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立志高远，求成大事
“有志者，事竟成”，这是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信念。
远大、坚定的志向，是人的行为的内在的精神动力。远大志向能不断激励人们奋发向上，有所作为。一流的人才不一定能干出一流的事业，但能干出一流事业的人必定是一流的人物。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欲成就大事业者，就必须要先立志。正如曾国藩在《五箴》中的《立志箴》里所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一息尚存，永矢弗谖！”
曾国藩的志愿，是和他的治学目的论紧密相关的。曾国藩刚到京师时，未免六神无主，导致心神不静，他认为自己心神不静是因为没有志向，后来他发奋立志，自称“欲行仁义于天下”，改名为国藩，决心为国家之藩篱。为了实现志向，曾国藩没有怨天尤人，埋怨时不我予，而是发愤苦学。曾国藩为了激励自己树立远大志向，曾在湖南涟滨书院时改号为涤生，取涤其旧染之习，焕然新生之意，可以看出曾国藩希图长进的志向和决心。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叫作进德与修业。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
由此可见，曾国藩进德修业的目的，在于自淑和淑世，也可以说是成己成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对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所谓“有民胞物兴之理”；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两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曾国藩继承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士”、“君子”以至“圣人”，主张读书要“明天理”。从孔子到朱熹，都反对为个人消遣和利禄名誉读书。曾国藩又不囿于朱熹的“性命”、“道德”空谈，而继宋朝陈亮“经世致用”及北朝颜之推“谋生”之说，认为读书大可报国为民，小可修业谋生，以自卫其身。因此，可以说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曾国藩是在继承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首先曾国藩明白表示自己读书不是为荣辱得失，而是“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卫身谋食是人最起码的生理需要，它与追求功名利禄有着本质的不同。曾国藩是反对为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而读书的，因此他认为读书又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然而时至今日，也还不乏读书为混文凭之人，读书为混官做之人，读书为时髦、为装饰之人，总之是为一体之屈伸。
为一体之屈伸而读书者，虽有所成，但只会小；为报国为民而读书者，虽路途远，但必将成其大、立其功。
曾国藩将有志视为取得成功的首要品质，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在读书时曾为自己立下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像云中层翊翱翔的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引起九州震动；如同深山中的巨木一样，有朝一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
曾国藩认为汲汲于文章学问，不是真正的豪杰，要立志高远，在诗文中他写道：“黄鹄一举何其高！纷纷燕雀非吾曹。”但他的志向不仅限于领兵治军，他要的是文武兼通，出将入相，要以书出征，治国平天下，不学穷兵黩武的武夫，要做平定大乱，再造中兴的功臣，既要作诗解文，又能经理乱世。当时天下还算安定，曾国藩即有如此大志，当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他振臂一呼，为统治阶级效命。倘若没有原来所定的这番大志宏愿作为心理准备，他是没有这股冲劲和狠劲的。
2.谦恭礼让，永不自满
谦恭礼让是儒家在人际交往中的处世原则。曾国藩崛起于清朝乱世之中，仅仅不到十年时间，便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守节闲官，飞跃至名高位重的封疆大吏。其发迹的原因，一是时势造英雄，但最主要是靠他的智谋和修身之法。究其根源，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
在手下大将鲍超因功晋职时，曾国藩告诫说：“阁下当威望极隆之际，沐朝廷稠叠之恩，务当小心谨慎，谦而又谦，方是载福之道。前次曾以‘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相劝，务望牢记在心。”他也经常以“谦虚”二字教导鲍超，他曾说：“观古今以来成大功享全名者，非必才盖一世。大抵能下人，斯能上人；能忍人，斯能胜人。若径情一往，则所向动成荆棘，何能有济于事？来示所谓尽心竭力，做得一分算一分，此是安心妙法。”又说：“勤而不自言其劳，廉而不觉其介，谦而出之以真朴之气，乃不犯人之忌，亦即保身之道”；“臬署专以刑幕为重，公事繁琐，不如专心论兵。阅历较实，名望亦隆。文移体制，外任与京秩不同，自宜以谦。”
从以上曾国藩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尽管他的目的不离“名”、“位”，但其劝人以谦为本的主题却是不容有疑的。
在论学方面，曾国藩认为，“吾人为学最要虚心”，不管什么人，不管学问有多深，都要放下架子，虚心好学。他以切身体验告诫弟子：“读书穷理，不办得极虚心，则先自窒矣。”又说：“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怒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试想，以孔子这样的大贤圣人，况且有“三字之师”的美德，所以一般的凡夫俗子还有什么值得自满的呢？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看到八旗与绿营的腐败后，觉得非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不可。于是，在他受命组建湘军之后，便“痛心疾首深自刻责”，“诚恐有师心自用之处”，于是“惟有敬谨省察，不敢师心，而务要虚心，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种想法，一直伴随着他，即使在升任两江总督兼节制四省军务之后，仍没有丢弃。这一点，可以从他的日记中看出：“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之咎也。”
