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江浙人文薮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没有人会怀疑这句传唱已久的俗语中掺杂有水分，这句话里装载着富甲天下的经济、灿若星河的文人群体、以及丰腴润丽的青山媚水。时至今日，江南地区仍然保持着在文化领域强劲的风头，中国与文化沾边的精英人才大都出自于这里。有人俏皮地调侃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说在北京乘公共汽车，不小心一脚踩下去就会踩到几个处长。而在江浙一带乘公共汽车，一脚踩下去则有可能踩到几个文人或者是准文人。当年披着黑色长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像只黑乌鸦飞到了中国，他在全面考察了明朝强盛的状况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强国的基础就是文官制度。”不言而喻，他指的是在科举考试基础上形成的文官制度。南宋以后，中国科举考试的主角无疑是江南人。后来两宋之交的黄河文化的南移，为吴越文化上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浓厚的文化氛围，在潜移默化中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崇尚文化和文人的心理。这从历代出于浙北的进士和状元人数就可得到印证。试举一例，1580年到1706年，长达100年的时间里，共历明清两朝，朝廷共产生了39名状元，其中江苏、浙江人为32名，占总数的82%。
江南以出才子闻名。江南才子不仅出状元，还出书画家和哲学家，号称江南四大才子的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和徐祯卿中，唐、徐两人和他们的老师沈周、学生仇英被称为画坛吴门四家，开创了吴门画派。影响了中国书画的发展历程。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开辟了儒学发展史上的新历程，打破了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为以后明末清初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两次思想启蒙提供了必要基础。宋明清三代，吴越出现了多个学术流派，如永嘉学派、阳明学派、浙东学派、泰州学派，还有就是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闻名的东林学派。
从浙江名文人的分布来看，绝大多数集中在浙北（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平原上。周作人、俞平伯、叶圣陶、柳亚子、夏沔尊等大家等都生于此地，以嘉兴一地（辖海宁、桐乡等）为例，除前面提到的徐志摩、穆旦、茅盾以外，尚荟萃了王国维、丰子恺、吴世昌、朱生豪、金庸等名家。
江浙除了这么多的文人才子，可见这决不是种偶然现象，而是有着其历史的必然。
从浙江的地理环境来看，气候适宜、平川广野、河流湖泊构成了浙北最大的地理特征。相对于西南峻嶙、塞外流沙、北疆飞雪等，这里真可算是天堂了，由于世代生活的安逸于是便有了“江南是女人的江南”的说法。的确，浙北确实是消磨人意志的地方，从北宋南迁苟安杭州不思进取，“西湖歌舞几时休，只把杭州作汴州”可知。浙北绝对是富庶的地方，在衣食无忧的前提下，才会有感物伤事，以文消遣的闲情意志。造化钟神秀，浙北优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江南女子的柔美、江南男子的秀气和文人气质。
再看浙北的历史文化氛围。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浙北属于吴方言区和吴越文化圈，这里浓缩了吴越古文化的积淀，吴越争霸的恩怨，西施入吴、卧薪尝胆、子胥弄潮的传说。至今仍沉淀在当地人的思维中。
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历史上开始了第一次民族大迁徒，处于相对安定的吴越之地，吸引了大批文人的到来。他们的到来，活跃了江南的文化空气，形成了文人云集，文教日盛的壮观景象，这些文人经常聚会，以文会友。其中最为出名的是王羲之，谢安等人的兰亭之会。文人集会，对整个社会文风的形成发展有着潜在的影响，全社会习文之风大盛。如陶渊明、谢灵运、刘勰、王羲之、王献之、顾恺之，祖冲之等名人学士共同形成了吴越之地人文昌盛的局面。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时势造英雄”。近代以来，浙江一方面是民主思想的自然和缓慢演进，一方面是西学东渐和列强入侵的洗礼，一方面太平军的建设性和破坏性的双重效应。尤其是在20年代，各种矛盾更加激化，不少浙江人深深为民族的命运担忧。用手中的笔为民族的复兴呐喊。不少人还纷纷留洋寻找真理，秋瑾、鲁迅、周作人、沈泽民、丰子恺、徐志摩等均有过留洋经历。在浙江绍兴名人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在北大国学院汇集了浙江的许多名人。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化和个人经历的不同，浙江文人的文笔、文风也日益呈现多元化的特质。
