得精明，却不能在官场中安然无恙，不得不令他反思。“浑’字就是在他的反思过程中总结出来的。
“惟忘机可以消众讥，惟懵懂可以祓不祥。”这句话在曾国藩写给胡林翼的信中可以看到，曾国藩经过一番磨难才有此领悟，并以此来劝诫挚友。
初办湘军的时候，曾国藩与王鑫不和。王鑫拜在罗泽南门下，非常善于用兵。他手下有几千士卒，与其他部队相比，实力相当雄厚。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王鑫与曾国藩之间磨擦甚多，当时没有多少人替曾国藩说话，曾国藩压力很大。
王鑫后来在作战过程中因为骄傲吃了败仗，为挽回名声，谎报军情，曾国藩对他的做法非常反感，认为他的做法为君子所不齿。曾国藩此时虽然知道王鑫有大罪，但不愿意乘机报复。
在给几位弟弟的信中，曾国藩提到了此事，并分析认为，乱世之中，黑白本来就很难做到分明，强欲区分，反致混淆，希望诸弟能够吸取教训，学会糊涂处世。
官场中事事难料，颠倒是非、黑白不分的事情常有发生，以糊涂应对，再好不过。
曾国藩曾经对其弟曾国荃说过：
“弟体一不甚旺，总宜好好静养。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二语也。”
糊涂的人可以通过刻苦的学习，逐渐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所谓水滴石穿，功到自然成便是如此。聪明的人要想掩饰自己的那股精明，尽管日日克制，还是难以奏效。因为精明的人能够看透很多东西，能够看得深、看得远，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得高人一等。
但有时候又会出现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现象。装糊涂是成事保身之法，因为会装糊涂的人，不会计较自己吃了小亏，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憨厚老实，人们会认为他是单纯的人，从而愿意和他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会让人的心里感到踏实、轻松。单纯的人没有坏心眼，跟这种人交往，可以放松警惕。与精明的人交往却是另一番情景，他会让人的神经绷紧，生怕被他欺骗，被他愚弄。
“浑”便是一种大智若愚的处世为官方法，“浑”并不是说对什么都不能看透，对什么都想不明白，而是将精明藏在深处，集中心思去做一些对个人发展有益的事情，同时对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或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视而不见。
8.防危虑败，明哲保身
所谓物盛则衰，月盈则亏，一件事情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向相反方向转化。在社会动荡时候，湘军的影响和作用是受到满清皇室的赞许和支持的，但社会安定后，湘军则成了一支威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能够看到长远，分析前景，不求功德圆满，而宁愿抱残守缺。
1868年5月，曾国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其后，由于筹办剿捻后路军有功，又被封云骑尉世职。一年数迁，曾国藩可谓荣耀之至，这表示清政府对他很是倚重。可是时过不久，一大批湘军官员纷纷被开缺回籍，如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这不由得使曾国藩警醒起来，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提到：“官相（官文）刚才有署直隶之信，不知印渠何故开缺？近日厚（杨岳斌）、霞（刘蓉）、筠（郭嵩焘）、沅（曾国荃）次第去位，而印（刘长佑）复继之，吾乡极盛困难久耶，思之悚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