在仕途中，曾国藩年少时比较轻狂，一度遭到某些官僚的反对。吃一堑，长一智，经历过挫折之后才会痛改前非，奋发图强，这种变化在他刚率湘军入长沙时体现得较为明显。在这里，他与长沙城绿营将领发生冲突，在个别人的挑唆下，绿营兵大闹他当时下榻的团练大臣府，他差一点连性命都丢掉。从此以后，他总结了经验教训，主动谦虚地与当地官员交好，并在绿营中扶植力量。当地官员与绿营将领看到曾国藩的转变后，自然也是“借坡下驴”，顺着台阶就过去了。这一条经验，就是曾国藩在官场中得到的。
骄傲自大的人，只看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短处，觉得自己什么都比别人强；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和短处，看不到别人和优点和长处，任何人在他眼中都不值一哂。这种人在人际交往中神气十足，盛气凌人，不尊敬他人，盲目自大，当然无法得到别人的尊敬和亲近。不真正地关心人爱护人，便无法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骄傲自满是人生的大敌，盛气凌人是人际交往中的败德。
谦逊就是对自己的短处和不足有高度的自觉，永远以自己的短处和他人的长处相比较，虚心向他人学习，以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孔子强调“不耻下问”，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长和不足，因而也都有值得他人尊重和学习的地方。吕坤说：“今且不须择人，只于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长。人必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可以为贤人；人必有一见，集百人之见，可以决大计。”
自满自足的人总是只见自己的长处和他人的短处，总觉得自己什么都好，而别人一无是处，自高自大，瞧不起任何人。只有谦逊的人才能发现他人的优点，虚心向他人学习，集众人之长，补己之短。谦逊作为一种美德，既表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同时，它又体现了在人际交往中对他人的尊重；它既能促进主体自身的充实与完善，又有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曾国藩将“谦”字视为立身之本，同时视之为保家安身之道。其首要功能，就是戒除骄气。因为他认为骄是败征，古今名臣大家，无不败于“骄”字。所以他谆谆告诫子弟部下，不可骄傲。
曾国藩既害怕功败垂成，勉励弟弟须有极强的敬业精神；又怕成大功大名时，飞来无名横祸，勉励弟弟须有临深履薄的畏惧之感。攻克天京，兄弟封侯封伯之后，他又多次写信给颇有抑郁之气的曾国荃，劝他“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谦虚是要尊重他人，而最终目的是要使自己也获得他人的尊重。因此，自尊是谦虚的基本前提。如果太过谦虚，甚至于卑躬屈膝，不会获得别人的尊重，反而令人轻贱自己，那就适得其反了。自尊是每个人都有的，但谦虚表现得太过，会引起别人的误会，所以，一定要注意分寸。
谦虚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过于贬低自己。本来自己做得不错，非要说成一塌糊涂，本来水平很高，却说得十分不堪，这些都是过谦，因此也就是“伪”。这会造成两个结果，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你真的很差劲，因此不会理你，或者在交往中提出更苛刻的要求。而明白的人则认为你不实在，太虚伪，进一步交往时，会保持戒心。这两种情况都不是什么好事。
3.玉汝于成，坚忍不拔
成功的因素多种多样，在大致相同的情况或条件下，意志力的作用决定结局的成败，因为坚强的意志可以坚定必胜之心，将自己的资质潜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曾国藩苦撑大局终获成功，这得益于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力。
孟子曾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曾国藩也说：“吾生平长进，皆在危难之际”；“处心积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
曾国藩以一个儒生而带兵打仗，失败真是一个连着一个。他把幕僚所写奏折上的“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实在也是羞愤难当之下，情不得已。尤其是他曾经四次自杀未遂，其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哪里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但是他终于还是能够战胜自我，调整情绪，蓄气长志，“屡败屡战”，这点精神，就更难为一般人所理解了。
曾国藩能够战胜失败，走向成功，关键在于“打脱牙，和血吞”，“一味忍耐，徐求自强”。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月（1854年4只27日）凌晨，曾国藩指挥湘军水陆，沿湘江北上，浩浩荡荡向靖港进发。顺流疾进，刚至中午，湘军水师和陆师都到了靖港镇外。
陆师过了浮桥，曾国藩即下了进攻的号令。然而，一进靖港镇，只听一声炮响，埋伏在港外的太平军一齐杀出。湘军初战受挫，这次又遭遇伏兵，一下子乱了阵脚，纷纷后退。
太平军大队冲入湘军队伍中，一片砍杀之声，湘军完全失败了。卫兵一把拉过曾国藩，护入座船，仓惶向长沙败逃。
曾国藩呆坐舱内，五内俱焚。衡州出师后，与太平军交锋，两仗两败，落了个狼奔豕突的结局，自己惨淡经营，苦练了将近一年的湘军，竟是如此无用。他想如此下去，原先的豪言壮语将全部落空。再回长沙，官绅们的冷眼将不堪入目。何况，这次是否能逃得回长沙，也很难说。耳畔，响起一片败兵的嚷叫，一片“活捉曾妖头”的怒吼！他左思右想，决定不如趁早一死，免得自讨其辱。这时，幕僚陈士杰、李元度看到曾国藩神情有异，命令章寿麟驾一舢板，随护座船左右。
岂料座船随员稍未注意，曾国藩猛然起身，推开舱门，纵身跃入江心。“曾大人跳水了！”章寿鳞一面大叫，一面由舢板跳入江中，很快救出曾国藩，扶进船舱中。大家七手八脚为他换衣、推腹，好在他并未呛水，尚无大碍，大家一路劝解，狼狈退回长沙。
曾国藩大败之后，再埋头募兵练兵，原来的老湘军只剩下了四千人，他陆续增至水陆两师2万多人，修造舟师，配备炮械。咸丰四年（1854年）六月中旬，曾国藩再次指挥水陆二师北上，发动湘军的第二次攻势。
七月一日，湘军水师“总统”褚汝航克复岳州，太平军骁将曾天养反攻，大败。六月十四日再反攻，又败。曾国藩沾沾自喜，得意洋洋，七月十五****又亲自出阵，率李****、陈辉龙两支粤桂水师，自长沙到达岳州，次日在南风大作中出队攻打白螺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