3.浙江文人气质
曾有人说，鲁迅出在浙江绝对是不正常的。言下之意，他认为浙江文人的气质应该是徐志摩型的。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不妨从闭和开、情和理、静和动三个方面来看一看浙江文人的气质的特点。
（1）闭和开的交替
浙北处在苏南浙北水乡文化圈，与南京相比，有相对的封闭性，虽然南京在地理意义上亦可算是江南，由于历史上多次北方王朝南迁，作为都城的时间也较长，因而，南来北往客，北语与吴语的长时的交融，语言已明显脱离吴语，风俗习惯也是南北皆有，如北方人嫌南京菜太甜，而南方人嫌南京菜太辣等。而浙北东濒大海，北靠太湖和苏州，西有浙西大峡谷，交往相对只在吴越文化圈，除南宋一代有北人南迁外，少有大规模移民（移出或移入）情况，因而这个文化圈的相对独立性较强，这与浙北的富庶和安逸是分不开，文人不用为了生计而奔走他乡，也缺乏离家的勇气。浙江文人对浙江的归属感极强，其作品大多数以家乡为背景的，如鲁迅、茅盾的小说，又如金庸的故乡情节。而开放性一方面是内部的开放，这从水乡典型的民居建筑中可以体现；另一方面是近代以来，浙江作为沿海省份，被迫打开了大门，时世动荡，北上上海和北京成为时尚，尤其是随着日本人侵占浙江，不少文人开始过着逃难的生活，丰子恺是其中的代表。
（2）情和理的交融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浙江人富于感情，善于文学创作，而理性不足，少有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更有甚者，居然还嘲笑浙江文人的肤浅。有人说，从民间三大爱情传说来说，有两个与浙江有关，分别是白娘子许仙和梁山伯和祝英台，这充分说明了情感因素在浙江人思维中的重要性。事实上，浙江历来不乏思辩的理性的人，理学家王守仁、思想家黄宗羲、数学家李善兰，在现任的1000多位两院院士中，浙江籍的就有200多位，近1/4。权术家也不乏其人，蒋介石便是典型的代表。在文人中，浙江不仅有徐志摩的新月诗风，有戴望舒的雨巷情结；也有丰子恺的哲理小品，鲁迅的深邃思想。而鲁迅三弟周建人则以写科普文章见长。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共存，而以现实主义为主则是浙江文人的总体概括。
（3）静和动的互制
在大多数的外地人眼中，浙江人是一个相对内敛的群体，相对来说，具有火爆脾气和冲动的人很少，因而浙江文人的文风应该是相对平和安逸的。但这绝不是绝对的，我们且先不去说鲁迅，就说丰子恺，在其早期作品中，充满的是天真烂漫的童心和深广祥和的佛心，但在国难当头之时，却写下了极富战斗性的《还我缘缘堂》等文。
是啊！任何有责任感的文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激奋的，浙江文人又怎会例外。再说金庸，一副儒家风范，却有着深刻的武侠情怀，其武侠小说在刀光剑影中最终给人的却不是一种无谓的骚动，而是一种对文化的解读和沉思，因为他的小说是以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作支撑的。以动制静，这也是其高明之处。因而鲁迅作品的嬉笑怒骂，而周作人作品的和风细雨，均是浙江文人的两种流派。
五、吴越风土人情
在风土人情方面，吴越地区可谓风光独特，江南的各个城市都是非常有韵味的，尤其是绍兴和苏州，代表了吴越文化的两大中心。绍兴城号称古越老城，城中小河，石桥，一派水乡小城的味道，而苏州的水乡和绍兴又有所区别，如果说绍兴的水乡像一个少妇，那么苏州的水乡就是一个少女，两者的味道是不一样的，需要自己去感受。另外苏州还有一个著名的“姑苏城外寒山寺”，以一首诗闻名，能够体现吴越地区静谧而安详地文化气息。苏州园林不仅是风景区，同时也是体验中国建筑艺术的好去处，苏州园林的小巧、自由、精致和写意也体现着中华文化的那种和谐意味。
在民俗方面，浙江北部的蚕俗和苏南水乡的服饰是流传至今比较有特色的物事，体现了吴越的桑蚕丝织的艺术特征。吴越文化区的工艺美术，犹如百花盛开，争奇斗艳。中国三大名锦，占有南京云锦和苏州宋锦两项。苏州刺绣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每每到了七夕乞巧节，江南地少男少女望着天边的银河，在瓜棚下倾听牛郎织女的绵绵情话。
（1）丝绸之府
苏州丝织手工业由来已久，旧记吴绫和楚绢、蜀锦、齐纨、鲁缟并称。北宋元丰间城中便有轩辕宫之设，祭祀机神之外，兼作机业议事之所。自宋及清，宫廷均在苏州设织锦院或织造等官府工场。苏州自北宋起，就是全国丝绸生产和贸易中心，至明清时期，郡城“家杼轴而户纂组”，“织作在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苏缎、宋锦、漳绒、缂丝等精美品种，闻名海外，号称“日出万绸，衣被天下”。苏州丝绸以织工精细、色泽鲜艳、图案雅洁著名。丝织业的繁荣，也为苏州发展刺绣、戏衣、服装、制扇、装裱诸业，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原料。
苏绣图案典雅，色彩秀丽，针工精细，与湘绣、粤绣、蜀绣合称为我国四大名锈。刺绣发迹在苏州。相传孙权的姬人赵夫人，能在方帛上绣出五岳、河海、城邑、行阵等景物，当时人称为“针绝”。以后历代相传，便成为一种妇女特有的艺术。特别是苏州城西30公里、滨临太湖的光福乡，乡村每家妇女，除养蚕外，都娴熟这种艺术。刺绣的原料有缎底、凌底、纱底等不同，有用绒、用线、用发（实际多用黑纱代）等绣法。近年来，苏州刺绣厂又创造了“双面异绣”，使苏绣艺术登上了一个新高峰。